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HK$
85.8
《
实战ANSYS Icepak电子热设计
》
售價:HK$
97.9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HK$
61.6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HK$
57.8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HK$
139.2
《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8版)
》
售價:HK$
116.8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HK$
103.8
《
家庭经济学: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家庭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 贝克尔全新力作)
》
售價:HK$
81.4
編輯推薦:
这是一本携带着很多有价值学术思想的著作,赫希曼教授巧用“退出”“呼吁”“忠诚”三个概念演绎了企业组织绩效衰退—恢复的种种情形,以简驭繁,运思之妙,令人叹服。赫希曼教授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适用范围广泛,对广大社会组织、政治团体的经营与运作有参考价值。如,对垄断组织的重新认识;对利润化假定的质疑与修正;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恢复;制度性的障碍能提高退出的成本,从而激活呼吁并使之发挥作用;联合抵制兼具退出和呼吁的功能;由于基本不存在退出障碍,多党制内部的民主制度鲜有获得发展的机会,等等。
內容簡介:
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作者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赫希曼认为: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呼吁机制作用于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消费者或成员被暂时“锁定”且手中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在敦促组织绩效回升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应当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对企业或组织的忠诚具有延缓退出的功效,从而使呼吁在修复组织绩效衰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忠诚在退出与呼吁组合及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關於作者:
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美籍德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自1941年开始,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74年,赫希曼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85年退休;退休后任该研究院名誉教授。赫希曼的主要著述有:《经济发展战略》(1958)、《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1970)、《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1982)、《反动的修辞》(1991)等。
目錄 :
译者序
前言
章 导言以及学说背景
引入“退出”与“呼吁”概念
绩效衰减空间与经济思想的迟滞
作为经济和政治化身的退出与呼吁
第二章 退出
退出选择如何运作
串谋式竞争
第三章 呼吁
呼吁是退出的余韵
替代退出的呼吁
第四章 退出与呼吁组合的难点
第五章 竞争能纾缓垄断吗
第六章 双头垄断与两党制的发展
第七章 忠诚理论
激活呼吁使之成为忠诚的函数
入会标准严苛及退出成本较高的忠诚者行为:一个改动的模型
忠诚行为与退出公益(公害)品的难处
第八章 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退出与呼吁
第九章 退出与呼吁的组合:一个晦涩的模型
附录A:一个简单的退出与呼吁图形
附录B:呼吁与退出的抉择
附录C:逆转现象
附录D:消费者在面临几种鉴赏物品选择时对价格上涨与质量
下降的反应
附录E:一项实验设计:严格的入会条件对能动主义行为的影响
译后记
內容試閱 :
这本书并不是蓄意写成的。初,它只是一个描述尼加拉瓜铁路运输状况的观察报告,在我前一本书中只占一个段落,即本书第4章的开头部分。一位评论家以一种宽以待人的方式对那一段落提出了批评:“其中,必定暗含着许多假定。”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把这些假定从暗处“揪出”来,可没多久却开始了另一番饶有兴味的征程;我原打算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以悠闲思考的方式打发时光,没想到却为“揪出”这些假定而整整干了一年。
我锲而不舍的主要原因对读者而言是有心共鉴的:我所碰到的问题是分析某些经济过程,并有望在较大的范围内阐释社会、政治以及道德现象。为了将其它的内容也串联起来,本书并未以某一学科为分析工具。如附录所示,我所采用的概念不仅可以转换成传统经济分析的语言,而且还会使之更加丰满,但这些概念又决非仅限于传统经济分析领域。我的创作出人意料地轻松,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反而使我感到心里不踏实:“退出”、“呼吁”等概念是不是有些太宽泛了?面对这种担心,我失却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大大地缩减了这本书的篇幅。我思考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竞争与两党制,离婚与美国人的性格,黑人权势,以及某些“不得志”的高官未因越战而下野,而且,我还能将这些问题捏合起来一并考虑,因而,总得稍稍地发挥一下才是。
研究中心为此类项目提供了一个极其惬意的环境。我经常“强拖硬拽”地“缠住”其他研究人员与我“谈天说地”。当然啦,这种方式也是该研究中心口头交流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人与我共度了一年时光,为我提供了很多知识源泉,对此,我深表感谢,并在本书的注脚参考中有所提及。我尤其要对以下各位致以由衷的谢意:G.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他自始至终是我研究项目的支持者,并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观点;R.罗汶索(Richard Lowenthal),是他的评论激发了我第6章的创作;T.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与斯坦福商学院的R.威尔士(Robert Wilson),是他们的帮助使得本书中的技术分析论证更具说服力。
手稿完成后,A.伯格森(Abrarn Bergson)和A.弗斯洛(Albert Fishlow)通读了全文,并提出了犀利的评论和有益的建议。早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学院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为我交流学术思想提供了机会,使我受益匪浅。1967年,D.S.法兰兹(David S.French)就竞争问题寻察了大量的早期文献,幸而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P.G.津姆巴多(Philip G.Zimbardo)教授,觉得我书中的某些假定特别值得制定一个计划加以验证,我深表感谢。其研究计划参见本书附录。
H.覃尔海特(Hildegarde Teilhet)极富热情和技巧地为我反复打印手稿。
在前一本书中,我的妻子为我做出了大量的奉献;这次,她自作聪明地认定:我能在加州沐浴明媚的阳光。
A.O.赫希曼,1969年于加州,斯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