新書推薦：
《
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
售價：HK$
69.6
《
亲爱的安吉维拉：或一份包含15条建议的女性主义宣言
》
售價：HK$
58.8
《
理想国译丛064：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
》
售價：HK$
122.4
《
海外中国研究·明清中国的经济结构
》
售價：HK$
153.6
《
理想国译丛018：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2024版）
》
售價：HK$
110.4
《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
售價：HK$
105.6
《
大洗牌
》
售價：HK$
93.6
《
亚洲经济发展与模式分析
》
售價：HK$
106.8
|
| 編輯推薦： |
1.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在民族危亡之际，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抗战时期，只用在信封上书“中国李庄”四字，便可将信件寄到李庄。作为四大文化抗战中心之一，李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民族危亡之际，却成为世界的焦点。
2.背负民族传承，岂有穷途之哭。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众多大师级学者，在艰难岁月坚守对民族的忠诚，以书生的方式参与抗战。
3.群星璀璨，近代学人不期的命运交集。
这些不同领域的大师，在李庄相聚，填补了诸多中国学术的空白。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李庄，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有多大一片空白！
4.**之作的迭代升级。
2004年，一部《发现李庄》让李庄重回大众视野。近二十年来，岱峻又结合大量的采访记录、田野调查记录、文献资料，对《发现李庄》进行了升级，是“历经数年的重新写作”。
李庄，位于宜宾下游、长江南岸的一座小小古镇，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座古镇是与成都、重庆、昆明齐名的“四大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信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即可使命*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中博院等文化机构将李庄作为安身之地，李庄的乡绅乡
|
| 內容簡介： |
寂寂无名的李庄在抗战时期安放了一张书桌，让它在这段历史的切片中群星闪烁，与成都、昆明、重庆齐名。《发现李庄》（三部曲）重拾抗战时期学人颠沛流离又壮怀激烈的岁月。用旧照片、档案、史料、书信讲述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大地测量组等机构的战时往事，追忆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等学者大师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勇毅与温情。
*书通过对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等大师在李庄学习生活的描摹，还原了那一代学者独有的风骨和学问事功。揭示了家国危亡之际，李庄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如何用川人的坚毅、包容、乐观存续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宝贵的教育资源。
|
| 關於作者： |
|
岱峻，文史学者，祖籍四川资阳，定居成都。著有《发现李庄》（三次再版，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初版获《中华读书报》2009年百佳优秀读物；增订本获《光明日报》2021年十大好书），《民国衣冠》（中华读书报2012年百佳优秀读物），《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凤凰传媒2013年“十佳”读物、南京图书馆2014年“陶风奖”十大好书），《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十大好书），《照人依旧披肝胆 入世翻愁损羽毛——刘雨虹访谈录》等。
|
| 目錄：
|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目录
李庄歌（代序） / 001
前面的话 / 003
楔子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 011
节?喜极而泣 / 011
第二节?异地同庆 / 017
第三节?悲欣交集 / 022
章?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 / 027
节?十年艰难铸重器 / 027
第二节?漂泊西南天地间 / 036
一、暂驻足衡山湘水 / 038
二、昆明两年 / 044
三、狼烟起 拟迁川 / 054
第三节?船泊李庄 / 061
一、迁川路上 / 061
二、小镇江湖阔 / 065
三、李庄居 亦不易 / 072
第四节?牌坊头开场锣鼓 / 083
第二章?那时的先生兮 / 087
节?一箪食一瓢饮 / 088
第二节?中医与西医 / 098
第三节?先生兮不亏人 / 106
第四节?吃人谣传与枪炮保护 / 112
第五节?自律与自由 / 126
第三章?板栗坳的史语所 / 139
节?傅斯年：去重庆 回李庄 / 139
第二节?董作宾与《殷历谱》 / 164
一、山坳上一盏亮的灯 / 164
二、老天爷 代所长 / 171
三、甲骨二堂 / 179
第三节?战时中国好的图书馆 / 184
第四节 《六同别录》 / 197
一、茶花院叶茂花繁 / 200
二、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 219
三、动手动脚溯远古 / 238
四、踏勘“他者”的田野 / 264
第四章?体质学所的孕与殇 / 279
节?吴定良与史语所 / 279
第二节?体质人类学的时运 / 286
第三节?筹备处之殇 吴定良之恸 / 290
第五章?小镇上的中博院 / 296
节?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 300
第二节?马长寿的川康民族考察 / 311
第三节?谭旦冏与传统手工艺调查 / 316
第四节?李霖灿的东巴奇缘 / 319
第六章?陶孟和与中研院社会所 / 329
节?门官田与石崖湾 / 330
第二节?陶孟和：孤独的强者 / 337
一、中国社会学的开山 / 337
二、1942，汤象龙举家离走 / 340
三、西北建所受挫 / 350
四、沈性仁撒手人寰 / 353
五、行年五十而知非 / 356
第三节?战争损失与赔偿研判 / 361
第四节?山间桢楠 国之栋梁 / 367
一、巫宝三：中国GDP研究的先驱 / 368
二、梁方仲：一生背负一条鞭 / 377
三、严中平著《中国棉业之发展》 / 386
四、李文治著《晚明民变》 / 392
五、徐义生：治外债史的政治学家 / 396
第七章?月亮田的营造学社 / 406
节?梁柱崩折 / 406
|
| 內容試閱：
|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前面的话
作者已死——
这是一个阐释学的哲学命题，出自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意思是说，文本一旦形成，就是一种独立存在，与作者无关；而读者已是下一步的作者，阅读、理解、阐释、补充，会帮助文本实现更高意义的完整性。文本作者也是一位读者。岱峻，作为2004年版《发现李庄》的作者，感同身受，深以为意。
一
周谷城在《“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丛书》“序言”中说：
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国立中央研究院即为增长国家实力、促进科学事业的进步而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一成立即标志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那些“书生”走出“仕进”与“独守”之桎梏，开辟出一条集团研究、知识立身的道路，胡适称之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傅斯年称为“新学术之路”，并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首都南京和北平、上海等地一批学术教育机构一再播迁，栖息长沙、昆明等地，后竟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傅斯年语）——四川南溪县李庄落籍。
长江边上的古镇李庄，以山水的柔情与静默，接纳并呵护民族的“衣冠”。镇上“九宫十八庙”驻扎同济大学，乡下祠堂农舍，分布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这批学者，或乘一袭滑竿，或挟一把油伞，行色匆匆，出没乡间泥泞。内中有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博士，“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博士 ，“中国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博士，“中国体质人类学奠基人”吴定良博士，“中国建筑科学之父”梁思成，以及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等。这批先生在后辈学人许倬云眼中，是“希腊精神与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他们大多生于晚清，系出名门，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痌瘝在抱，忧国忧民，目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有学术救国的情怀，其立足点是贯通中西，研究方向是“中国问题”。他们不蹚政治浑水，不依附权势，捍卫学术自由，保持人格独立。
那时，小镇李庄与南溪县、宜宾（专区）、陪都重庆，甚至世界，意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有了共同的根须，共同的叶脉，共同的呼吸。海外邮件，写上“四川李庄某某信箱”便能准确寄达；同盟国一些科研机构，常收到寄自“李庄”的交换刊物书籍。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在板栗坳史语所度过一段难忘的访学时光。外国教授史图博、魏特、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等，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风雨同舟。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成了葬在李庄天井山的孤魂。李约瑟来到李庄，获取了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批重要史料，并从史语所挖走一个叫王铃的青年，成为日后重要的合作伙伴。外国友人费正清、费慰梅、翟荫等曾造访李庄，并与中国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保持长期联系。
板栗坳绿荫丛中的“田边上”，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好的文科图书馆，藏有十七万册中西文图书。一大批学人追随至此，含英咀华，依靠图书资料，写出高质量论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柏木牌匾，曾挂在栗峰书院一户农舍门前，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王明、杨志玖、王叔岷等，在那里苦读数年，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在南洋执教的校雠学大家王叔岷晚年感叹，身为北大研究生，竟一生未迈进北大校门。
偏僻山村，远离炮火硝烟，但愚、贫、病、匪等魔影，会随风潜入，伺机作祟。李庄民智不开，一次“下江人吃人”的谣传，山山水水都回荡着惊恐；“太太客厅”的林徽因，曾光焰万丈，语惊四座，而在李庄月亮田，她是吃尽当光、卧床不起的病人；梁思成的兄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胃病肺病并发，躺在担架上被抬着离开那片土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两个女儿，两年间相继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川南匪患不靖，在刺刀的保护下，那些一心向学的谦谦君子终不免战战兢兢，蹇涩难行……
乱世烽烟，板荡不已。破庙祠堂，庠序如旧。当代学人陈平原认为，战时教育科研机构内迁，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在组织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搬迁；精神上不是逃难，而是弦歌不辍；教学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战时如平时”，着眼于战后建设与人才培养。同济大学因由这张宁静的“大书桌”，为国储才，培养了战后建设的一大批精英。中研院、中博院和营造学社学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把家仇国恨，化为案头研读、笔下文章，扛鼎之作《殷历谱》《六同别录》《居延汉简考释》《上古音韵表稿》《博物馆》《远古石器浅说》《麼西象形文字字典》《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等，在李庄完成并石印出版；一批开创性著作，如《中国建筑史》《撒尼倮倮语语法》《明清档案研究》《中华民间工艺图说》《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太平天国史纲》等，在李庄完成前期准备，甫一出版即声名鹊起，至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
李庄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的小山村，是衣冠南渡、文化抗战的重要场域；是一大批学人一大批学术成果的汇聚地；今日学界仍在传承其学脉和精神，仍在吸吮“李庄”的隔代或异代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李庄也是读懂中国。
二
《发现李庄》，发现是个动词，是不止歇的过程。
二十多年前，写《发现李庄》，不识前路，亦无同道，单人瞎马。书一面世，托荫先贤，在受到学界认同、学人嘉勉的同时，作者也得到粗浅的学术规训。北京大学、中央民大、同济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平台，帮助我知晓“发现李庄”的学术与学术史意义。原中研院研究员、历史学家何兹全，梁思永先生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曾接受我的专访。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学者余英时、许倬云、王汎森、罗志田、王明珂等给我鼓励甚至点拨。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恩典与助益，也形如一根根缰绳，一副副鞍鞯，鞭策我这匹老马，不得不奋力前行。
拙作《发现李庄》出版后，在收获肯定的同时，也遭致批评。当年同济大学教务长薛祉镐，是宁波鄞县人，工学博士。其子薛恭稼从杭州致信作者：李庄地处丘陵、坎坷不平，外地迁入安置点极为分散，丁文渊和傅斯年等出行皆坐滑竿。书中傅斯年体恤下情，丁文渊以滑竿代步，纯然法西斯。衡人论事，这是双重标准。再如二十四教授斗同济校长丁文渊，写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事实上是国民党内部CC派与政学派内讧，书里丑化教务长薛祉镐，说成蓝衣社特务。其实，他一生无党不派，鼎革以后一直是国家质量监督局高级工程师。材料不等于史料，史料未必真实。“治史如断狱”，薛先生的信让我醍醐灌顶。
当年，我用虚构想象“场景还原”，写“十六字电文”产生背景、过程和影响，成了其后李庄故事的开篇。这当中，聚会场景、人物语态表情，仿佛作者身临其境。后来始知，“十六字电文”虽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且不胜枚举。如现在宜宾档案馆就存藏有卅二位乡绅给四川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冷熏南的请愿书，要求把李庄镇上的公产拨付同济大学使用。这都需要以同情心同理心，辨析清楚，表述公允。
一段时间，李庄旅游宣传把月亮田营造学社旧址标帜为“梁林故居”。在李庄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梁思成的孙子梁鉴说，把营造学社旧址说成是梁林故居不恰当。那时不光有梁思成，还有刘敦桢。法式部和文献部是中国营造学社两大支柱。再有，说林徽因是诗人当之无愧，要说是著名建筑大师，不免牵强。刘敦桢留学日本，有别于留学欧美的梁思成等，但这一建筑学派也自成风格，作品如紫金山中山陵和台北故宫等。当年，中国营造学社依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为旗下的建筑史料委员会，这段史实几近湮没。
史语所去了台湾，他们被称作“史料学派”，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历史文献保存完整，因此李庄叙述占了绝大部分。留在大陆的社会所，资料阙如。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所整体转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的观念确立，意味着对过去彻底否定。于是原社会所的资料文牍被弃如弁髦。这种现象，直到2019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建所九十周年才得以改变。随着一批史料浮出，社会所的李庄故事也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同济大学重视与李庄联系，近廿年更为亲密。也有很多人参与对李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但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时间段对史料有不同解读，比如二十四教授斗丁文渊的故事，背景极为复杂。一小小的李庄，还有中统特务伪装“化学教授”，一张乡野大书桌，竟有鹰犬潜伏……
“发现李庄三部曲”，是集二十年时间、无数人辛劳的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表述。
三
过去的李庄，是由知道那段历史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构成的，随着他们的一一谢幕，那段历史在逐渐被风干，被形塑，或有些扭曲。
2004年5月10日，《发现李庄》在李庄举行首发式。十天后，我接到李庄友人左照环电话，说今早一点罗萼芬在宜宾去世。据说前一天他读完《发现李庄》，昨天一早就去宜宾城会晤东北返籍探亲的九姐罗筱蕖。“在九孃（罗筱蕖）寓所当夜发病，送到医院就去世了。”我颤抖着把电话打到罗萼芬家，他儿子罗建新接电话，说：“父亲读到书很高兴，说认识你是这辈子的幸运，一家人都感谢你。”还说，“父亲和九孃姐弟见面，太激动了，说了一夜的话，直到说不出。”一本书，带走一个老人的生命，我一生愧疚，难以安宁。
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年轻时他背弃去台的父母，独自回到大陆，退休后曾一趟一趟地去李庄，为追忆过去，缅怀亲人。在他人生的后十年，我有幸成其忘年交，随之出游湖北钟祥、京城清华园与北海蚕坛、山西西阴村，以及李庄……这都是他父亲李济出生求学工作食息的重要时空节点。没有这些因缘聚合，不会有拙作《李济传》问世。2013年11月某日，我接李光谟电话，说他在石家庄的一个好友走了，他们从李庄读同济附中结识，友谊持续六十余年。光谟先生声音低沉，希望我到北京陪陪他，或有话要说。半个月后（12月7日），得到他去世噩耗，我即赴京扶灵，陪送老师后一程。而今，灯下枯坐，徒有追忆与涌出的悲情。
劳榦之子延煊、延炯兄弟，是我未曾蒙面的朋友，两次通信后即肝胆相照。一段时期，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兄弟俩一封或两封信，早上醒来开手机读电邮，成了我的反应。他们告诉我关于李庄的很多细节，比如傅斯年家，早不在桂花坳，而是在板栗坳礼堂旁边。送他们来李庄的轮船，是泊在江心用小划子，一船一船运到岸边，再顺着高石梯一步一步挑上去。跟我讲了很多有趣故事，如向达之子向延生和李方桂之子李培德打架，张官周之子被绑肥猪等。细节就像屏幕上的像素点，个数越多，清晰度越高。
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研究李庄起步晚，但作为“学二代”，自幼耳濡目染，接触材料上手快，成果丰盈，写中博院的专著《朵云封事》出版即洛阳纸贵。他有爱心有时间有能力有条件，从加拿大，到中国台湾、四川、云南，到南京、北京，满世界寻找知情人，打捞与核实资料。我们相见恨晚，一见倾心，有过很多次的坦诚讨论，比如十六字电文的真伪，如何评价李济与梁思永考古发掘的贡献与局限，如何看待傅斯年的霸蛮，如何看待李济去台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等。有共识、有分歧、有争论、有保留，全都恪守公义。他无私提供给我很多高清照片，有的是他不遗余力收集来的，有的是他发动学人后代如李光宇之女李前珍、董作宾之子董敏、李光涛之女李幼萱等人提供，经他扫描汇总的。在中比我长两岁，我们都直道而行、不假辞色。我一直生活在大陆，他在台湾生息求学，在美国工作，在加拿大定居。各自都有对当下环境的焦虑。焦虑不是害怕，并无确指，有时也会放大偏见。我们偶有争论，一次甚至拍案而起，不约而同地说，十年以后看谁对谁错；错了，一定当众认输。2020年3月16日，董作宾之子董敏兄在台湾去世。在中在QQ上留言：“疫情的蔓延更使人走得凄凉！”像是谶语，同年8月8日，在中在加拿大去世。董敏晚年患有帕金森，早知会有这一天，而在中兄不曾有任何先兆，竟不辞而别。呜呼，再没有可以和我辩难的朋友了。
“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清 金农诗），被年年秋风掠走的，还有李庄的芳草良木。
傅斯年住过的桂花坳是一普通农舍，后来的房主、永胜村六组村民张家友是土改后分到的。不过，他们家与傅斯年还真有缘分。二十年前，我先认识他哥张汉青。当时，他在红苕地里理苕藤。他给我讲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滑竿，傅斯年如何体恤乡亲的故事。几年后，他悄然谢世。2007年秋日，我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来到桂花坳，见到张汉青的弟弟张家友。回台以后，他将一本《傅斯年先生文物资料选集》寄赠这位未必识文断字的村民，并亲笔恭书“家友先生惠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赠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张家友无负海峡那边的情谊，将此物视为拱璧，决不轻易示人。据说有人出价两千元，他坚决不卖。2021年春日，大学同学组团到李庄，我当导游，当我们兴冲冲走到桂花坳，围过来的乡亲告诉我，张家友几个月前刚刚病逝。
发现李庄，是一场场肃然悲壮的告别仪式。当年我采访过的李庄友人，相继去世的，有板栗坳村民邓素华、陈金辉与母亲李婆婆，门官田村民张执中，以及镇原党委书记孙远宾、驾驶员周建东，等等。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会停止”（卡夫卡）。西人不惧死亡，“死亡，使灵魂脱离身体这个牢笼，上到天堂，与诸神同在”（苏格拉底）。我的一位亲人死了，是我的一个部分死了。我的朋友故去，他带走了我与世界的一部分。季羡林在回忆北大历史系教授、宋史泰斗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一个词“后死者”——这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后死者应承续先行者的历史“托付”，有责任和使命，接着往下讲，往下做。
《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死了，又幸运地复活为2022年版“发现李庄三部曲”作者。自次寻访李庄发现李庄，转眼二十多年。那时我未晋知非之年，而今已逾古稀，黄昏薄暮，来日无多。但文本“发现李庄三部曲”会留下来，会有更多的读者化为作者，汇入更多阐释、批评，进一步发现、充实。
岱峻 辛丑年八月十九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样章
第五节?自律与自由
江上渔歌，山坳犬吠，乡间日迟。青年研究员何兹全印象中的板栗坳十分清静，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山上没有电灯，用点着两根灯草的桐油灯。天一黑，院门一关，房门一关，满院寂静，四野寂静，宇宙间都是寂静的。睡觉！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我们房子后面有棵大树，树上有一窝猫头鹰，我们头一天到，不知道。次早黎明猫头鹰嘎嘎大叫，我们被惊醒了。
板栗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无尘嚣之乱耳，无跑飞机轰炸之劳形。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极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每天读书抄材料。
刚发蒙的张汉青少不知事，父亲张海州给史语所做事。他天天就在先生中间跳来跳去，那是他生命里一段奇特经历：
牌坊头有棵大的桂圆树，天天赶早先生兮就在这里摆脚摆手。刘海清早上摇铃铃上班，先生夹一摞书来；下午摇铃铃下班，先生夹一摞书去。他们住得很分散，六七个大院子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各上各的班，比我们上课还清静。有事外出要请假。平时是不能随便离开板栗坳。规矩大得很。
从北平到李庄，经历了长沙大火、昆明空袭，多次播迁，每个人自觉把自己镶嵌进这个团体，养成高度的纪律性。
李临轩是历史组的助理研究员，研究断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翻，只得暂请外出假五日，分发承办工作，随带五日归家抄写。至于前两次因病请假，俟以后星期例假补作，俯予赐准。”就是说请假休息，工作不停；请假时间，在以后的星期天扣除。
1943年，马学良从云南调查倮语返回史语所后，闻母病，请假回西安省亲。1944年3月25日，他向傅斯年写信：“家慈病日危，返所无期，而调查材料急待整理，拟借家慈去成都治病之便，将家迁至板栗坳，如此，可早日返所工作，恳请吾师恩赐住房数间，以便早日成行。”同乡、同学、同事张琨也请假回到西安。马学良侍奉母亲，又与好友相聚，便心生流连，“前曾函恳赐住房数间，以便迎养家慈于李庄，惟迄无复。现陕中紧急，恐难成行，兹特再函恳谅情赐假几月，伏乞垂谅。”傅斯年一眼看穿年轻人的把戏，复信：“关于兄去年亏空，因而募捐一事，至先奉母来此伺养，房子无问题。又，兄请假过久，不可再延续，务请于一月内返，至盼。”
事情又生变故。马学良妹妹的同学何汝芬流落西安，母亲作伐，相识月余，匆匆成婚。“这一夜，日本人攻打潼关，枪炮声此起彼伏，西安城一片惊慌。”傅斯年不明就里，一边苦劝，一边亲自出面托人找车。“敝所助理研究员现在西安觅车困难，无法起身返所，敬请我兄用院长名义函请西北油矿局代为设法，并乞询胡副长官（胡宗南）办事处能否即搭该区车来渝？”其后，傅斯年到底还是知晓马学良的洞房花烛情，7月13日致马学良的信颇为恼怒：“天下事有本自显然，强辩无益者。来信于结婚事一字未提，此事岂有不影响兄返所时日者？现岁停薪留职，仍须早日返所。”
7月20日，马学良将现实困难向傅斯年和盘托出：“留西安未返之苦衷，原非尊示所认为强词借口。今与张琨同学商好，九月十五日以前如母病较好，即相偕返川。不知彼时尚能留职否？伏乞早为示知，所方若限于定章不得已而下辞令，亦请早为示知。恳准将调查稿件寄来整理交付所方印刷，如何之处，伏乞裁示。”西北大学闻讯，也在打主意聘任马学良，边政系系主任黄文弼致函傅斯年。8月8日，傅斯年再函马学良：“兄奉母之事，弟极同情，惟决不能为无限期请假之理由。就西北大学事，恐非善法，至于调查稿寄来整理一说，自行不通。总之，快快回来，是为善法，迁延太久，名额已满。”
入情入理，苦口婆心，犹如子规啼血唤春归。几十年后，马学良犹存感激：
转眼到了1945年，傅斯年所长一再来信催促我和张琨回四川工作。傅先生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时，还在开会间隙再次写信，在信中谆谆开导，言深意切，令我们又感动又惭愧，不能不急忙束装返川。这年8月，我告别父母和妹妹，同妻儿登上返回四川的汽车。
周法高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学一门外语，1942年2月23日，他向傅斯年呈交假条：“兹因工作需要，拟请求自三月至六月每日赴李庄听德文二小时，尚祈鉴核。”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有一年我每个星期有五天的早上，都到山下同济大学旁听德文课，从山上到山下有十里路，来回二十里，我每天穿着草鞋走二十里路去听两个小时的课。恰巧有个印度学者做访问学人，我正自修梵文，就常向他请教。”他说的这位印度访问学者叫狄克锡，原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学考古学，来史语所研究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
1945年周法高、董同龢等赴成都调查四川方言，专门去成都陕西街燕京大学向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请教。周法高从李先生处借到德文版那保罗的《根据陈澧切韵考对于切韵拟音的贡献》一书，凭着旁听德文一年的功力查字典，抄完60余页德语原文，边工作边研读，于1948年写成《古音中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把那保罗的学说介绍给中国语言学界。
三十年代起，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注重在学者中选拔官吏，先后延揽了地质学家翁文灏、钱昌照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副秘书长。翁文灏后来在蒋介石任行政院长期间曾官至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物理学家李书华任***副部长，还有南开大学研究院的何廉、植物学家李顺清、化学家徐佩璜、物理学家李耀邦等人，都先后在政府任职，加上曾为北平地质调研所所长，又参加过巴黎和会的丁文江等，这些学者一时间尽入党国彀中，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中研院是国府学术机构。建院之初，蔡元培就曾说过，中央研究院系纯学术研究工作者所组成的学术团体，它与大学研究院性质不同，大学稍侧重于博大，研究院侧重于精深。凡到中央研究院的人，必抱坐冷板凳，专心问学的宏愿，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
据说，1940年中研院拟设民族学研究所，欲请留美博士、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执掌。李先生向如闲云野鹤，对学问之外的事，向来不涉，宣称“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此时，傅斯年兼中研院总干事，于是，出面请李方桂屈就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傅氏看来，所长只是学术负责人，凭自己与他的交情兴许会给这个面子。结果事与愿违。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就对傅直言：“我认为，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此则逸闻，据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辗转求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一位老先生，得到答复：经查史语所现存傅、李两先生档案，确有“设所”之议；但“三等人才”一语，则文献实不足徵。
致仕与治学，也同样考验过民族学家凌纯声。1943年2月23日，他收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加急电报：“关于请兄担任新省党部执委兼该部研究室主任一案，已得盛主委同意，此案并经常会通过，总裁又定期召见，请速来渝西行，并物色工作人员连同经济调查人员在内共四人偕往。”盛主委即新疆王盛世才，抗战前期，他在各种政治势力间左右逢源，与苏联暗通款曲。此时，已归顺国民党拥护蒋介石。于是，国民政府亟须派员援疆，有人举荐凌纯声。两天后，朱家骅又发一电：“尊事已奉总裁批准并嘱转知来见，希即来渝。”总裁召见，谁敢拂逆？凌纯声遂求助傅斯年，傅与朱家骅交谊厚，在蒋面前也敢言。凌在2月2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谈到“不能赴新省之理由五点，恳向院长代为婉辞并解释一切”。傅斯年当然理解。3月4日，凌纯声回电朱家骅：“现内人病甚，一时不能赴渝应命，去新远行实有种种困难，已托孟真兄代陈一切。”上方催督愈烈，3月6日，中研院干事王敬礼再致电凌纯声：“新省一事，业常会核准，盛电欢迎，总裁极愿传见，事成定局，盼即来渝。”一纸千钧。盛世才已摆出欢迎架势，这也关乎蒋公的面子。凌纯声清楚，蒋是要把自己当作笼络盛世才的礼物，盛世才是要把自己押作人质。3月11日朱家骅再下后通牒：“此事一切手续均已办妥，且总裁召见，何能中止，则损失弟个人信用，无论如何盼速来渝西行。”拖了五天，凌纯声才回电朱家骅：“不能赴新实有难言之苦衷，现决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回电掷地有声，凌纯声必然惹怒上司，但当局还算隐而未发。
研究所内部“禅让”，也时有发生。中博院主任李济就曾两次让贤举能，他分别致信朱家骅、傅斯年：
——近日默察一切颇觉博物院事可得一满意解决，即以弟职让与思成兄营造学社，想兄亦可同意，希与骝公（骝公即指骝先，朱家骅字）便中一商。
——请辞并非求去，现此项人才已多，如梁思成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并可兼主博物院事，弟当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应完而未完之报告，伏乞俯允是幸。
史语所档案，有几封信有意思：
1944年10月4日，李济致信傅斯年：
蒙古语典劳兄吹嘘，已以二万元与**部成交，哈佛燕京社补助费弟受之有愧，务祈代为辞谢。
1945年1月27日，梁思永致函傅斯年：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
傅斯年有多重社会兼职。董作宾在李庄也长期代理史语所所长职，1941年5月31日，他致信傅斯年：“望勿以‘所长兼薪’事向院方进行。”1945年9月13日，“关于兄请假事，请加考虑，好为兄兼任北大事，弟则维持一非正式代理，然弟绝不克担任正式代理”。9月23日，“所长办公费弟决不受之”。代所长只做事，受累，遭怨，绝不求名受薪。
既为中研院下属研究所，就不能说与意识形态全然无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在李庄史语所，《三民主义歌》也必须唱。1942年，董作宾以“咏南”为笔名所写的《栗峰上的史语所》云：“这一群书呆子，有时也过着整齐严肃的生活，每次纪念周的时候，大家在晨光曦微中齐集第二院，静待铃声一响，便鱼贯而入礼堂，肃立则鸦雀无声，党歌则高唱入云，直待礼成之后，大家才肃然而退。国民月会，也曾有过，各项专题讲演，后一次是哲学家金岳霖大博士的逻辑，尤其益人智能不少。”
在迁入李庄的学术团体和科研单位中，没有明显的政党派别活动。据1938年年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统计，中研院职员中有国民党党员11人：蔡元培、周文治、刁光辉、阮鸿仪、何桂辛、李行圣、冯騛、李四光、周文龙、吴定良、陈士毅。1939年6月20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转发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函：“通令各级党部对各该地未入党之公务员，尽量劝导加入本党，并函国民政府通饬全国各级机关主管长官，首先加入本党，以资倡导，而期充实本党力量。”中央研究院特将此函转发到各研究所。据1947年的档案资料显示，其间又在中研院发展了15位党员，属于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十六区第十三分部，名录显示：萨本栋（中研院总干事）、刘次籣（秘书主任）、王懋勋（秘书）、余又荪（秘书）、王梦鸥（秘书）、辜孝宽（总务主任）、王恩隆（组员）、丁建中（组员）、吕仲明（科员）、吴家槐（科员）、朱宝昌（组员）、程元龙（组员）、刘求实（书记）、彭雨新（社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建章（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以此看来，除社会所彭雨新之外，中研院在李庄的研究所再无一人加入国民党。
1943年3月10日，以蒋介石名义著的《中国之命运》出版。27日，国防委员会秘书厅发函，要求“全国各级政府机关等均应切实研讨批评，依限呈报”。6月11日史语所向总办事处报送副研究员劳榦、全汉昇与助理员屈万里、周天健等四篇读后感。据《中央研究院各所遵从〈中国之命运〉一书原则拟具工作实施计划案》显示，劳榦对《中国之命运》，提出多达11处需要“斟酌”的意见。其中一处质疑“标准”，“不知何指”；一处质疑“中国的命运的标准”，“不知如何标准”。官方指示，意在“研讨”，不做“批评”。他却以史家的考据方法，辨正《中国之命运》文理不通，“文法上或文义之贯串上有可斟酌者，尚所在皆有”。
中研院有派遣研究人员“放洋”的传统，这是众所瞩目的出国进修机会。据夏鼐日记，1944年2月10日史语所“遣派出国之人选将投票表决”； 2月22日，“所中遣派留学事，由所长全权办理”。后，各个研究所报中研院，经院务会议批准，派遣史语所丁声树、全汉昇与社科所梁方仲等三人出国。
按照规定，所有出国人员都必须到重庆浮图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这一组织为蒋氏于1938年所建，其宗旨“在使受训人员真能成为实现主义与彻底奉行命令之战士与信徒”。报名注册时，须在专人指导下填写履历表。其中“已入党否”栏，如果未入，即被要求填上“申请入党”字样。
来自李庄的三位及中研院另外两位学者，坚持留空不填。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回忆，当时所有公派出国人员入此团受训后方可领得护照。除周末外，每日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报告内容基本不离三民主义理论、国内外形势以及国民政府施政成绩和建设成就等。通过学习，达到使学员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和宣传国民政府之目的。混课，对中研院大学者不过小菜一碟，但要申请加入国民党，则断不为。据说，以“不入党、不做官”为宗旨的梁方仲，为了逃避训练团三番两次派人劝诫，曾一度从浮图关搬到两路口中研院总办事处“避难”。恩师陶孟和或有所闻，曾以“手示”委婉劝其稍做变通。梁方仲回复陶孟和：“此次全国不入党者，仅十六人，其中中央研究院者占去五人，闻段书诒先生对生等颇表同情，故得幸免。”为其辩说的，还有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他出面解释，中研院的先生都是只做学问的“书呆子”，从来无意党派和政治；还搬出美方已经发出邀请等理由，与多个部门疏通。拖了几个月，他们后才得到护照。
傅斯年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都站在国民党一边，但他执掌史语所的原则始终是有意疏离政治。他主张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提倡建立客观的学术研究，“做学问不问实际应用”，“拯救国家的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他在史语所公开表示：“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
史语所学人被称为“史料学派”。“史学就是史料学”，治史者或不免带观点，难以做到客观，为史学尽可能公正，就要力戒主观。史语所的学者在史料收集、整理和注释时，在看似客观的研究中，也有掩不住的现实关怀。
全汉昇1942年完成的《北宋物价的变动》一书之概说，有对物价变动影响民众生活的表述：
物价一涨一落的变动，对于人民经济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物价上升时，出卖商品的商人，生产商品的农民和工业者，莫不喜气洋洋，因为这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同样，随物价上涨而工资不涨的不固定收入者可要困难了；因为物价的上升，足以迫使他们降低原来的生活程度，以致过去能够享用的物品，以后不能享用，或须大量地减少。反之如果物价下降，在一般消费者和固定收入者看来，这是好不过的现象；因为他们可以趁着这个价廉物美的机会，买到许多物价上涨时所不能够买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上自然要宽裕得多了。至于运销商品的商人，生产商品的农民和工业者，当物价低落的时候，不特无利可图，有时甚至要亏本，可要愁眉不展了。物价升降既然给予人民经济生活，以这样深刻的影响，它在经济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应被忽略的。
作者考察北宋物价变动所引发的问题，战时钞票贬值，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这样的经济史研究，不能说没有现实针对性。
1946年劳榦出版《秦汉史》，他书中写道：“实际上儒家是讲原则性的，而法制则是必须在客观立场上管理政治，二者之中，一站在道德立场，一站在技术立场，两者正互相为用。中国历来政治，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二者交互使用；不只是汉，中国各朝多半如此。”孟子主张“禅让”，但难于实行，只好以“贵族政治”替代一姓之继承，“贵族”从“皇室”分权，这是走向政治民主化之始。史料学派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就这样不即不离又若即若离。
1944年元旦，板栗坳牌坊头礼堂两边贴有一副大红对子，给阴冷的天地添了一缕暖色。对联由客居此地的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隶体书写，考古组屈万里撰联：
岁序又更新，装了一肚皮国恨家仇，卧薪尝胆之余，何妨散散气；
寒酸犹似旧，剩下满脑子诗云子曰，读书写字之外，且自开开心。
史语所考古组夏鼐独自躲开欢笑，向隅枯坐，在日记中写道：“听着隔院歌声，令人有新年之感，自己十余年各处飘荡，仅去年在家中过了一次新年，今年又仍在客中度新年，不知明年又在何处。”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