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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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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前的北京动物园罕见影像，四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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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由《京师博览园》相册、《农事试验场全景》相册、附录三部分组成。
《京师博览园》相册约初版于1910年。共收录64张清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的照片。其中包括6张主管官员的照片、32张建筑风景照和26张动物照片，生动呈现了百年前北京动物园的历史风貌。
《农事试验场全景》相册初版于1909年，由日本的博信堂印制。共收录108张农事试验场的照片，其中包括14张主管官员的照片、94张建筑风景照和游人游览的照片，全面呈现了农事试验场开放之初的盛况。
附录部分包含《京师博览园游记》一文和30余张照片。《京师博览园游记》连载于1908年的《顺天时报》，是一篇详细的游园指南，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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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省伟：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目前专注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和出版，藏有海量中国主题的法国、德国报纸和书籍。编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西洋镜”系列等书。
孙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现任教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著有《明代外交机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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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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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京师博览园
002封面书影
003载振
003溥颋
004熙彦
004杨士琦
005沈云沛
005诚璋
006农事试验场地图
008试验场大门
009动物园大门
010进园东门
011进园东门
012接待室
014东北宫门及断桥
016松风萝月轩
017松风萝月轩
018御座船
020中式花园
022六角亭
024豳风堂
024豳风堂
025外洋推车
025瀑布
026莲花塘平台
028海棠式亭
029海棠式亭
030荟芳轩
031荟芳轩
032木长桥
034东洋房全景
036万字楼
038草亭房
040来远楼
041来远楼前古树
042植物园温室与温床
042西北山之旷然亭
043喷水犼
044喷水狮
045喷水狮
046畅观楼
048畅观楼
050西式八方亭
052鬯春堂
054肩舆
056蔬菜试验地
058咖啡馆
058蚕桑馆
059动物园门
060虎
060雄银狮
060豹
060银狮
061象
061熊
062大狼
063马鹿
063雌狍
063红鹿
064纹马
064小纹马
065袋鼠
065大猴
065小猴
066獏
066箭猪
067鸽
067鸮鸟
067鸵鸟
067加冕鹭鸶
067雕
068鹤
068东洋鸡
068珍珠鸡
069农事试验场全景
070封面书影
071载振
071熙彦
071溥颋
071杨士琦
071沈云沛
071端方
071萧敷训
071袁思亮
071诚璋
072试验场总办及科员
073试验场科长
074试验场全图
076试验场大门
077接待室
077接待室
078进园东门
079动物园正门
080动物园虎豹狮熊室
080动物园北门劈柴桥
081农林房劈柴桥
081远望农林房后山的亭子
082农林房
082船坞
083松风萝月轩
083东北宫门木长桥
084东北宫门
084荟芳轩正面
085东面的青石桥
085海棠式亭
086远望海棠式亭
086东北宫门及断桥
087西式八方亭
087豳风堂正面
088豳风堂背面
088六角亭近景
089远望六角亭
089中式花园全景
090中式花园游廊
092中式花园木长桥
092莲花塘
093瀑布西侧的三叠游廊
093远望三叠游廊
094瀑布
094东洋房全景
095东洋房侧面全景
095东洋房近景
096东洋房远景
097东洋房西面的高木桥
097万字楼南面的大石桥
098万字楼
098万字楼四周的运动场
099中式花园及东洋亭
099东洋亭近景
100草亭房
100草亭房背面
101植物园温室
101植物园温床
102咖啡馆
103远望咖啡馆
103来远楼正面
103来远楼侧面
104来远楼西侧游廊
104畅观楼后面的餐房
105畅观楼正面
105畅观楼背面
106畅观楼侧面
108畅观楼前的南薰桥
110喷水狮
110喷水犼
111旷然亭
111远望旷然亭
112莲花塘
112城关
113燕宾园中餐馆和镜真照相馆
113远望鬯春堂和古柳
114鬯春堂背面
114鬯春堂东面的西式桥
115鬯春堂南面的高石桥
115湖桑试验地
116蔬菜试验地
116试验室
117菜圃中的茅亭
117蚕桑馆
118昆虫饲养室和理化室
118五谷试验场全景
119五谷地内的高木桥
119游人候车处
120中式植物园
120登山远眺
121出口
121御笔
122御座船
124各式游船
124苏式灯船
125人力车
125外洋推车
126肩舆
128草亭房内的游客
129游园的女学生
129休息的游客
130万字楼前拥挤的游人
130场内的工人
131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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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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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园的先声——作为游赏场所与文化空间的万牲园
林峥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
于是诸臣奏请次第举办，“综括言之，凡有四事”，一曰图书馆，一曰博物院，一曰万牲园，一曰公园。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园”，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产物。在西方，动物园滥觞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随着航海和殖民力量的扩张，以皇室为代表的欧洲上流贵族热衷于收藏珍奇动物，作为彰显王权和力量的方式、文明驯化自然的象征。这些兽馆通常附属于贵族花园，如凡尔赛宫的动物园深刻地烙印着专制王权和殖民主义的痕迹。到了19世纪，“动物花园”（zoological garden）的概念出现后，动物园才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脱离既定花园的范畴。这也就是说，“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中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在伦敦摄政公园（The Regents Park）率先兴建动物园之后，整个欧洲随之掀起了兴建动物园的风潮。动物园的兴起并非孤立的个案，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成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由于隶属于公园系统，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与公园一同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起供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晚清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的。因此，端方、戴鸿慈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彼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当然，彼时国人对于动物园这种新事物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中国，辟设专门空间蓄养动物的传统，其实可以追溯至周文王时期的灵囿。《诗·大雅·灵台》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毛传注：“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囿，言灵道行于囿也。”后囿泛指帝王蓄养动物的园林。但是彼时国人对于 “动物园”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现代文明的意义还是完全陌生的。不仅如此，国人对于动物的认知，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人对于动物较为系统的认知可以追溯到《尔雅》，但基本是出于一种博物的趣味，“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或是附会于人事，要么将动物与祥瑞灾异之兆联系起来，要么将动物赋予人类的品格进行褒贬，表面谈的是动物，实际还是旨在人事，缺乏对于动物本身生物学的认知——当然，这些即使在西方历史中，也是近代以来的事。而动物园的诞生本身就与西方的博物学、分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晚清士大夫游历欧美时，动物园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自然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碰撞。
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晚清国人出访考察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在令人目眩神迷的众多发现中，动物园引起了他们普遍的兴趣。由于难以在本土既有的知识结构中找到对应物，最初对于zoological garden（动物园）的翻译也各出己意，缺乏统一，有译为生灵苑、生物苑，也有百兽园、万兽园，或万种园、万牲园、万生园等等。直到20世纪初，戴鸿慈、载泽、康有为等人的论述问世后，“动物园”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田晓菲在讨论魏晋和晚清游记的《神游》（Visionary Journeys）一书中指出，中国游记素有 “好奇”（love of the strange）传统，对富有异域风情的奇珍异事尤为留意。而初衷为搜罗“奇异”（exotic）生物的动物园，恰恰迎合了这种期待。欧美动物园从世界各地网罗来的珍禽奇兽，绝大多数是这些初出国门的晚清士大夫闻所未闻的，因此，他们对于动物园最初的关注集中于一个“奇”字。如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强调，巴黎、伦敦、荷兰等地“生灵苑”之“鸟兽之奇异者，难更仆数”“尤奇者，海中鳞介之属”“异鸟怪鱼，皆目未睹而耳未闻者”“珍禽异鸟，充斥其中”等等。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不惜花费笔墨，历历细数伦敦“万兽园”之“珍禽奇兽，不可胜计”。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同样也为“奇异难以殚述”的伦敦“万种园”留足了篇幅，分门别类地描摹“兽之奇者”“鸟之奇者”“鱼之奇者”，以及荷兰“生灵园”所畜“奇奇怪怪者尤多”。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亦赞叹伦敦“动物园”的“无奇不备”和柏林“校兽园”之“所畜珍禽奇兽以及鳞介各种甚众”。
晚清出访者对动物园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异域“珍禽奇兽”的新鲜好奇等最直观的认识阶段。所以早期出访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认识和记载各式各样的生物。他们不厌其烦地记述在动物园中观察到的动物。其中一些动物后来被引进北京万牲园。通过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一方面，他们对长颈鹿、斑马、袋鼠等富于异域风情的动物津津乐道，而另一方面，在观察和认识这些新奇的动物时，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其对接。大部分出访者在记述动物时以“虎豹犀象”统之，此语典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这一章讨论了治乱与禽兽的关系，认为禽兽的出现是乱世的表征，暴君当政时，“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 ”；而有道的统治者则驱逐禽兽，使天下太平，“（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对于园囿和禽兽的理解，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公园（动物园）观念对照，很有意思。与之相应，当志刚历数伦敦动物园的收藏之后，笔锋一转道：“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感叹即使如伦敦动物园这般旁搜博采，仍然看不到上古传说“四灵”之中的麟、凤、龙，“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而戴鸿慈谈到“来欧数月，已数见不鲜”的“鹿豹”——长颈鹿时，亦指出：“其状马首、牛尾、鹿身、长颈有角，西人以为中国古所谓麟者即此，此事殊难确证。因思中国古书，称龙、麟、鸾、凤诸瑞物，皆不经见。盖缘此种久已不传，亦与欧洲上古之大鸟、大兽同例（中世以后，所称龙见凤至，皆其赝者耳）。”志刚、戴鸿慈仍然笃信龙、麟、鸾、凤这些中国上古传说中杜撰出来的神圣鸟兽的存在，遗憾在西方现代的动物园中无缘得见，甚至将其归咎为“世无圣人”。这在后世看来虽有些不可思议，却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在最初接触西方动物园时产生的思想碰撞。
当然，晚清出访者对于动物园不光是单纯的猎奇心态，对其格局、形制和功用也有了逐步的认识，他们普遍注意到动物园分类豢养的原则。在记载伦敦动物园时：“或局兽于圈，笼鸟于屋，蓄鱼于池。其驯者，或放诸长林丰草间”；“每一巨室，或圈或栏相连，以一园丁司之”。张德彝的记述尤为详尽：外有猛兽，每种各有石屋二间，前有铁栅栏，上悬一牌云：物系何名，产自何处，因何人而携此。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面包喂之。兽之驯者在木房内。小鸟每种一木房，前有铜网，内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鸟与鱼皆有大池。鸟兽有水产、旱产各异者，置于四间木房，内凿石池，外铺干草。畏寒者向阳，畏热者背阴，无不各得其所。
这是19世纪欧洲动物园的典型格局。整座动物园犹如一个布局巧妙、分类准确的博物收藏室，兽笼就像陈列窗，以便游人和研究者近距离地观察动物；兽笼上附有的说明标识，如同百科大全目录般清晰明了；而笼中野兽则如同示范性的模型，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李圭精辟地指出，伦敦动物园的功用在于“专以考究生物之理者”。虽然动物园的这种博物收藏室的风格在20世纪受到质疑与诟病，却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形制布局，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当今中国动物园的基本格局。
再者，由于晚清出访者是在同一时间段接受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诸多概念，况且西方动物园在诞生之初隶属于公园的系统，因此，晚清国人对动物园的认识往往局限在公园的框架内。
譬如自诩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就将动物园看作“花园”的一种。他记述巴黎的“官家花园”：“花木繁盛，鸟兽之奇异者，难更仆数。尤奇者，海中鳞介之属，均用玻璃房分类蓄养。”“官家花园”本是公园的意思。在最初进入晚清国人视野时，公园被称为“官家花园”。根据斌椿的描述，巴黎的“官家花园”应该是附设于巴黎植物园内的动物园。在伦敦时，他命随员广英“往看花园”，并记录广英的报告：“云鸟兽奇异甚多。狮子四，极大者二，皆虬毛。虎豹犀象之属，不可胜记。巨蟒长至二三十码，每码合中国二尺五寸，皆豢养极驯。”这很可能是伦敦动物园，因为英文zoological garden后一个单词即花园之意。斌椿不辨花园、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的区别，将它们统视为富有异域情调的花园，因此也无法进一步意识到它们所承担的不同功能。
然而随着认知的逐步深入，晚清出访者对于动物园的关注渐从“动物”转向“园”。查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我们得知他在欧洲养成了闲暇时游观公园、动物园的习惯。如在巴黎时，他常记述某月某日偕某人“游于苑囿，见狮、豹、熊、罴诸兽及各种蛇、鱼、介族”等。此“苑囿”亦即巴黎植物园。待至伦敦，日记中更是多见其独自或携家人至“万生园”（伦敦动物园）、“海德花园”（海德公园） 或“理检滋苑囿”（摄政公园）“游观极久”。到柏林当日，他即“游万生园极久，足力颇乏”。从一个旅居异国的访客角度，对他而言公园与动物园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游憩之所，况且当时欧洲的许多动物园，本身就附设于公园中。曾纪泽曾在日记中认为，中国人来欧洲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方人极其节约地面，“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他对西方人开辟公共空间供民众游憩的用心十分赞许。
20世纪初，康有为游历欧洲时，直接将动物园与公园相提并论。在《丹墨游记》中，他说：“游动物园、植物园及大公囿。动物园布置甚好，且过于伦敦，在欧洲亦为上者。余两园林木森蔚，皆有湖滨洲岛，布置佳胜，风光绮腻。近海公囿引水回环，长堤铺沙，馆楼临海，花木明漪，尤极其胜。欧人之于公囿，虽小如丹、荷、比，而广备游乐，以便都人士之卫生。于都会极贵重之地，占地动十余里，不少惜费，其布置幽雅，亦与各大国争胜焉。”康有为明确地意识到，欧洲“于都会极贵重之地”不惜斥资占地辟设公园，“以便都人士之卫生”的用意，抓住了19世纪西方兴建公园的精髓，而动物园也被囊括在这一系统之中。又如在《瑞典游记》中，康有为盛誉瑞典的思间慎公园（斯堪森公园，Skansen Open-air Museum，现为露天博物馆），认为即使他赞赏的“柏林动物园遍摹万国宫室，自是地球第一，然幽胜则不如此园远甚”。由此可见在康有为看来，公园与动物园是同质化的发明。因此，他更加关注动物园中的风景情致，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公园欣赏，超越了前人迷恋于珍禽异兽的视野。在欧美各国动物园中，他最推崇柏林动物园（tiergarten），誉其“最华妙奇诡”，特别欣赏其引用的异域风情建筑元素，将其视为柏林动物园最显著的特色，“其最奇丽者，畜鸟、兽各室无一同者，大搜各国之室制而兼营之。畜象处以印度庙制，五色之砖斑驳穹窿；畜蛇处以埃及庙制，大楹画人物象。其他波斯之尖塔、突厥之金顶殿、中国之黄龙亭，盖无不备”。此外康有为还留意到动物园内广设酒馆、茶社、戏院等休闲场所，并且很倾慕欧美民众这种于动物园、公园等此类公共空间游憩的文化习俗：此外酒馆、茶室、戏场皆穷妍极丽，依湖傍山，长廊交通，曲道相接。花木扶疏于径畔，凫鸭唼喋于湖溪，丘阜连绵，芦苇丰绿，沿山得径，架水成桥，芳草蔓藤，杂花生树。亦复有板屋沙地，木几不饰，摹仿古时乡落村夫饮酒状。夕时游人如蚁，树下列几，树上燃电灯，士女接裳，占座饮酒，品茗听戏，至夜十时乃散。光景至佳，可谓极乐矣。
这与康有为对公园的理解是一致的。他观察到罗马植物园中男女老少或野餐、或游戏、或垂钓，感叹“绿天幕幕 …… 以游以嬉，盖欧洲乐民之通俗”；在丹麦“百戏园”，他亦很享受公园中“楼阁数十座，花木深曲，柳塘水榭、茶室、船舫临之，电灯万千，游人如蚁，百戏并陈。座落皆卖茶酒、架非，置几千百于树下”的闲适，认为“盖欧土之通俗也”。
上述晚清国人对西方动物园的理解与认知，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布局模式。所以，北京万牲园将动物园置于公园的框架之内，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供市民游憩的功能，而不单纯是珍禽异兽的收藏所。这种思路在倡设、建造以及运作万牲园的过程中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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