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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中国精英的彷徨与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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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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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晚清，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即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兼及林则徐、魏源、徐继、郭嵩焘等人，叙述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被迫打开，历经血与火的碰撞，中华文明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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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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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鑫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最早写作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出版专著三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进入全国热书排行榜。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载或连载，并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受到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评论，汇为《万年写入胸怀间·曾纪鑫作品研究》《被照亮的历史·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研究》等五部论著、论文集、评论集出版。代表作有《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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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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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目录
楔子：千古大变局
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凤凰涅、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择吗？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天，还在阅读《理学宗传》，并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他死时也不像常人那样躺卧在床，而是端坐椅中而逝。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在一部屈辱的百年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面对慈禧太后的沉默，洞悉清廷底蕴、善于揣摩人心、“深知西太后好恶”的张之洞感到事情极为不妙，他似乎听到了咬牙切齿与磨刀霍霍的可怕声音，看到道道杀机与股股血光直逼而来。
严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颇有意味的是，慈禧留下的遗命，其中一条却是“以后勿再使妇女与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
康有为：传统“乌托邦”
康有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黑暗的官场学，看不到事情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以为只需打动光绪皇帝，改革大业就可一帆风顺了。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通，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
孙中山：民国之父
提及功名，我们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孙中山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没有陷入科举怪圈的人物。他没有参加过一次科举，就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三十四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由直接杀手、间接杀手、幕后杀手、真正杀手等一系列大的小的、明的暗的、有形的无形的、伪善的狰狞的杀手们所组成的庞大的杀手集团，杀死的不仅仅是宋教仁个人，而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跋：历史的杠杆
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只有冷静客观地正视自身，正视历史，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才能扔掉包袱很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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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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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密不可分，但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一股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似乎他袁世凯不称帝，国家反而就要动乱不堪了。过去的袁世凯十分清醒，并非那么好糊弄，以办实事著称的他，除了自己的判断外，还会进行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比如了解下情，他会派出两批互不相同的人前往调查，这两批人要么时间错开，要么互不认识。如果他们汇报相同，与他的个人推测、分析不甚离谱，他才确信获知了真实消息。如果两方的信息有出入，或是截然相反，他会再行派人调查，直到他认可为止。可自从进入中nan海后，袁世凯的耳目就闭塞了，办什么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派人实地考察了。况且这称帝的呼声是那样高昂激烈，那样众口一词，就是有人造假，也造不了那么多，维持得那么久呵！
就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远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亲生父亲袁保中墓旁，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状的紫藤。袁世凯速派袁克定回乡查看真伪，袁克定到达项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天命所归的远不止于此，各地呈送的关于袁世凯乃真龙天子的各种祥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帝星高照某纬度，经勘测研究，帝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今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抵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
民意难违，天意更是难违！事情到了这种份上，袁世凯就是不称帝，也不行了！当然，也有反对他称帝的，只是这样的声音过于微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既然称帝成了他所面临的唯一选择，于是乎，袁世凯只有称帝。严格说来，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种动物，还有植物的共同努力，多方合谋，迫使袁世凯走了一步“臭棋”。只因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步棋，所以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
一旦袁世凯称帝，革命党人就及时有力地喊出了《同盟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而首先发难的则是袁世凯倚为栋梁的蔡锷。
而且后院起火，过去的亲信、北洋部下纷纷倒戈……
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恢复帝制转瞬间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
只因下了一步复辟“臭棋”，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袁世凯便身败名裂，英雄顿时成为奸雄与狗熊。在一部中国近代史上，他也是挨骂最多的一个，几与古代被视为恶贯满盈的秦始皇、曹操、隋炀帝等人“比肩而立”。
于是，他生前的业绩被淹没，缺点被放大，成为千夫指，成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败类，成为近代历史上坏得不能再坏的人物。如果说当年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其得票数超过孙中山，赢得一个“大满贯”，那么在挨骂这一点上，他也超过了挨骂挨得最厉害的“老妖婆”慈禧太后，几乎可以拿一个“挨骂冠军”了。因为至少清朝的那些遗老遗少，不会痛骂慈禧，只有他袁世凯，哪一方都不讨好，得遭受所有人的斥骂：被他逼退的清室要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要骂，孙中山及他身后的国民党要骂，普通老百姓在他人的宣传鼓动下得跟着骂，就连那些一手栽培起来的曾经跟着他风光不已、获利多多的亲信部下、北洋将领在表白自己的时候也会跳脚大骂……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骂着一直骂到今天，估计一时难有翻身出头之日，往后还得继续被骂下去，遗臭万年。这可真是应了老祖宗留下的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李鸿章：国破山河在
曾国藩长期教导李鸿章为人做事要讲“诚信”，李鸿章表面唯诺，可内心深处对这一被理学家视为精神动力的道德规范不以为然。做幕僚时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竟谎称头疼。刚到上海，曾国藩就写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结天津教案，曾国藩问他：“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鸿章道：“门生也没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捋着胡须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见势不妙，赶紧改口，称他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多多赐教。曾国藩送给他的“法宝”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自称继承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 也曾露骨坦陈：“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 还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抢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
曾国藩对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俞樾与李鸿章，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拼命做官。”李鸿章一生执着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这也是他与老师曾国藩最大的区别之一。
每有高封，曾国藩总是警警惕惕、如履薄冰，一旦事不可为，就主动请辞，决不恋战。李鸿章从来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上过一道辞呈，即使要挟清廷、以退求进也没有过。他太怕失去头顶的顶戴花翎了，只要有官做，能得到朝廷的加封，哪怕拼着身家性命，损害个人声誉，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兵败日本议和归来，李鸿章成了人人喊杀的“卖国贼”，有人劝他引退，李鸿章极力强撑道：“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因此，尽管陷入人生低潮之极，他仍保留几项官职，拥有几顶官帽，并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握大权实权。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从1862年担任江苏巡抚到1901 年病逝，除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哪怕病重期间，也从未离职。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为了官位，他几乎不择手段，有时连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也不放过。当曾国荃部久攻南京不下时，清廷曾命李鸿章“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相机进取”，李鸿章念及恩师情谊没与曾国藩兄弟争抢头功，而是耍滑头找借口主动避让。可当南京攻下不久，清廷担心曾国藩尾大不掉，便有意调开，命其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围剿太平军余部及小股捻军，由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时，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南京接署。而此时的曾国藩虽主动裁撤湘军，却为弟子从长计议，上疏朝廷保留淮军，面对李鸿章这一多少带有“逼宫”味道的举止，曾国藩大为不快。其实，皖鄂交界处的小股敌军根本用不着曾国藩亲往督军指挥，刚一接旨，他就上了一道辞官奏折。曾国藩不想立时交出两江总督的印篆，而是等到朝廷回复的谕旨再说。可李鸿章恨不得立时将曾国藩挤走，便在南京秦淮河边的一艘船上静候交接。等了半个多月没有动静，李鸿章愤然不已，欲与恩师断交。曾国藩得知弟子心情急迫，即刻交出印信。谁知过了两天，廷寄谕旨到达：“曾国藩无须交卸督篆，仍驻扎金陵，妥筹调度。李鸿章仍回江苏巡抚本任。”
后曾国藩正式奉旨剿捻，李鸿章还是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印信。因湘军大部已裁，曾国藩不得不倚重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将淮军视为命根子，有兵即有权，有权就有官，为了青云直上，哪怕对大力栽培自己的恩师，也不肯放权。军队调至前线，名义上归曾国藩指挥，可李鸿章却一直暗中遥控干预，淮军所有行动须经他点头认可。曾国藩无法调度，常常贻误军机，弄得他劳而无功，受到六次廷旨严责，四次御史弹劾。于是，他极力让贤，奏请李鸿章接任。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剿捻大任，实授钦差大臣，遵循曾国藩原来制定的战争方略，李鸿章很快取得一举荡平捻军的决定性胜利。
处置天津教案，曾国藩更是惹得一身臊，连他自己也认为“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又是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处置未能完全了结的天津教案，坐上封疆大吏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接到新的任命，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可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暂署两江总督那样急煎煎地“逼宫”，反而在到达河北保定后就逗留不前了。
李鸿章为了爬上高位，可谓孜孜以求、全力以赴，哪怕对恩师曾国藩，在做官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是“步步紧逼”，寸步不让。而曾国藩却总是为门生大有出息、薪火不断而感到欣慰。
直到曾国藩逝世之后，李鸿章这才陡然觉得少了一座靠山、一根支柱、一种依托，日后艰难的危局，唯有独自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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