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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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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辑）之一种，先经作者修订，仍名为《扶桑十旬记（外三种） 》，并加入了吴真教授的《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一文，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此日记的背景情况与其中的相关内容，作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典藏本”而重印。本书收录了1903—1907四位出使日本的清朝官员的见闻笔记：杨芾《扶桑十旬记》、王景禧《日游笔记》、许柄榛《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张维兰《乙巳东游日记》四种。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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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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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中山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览、当代文化研究等。译著《合肥四姐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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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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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国”游记
——1903—1907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
扶桑十旬记
日游笔记
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
乙巳东游日记
附录一个清朝官员在东京逛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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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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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游记
——1903—1907年中国官绅眼中的日本
一
晚清官绅游历日本者，为数颇夥。现存早的或是广东人罗森的《日本日记》（1854），目击美国“黑船”逼迫日本开国的过程。位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则于1877年赴日，著有《使东述略》，算是份亲历日本的官方记录。跟着何如璋赴日的参赞黄遵宪，以十年工夫撰述出版《日本国志》，计四十卷，五十余万字，对日本历史记述颇详，用意却在为中华借镜。1879年，知名文士王韬访日四阅月，撰《扶桑游记》，王韬此前曾游泰西，其观感比较，又自不同。其后旅日人士撰述，尚有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1887）、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等李、傅、黄三人记述，曾与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使东述略》，合编为《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总的来说，甲午之前，中国人游日的记录中，对铁路等“文明事物”，无不惊叹，如“大阪距神户六十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烟云竹树，过眼如飞”（何如璋），“计程七十里，行半个时辰……车过时骤然视之，面目模糊，不辨老少”（李筱圃），傅云龙作《日本车表》，交代铁路通到了神户、长崎，黄庆澄则看到“日本铁路由东京起，东北达青森湾，西达神户”。铁路便利交通，有益国运，这是洋务运动初期大论战之后，已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观念。然而，除黄遵宪、王韬等特出之士外，余人对于日本学习西方的制度变革，虽多所涉及，却往往持怀疑甚或批评的态度，如“讵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何如璋《使东述略》），“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他们的旅日感受，止于赞叹器物便利，事业盛大，制度层面则少有思谋，终不免落入驻日公使汪凤藻感慨的窠臼：“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坐言起行，戛戛其难。”（黄庆澄《东游日记》）
甲午之后，情形为之一变。从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官绅阶层经历了甲午战败、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三次冲击，他们看待日本的眼光，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甲午之败，举国震动，船坚炮利似乎犹胜东邻的北洋水师却在大东沟折戟沉沙，洋务一派上自恭亲王，下至李鸿章、张之洞等，都不得不承认洋务运动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当时中国各级官吏中，一批有志之士，一方面反对徐桐等人拒洋自守的锁国思路，另一方面，对洋务运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的“西化”策略，也颇为怀疑。思想较为进步的各级官吏，则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激进知识分子群体抱欣赏、支持的态度。
清末创办《京话日报》，推动北方启蒙运动的著名报人彭翼仲，其时官职是实授六品通判，记载当日社会情形是：“当强学会之盛也，举国若狂，群以得见康、梁为至荣。……迨四卿参预新政，朝旨奋发，雷厉风行，精神为之一振。设使阻力不生，则国家之进步安可限量？且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乱，亦何由而起？”《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等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第102页。
紧接着是庚子事变，对于官绅阶层的震动尤甚于甲午。当北京义和团盛之时，彭翼仲曾因不肯在家设坛，被拳民夜掷火把焚烧凉棚。《扶桑十旬记》的作者杨芾，时任兵部主事，则因反对义和团，差点丢了性命：“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第9页。
这些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庚子之后，痛定思痛，对于中国的改革得失，有着比较彻底的反思。他们认为庚子之乱，发源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但庚子之乱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朝廷的失误所致，民众因缺乏教育导致的愚昧也是一大主因。民众，即便是义和团，总也是怀着爱国的热情，希望中国强大而能抵御外侮的，何以酿成如此大祸？如彭翼仲所言，“固由当轴者昏聩无知，亦由人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才会弄到“国几不国”《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等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第113页。。
庚子之后，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尤其是1904年日俄开战，一个新兴的立宪国家，居然打败了老牌的专制强国。明治维新以来，短短三十年，日本即从同被西方侵略的落后国家，一跃变为与西方列强相颉颃的先进国家，更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君主立宪与国民教育的好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模仿对象。19、20世纪之交，中国掀起了留日热潮，正是这种反思与效仿的心态所致。此种心态，有一位留日学生的呼吁可为代表：
日本与中国同逼于泰西，中国狃于自是，不肯师人，以购置器械为无上之政策，而日本游学者，皆汲汲研究其政法与其切实科学。德相俾士麻克有言曰：“日本其强，中国其弱乎！”今日本已列于强国，而老大帝国者竟不能一洗甲午、庚子诸纪念之辱，而逗留于过渡时代之中者，则前鉴不远也。《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六期，1903年5月。
留学、考察日本的人员众多，亦不乏“日本密迩，往者较繁”（张元济）的缘故，正如上文所称，长沙搭轮至日本东京，不过十五日，较之“往云南二三月，往陕甘二三月”而为方便，每年所费，“不过三百两银足矣”。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回国后即转任两江总督。1907年春，杨芾接到端方咨文，赴日本考察。此时杨芾的职务是“记名军机章京、陆军部郎中”，与两江总督并无属辖关系，端方会请他赴日考察，应该与两人庚子前在京的交谊有关。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廿四日（1907年4月6日），杨芾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一百余日的东瀛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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