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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不结婚是我们的错吗？！”
所有努力 只为走完“普通”的人生
日本冰河期就业世代女性群像
浮沉于时代洪流的真实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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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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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考察的对象是日本冰河期就业世代中的女性群体。作者根据“非正式员工”“中年女人的相亲”“生活的艰辛”“护理年老的父母”四个主题取材，采访了与自己同一年龄层、有类似境遇的多位女性：有人明知公司的“努力就让你转正”是谎话，只能靠自我麻木来坚持工作的人；有人生了病也享受不到公司的福利，只能眼睁睁失业；有人找到了男朋友，却因为无法接受自己要先为他送终的现实而打退堂鼓；有人追求亲密关系却几经挫折后放弃，决定与猫为伴度过终身；有人离开原生家庭，领着低保过着有些孤独却又不乏开心的日子；也有人拒绝消费主义裹胁，并在参与工会帮助他人维权的活动中找到了归属感……她们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中或沉或浮，承受并对抗着日本社会中对女性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歧视，也为记录当代东亚社会女性生存现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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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雨宫处凛
1975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作家、活动家。曾做过视觉系朋克乐队女歌手和自由职业者，2000年以自传性散文集《人间地狱与天堂》（太田出版/筑摩文库）登上文坛，后以霸凌、自残等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的艰辛”为题材发表著作，2006年起，她开始关注贫富差距、贫困问题，从事该方面的采访、写作和运动，发表了《女性与贫困》（鸭川出版）、《一亿总贫困时代》（集英社international）、《“女性”这一魔咒》（集英社creative）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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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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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章 非正式的就业形式
节 以录用为正式员工做诱饵让你卖命
―― 一边服用麻痹情感的药物一边工作的昌美
第二节 单身女性派遣期间生病该怎么办？
―― 来问问因患乳腺癌被终止续约的明美
第三节 从短工到“超级派遣制员工”
—— 历经237家公司，技能提升惊人的由佳里
第二章 40岁女性和“婚活”
节 梦想在“老太太公馆”合租屋安度晚年
—— 经历过如火如荼的“婚活”，后却养起了猫的典子
第二节“等他老了，我愿意为他换尿布吗？”
—— 40岁女性华子的“婚活”纪实
第三章 背负着艰辛前行
节“拟态”成功的原心理疾病患者夕蝶
―― 靠生活保障费生存，品尝到“普通人”的幸福
第二节 小学毕业的无敌原宅女自由职业者佳奈
——“月入8万日元也完全过得下去”
第四章 当父母需要看护时该怎么办
单身女性应该如何跨过看护父母这道坎
―― 听听“单枪匹马”照顾过母亲的记者田村久美怎么说？
卷末访谈
让“独居”不再意味着孤独
―― 栗田隆子和雨宫处凛的对话
后记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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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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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十岁女性的心声
“我可是全力奋斗到今天的呀。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好容易找到份工作，一点一滴地证明自己，终于感到受到了认可时，已年过三十。那段时间根本无暇考虑结婚，一路狂飙至今……。心想要不还是去结婚吧，可这个社会却告诉我，四十岁的女性已经没人考虑了……”
这些话出自本书的采访对象之一，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在婚姻介绍所做了注册。东京市内的一家不限时畅饮店内，她对我述说了这些烦恼，堪称“发自灵魂的呼唤”。
我从许多四十左右的女性那里都听到过类似的心声。
她们踏入社会时，正值就业冰河期 ，但仍然咬牙工作到现在。劳务派遣中盛行一种“35岁退休”的说法，可即便是这类工作，她们依然会努力带头协助他人，为的就是续约。她们根本无暇考虑结婚生子。三十岁左右，她们遭遇了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引发的金融危机，拼尽全力才保住了饭碗。
接着等回过神来，已是年近四十。生活中，她们常常会被无心地问及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承受着周围人怜悯的目光。甚至有的中年男性口出暴言，说什么“不结婚生子的人就是没尽到社会义务，应当被削减退休金”。可她们原本并没打算单身，也没有始终将埋头工作的职业女性视作自己的人生目标。不过她们也不想再维持现状了。
凡此种种，只要是四十左右的单身非正式工女性，听到这些想必都感同身受吧。
从她们那里，我听到了发自内心的诸多不安。
包括三十岁以后逐渐下降的体力，少得可怜的积蓄，以及今后面临的父母的介护问题。还有对自身年迈、生病、孤独死去的担忧。抑或是对是否继续租房的迷茫。我采访的对象中，有的派遣员工还因为罹患癌症而被开除。
“受难的一代”
话说回来，笔者出生于1975年，也是名四十出头的单身女性。到2018年1月，已经43了。
小时候设想过自己43岁时，已经结婚生子，孩子也上了初中。我母亲在43岁时已经育有三个孩子，老大我已经上了高中，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
然而，现在的我还是名单身自由撰稿人，没有孩子。我并没有雄心勃勃地想要单身一辈子，也没下过决心不要孩子，可不知不觉就到了现在的境地。从25岁由自由职业者转为专业撰稿人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18个年头。在出版业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中，我光为了保全工作就已经拼尽了全力。
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岁这代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受难的一代”。
我们父母被称作“团块一代” ，我们作为这出生高峰人群的孩子，同样为数众多，经历了残酷的学业考试竞争。当我们踏入社会时，又恰逢泡沫经济骤然崩溃，开启了九十年代漫长的就业冰河期，许多同辈人都无法成为正式员工，只能作为自由职业者或是派遣员工，想着姑且熬过这段不景气。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复读一年后放弃了升学的念头。1994年，19岁的我成为了名自由职业者。
然而，本以为不久之后就会恢复的经济形势，却迟迟不见复苏的迹象，1997年的山一证券倒闭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更为经济前景笼上了一层阴云。裁员浪潮席卷全国，次年的1998年日本自杀人数首次突破了三万人。
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为了能根据效益灵活调整员工数量，转而开始更多地招录非正式员工。随着劳动法逐渐放宽雇佣限制，至2000年代，非正式工雇佣比例突破三成。而现在，非正式工占比已逼近四成。这股浪潮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四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人。
恰逢“失去的二十年”
令人忧心的是，这“受难”的状态现在仍在持续。
“失去的二十年”用以指代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期，而现在四十岁这代人，从他们踏入社会的二十岁算起，恰好和这二十年的时间重合。
入职、立业、结婚、生子、贷款购房等人生大事恰恰就集中发生在二十岁至四十岁这段时期。而对现在的四十岁这代人来说，这宝贵的二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正好重叠到了一起，不少人都和就业、结婚、生养子女这些一概无缘。
由于刚毕业就碰上就业冰河期，那些原本将非正式工作为权宜之计的男女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甚至许多人都始终拿着工资，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不仅小时工资和二十多岁时没多大变化，而且由于体力的下滑，年岁的增加，也不乏收入减少的例子。这样一来，就根本无心考虑结婚生子了，更何谈贷款买房。这些父母辈在四十岁前就大多就已得到的东西，对于这代人来说，注定就是奢望。
而且让这些时运不济的人颇感辛酸的是，同代人中成为正式员工的安定阶层却大部分已达到了和上代人相当的生活水准。
“别把一切都归因于经济低迷、时代和社会，某某人不就成为了正式员工，事业顺风顺水，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繁忙的工作之余不还积极投入育儿吗”，“某某人不也工作后和同事结了婚，生了孩子后现在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育儿事业两不误，听说前阵子还买了高级公寓不是”。
可以说，这种将生活困窘的责任都归结到自身的价值观已经深深植根在了这群人的内心，毋庸他人提醒。
而四十岁的这代人中，女性现在还碰到了育龄上限这道新的壁垒。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虽然少子化问题早已引起人们重视，但在这“失去的二十年”中，并未针对现在四十岁这代人出台过任何积极的结婚生育政策。上世纪90年代和00年代，这些在日本第二波婴儿潮出生的人们本该迎来了育龄，但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现象反而在这些年日趋严峻。
就这一问题，许多人都将原因归结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年轻人结婚意愿的下降”等当时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然而，我却从周围人那里听到不少“曾经/现在想结婚”、“曾经/现在想生孩子”这样的心声。真正成为壁垒的，仍然是经济问题。因此也就导致了许多女性临近育龄上限时开始投身婚恋活动，但对她们来说，这条路上却布满了荆棘。
四十岁人群相关数据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四十岁这代人的相关数据把。
首先是四十龄女性的未婚率。日本201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5~39岁人口未婚率为23%，40~44岁人口未婚率为19%。和2005年的人口普查相比，两者分别上涨了5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非正式雇佣率。
2017年，日本全体人口的非正式雇佣率为37.3%，其中，35~44岁壮年的非正式雇佣率为28.6%，接近三成。然而再细究下去，其中男女的比例差真是让人哑然。根据2017年的劳动力调查，35~44岁男性非正式雇佣率为9.2%，而同年龄段女性该比例却高达52.5%。顺带补充一句，女性非正式工中，年收入不满100万日元的要占到44.3%。
横滨市男女共同参画推进协会的网络调查显示，35~44岁的单身非正式雇佣女性中，近7成年收入在250万日元以下。可见非正式员工的年收入很难突破300万日元这道坎。
国税厅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现象——2016年非正式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72万日元，其中男性为227万日元，女性为148万日元。而日本的贫困线为年收入122万日元，因而女性非正式工的收入仅比贫困线高出了26万日元，真可谓是挣扎在贫困线上了。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女性非正式工中，多数都是打零工的家庭主妇之这类不用自立谋生的人，或者有许多都是夫妻双职工。然而2015年的劳动力调查却表明，35~44岁的单身女性中，非正式工占到了了41%，也就是说四十岁单身女性中有四成都处在不稳定就业的状态。
考虑到女性非正式工的平均年收入，单身的生活想必是紧巴巴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只能和父母同住。山田昌弘在《逐底社会》 中指出，日本35~44岁人群中，约有300万的单身人口和父母同住。山田把这个人群取名为“中年单身寄生者”。
在这些中年单身寄生者中，失业的约占一成，非正规就业的占二到三成。
这些人的父母大约为60~70岁。照此下去，他们很有可能来不及自立就要面临父母的介护问题了。到时，有的人也许就会因为要照顾老人而离职。
据说日本每年因照料父母而离职的人多达十万人。政府针对这一现象制定了“介护零离职”的方针，但2012年日本总务省的《就业构成基本调查》显示，因老人的介护问题而离职的有八成是女性。身为单身女性，而且又和父母同住，那所有家庭成员和亲戚都很有可能将她视作“介护主力。”再加上是非正式员工的话，亲戚中肯定会有人建议她辞职。
然而，诸位是否清楚要照看一名高龄老人需要花费多少钱吗？答案是：546万1000日元。生活费还不包括在内。而且老人的护理期平均长达4年11个月。将近5年 。
到了2025年，所有的团块一代都将成为高龄老人，日本将迅速迈入超高龄社会。我作为这团块一代的子女，父母的老去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或者说可怕得如同一枚定时炸弹。而我的同辈中，已经有人开始了照料老人的生活。
租房审查未通过
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剧了我的不安。
那就是我没通过租房审查。
房产公司的青年职员向我说明了其中的理由——可能因为我是自由撰稿人，收入不稳定。不仅如此，作为单身女性，能作为担保人的只有我父亲。然而，虽然我父亲还在工作，但当时他已经年过六十五。房产公司告诉我，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不被认可为担保人的情况比比皆是。
自由撰稿人、单身女性、父亲六十过半——集此三重“不利因素”于一身的我连房子都租不了，毋庸置疑，这样的现实瞬间就为我今后的人生蒙上了不安的阴云。
至今我一直都还算努力地在工作，也自以为是一名独立的单身女性。然而，就因为“父亲上了年纪”这一无可改变的事实，却使得我遭遇了租房困境，还及不上我做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因为那时，我父亲还年轻。这件事使我深受打击。
后，我虽然勉强租进了另一套房，但像我这种自由撰稿人，若是不通过担保公司就无法获得租房资格，所以每月除了租金以外，还要额外被担保公司收取7000日元以上的担保金。就这样，像我这类人还得为自己的“社会信用度低下”埋单。
处女地的领跑者
我们这代人总感觉像是被摆在了一场“浩大的社会实验”的实验台上。
我们父母这“团块一代”中，终身未婚的是极少数，男性为9%，女性为5%。
但在未婚率走高的今天，对于四十岁这代单身群体而言，父母的生存方式已无法复制，也无法成为参考。而且放眼整个社会，很显然种种制度都把四十岁单身女性群体排斥在外。就拿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来说，明摆着就根本没把“单身的中年女性”考虑在内。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像是群领跑者，在前人从未涉足过的处女地上不顾一切地飞奔。泡沫经济崩溃后，社会阶层剧烈分化，我们在这大环境中摸索试错，弄得满身疮痍但仍姑且幸存至今。
另外，我们这代人在十多岁的时候还面临着校园欺凌的问题，也率先通过拒绝上学、宅家、割腕自残等方式，将“生活的艰辛”暴露于世。
经历了这些的四十岁女性，究竟是如何生存至今的呢？本书记录下了她们的生存历程，也将成为一本珍贵的证言录。书中登场的四十岁单身女性非正式工的经历倘若能成为“生存”范例，那必将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下一代大有裨益。
本书若能对你有所启迪，便觉欣慰之至。
章
第三节 从短工到“超级派遣工”
——历经237家公司，技能提升惊人的由佳里
转折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
“包括短工在内，到现在为止我已在237家公司工作过了。”
坐在我面前的由佳里（化名 39岁）随口就报出这个惊人的数字。
“金融危机后，工作真是找不到，连招聘杂志不都薄得就那么几张纸嘛。还算有些短工的招聘，我就去了几家。干了63家物流公司，39家事务所，28家食品生产企业，60家服务企业，25家装订公司，另外还有汽车企业之类的……”
由佳里透着一种职业女性的风范，看上去和短工沾不上边，让我都摸不着头脑了。现在她在IT行业做派遣，时薪为2500日元。由佳里边把带来的资料给我看，边诉说着短工生活的严酷。她亲手制作的资料非常简明易懂，一言以蔽之，就是高水准。扫一眼，就能感觉出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法律知识。
她为什么会换过这么多工作，又是怎样提升技能，走到了“超级派遣”这一步的呢。
听听由佳里是怎么说的。
波涛汹涌的短工派遣生活
“金融危机一到，派遣员工大规模地被裁员，大家都没了工作。本来上班地点就在家附近，时薪有1400日元，工作环境也很好，可这份工作也没了。”
回忆起金融危机后的那段日子，由佳里用“悲惨至极”来形容。
“反正就是找不到工作，我又没什么技能。再加上（被欺凌留下的后遗症）恐惧的心理让我都接不了电话。能做的只有短工，就去了环境严酷的工厂，那里就像是在社会底层。地方上混混很多，他们会威胁你‘喂，你干什么那，小心我宰了你’之类的，太吓人了。就算是有些规模的公司，要是短工拿了手机进去，他们也会呵斥‘你带什么进来了’，然后啪地一声当场就砸了你的手机，太可怕了……”
由佳里说着就把自己做的资料给我看。里面列着一长串企业的名字，都是大家熟知的便利店和物流公司。
“比如某便利店的甜品工厂，规定只要上了生产线就不允许上卫生间，逼得工人边漏尿边做甜品。合同上写明工作时间是6小时，但这6小时里连去卫生间的时间都不被计算在内。我还能勉强混出去，有人做不到，真的就边漏尿边工作。有两家公司都是这样。”
在食品工厂，漏尿。真是耸人听闻。接下来，由佳里又给我看了一份资料，上面印着的蛋糕照片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这种果实的油脂要用手工压榨机压榨出来，油脂非常粘稠。二十出头的男性工人不到30分钟手指就动弹不得了。他向社员报告后，那人却对他说‘干不了不付工资。现在就滚’。那名男工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我干的是另一种工作，都快得腱鞘炎了，第二天向社员提出想换一个工种，他竟在大庭广众下大声对我说，‘我讨厌说这种话的人，要不要派你去会让手更疼的地方呢’……”
据由佳里说，在那家食品工厂干的外籍工人遭受着“刑讯般的对待”。比如高温潮湿的清洗室的作业每天派的都是同一名外籍工人，没有轮岗。有烫伤危险的工作也都只会交给外籍工人做。年终年初等繁忙期都是连续工作17天。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遭受监工的暴言暴语——“这都干不了就回你的国家”、“不会说日语的家伙就别来日本”等等。可即便在那样的环境下，来自菲律宾或巴西的工人还是会庇护由佳里。
遍历环境恶劣的工厂
此外，短工打工的工厂还存在无偿劳动的问题。比如合同上写明了4点下班，却被要求“干到5点”，答应后，到了5点也不见社员出现，只得继续干下去。这段时间就成了无偿劳动。在一家有20名派遣员工的工厂，这种伎俩每天都在上演。而且让人头疼的是大家会因此错过班车。工厂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要是错过了班车就要命了。
“好几次都是徒步回家，走到近的车站要85分钟。”
还有的工厂要求工人上班前1小时到岗，那1个小时就成了无偿劳动。不仅如此，有的地方深夜加班都不额外支付加班费。
就在这样的作业现场，由佳里曾“因为中暑差点要了命”。
“那是家服装厂，酷热中湿度达到60%，气温32度。没有窗的封闭环境下连空调都没安装。就在那种地方一个月都来了6趟救护车。可即便如此，没有监工的许可还是不让喝水。到放瓶装水的地方来回要5分钟。大家都是汗如雨下地在工作，手中的服装产品都沾了大量的汗水。我还去过类似的服装物流公司做短工，当时做着做着忽然感到浑身发冷，38度左右的天却感觉冷得像是身处零下5度的寒冬。虽然坚持到了下班，但到了家就倒下了。接下来一周身体都动弹不得。那时要是不喝水的话，没准就死了。”
另外，由佳里还在近颇具人气的美食“集市”打过工，现场的环境仍旧是那般恶劣。
“比如店门的灯泡爆炸后，都不确认食物里是不是混进了玻璃碎片就卖了出去，还把快腐烂的肉当成熟成肉 来卖。比如工人要是去洗菜，就会被怒斥说‘哪儿还有工夫去洗菜！’，只能把带着泥土的食材直接下到锅中。再比如以‘没有工具’为借口，竟拿纸箱的底板来切面包。还有就是来不及烹饪，肉没烤熟就拿出去卖给人家了……”
听闻这些，不用说，原本想要去体验一下美食集市的，现在都没了那兴致。
靠自学取得多项资质
那些短工的时薪一般都在1000日元。由佳里说让她难以忍受的其实还是在那里遭受的“非人对待”。
“那里的人边虐待员工的同时嘴里还不停地蹦出‘杀了你’、‘废物’之类的辱骂，真是没把你当人看。现在，我还能想起做夜班的时候，一位胳膊骨折的无家可归的大叔对我说，‘你可不能变成我这样啊’。在印刷工厂，工人都要把3公斤重的货物8小时不间断地往上堆。有一家被称为‘地狱田中（化名）’的工厂，那里环境严酷得谁都望而却，尘土飞扬，一旦进去，就得8个小时不停地堆货物。因为传送带在不停地运转，人也不能停下来。那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不往上爬就会死在这种地方了，再也无法忍受身无一技的自己了。”
于是，由佳里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学习起了各种技能。
初她做的是电话客服。虽然她不擅长打电话，但由佳里说能做上客服，时薪就会涨到1200日元左右。现在她已经是这一行的“老手”，有时居然“一天就能干完一个月的指标”，效率令人叹为观止。
她还取得了其他多项资质。
原本就持有簿记2级证书的她还学习了英文会计。此外，由佳里还陆陆续续考取了IT工程的相关资质、CAD操作技术2级证书、JAVA语言编程资格等。但她说“光有国内的这些资质还不能在国际上通用”，因而在去年，她又获得了国际标准的资质。
“我取得了LPIC这个标准的网络工程师资质。这样一来，我的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时薪涨到了2000日元以上，派遣公司对我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了。时薪2000日元以上就轻松多了。说话有了底气。因为现在这方面的工程师是紧缺人才。”
让我惊讶的是，无论什么资质都是她自学取得的。不仅有IT相关的资质，居然还获得了叉车证书。契机就是东日本大地震。当由佳里见到自己结婚时所住的街镇被海啸一股脑吞噬的景象，就暗地里下决心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这份证书。
技能得到提升后，由佳里的时薪也水涨船高，现在IT派遣工的时薪是2500日元。
“你真是努力到疯狂了。”
我不禁感叹。由佳里却说；
“应该是金融危机太严重了，都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没工作可做。有工作没技能又是白搭。有人介绍给我工作，面试时却被告知‘有比你更优秀的人选了’。落了选，心里懊恼得不行……”
对派遣制度“物尽其用”
由佳里说现在有时会被公司问及“是否愿意转为正式员工”。
然而，她都一一拒绝了。理由是“想保证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现在由佳里一个人住。儿子上高中，女儿上初中。刚离婚时跟随由佳里的女儿现在住在东北的父亲身边。她不希望女儿去上家附近的那所中学，因为她就是在那里遭受的欺凌。
“儿子女儿都在东北，能见到他们的只有春假、暑假和寒假。一年里能共处的就那么几天，我不希望因为工作错过这宝贵的时间，就决定一直做派遣了。”
由佳里还有一层顾虑，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虽然稳定了，可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次发作。另外还有一方面原因，那就是由佳里对日本企业的人文环境深恶痛绝。
“去了好几家公司，对日本企业的人文环境厌恶透了。在聚餐时遇到性骚扰，明明是自己的欢迎会，还得道歉说“不好意思，我都是阿姨了’。真的是让人厌恶。所以不太想进入企业当正式员工。”
这一席话引起了我的共鸣。不过没有技术，是没有底气说出这些的。
由佳里说她想把派遣这项机制“物尽其用”。
她会参加派遣公司的免费讲座，将之活用在自身技能的提升上。会把合同更新的日子尽量调整到孩子的假期，两合同间1到2周的空当就正好安排休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自身技术水平就会停滞不前，每天上班就像例行公事，而现在她能赶得上前沿的IT技术。她说能在电视剧里出现的炫酷写字楼里上班让她很高兴。到了由佳里这个收入水平，只会被派去总部上班，所以据说工作环境都很优越。
“自己的人生堪称波澜万丈，因而对未来无法预估。所以就算是想让我当正式员工，我都无法确定能不能在一家公司呆上3年。虽然有人说派遣法的不是，但以我的情况，却意外地在这项制度中获益良多，无法对其加以指责。我只能找自身的责任，怪不到他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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