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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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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儿童文学博士文库”的出版，既是对儿童文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持，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有力举措。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以来我国自主培养的这一大批儿童文学博士生，正在成长为新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中的拔尖人才，已成为当今知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出版家与阅读教学专家，是中国儿童文学新一代的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接力者、领跑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王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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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丛书共21本，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专业五位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梅子涵、曹文轩、朱自强、方卫平的理论专著以及2000年至2017年即新世纪以来培养的十六位优秀儿童文学博士的博士论文。
“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集中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正本清源，以专业的学术理论姿态解答当下儿童文学、童书出版及青少年阅读中的问题与困惑，以理性之光为青少年儿童的阅读未来保驾护航。纵观“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既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崭新面貌，也能够理解到儿童文学艺术的深邃核心，还能够了解到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异同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发展，视野开阔、角度多元、内容扎实、资料丰厚、辨析通透，充分展现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学术成果。
《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为“中国儿童文学博士文库”丛书的一种。晚清民国时期，以白话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从发生到发展，面对几千年来发展完备、传统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能在短短数十年内取得“胜利”，不只是因为古典文学的衰落和现代文学的“优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现代文学得到了新的教育制度的支持，其中以语文教育助力尤大。一方面，现代文学作品为新型语文教材提供了选文，逐步改变了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文学观念；另一方面，语文教育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学生阅读、教师讲解、考试和作文等现代教学技术下，现代文学作品被“经典化”，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本书钩沉了现代文学和语文教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摒弃了文学史中熟知而未必准确的普遍观点，在“吃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追寻历史背后的真实细节，辨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以恢复历史场景的笔法叙写，追求学术著作的活泼文风，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论述中，使本书论述有力，行文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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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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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儿童阅读专家、儿童文学博士、语文教育工作者。2006年“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2015年“全国十大读书人物”。编著有《作家和你谈课文》《绘本赏析与创意教学》，翻译的图画书主要有《海马先生》《七只瞎老鼠》《高空走索人》《在那遥远的地方》《神奇飞书》等，理论译著有《给孩子100本最棒的书》《英语儿童文学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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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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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书试图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角度，讨论现代文学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的运行轨迹，挖掘现代文学从兴起到“胜利”的制度性因素。
这样一个论题的设定，意味着涉及现代文学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育、近现代出版史等一系列学科领域。显然，这不是本书所能完成的论题，因此本书只从两个学科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
首先从现代文学角度来看。现代文学何以会发生？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解释，胡适依据的是进化的文学历史观，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作人阐述的则是“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文学潮流的此消彼长，这些都是从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来解释。但在探寻细部的原因时，后世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一点——国语教育运动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中常被提及：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科，其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的第二章第二点即提到“国语运动及其他”；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二章“新文学运动之原因”，也将“国语统一运动”列入“近因”之一；大陆学者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在第九章“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曾将“文学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四点，第四点即是“国语教育的需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言文一致”的诉求和文学革命关于“语言工具的革命”目标相同，因此国语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学重要的舆论资源。同时，国语运动同中小学语文教育又是紧密联系的，作为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必须要进入教育体制内，借助语文教育来实现，在这一点上，现代文学和语文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
现代文学又为什么能在短期内站稳脚跟呢？胡适自己归纳为四点：反对派太差了、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古白话作品的铺垫和语体文本身的巨大优势；后世文学史则多认为是现代文学作品本身的实力，足以“向旧文学示威”；近年来论者又多从“现代性”角度加以分析；总之，研究者多认为是处于时代转型中的知识阶层对新文学的普遍欢迎。但是，我们看到新文学初期并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新式知识分子）都表现得相当冷漠甚至反对。例如，在对待语言文字问题上，五四新文化派都曾有一段相当保守的时期，1910年，钱玄同协助其师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即强调“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认为，“吾国文字本可运用自如。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Inflexible），徒见其不通文耳”。已经到了新文化革命前夜，闻一多仍在申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而新文学运动爆发后不久，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两大运动合流，出现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才把白话提升到正式书面语的地位，并通过教育体制内一系列复杂的操作，终于在1920年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古文逐渐退出小学语文教育，随后又通过学制改革和课程标准的制定，规定了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白话的比例。于是，现代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新式教材中，逐步成为学生学习的新“经典”。胡适在设计现代文学的进行程序时，提到“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而我们看到，现代文学初期的创作语言贫乏、题材狭窄、艺术手法单一，对读者缺乏吸引力。要靠新文学实绩来“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显然不够，还必须依赖教育制度的保证。新文学运动者当然知道教育的威力，因此他们在新文学初期非常注重运用语文教育之力，将相当多的精力用到争取“未来的阅读者”身上——鲁迅曾多次到中学演讲，阐发新文学理念，强调阅读新文学的重要性；胡适曾两次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并积极参加中小学学制改革；钱玄同帮助孔德学校编纂国语教材；周作人也到孔德学校演讲，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还有许多作家如周作人、老舍、朱自清、许地山等本身就有从事语文教育的经历。可以说，语文教育的改革是新文学倚靠的重要制度力量，这些改革诚然可以说是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如果没有人事上的因缘际会、制度上的巧妙设计，历史完全可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因此，挖掘历史必然中的偶然因素，是本书的着力点之一。
其次从语文教育来看。语文教育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中心，叶圣陶曾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惟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晚清新式学堂实行分科制后，语文教育将不可避免地滑到次要地位。社会对实用之学的要求，使语文教育中的“实用主义”也贯穿了整个现代。“文”与“道”有了某种程度的分离，过去属于“道”的部分，主要靠独立设置的“修身科”“读经科”承担。但是，“文”与“道”显然又是不能完全分离的，用什么样的文字工具来承载什么样的“道”，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此，语文教育往往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角逐场。我们看到，在晚清民初获取统治权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格外“关心”语文教育：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月19日，教育*就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废止小学读经科，清政府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一律作废；1915年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政府，颁布了《特定教育纲要》，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自然，这项规定在袁氏倒台后也被废除。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反过来对语文教育的冲击非常大，王森然说：“我国自树立文学革命旗帜以来，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就成为必须研究讨论而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此时，新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教材，老师开始利用“问题小说”来进行“问题教学”，“从此新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作品作为白话文写作的范本而进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确立了‘典范’的地位与意义，并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后代（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与审美方式”。当然，教育界并不是都赞同新文学进入语文教学，直到1948年，教育心理学家龚启昌还认为，“鲁迅的文章，无论内容与形式，显然是不合于作中学生的范本用的”。他倒不一定是反对新文学，而是认为其作品的内容和语言都不太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而这些不同的声音，又和新文学内部的各种论争联结在一起（例如“大众语”的论争、民族文艺形式的论争），使得语文教育的问题更加复杂，语文教育界成为各种力量犬牙交错、彼此冲突协商的社会历史场域。
就语文学科自身而言，它的独立设科是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结果。哪些是语文教育应该有的内容，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这些都和语文学科自身的“规训”制度有关。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讲授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应用文字，在高等小学和中学则设“中国文学”一科，讲授的内容包括“文义”“文法”和“中国古今文章流变”。“文学”是一个日语转译词，在这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包含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章教育”“语法教育”等成分在内。这一内涵界定的多义性，为后世关于语文教育性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很多争论到最后都变为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开始把上述数种名称合为“国文”，而后在小学又改为“国语”，中学保留“国文”，到1949年改为“语文”，新政权以改变学科名称的方式宣布了同“旧社会”的不同。从语文学科名称的变化，隐约可以看出“知识—权力”的运行轨迹——语文学科纳入哪些知识、排除哪些知识，实际上都是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而学科本身也以同样的方式塑造着意识形态。西方各种教育技术的引进，也是语文学科“规训”方式之一。在废除传统语文教学以诵读和背诵为主的教学模式后，学科知识更加细化。从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美国教育家威廉·赫德·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1871—1965）的“设计教学法”到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1887—1973）的“道尔顿制”（Dalton Plan），从叶圣陶的“阅读教学模式”、黎锦熙的“讲读教学改革案”到龚启昌的“精读教学程序”，国外的、本土的各种教学实验都曾在语文教学中轮番上演，但没有一个实验曾宣布取得成功，“道尔顿制”的实验者还明确地宣布过实验失败，但它们都曾“教得”过学生新文学的阅读方法。还有注音符号的教学、统一语教学、文法教学、作文教学和朱自清晚年力主的诵读教学（用国语来念读新文学作品），无一不带有教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注音符号的教学意味着汉字地位的下降，以及处于清代学术中心的“小学”的衰落；诵读教学是用传统教学“因声求气”之法，去除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新文学“可看不可读”的想法，进而提升了新文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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