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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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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有清一代的学术演进，分为清初学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做了整体性的研究，既有宏观的把握与识断，也有微观的考辨与探析，体现了目前清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就和高度。本书运用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源流嬗变，而且对学术演进与世运变迁、政治文化导向等之间的密切联系，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做了深入阐释。总之，这是一部功底扎实、内容丰厚、史论结合、视野开阔、多维创新的重要清代学术史著作，有力地推进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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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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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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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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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 I
上编 明清更迭与清初学术
第一章 清初国情分析 3
一、对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 3
二、明清更迭是历史的前进 5
三、由乱而治的清初社会 11
第二章 清廷文化政策批判 14
一、清初文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14
二、清廷文化决策的思想依据 21
三、清初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26
第三章 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交涉 30
一、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 30
二、蕺山学北传的重要途径 35
三、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 40
第四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45
一、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45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53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61
四、《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74
五、《明儒学案》发微 77
第五章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 90
一、《日知录》纂修考 90
二、社会政治思想 100
三、经学思想 106
四、史学思想 113
五、文学思想 115
六、务实学风 120
七、《日知录集释》的纂辑 128
第六章 李二曲思想研究 135
一、《清史稿》李颙本传辩证 135
二、“悔过自新”说剖析 140
三、李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 144
四、李二曲与清初关学 151
五、李二曲思想的历史价值 155
六、结语 159
第七章 颜李学派的历史命运 160
一、颜元学说的形成 160
二、颜元与漳南书院 163
三、李对颜学的继承及背离 168
四、王源学行述略 172
第八章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180
一、范鼎学行述略 180
二、两部《明儒理学备考》 182
三、关于《国朝理学备考》 185
中编 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
第九章 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典范 191
一、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 191
二、关于乾嘉汉学的形成 194
三、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 197
四、余论 199
第十章 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 203
一、兴复古学之前驱 203
二、江永与徽州诸儒 206
三、苏州紫阳书院 208
四、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 211
五、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 214
第十一章 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 219
一、高宗初政与朱子学的提倡 219
二、在经筵讲论中对朱子学的质疑 223
三、从提倡理学到崇奖经学 229
四、余论 234
附录：乾隆朝经筵讲学一览 236
第十二章 《宋元学案》纂修述略 241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241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254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269
第十三章 戴东原学述 273
一、从江永到戴震 273
二、惠栋与戴震 277
三、戴震学说的传播 283
四、献身《四库全书》 286
五、《孟子字义疏证》及其遭遇 289
第十四章 扬州诸儒与乾嘉学派 297
一、汪中的先秦诸子研究 297
二、焦循的经学思想 301
三、高邮王氏父子对乾嘉学术的总结 305
四、阮元与《皇清经解》 309
五、孔子仁学与阮元的《论语论仁论》 316
六、余论 324
第十五章 章实斋研究二题 327
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327
二、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 341
第十六章 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348
一、乾嘉经学一趋考据之缘由 348
二、乾嘉思想界之三巨擘 352
三、庄氏学渊源之探讨 359
第十七章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370
一、《清人别集总目》的编纂 370
二、别集佚文的辑存 374
三、诸家年谱的董理 378
下编 晚清学术及一代学术之总结
第十八章 汉宋学术之争与《国朝学案小识》 387
一、汉宋学术之争的由来及其发展 387
二、江藩与《国朝汉学师承记》 391
三、方东树与《汉学商兑》 395
四、唐鉴生平学行述略 397
五、《国朝学案小识》举要 400
六、编纂体例及其评价 403
第十九章 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 407
一、经世思潮的崛起 407
二、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 413
三、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 422
第二十章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433
一、关于《近世之学术》 433
二、《清代学术概论》的创获 437
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撰 441
四、杰出贡献举要 446
五、大师留下的思考 453
六、梁任公先生与清华研究院 456
第二十一章 《清儒学案》杂识 462
一、徐世昌倡议修书 462
二、夏孙桐与《清儒学案》 464
三、《清儒学案》举要 470
四、读《清儒学案》商榷 478
第二十二章 《清儒学案》之余波 485
一、对唐、徐二家《学案》之批评 485
二、清代理学演进之四阶段 488
三、精进不已终身以之 493
四、余论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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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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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武学术文集自序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读书为学一生，不觉已屈桑榆景迫。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我生在贵州，长在贵州，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学人。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我在家乡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家乡的山山水水和各民族父老乡亲的养育，赋予我坚定不渝的家国情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一九六五年七月，由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从此告别故乡。始而昆明，继之北京，负笈南北，兼师多益，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前行。
晚近以来，病痛缠身，几同废物。回过头去看一看艰难跋涉的足迹，无间寒暑，朝夕以之，数十年功课皆在伏案恭读清儒学术文献之中。恪遵前辈师长教诲，历年读书为学，每有所得，则只言片语，随手札记。日积月累，由少而多，居然亦能自成片段。承出版界诸多师友厚爱，从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约撰《中国历史小丛书》之《顾炎武》，到二〇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之《中国学案史》和《感恩师友录》，四十年间，读书所得幸获十余次结集。
近期，又蒙商务印书馆盛谊，拟将我数十年之历次为学结集汇为一帙，凭以为新时代之浩瀚学海存此一粟，奉请方家大雅赐教。传承学脉，德高谊厚，谨致深切谢忱。责任编辑鲍海燕同志，不辞辛劳，兢兢业业，置疫情起伏于不顾，屡屡枉驾寒舍，斟酌商量，精益求精。年轻俊彦如此之敬业精神，最是令我终身铭感。
陈祖武 谨识
二〇二二年五月卅日
第一章 清初国情分析
探讨历史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便是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如此，军事问题如此，学术文化问题亦复如此。而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学术现象，不仅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无不是受那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在宏观上规定了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要考察清初学术史，总结出80年间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准确地把握当时历史环境的基本特征，就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也就是说，弄清楚清初的国情，是研究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的出发点。
一、对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
清初的历史，乃至全部清王朝的兴衰史，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这是需要我们首先去加以解决的问题。
清王朝建立的17世纪中叶，无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不过，这种重要性的内涵，世界史与中国史却不尽一致。就世界范围而言，在西欧的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酝酿，到此时已经日趋壮大而足以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相抗衡，并最终取得冲决封建经济网罗的胜利。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为标志，开始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进军。这样的巨大历史变迁，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空前的。从此，揭开了世界近代历史的第一页。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都迈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相一致，它们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可能是同步的。当欧洲的历史翻开近代社会篇章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却依然被封建制度牢固地桎梏着，并没有提出迎接近代社会的历史课题。在当时西欧的历史舞台上，显示出扭转乾坤力量的，是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资产阶级。而在东方，左右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仍旧是与封建宗法制扭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从17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农民大众，虽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去否定这个王朝所据以建立的封建经济结构。恰恰相反，严酷的历史现实表明，作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阶级，17世纪的中国农民大众，在争得生存下去的一点可能之后，他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却被顽固的封建制度无情吞噬。其结果，便是他们沿着父祖生前的足迹，依旧回到以耕织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去，成为替新的封建王朝创造财富的基本力量。
在17世纪的中国社会成员构成中，同西欧迥然而异，这里不惟没有资产阶级的席位，而且也尚不具备产生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尔后的历史发展证明，直到之后两个世纪，中国资产阶级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近数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尽管自明代中叶以后，在我国少数地区的某些手工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构成部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这就决定了手工行业中的这种萌芽是极其微弱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如同某些同志所论证的，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萌芽。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较之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局部而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宛若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而已，步履艰危，随时存在倾覆的可能。在17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中，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尽，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足见，同样作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西欧的17世纪是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来显示其历史特征的。而中国的17世纪不然，它所展示的则是一幅激剧动荡的历史画卷。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的微弱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赋役繁苛所造成的生产力大破坏，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封建王朝更迭，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一世纪最后20年间封建经济的复苏，所有这些都层次清晰地错落在画面上。这一幅历史画卷表明，在17世纪的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危机重重，但是它并没有走到尽头，它还具有使封建的自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活力。因此，17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翻开近代历史的篇章，它依旧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只是业已步入其晚期而已。我们不能违背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实际，用世界历史的分期来规定中国历史的分期，人为地把17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纳入世界近代社会的范畴。否则，我们不仅对清初学术历史价值的估计要出现偏差，而且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历史评价都可能出现偏差。
二、明清更迭是历史的前进
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间虽有过张居正十年（1573—1582）的锐意革新，然而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启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痈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据《明史·食货志》载：“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仅以江苏吴江一地为例，“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土地兼并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加之私租苛重，缙绅飞洒、诡寄，转嫁赋役，“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明末，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40余年，蛰居深宫，侈靡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链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政治黑暗，无以复加。天启六年（1626）八月，浙江巡抚潘汝祯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一人首倡，群丑效尤，竞相建祠于苏、杭、松江、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计祠所费，不下五万金”。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已成一时风尚。而炽烈的贪风，公行的贿赂，在明季官场更有席卷之势。崇祯帝即位之初，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道：“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受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科道号为开市。臣两月来辞金五百，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崇祯当政17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历史又岂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事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这样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雄踞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没于山东、山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敌对力量。而置朱明王朝于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政权，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40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
清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建立，迄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40年的动乱。
顺治元年（1644）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自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荡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反动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
然而，清政权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和保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承认满洲贵族在这一联合政权中特殊的核心地位。对此不得有丝毫的异议，更不能“拥号称尊”，否则“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所以，当南明政权拒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之后，这一格局便迅速发生了变化。顺治二年四月，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翌年冬，另一主要领袖张献忠亦在四川西充县凤凰山捐躯，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至此就更向低潮跌落下去。在农民军蒙受重大挫折、局促西南一隅的同时，清军挥师南下，以武力强迫江南官绅接受历史的现实。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崩溃。六月，清廷再颁剃发令，将满人剃发习俗强制推行于江南。清廷重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还严格规定：“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风起云涌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形势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格局，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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