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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为国内外第一部以复兴岛为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专著，具有填补相关空白的学术拓荒意义。
★著名上海史研究专家熊月之领衔主编，“上海社科新人徐涛等组成的青年学者研究团队通力合作，经三年之功，诞生首部复兴岛研究专书。
★本书系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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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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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黄浦江上唯一的岛屿复兴岛为研究对象，广泛搜集、挖掘和整合分析相关档案、新闻报道、地方志书等史料，梳理使复兴岛诞生的黄浦江疏浚工程的前后脉络，展现复兴岛作为上海近代奇特历史之产物的时代背景；对复兴岛形成初期的发展则以上海鱼市场、大中华造船机器厂等个案予以呈现；上海解放之后的复兴岛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本书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岛上公共设施的新建设、入驻岛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业机构和企业的情况，并兼及岛民生活的回忆记录，表现复兴岛的人文生活环境风貌。正文之后，另有著者编写的复兴岛大事记，又设置了丰富的附录，为读者和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研究线索和信息，为深度阅读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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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熊月之，1949年12月出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
徐涛，1982年生，山东五莲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史林》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有《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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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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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上篇 江与城
第一章 上海的水系变迁
第一节 长三角
第二节 吴淞江
第三节 黄浦江
第四节 水系变迁对上海城镇发展的影响
第二章 华洋争讼与黄浦江
第一节 黄浦江航道问题的出现
第二节 中外双方就航道问题的交涉
第三节 20世纪末浚浦工程的初步尝试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浚浦机构
第一节 《辛丑条约》与浚浦工程总局的成立
第二节 浚浦工程的开展
第三节 民初章程的重订与浚浦局的成立
第四节 清末民初三份章程之比较
中篇 嘴变岛
第四章 民国时期黄浦江的治理
第一节 浚浦局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节 三个黄浦江十年航道工程
第三节 黄浦江治理的成效
第五章 复兴岛的诞生
第一节 周家嘴滩地与土地升科
第二节 复兴岛的形成过程
第三节 复兴岛的开发建设
第六章 成岛初期的发展与剧变
第一节 初期发展的两个个案
第二节 日伪时期的复兴岛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的复兴岛
下篇 岛新生
第七章 新建置公共设施
第一节 复兴岛运河
第二节 两座桥梁
第三节 一条干道
第四节 公共汽车
第五节 定海桥渡口
第六节 复兴岛地铁站
第七节 复兴岛公园
第八章 新增之专业机构
第一节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第二节 上海水产集团公司
第三节 东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节 沪东中华造船厂
第五节 第七一一研究所
第六节 仓储企业
第九章 追忆与畅想
第一节 岛民小传
第二节 岛上生活
第三节 规划未来
余 论
大事记
附 录
一、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复兴岛相关档案目录
二、报纸中的复兴岛相关报道目录
三、《辛丑条约》第十一款及附件十七 （1901年）
四、《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1905年）
五、《办理浚浦局暂行章程》（1912年）
六、对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0336号提案的答复（2022年）
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0336号提案的会办意见（2022）
八、上海渔业历届获得上海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名录 （1950—1990）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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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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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复兴岛，黄浦江中唯一的小岛，似一块晶莹的绿色翡翠，将杨浦滨江东区装点得分外妖娆。修长的复兴岛运河、横跨河上的南北两座虹桥、连接岛上的共青干道，将复兴岛与杨浦滨江地区有机地连锁在一起，似分实联，似松实紧。笔直幽静的马路，四季常青的公园，风格别致的白庐，还有那些庭院深深、大门紧闭、闲人免进、极少有人能说得出其底细的机构，似乎都在讲述这座小岛不为常人所知的秘辛，诉说其非同寻常的演变轨迹。“黄浦江沿岸今已被视为上海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强化城市核心功能、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空间载体。现在‘战略留白’是将来‘无限可能’的基础，复兴岛—共青森林公园沿线约６公里滨江岸线贯通开放，是杨浦区，乃至整个上海市都在积极筹备的重要事宜。”
精心打造须以深化研究为前提，对复兴岛的未来规划要以文脉挖掘为起点。复兴岛的历史并不悠久，它是上海近代历史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近代上海奇特历史的象征物。
作为上海母亲河之一的黄浦江，自淀山湖蜿蜒而下，左盘右旋，浩浩荡荡，流经今杨浦区境东南缘，原先西南—东北方向，忽然取弯向北，呈南北方向。大凡河流转弯之处，由于水流关系，每每易有浅滩形成。周家嘴滩地即为其一。这一滩地不知道形成于何年何月，19世纪80年代初，这里已是空旷荒僻、可以操演军队的无主滩地。
20世纪初，由于疏浚黄浦江工程，这个无主滩地被河泥堆积为颇具规模的人工岛。推动这一疏浚工程的，则是上海租界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上海租界自1853年由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混处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
上海租界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突出表现为以下五点：
其一，混合经济。上海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这里是全国内外贸易中心，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后来高达70％以上。这里是全国金融中心，所有外资银行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中资银行或总部设在这里，或在这里设有分行。这里是中国航运中心、交通枢纽、工业中心。这些外资、中资、官办、民办企业，尽管相互之间有竞争，但是，它们在原材料、劳动力、资金、能源、技术、运输等诸多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互补、混合、融合的关系。且不说外资企业的员工主要是中国人，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也不说很多中资企业的技术骨干来自外国，机器来自外国， 更不用说有的企业原本中外合资，甚至挂的是洋招牌，内涵却完全是中国的。单说工作环境方面，它们使用的是相同的马路、相同的河道、相同发电厂的电、相同煤气厂的煤气，联系着相同的银行与保险公司。混合经济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外投资高度集中在上海。据统计，1930年，列强在华投资额中，英国的76.0％、美国的64.9％、法国的40.9％、日本的66.1％ （东北除外）都集中在上海。中资方面，1932—1933年，全国现代棉纺织厂共136家，其中64家在上海；烟草制品厂共60家，其中46家在上海；现代面粉厂共83家，其中41家在上海；全国各种现代工厂共2435家，其中1200家在上海；中国现代制造业工人，有43％在上海；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
其二，公用市政。市政设施方面，除了租界某些桥梁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往来车辆略收费用之外，一般道路、桥梁、大自鸣钟、气象台等，对用户均不另外收费。无论租界、华界，以及道路、地下排水系统、桥梁等，事实上成为所有居民的公用设施，大自鸣钟、气象台等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也为所有居民所共享。现代市政管理制度的实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使得上海租界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来说，更为整洁、安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为所有居民所共享。到1899年，两租界面积已达35638亩，到1914年以后，更达48653亩，远远超过上海城厢内外的市区。1890年以后，作为现代建筑的重要材料钢筋混凝土被用于城市建筑，加大了城市对于人口的容纳能力。到1910年，两租界人口已占整个上海城市人口的48％，到1942年这个比例则上升到62％。换句话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享用两租界所提供的市政服务。
其三，共同抗疫。传染病是不受地域限制的。上海租界设立以后，很快便将西方预防、救治传染病的措施引进。1869年，《上海港口条例》便规定：“到达港口的船只，凡船上有传染病，均不得靠近港口下游界线一英里之内，应在前桅上挂一面黄旗，无河泊司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下船或上船。”条例规定相关船主必须将所有传染病人送入医院，或强迫他们停泊在港口界限之外。这就在上海与外地之间，设置了一道传染病隔离带。1872年，鉴于上海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水中存在各种传染病菌，但水上居民的饮用水及烹饪用水全部从中汲取，容易染上痢疾、伤寒等病，并传播到岸上，工部局医务股医生建议对《上海港口条例》第9条规定予以扩大适用范围或强制实施，对所有来沪船只实施入境卫生检疫。1874年6月，上海道兼江海关监督会同各国驻沪领事，拟定 《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并颁布8条检疫实施条款。此后，上海一直坚持中外联合实施入境卫生检疫。1894年5月，因为香港等地发现黑死病，上海又制定出5条新的检疫规定。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卫生处，下设隔离医院、性病医院、预防接种站等单位，从事防疫等工作。法租界公董局医务处自1896年起附设卫生队，其职能之一也是防疫。华界地方自治机关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自1905年成立起，也设立卫生处，从事防疫工作。民国以后，上海地方政府中一直设有卫生防疫机构。上述三家防疫机构，工作区域虽各有侧重，但也互通信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其四，战时中立，共同维护上海城市的安全。华洋混处以后，维护租界的安全便成了华洋双方共同的事务。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在攻克苏州、杭州等地以后，先后三次进攻上海，均被击退。外国殖民主义者与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官僚绅商，结成反对太平军的联盟。列强与租界外侨出人、出武器，上海官绅吴煦、杨坊等出钱，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正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著名绅商等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太平军能打下苏州、杭州，但在上海却吃了败仗，根本原因就在于上海中外势力联手，有洋枪、洋炮。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也由此崭露头角。此后，在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年至 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1924年的江浙战争，1932年一·二八抗战、1937年八一三抗战，上海租界均保持中立，相关国家也大体上尊重租界的中立，中国历届政府也认可这种中立。
中外共同维护上海城市的安全，突出表现在东南互保的实施。
1900年，北部中国兴起义和团反帝运动，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利用义和团的爱国热情对外宣战，英、德、俄、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镇压，华北一带陷入战乱状态。英国担心长江流域也掀起反帝风暴，危及他们在这一区域的既得利益，于是想出兵占领。但是，无论英、美等列强，还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特别是在上海有重要经济利益的盛宣怀等绅商，均不愿意上海陷入战乱之中。于是，经过一番交涉，于 1900年６月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实行东南互保。这些约款落实以后，既阻止英国等帝国主义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也抗拒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命令，使上海城市避免了一场兵燹。
东南互保的实施，显示了相关官绅与列强维护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安全的决心。
就在议订 《东南保护约款》的1900年6月25日那天，清政府向沿江各处督抚寄来对外宣战的诏旨，这对互保约款的订立是个极大的障碍。盛宣怀急电苏州、镇江、江阴、南京、安徽、芜湖、九江、南昌、武昌、汉口、襄阳、龙驹寨、西安、太原、保定、长沙、成都各电报局，要他们对宣战诏旨“不准传抄，如有泄漏，惟该局员是问”。互保约款订立第三天，宣战诏书已在上海等地轰传开来，盛宣怀电询刘坤一、张之洞是否坚持原议，刘、张当即表示无论北方事情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一切后果由他们两人“一力承担”。上海各国领事见刘、张态度未变，乃表示维持所议，互保约款在事实上得到落实。
刘、张等人力主东南互保，后来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在西安召见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时说：“实在亏他 （指张之洞，引者按），上岁若无刘、张，东南各省就乱了……全靠他二人，我母子在此稍安。”刘坤一等人均因东南互保有功而得到清廷的嘉奖，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均赏加太子少保衔。
清廷对于东南互保结局的认可，对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褒奖，不啻向世人宣布，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是不受任何国际、国内局势变动影响的，哪怕在中外交战的极端情况下，这一共同体也稳如泰山。
其五，共同疏浚黄浦江。
上海以港兴市，黄浦江水道畅通与否，能否通行吃水日深的大型轮船，直接关系到上海能否确保其枢纽港地位，也直接影响到上海城市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科技发达，轮船更新，80—90年代，长江、沿海轮船逐步大型化，2000～3000吨大船已经频繁地航行于江海之中。吨位大，吃水深，对河道要求便较前为高。40年代，上海港外国船只平均吃水10英尺，到80年代已达20英尺。这时，黄浦江却日益淤浅。40年代，吴淞口内外沙大潮低水位水深17～24英尺，到90年代，水深只有9～15英尺。船舶吃水深度与河道淤浅的矛盾日益突出。早在1872年，上海的旗昌、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便联名写信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Robert Hart），提出疏浚淤浅河道的问题。1877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 （Arthur Davenport）预测，如果不进行航道疏浚的话，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海就将和杭州、漳浦、登州、牛庄等许多城市一样，成为远洋轮船不能进入的城市，最终只能沦落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内地市镇地位。? 此后经多次交涉，中外达成必须疏浚黄浦江的一致意见。从1889年5月至1891年9月，上海港口管理当局试用挖泥机对吴淞口水道进行挖深。
1906—1920年，中外联合对黄浦江水道进行疏浚，在吴淞口岸构筑导堤、顺堤，用挖泥船开挖帆船航道，束窄航道，加深河床，利用潮力自然冲刷，使黄浦江航道稳定地保持一定深度。到1921年，在黄浦江中心处，低水位时水深达到26～28英尺。到1935年，黄浦江航道至少深26英尺，又因潮高至少为6英尺，所以每日航线航道至少深32英尺。这对于保持上海港良港地位，有相当重大意义。诚如费唐 （Richard Feetham）所述：浚浦工程每年所捞挖之泥，约有100万立方米，所经开拓之地面积甚大，深航河道比前为阔，江流行经平坦而微曲之航路而无阻碍，“黄浦江经如此疏浚后，由一无规则而日见淤塞之河道，一变而为良善之航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浦江水道疏浚工程，是中外合作进行的国际工程。1901年9月签订的 《辛丑条约》第十一款第二条，特别规定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将疏浚黄浦江航道问题，作为专项条款写入 《辛丑条约》之中，并明确规定其经费由中国与相关国家各承担一半，这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国际性。
1905年，经中外协商，重新改定修治黄浦河道条款，规定：所有改善及保全黄浦河道，并吴淞内外沙滩各工，统由江海关道暨税务司管理；由中国自行选择熟悉河工之工程师，但要经 《辛丑条约》各签署国使臣半数以上同意，方可委派；须定期将所办工程及所用各款详细开列，并送驻沪各国领事馆待查；河工全部费用由中国承担，并且不向沿江各地产及来往船货征收税捐。同年，按照这一条款，成立了浚浦局，其职责便是疏浚深航河道，并协助滨岸所有人疏浚各码头前面之河道，为滩岸所有人填筑涨滩，协助海关捞移沉破船只等。正是在中外共同重视、浚浦局持续努力下，黄浦江水道疏浚工程才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在浚浦过程中，经费来源曾有所变化。1912年4月，中外曾就浚浦事宜达成协议，协定浚浦经费由中国政府每年支用关平银46万两，但事实上，此经费并未到位，而是取给于对于上海商业所抽取之特税收入。这种特税的缴纳者，既包括上海的中国商人，也包括上海外商。
复兴岛正是在疏浚黄浦江的过程中，利用从江中挖起的河泥堆积起来的。
上海一地水系变迁，黄浦江具体疏浚过程，复兴岛形成经过，以及岛名的演变，本书有具体叙述，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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