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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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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法国大革命前巴黎裁缝的手稿，本书就是对这部手稿的解读。一个挥霍无度的妻子和一个心怀不满的丈夫，这样的故事古往今来都在上演，蒙让夫人的故事因为处在启蒙时代、法国大革命之前而具有了更加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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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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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整个巴黎都充溢着愤怒的情绪，蒙让夫人也是如此。蒙让夫人，一位手工匠人的妻子，像那个时期大部分的家庭主妇一样，把时间都花在缝制衣服、照顾家庭和孩子们上；启蒙时代来临，她身体中似乎有一部分意识觉醒了：她也想像贵族一样生活，也想花时间让自己更美，也想去享受感官的陶醉。从丈夫的角度看，妻子变得虚荣、堕落，他用日记记下了夫妻之间的争斗过程，让我们得以一窥法国大革命前夜，一位巴黎普通女性对家庭生活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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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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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特·法尔热（ Arlette Farge ，1941一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的法国史，尤其关注穷人、小手工业者、妇女和儿童等社会边缘群体，曾担任法国国家科学院( CNRS ）的主管，任教于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 EHSS )。代表作品有《18世纪巴黎的街头生活》，与米歇尔．福柯合著的《混乱的家庭：巴士底档案中的密札》，《脆弱的生活：18世纪巴黎的暴力、权力和团结性》等。由于在社会史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于2016年获得丹·大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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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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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 物
情节概要
第一章 蒙让写下日记
第二章 城市/ 乡下，家里/ 外面
第三章 “女化家”
第四章 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第五章 法律上的烦恼？
第六章 蒙让：定格
第七章 “小放荡主义者”的圈子，蒙让夫人的朋友们
第八章 决斗后的混乱
结论：奇特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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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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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Y系列司法案件档案中发现这本日记的手稿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将它出版。这本日记出自一位手工匠人——蒙让先生之手，几乎每日一记，实属难得。其中的每字每句、每一个缺少标点符号之处、每件事的叙述方式、所用的书写字体，都向大众展现出了这个男人的生活片段。由于无聊或是出于对上流社会之乐趣的渴望，他的妻子试图从现有的社会阶层中挣脱而出。面对妻子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他手足无措。我知道，原封不动地出版这本日记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指在意义层面上很难去解读它；由于蒙让先生受教育程度并不高，日记中拼写、句法错误比比皆是，有时我们甚至无法还原其中的句子结构，所以，在文本层面上，理解它也是很有难度的。
一瞬间，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出版关于家庭的监禁请愿时，我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进行的漫长而热烈的讨论。对福柯而言，父母的来信无须多加评论，他认为这些信是如此强烈而美丽，同时具有悲剧性和审美性，既卑鄙又崇高。我稍稍反对这一想法，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信件融入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中，融入有关想法、感受以及性别关系的研究中。米歇尔?福柯是怎么被说服的，我永远不会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决定按照一定的主题出版这些信件，并在誊录文稿的同时附上背景与内容解读。
当我发现这本“‘被出轨’丈夫的日记”时，我又一次想起了与米歇尔?福柯共同采用过的视角。我犹豫了，但并没有犹豫太久，我觉得有必要踏上一段不平凡的旅程，让自己沉浸在事实中，看看它们的形式，它们存在或疯狂的理由。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去详尽地描述，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而是为了走进这个对妻子的娱乐消遣深感困惑的手工匠人的思想和内心当中。这本日记勾画出了许多很有趣的历史场景，我们很少能在这样一个人的笔下读到——他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总因财产和名誉上的损失以及各种不幸而惊惶。他记录了经济状况，记录了用餐、活动或散步的场景，记录了恶毒的争吵引发的不快，记录了浮现又消失的情绪——这些情景在阅读的过程中触目可见。
将一本将近70页的日记手稿单独拿出来，从中提炼出一些知识，能算是历史吗？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当然是历史，哪怕只是一个家庭及其朋友的历史。其中大量的细节不仅勾画出了一对夫妻的私生活，也显示出了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或试图逃离、拒绝命运，或以千百种理由接受它。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交会在一起：一种为男性的，另一种为女性的。彼时，女性问题贯穿整个社会，从哲学家到作家，从医生到艺术家都参与其中。“编年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不分事情大小，也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什么都没发生的一天在历史上也不算浪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论纲》（Surle concept d’histoire）］。
这段历史正触及了生活本身及其意义，触及了社会阶层状况所带来的压力，触及了男性和女性的意愿，触及了他们想要挣脱自我的渴望，也触及了由此产生的挫折。用一句话来说，这关乎他们的反抗意识。而类似的社会张力在逐渐觉醒：厌倦、意义感的丧失、挣脱自我的渴望。直到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娱乐革命，这一切才得到了改变。这个世界看似遥远，但通过一对夫妇的声音，我们得以了解人们是如何在因循守旧和追求欲望的满足之间摇摆不定……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日记，它展示了一段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片段。它只是一段片段，这是否意味着它就没有任何代表性呢？至少，它是一个标志。日记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只字不提，却近乎偏执地日复一日记录着日常生活，初见平淡无奇，却渐渐地呈现出高明的心理战，这场战争发生在一个惊人的封闭的社交圈中，关系到十几个人。任何读者都能感觉到，理解日记中的故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辨认出数百次的来来往往，辨别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吃的午餐，理清楚蒙让夫人与某位朋友的相识——这些人已准备好参与到她的欲望与梦想中。还不仅仅是这些。有时，蒙让的笔下带着担忧，好像一直屏着气一样，会让我们有所怀疑，觉得他不可能编造出这么多的细节，如果这些不是事实的话，就不会如此清晰准确、多彩而具体。这些事件虽然难以捉摸，不好解释，但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法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事件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绘出了如此不同寻常、让人气喘吁吁的生活节奏，这需要我们屏息关注每个人的行为，同时也要对这一生活方式提出许多疑问。
从食材到厨师准备的饭菜，再到蒙让裤子上的小洞等等，这些数不清的细节是否有历史上的意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都是琐碎小事，其实不然——人类学家和作家，比历史学家更在意这些日子中的鸡毛蒜皮。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朝着细节的方向去探索，这是一场不寻常的赛跑。从研究情感史的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开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参与进来了。作家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显微人生》（Les Vies minuscule）冲破了小说与历史的束缚。早在他之前，我们还能想到作家米歇尔?莱里斯，他在《非洲幽灵》一书中写道：“把特例推至最后才能达到整体，把主观性最大化后，我们才能摸到客观性。”当时这一著作几乎是反传统的。后来有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还有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从而兴起了微观史学。
“即使是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也可以作为正面或负面的代表，因为它可以划出每个人潜在的可能性的范围。”在这句话中，我们想要反对的是，每个人的潜在可能性只能在一个时代内、在一个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观察，否则就没有意义。
当福柯等人写下《我，皮埃尔?里维耶》（Moi ，Pierre Rivière）时，其中提供的详细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叙述中带入动作和对话，而这些寻常的东西因被认为不够重要而通常没有立足之地……这样一来，如此叙述便可以将熟悉转化为杰作，将日常转化为历史。此外，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虽然频繁出现且单调——必须是独特而非凡的。”
我相信，只要福柯理解其中发生的事，他肯定会“喜欢”这部家庭闹剧。他不会厌烦蒙让夫人那些相似、单调、坚定、自信正确的话语，还有那些频繁出现的、雷同的事件。他一定会震惊于这些私人又非凡的细节，虽然完全没有透露出任何政治和社会背景，但他会明白，这些细节编织出了一段真正的历史。因为它们既表达了女性的挫败感，又表达了人们对提升社会地位的渴望。他们面对的是越来越浮夸的奢侈之风，尽管后者在世纪末将受到威胁。总而言之，这像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手工匠人蒙让想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蒙让夫人拒绝社会与时代赋予她的角色，试图逃离，身份却一再降低——她的社会地位没有晋升，反而一落千丈。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她逐渐降低社交标准，有着跌入社会底层的危险。最终，陪伴她、与她一起散步的是一个萨瓦人和一个厨师，因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她时常遭到拒绝，这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当财富成为一个人无上的功德、唯一的真实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会发生变化，衣装也随之变化。人们装模作样，十分可笑，正如圣西尔在《世纪景象》中所说：“城里人是模仿宫廷中人的猴子。”蒙让夫人便是如此，她毫无品位和礼节，模仿着那些虚荣的交际花。
“时尚的激流不受控制而又多变，旋涡般席卷而来”，侵蚀着君主制的先验的合法性。人们不做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而是用衣装、肖像画、午餐和看戏等标准来判断、衡量对方。蒙让夫人投身于这一潮流，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失败，她的生活也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她所珍视的外貌也是如此。她多次呕吐，面容憔悴，而蒙让的生活也不再令人羡慕。
这段历史反映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充斥其中的细节证明，那些在众生与事件最深处探索的人是正确的。各个独特的人物形成了一个集体。即使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动作、习惯、嗓音，有着温柔、激动和健谈的时刻，他们彼此间也都有交集（共同点）。我们在每个阶段、每个步骤、每个诉求、每个请愿中都能看见冲突，冲突实际上超越了家庭空间，成为了政治范畴的现实——当时的编年史学家有时喜欢提出这个问题，如雷蒂夫（R伢tif de la Bretonne）、梅西耶，甚至书商西梅翁-普罗斯珀?阿迪（Siméon-Prosper Hardy），他在自己的日记《我的爱好》（Mes loisirs）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人们——特别是女人——想转变自己的角色时，就等于想破坏现有的秩序。这不就是反抗的开始，也正是反抗的本质吗？其实正是浮夸的奢华压垮了那些想享受奢华的人。在这段时间里，手工匠人蒙让在踟蹰中试图承担自己的责任，拼命地工作，尽管他冲动而坚定的妻子屡屡令他分心；蒙让夫人的诉求更多的是“尽可能地玩乐”，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态度。除非在这个启蒙时代中，享乐与女权能以某种方式交会。
蒙让夫妇间的差距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改变了我们对当时的工匠夫妇及他们的孩子的看法。邻居注视着他们、评判着他们。因为是潜在的顾客，左邻右舍在经济市场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手工业界传统的婚姻承诺被打破了，所以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蒙让夫妇的圈子如此封闭，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与他们利益相关，却谈不上忠诚，其中一些朋友有时表现出同情，希望他们和解，但转天就背叛了自己的承诺。在这里，历史正在萌芽，尤其是男性/女性的历史，其中的每个人都在寻找、探索自己的角色，尤其是蒙让夫人。
我们再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那就是马车的使用。每天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坐着马车来，叫辆马车出门，深夜再乘着另一辆马车回来。马车费用很高，蒙让、德利尼、用人们都反对叫车夫这一便利之举，但是为什么蒙让夫人总要乘坐马车呢？梅西耶和其他许多人都说过：马车和车夫对富有的人来说算不上什么。事实上，再往下一点的社会阶层，人们使用的是一种叫“杜尔哥车”（Turgotine）的马车［加布里埃尔?德?圣奥宾（Gabriel de Saint-Aubin）的画中曾出现］，车上的乘客都挤在一起，站在泥泞的木板上。虽然马车比较舒适，但远谈不上奢侈。然而，马车实际上是一种标志，代表着蒙让夫人对权力的渴望。蒙让自己解释过，为了节省马车费用，他选择徒步去日索尔看望妻子的父亲。
这些细节令人颇费思量：蒙让夫人眼中的马车并不等于丈夫眼中的马车。它首先是一种出行工具，贵族出行全都乘坐马车，当然，他们乘坐的是四轮豪华马车；其次，若要多结识一些人，它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在这一前提下，马车是载着蒙让夫人“出行”去寻找乐趣，却只是“运送”蒙让去工作。这不是一回事。对此类态度的感知和理解，与一些社会学家所推崇的“统一心态”背道而驰。
从这段文字出发，我们还可以尝试理解人类学家阿尔贝?皮耶特在其《行为民族志，细节的观察》一书中的劝告。“记录生活的流动，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心情、感受和情绪，捕捉当下的体验，比如一种义务或约束、一种策略、一种自由。”
男人和女人不仅仅是他们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声音、姿态、行为乃至他们的“犹豫不决”都是故事甚至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它们的多样性决定了各种类型的历史事件是否得以发生。即使个体“完全被集体表征、集体情感所掩盖”，个体意识也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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