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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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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西欧文明的演进便是以地中海域为中心扩展，西欧各国城市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都与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此，本书从地缘空间的视角去审视西欧各个国家的形成历史和发展道路，以及地缘因素导致的国家关系之间的演变，探索其中的规律，这对于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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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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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会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文化与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大国崛起的文化解读》《文化视域中的国际关系》《法国外交的文化阐释》；译著有《文明的脚步》、《全球文明史》（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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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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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英国（）
一、入侵者的大熔炉（）
二、与大陆的长期纠葛（）
三、岛国意识的觉醒（）
四、海洋霸权的确立（）
五、“大陆均势政策”（）
第二章法国（）
一、罗马的高卢行省（）
二、法兰克人的国家（）
三、突破哈布斯堡围困（）
四、追求“天然疆界”（）
五、陆海复合的地缘局限（）
第三章西班牙（）
一、不断涌入的早期移民（）
二、罗马的征服与统治（）
三、征服与再征服运动（）
四、哈布斯堡王朝的建立（）
五、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
第四章德国（）
一、“中央之国”的建立（）
二、东征南伐的扩张之路（）
三、城市同盟的黄金时代（）
四、三十年战争策源地（）
五、从王朝战争到“大陆政策”（）
第五章意大利（）
一、罗马的崛起与扩张（）
二、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
三、城市国家的繁荣（）
四、文艺复兴的摇篮（）
五、从分裂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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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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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国意识的觉醒
在不列颠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前，虽然在地理上是一个岛国，但英国统治者对欧洲大陆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海洋。由于早期的英国统治者大多来自欧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有着割不断的地缘政治和文化联系，家族利益高于一切，英伦三岛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母国的一部分或“行宫”。因此英国频频地参与欧洲君主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并不断地消耗着英伦三岛的资源。直到15世纪初，英国人的海上活动还仅仅局限于周围海域，很少涉足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地区。其造船水平也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北部城市。仅以船只吨位和装载人数为例，当时英国所造船只很少超过100吨，载人一般20余名。而同期威尼斯所用船只的运载量已达500吨，除货物外，每艘船一般有桨手、商人和官兵达数百人之多。所以英国史学家约翰·西利认为，中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习于农耕或放牧的、尚武的、对海洋不感兴趣的”民族，实际上“几乎完全不是一个海洋国家”。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Boston，1909，p87
百年战争以英国人的惨败而告终，英国在战争中丧失了它在大陆的全部领土。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未尝不是英国国家发展的一件幸事。此前，英国人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欧洲大陆，浓郁的“大陆情结”使得在近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为岛民的英国人的海上活动远远落在了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后面。百年战争的失败迫使英国退出了欧洲大陆，退回到不列颠岛，对大陆领土的野心也被彻底粉碎。至此，英国人开始注意到自身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天然优势以及与大陆国家的巨大差异。英国四面濒海，内河航道的入海口处都有天然海港。沿海港口星罗棋布，并且与内河航线相联结，形成了发达的沿海交通网。如阿萨·勃里格斯在他的著作《英国社会史》中所述的： “英国被海洋包围着，英国的每个地方，不管它多么遥远荒僻，离海洋却十分接近，这一点对英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永恒的意义……”\\[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英国人的岛国意识逐渐觉醒。
1485年建立的都铎王朝统治者开始审视自己的岛国地位，将关注点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本国国力尤其是海洋力量的提升。在它统治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扶植本国海上势力、鼓励海外扩张的政策措施。
为了保护本国的航运业发展，都铎王朝建立后，根据英国海上势力的状况在不同时期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国会于1485年通过航海法案，规定凡来自法国南部基恩和加斯科尼的葡萄酒必须由英国人的船只装运，船上的大多数水手也必须是英国人。1489年，又进一步把法国图卢兹纳入限制范围，还规定只要港口有足够的英国船只，就不得使用外国商船运货。到亨利八世时期，这一政策得到继续执行，并进一步限制外国船只的使用，规定外国人用自备船只运货要缴纳高额关税，还限定只有在港口没有英国船只时，才能向有关英国官员申请特别许可证运货。在这些航海法案的保护和扶植下，英国的海上运输能力有了快速的增长。
为了发展本国的海外贸易，保障英国商人在欧洲大陆从事贸易的权利和打击商业对手，都铎王朝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商业条约。在北方海域，1490年，亨利七世与丹麦统治者签订条约，恢复了英国商人在挪威、丹麦和冰岛等地的贸易特权。1498年，亨利七世又与德国北部城市里加签约，试图分裂汉萨同盟，涉足波罗的海。这些条约的签订使得15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商人被排除在波罗的海的局面有所改观。1503年，英国商船中经过松德海峡的只有21艘，但到1547年，英国船只已能够与荷兰船队相竞争了。
在南部地中海地区，亨利七世与佛罗伦萨缔结了一项针对威尼斯的条约，规定凡出口到意大利的英国羊毛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至佛罗伦萨管辖下的比萨港，再由此向其他地方出售，供应威尼斯的羊毛也被限制在600袋。这些规定沉重地打击了威尼斯的呢绒业以及由地中海经英国至弗兰德尔的贸易航线。此外，亨利七世政府还分别与西班牙、德国、法国、尼德兰等签订商业条约，不断扩大英国人的商业特权。16世纪上半叶，英国对欧洲大陆和附近地区的贸易总量增加了150%。陈曦文：《英国都铎王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和重商政策》，《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16世纪40年代以后，经营北欧贸易的英国船只数量迅速增加。1581年，英国商人进一步开拓了北欧市场和东欧市场。贸易公司也在此时兴起，例如东地公司，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下，垄断英国对丹麦、挪威和普鲁士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
百年战争之前，英国统治者浓郁的“大陆情结”决定了早期英国在国防上需要的是一支强大的陆上防御力量和能参与欧洲战场战斗的陆军部队，海上力量主要是满足于渡海并向大陆战场输送作战部队，在整个防御力量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因此，海上力量的建设在英国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船只也多数是渔船和商船，国王在紧急情况下临时征集商船，经过改装后直接开到前线投入战争。英法百年战争时，战场开始扩展到海上。针对法国，亨利五世组建了一支在当时来说已经比较庞大的海上军队。据统计，在整个亨利五世统治时期，皇家舰队拥有300—1000吨的大船14艘，中等船只10艘，小型船只14艘，这是一支以往任何国王都不曾拥有的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1340年6月，两国海军在斯勒伊斯激战了九小时，法国舰队惨败，制海权落入英国人手中。战争结束后，由于没有经费维护，亨利五世留下的海上舰队被拍卖给私人所有者。到1453年，亨利六世只剩下两艘舰船。总体而言，尽管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但至少在早期，执政者对海洋和海军的认识并不先进，海上力量建设也没有摆在重要地位。
到都铎王朝时期，海上力量的建设开始得到君主的重视。都铎王朝之前，英国大部分船只从荷兰购入。自亨利七世起，政府积极鼓励本国造船业的发展。英国造船厂主要分布在英国东南部、泰晤士河沿岸和东北部的泰恩河、蒂斯河沿岸。泰晤士河拥有英国最大的港口伦敦，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和材料来源，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造船基地。朴茨茅斯、德普特福德、伍尔维奇和查塔姆等造船厂都是都铎王朝统治时期建立的著名的造船场地。不过亨利七世在位时期，英国军用舰船和普通商船在船体设计方面依然没有明显的区别，商船和军用舰船常常合二为一。战争时期在商船上多装些火炮就成了出海作战的舰船；和平时期舰船卸下部分火炮，装上货物，就成了武装的商船。另外，生产技术的原因导致这一时期英国造船厂生产的船只吨位大多在百吨以下。亨利七世时期开始实行船业津贴法，由王室对百吨以上船只进行补贴，即每制造100吨位就补助5先令，从而使英国的造船能力由1400年以前只能造百吨以下的船，发展到15世纪下半叶可以造900吨的大海船。\\[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生活·读书·新知生活书店1976年版，第212页。这一津贴政策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代得到沿袭。16世纪末尤其是1594年后，英国船只在100—500吨这一区间比重逐渐增加，但百吨以下的小型船只仍是主流。亨利七世还鼓励建造者们向船只建设方面领先的国家学习。如英国造船厂造出的大型舰船“君王”号和“摄政王”号，就是造船者模仿葡萄牙的远洋武装商船的构造设计建造的。
都铎王朝时期各位君主的重视，使英国海上力量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后来的称霸海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地缘特点而形成的大陆情结、对自身岛国特性的忽视，使得英国在向海洋开拓的道路上远远地落在了伊比利亚国家的后面。在都铎王朝前期，虽然新航路已经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政府已经开始了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殖民掠夺，英国统治者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欧洲海域。这时的英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人，都不具备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去频繁地组织欧洲以外的大规模探险。只是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发现的触动，亨利七世也鼓励探险家的个人海上探险活动。
面对伊比利亚人的殖民霸权和欺凌，面对海盗的敲诈和勒索，英国人最初的海外探索异常艰辛。为避开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英国商人冒险家们不得不向西北、东北方向探索，寻找前往东方的航路。1494年左右，意大利商人约翰·卡伯特来到英国，希望得到英王亨利七世的资助，实现自己横渡大西洋向海外探索的梦想。亨利七世发给约翰·卡伯特一项特许状，以国王分享五分之一利益为条件，允许他自备船只到至今为基督徒所不知的陆地探险，享有所占土地的管辖权和贸易垄断，免交任何关税。1497年，当亨利七世得知卡伯特发现了纽芬兰，便授予其海军上将的头衔并颁赐奖金和年金。文天亮：《争洋霸海：制海权与国家命运》，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继卡伯特之后，其子塞巴斯蒂安在亨利七世的特许下也向西北方向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继卡伯特父子之后，一批批商人、水手和海盗开始了一系列小规模、探索性的冒险活动。英国商人们冒着被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以及阿拉伯海盗袭击的危险，航行到偏远的、未被伊比利亚人以及其他列强所垄断的地区从事贸易或殖民探索活动。
16世纪中叶以前，受王权弱小与财力匮乏所限，都铎政府除了为殖民探索活动颁发特许状外，根本无力资助本国的海外殖民事业，对私人、民间性的海外活动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早期的北美之行也并未带来可观的商业利益，因此未能让英国的商人们对北美航行产生更大的兴趣。直到16世纪中期，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进入新阶段，开始走出欧洲，进军世界性海域。
四、海洋霸权的确立
在西欧各国中，与其他大陆和滨海国家相比，英国尤其具有发展海权的优越条件。从海陆位置来看，作为岛屿国家的英国自放弃在大陆的野心后，其地缘关系变得简单得多。与邻国隔海相望，地理连通性差，受邻国安全威胁小；从海岸条件来看，四面环海使英国具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港；从出海通道来看，英国能够很方便地进入海洋，拥有多条便捷、宽敞、安全的通道。其地理位置恰好位于欧洲与美洲各国间交通的中途，它又是西南欧至北欧、西北欧至非洲和澳洲航线的枢纽。北海是许多欧洲国家远洋航行的海上出口，而英伦三岛正好是该水域各航道的要津。与此同时，其位置又非常利于封锁波罗的海出海口，从而控制波罗的海通向大西洋的航道及北欧、北海的航线。除了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更为重要的是，在大不列颠岛西部、北部山脉与东面、南面的海峡之间，拥有一个肥沃而独立的本土基地——英格兰平原。从历史来看，它是不列颠这个海上强国的根基。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给世界各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西班牙、葡萄牙的早期海上活动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荷兰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将视线转向海洋，制海权在这一时期成为各国争夺的关键。“这是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即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页。
到都铎王朝后期，英国人也开始把目标从欧洲海域转向广阔的海洋。向海洋进军、探索海洋、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成为英国的国策。
要想在海上发展，创建和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亨利八世继承了亨利七世对海军的重视政策，他不仅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先进战舰，还大力推进本国战舰建造。当时北欧最大的战舰——伟大的“哈里”号在他即位第三年即建成。在改进舰船建造和设计方面，他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最主要就是突破了武装商船即为战船的旧观念，并对船体设计进行改进，研制了舷侧火炮和前装炮作为武器。从而使火炮得以在舰船上大量使用，提高了舰船的武装力量。他还积极引进造船工匠，创办航海技术学校，为英国船只建造提供了专业人才。为了建造适合远洋航行的战船，亨利八世命令设计建造了大量的专用舰船；而火炮兵工厂的建立，使军舰有了武器保障，海上作战技术的改进，则为远程射击的作战提供了可能。为保证海军战舰的建造与维护，1546年，亨利八世成立海军部，专门负责管理皇家海军的造船厂、船坞、仓库等。亨利八世时期的一系列措施，使当时英国舰船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使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都十分震惊，西班牙驻英大使惊呼： “这个国王对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不尊敬、不害怕了。”亨利八世也因为对英国海军壮大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被称为“英国海军之父”。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英格兰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玛丽一世介入西班牙对法战争，致使英格兰丢掉了大陆上的唯一堡垒——加来港，这也意味着英国失去其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由于失去了陆上的屏障，敌人攻打英国也不可避免要走海路，从海上入侵英国。而且无论是为了保护海外贸易还是拓展殖民地，也都必然需要经过大海并依赖海上军事力量。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所说： “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可见，控制海洋对此时的英国来说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后，立即将制定海上政策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国务大臣塞西尔在女王加冕典礼的备忘录中就明确将“谋划海上事务”作为新政权必须“立即实行”的一大要务。从此，海上政策在女王政府的决策中占有突出地位。
女王政府首先是通过支持商业股份公司来发展海外贸易。这一时期，女王不仅给从事海外冒险活动的商人颁发特许状，还与政府官员一起出资入股，或以皇家海军舰只折作股份，以支持商人冒险家的海外活动。从1576年起，汉弗莱·吉尔伯特和他的支持者马丁·弗罗比歇纠集伦敦商人、绅士等组织了三次北美航行，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给他一项特许状，授予他发现和占有尚未被基督教君主所实际占领的土地。女王本人及其廷臣都对三次航行进行了投资，女王还为第二次航行提供了一艘皇家海军战舰。当时比较有名的东地公司、几内亚公司、利凡特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大都由王室、廷臣以及大商人出资注册，在政府的特许下垄断地区或行业贸易。例如1581年女王颁发贸易专利证书给利凡特公司，允许该公司垄断对土耳其的贸易七年。而该公司有女王秘密投资的42万英镑，占该公司全部资产的一半。刘义程：《浅析都铎王朝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英国殖民扩张史上最著名、存在时间最长的商人股份公司——经营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也是在女王的积极支持下组建起来的。1600年英国政府颁发特许状，授予该公司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特权，女王对公司的投资达到了相当高的份额。姜守明：《从民族国家到帝国之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在女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英国的海外势力得到极大发展。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初，英国海军十分弱小。由于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时期不重视海军，大量木制船只因得不到维修而腐烂。据说玛丽女王去世时，海军的吨位已减少到7110吨，舰船和船只的数量降到只有26艘。而且英国当时水手的素质也不高，大多是在北部的沿岸海域接受训练，缺少深水领域的实践。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带领下，英国展开了自身海军建设。“她要求精确地调查海军的船只，严格地询问它们腐烂的原因，意思是确认它是否能被修复，她要求保证造船有足够的木材……下令铸造许多的铜炮和铁炮来保证弹药库有足够的存量，大量的火药也被制造出来。”英国人学习威尼斯造船师的造船工艺，使用平接法建造船只，并且针对本国造船工匠数学知识不足的问题进行改进，使用简单的几何辅助绘制设计图，很快被运用到造船过程中，这提升了英国船队的质量。在女王的倡导和鼓励之下，英国皇家海军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570—1583年的14年间，英国政府新建了9艘战舰；1583—1587年的５年间新建了16艘战舰。这样，1570年起，英国政府共新建了25艘皇家海军战舰。此外，英国政府还对一些旧船进行改进。当伊丽莎白一世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17世纪初继位时，英国皇家海军战舰规模几乎翻了一倍。
都铎王朝时期建立的英国海军，为未来英国海上力量的持续强劲打下良好基础。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皇家海军并不是构成英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由于资金的缺乏和其他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她无法建立一支专门由国家所控制的完整海军。面对正规军英国皇家海军力量薄弱，海上实力落后的现实，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也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女王将拉拢壮大私掠船的行为策略化，使私掠船也成为一支效忠于政府的重要海上力量。英国政府授予私掠船可以袭击特定敌人船只的“私掠许可证”，这意味着从法律上对私掠行为的认可。所以，英国掠船活动实质上就是政府授权的、有针对性的“合法”海盗行为。私掠船海盗虽不像海军那样具有破坏力，但他们通过掠夺商船来扰乱敌国贸易秩序，能起到辅助英国皇家海军的作用。发生战争时他们也会响应本国政府征召，与英国皇家海军联手，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英国皇家海军高层领导人，也是著名的私掠船船长出身，如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他们终生效忠女王，是女王“忠诚的海狗”。最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民间移动武装船的所有花费均由私掠船的投资者支付，因此可节约大量公共开支。
西班牙是当时的海上强国，主要的海外市场和重要的航线都控制在西班牙手中。英国政府“不会也不能发起一个反西班牙海上力量的系统进攻，但是，当然，它是希望那些自发的、非官方的武装力量像他们以前一直在做的那样，在毁坏、阻挠敌人贸易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Kenneth R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English privateering during the Spanish War，1585-160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p21英国的船只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港口频繁活动，借助海盗活动推动“三角贸易”并打击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殖民势力。1560—1570年间，约翰·霍金斯先后三次从事由英国至非洲再到美洲的“三角贸易”，公开地挑战西班牙政府的殖民贸易禁令。霍金斯的舰船上挂有英王的旗帜，所到之处皆称是“女王陛下的舰队”，称自己是“女王的侍从”。1577年，霍金斯被任命为海军财务主管大臣。林振草：《论英国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英国政府还积极鼓励海盗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在美洲装满财宝的商船。1580年，德雷克远征归来，为英国带回了约60万英镑的财富，而当时英国的国家预算只有20万英镑，也就是说，德雷克这一次的航海，就为英国带回了三年的国家预算。女王甚至登上德雷克旗舰“金鹿”号，亲自授予德雷克“骑士”称号，以表示对此次远征的纪念。据统计，1585—1604年，每年有少则一百、多则两百的英国私掠船出海，专门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这些财富的获得充实了国库，缓解了英国当时财政拮据的状况。海盗们还想方设法将劫来的各种货物卖给西班牙的殖民地，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就这样，英国借助海盗的力量成功地攻破了西班牙人的贸易之门，为其获得海洋自由贸易权逐步扫清了障碍。
对于英国政府的海盗行为，西班牙政府曾多次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外交抗议和申诉，伊丽莎白的国务大臣则告诫西班牙驻英大使，“英国决不承认西、葡两国根据教皇权威所作的关于世界殖民势力范围的划分”，坚持“有效占领”原则。对于德雷克、霍金斯等海盗活动，女王政府不仅没有制止，反而继续予以暗中支持。夏继果：《威廉·塞西尔的内政外交政策（1572—1588）》，《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西班牙政府在抗议无效后，也开始大肆武装袭击、掠夺英国商船，以示报复。作为反击措施，1585年，女王政府向全国颁发进行海上劫掠西班牙船只的许可状。这意味着此后英国人可以在海上任意袭击西班牙船只，海盗活动进一步合法化。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矛盾急剧加深。
1588年5月，西班牙号称欧洲最强大的“无敌舰队”终于准备就绪，“在里斯本集结了130艘舰船和19万人的部队，其吨位达56万多吨，有1100门大炮。……几乎与此同时，英国舰队也开始在朴茨茅斯集合。共有190多艘船只，总吨位在3万吨以上，共有水手、士兵和炮手15万多人，2000门火炮”。丁朝弼：《世界近代海战史》，海洋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从表面上看，英国舰船总吨位明显处于劣势，人数也少于西班牙，但英国船只和火炮的数量多，而且英国的船只主要由各地商人和海盗轻巧的私掠船组成，较之西班牙笨重的战舰机动性更强。在战术方面，西班牙多采用中短程的重炮，其目的是先使敌船丧失战斗能力，然后攀登进行肉搏战，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海上陆战”的旧模式，想依靠步兵取得海战的胜利。而英国派遣大海盗约翰·霍金斯、弗朗西斯·德雷克等指挥舰队作战。此前，德雷克和霍金斯指挥的海盗船，曾多次袭击西班牙的财宝船和武装商船，具备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没有与“无敌舰队”硬碰硬，而是采用射程较远的长炮，其目的在于远距离击沉敌船。
7月29日，西班牙“无敌舰队”驶近英国西南的利泽德角，英国舰队利用西班牙舰队还没有接近港口的时机，立即率舰队驶出了普利茅斯港，进入广阔海面，实施机动，避免让敌人发挥其近距离攀登的优势。7月31日，双方开始了第一次战斗。8月3日和4日，两支舰队发生了三次激烈的炮战。8月8日，英国舰队在格拉维利尼斯附近海域追上西班牙的舰船，持优势兵力对其进行攻击。高大笨拙的西班牙战舰在英舰的灵活战术和远程火炮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就败下阵来，英国皇家海军在海盗势力的配合下，最终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西班牙人损失了16艘船只，死伤近1400人；英国船只虽有多艘受创，但无重大的损失。8月9日，西班牙人见西南风继续吹拂，军队补给十分困难，返回并控制海峡已不太现实，遂决定返回西班牙。漫长艰险的返航之路，因为风暴或撞到苏格兰和爱尔兰沿海的礁石，共有19艘船只失事遇难，35艘失踪，\\[日\\]石岛晴夫：《西班牙“无敌舰队”》，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伤亡惨重。直到9月21日，七零八落的船只才终于返回西班牙各港口。此次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西班牙再也无力组建如此庞大的舰队，也不能对英国构成严重威胁。
此后，英国政府于1589年、1595年、1596年、1597年多次组织霍金斯、德雷克等海盗头目率领英国皇家海军袭击西班牙军港，掠夺其沿海城市。在英国政府组织的国家与私人海盗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西班牙的霸权地位摇摇欲坠。1604年，西班牙被迫签订了《伦敦条约》，承认英国可以合法地、在未被西班牙所占领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至此，从15世纪末开始参与海外殖民探索，到17世纪初在美洲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英国走过了将近120年的漫长历程。此后，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打败“海上马车夫”荷兰，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商业优势地位，垄断了海上贸易。18—19世纪，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等一系列战争中打败法国，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海军将领雷利曾说过，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世界贸易，而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地球的财富和地球本身”。从此，大英帝国扬帆海上，将海洋当作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向海洋进军，扩张海洋势力，掌控海洋，通过海洋征服与扩张，完成了殖民帝国和世界霸主之梦，建立了傲视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五、“大陆均势政策”
三面环海和一边海峡与大陆相望是英国一个最为重要的地缘因素。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奥斯汀·张伯伦曾说过，地理因素的三个方面，对于英国的历史进程，对于英国的外交原则和政治家关注的问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一，英国是岛国；第二，将这个岛国与欧洲隔离开来的只是一条狭窄的水域；第三，这个岛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中心，而这个帝国的主要道路经过海洋和这个狭窄的水域。丹拥军：《试论二十世纪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曾任英国首相的博林布鲁克则更明确地告诫国人：“我们的民族居住在一个海岛上，而且是欧洲的主要民族之一，但要保持大国地位，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地理优势，……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但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他们的邻居。”刘鹏辉：《为什么偏偏是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基于这种独特的地缘位置：一方面，岛国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决定了追逐海洋霸权成为英国战略的首要选择；但另一方面，岛国与欧洲隔离开来的只是一条狭窄的水域，不足以真正阻挡任何一个大陆强国对国家安全的可能威胁，一个称霸大陆的列强将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对近邻的不列颠岛发动攻击。所以，英国国家大战略中还需要一个与海洋战略互为关联的战略选择——大陆战略，海洋战略与大陆战略缺一不可。保障英国岛国安全与稳定有赖于大陆战略的有效实施，而海洋霸权获得的前提是欧洲不能有威胁英国岛国安全的大陆霸权存在。
自伊丽莎白女王开始，英国彻底放弃对大陆的领土野心，不再谋取欧洲大陆的领地，采取了孤立于大陆之外的手段，积极发展海军和开拓海外市场。但英国政府对欧洲大陆仍然十分关注，因为这里的局势与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在伊丽莎白统治前期，英国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法国，法国人口达到英国的三倍以上，并且在法国收复加来港后，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上风海岸被法国完全控制了。考虑到当时的船只逆风航行还很困难，而英吉利海峡盛行西南风，英国海军时常被封锁在港内达几天或几周这类情况，法国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而且法国与苏格兰是传统盟友。为了对抗法国的势力，英王伊丽莎白一直努力维持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
但1567年，西班牙军队到达尼德兰后，英国又感到了西班牙的威胁。尼德兰离伦敦最近处只有100海里。如果低地国家被西班牙国王征服，它随时可以利用尼德兰的财富和船只进攻英国，威胁到英国的安全，这是英国政府所不能容许的。为给西班牙施加压力，1572年4月，英国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布鲁瓦条约》。走上了与法国交好的道路。直至不久后尼德兰革命高潮的到来，西班牙在尼德兰取胜的可能性减小，英国才又改变对西班牙政策，开始改善与西班牙的关系。1585年后，西欧的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西班牙势力空前膨胀，法国与西班牙的大陆均势被打破。为了使法国与西班牙间的实力保持均衡，进而保证英国的本土安全，伊丽莎白一世不计代价地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迫使西班牙军队撤出尼德兰，大陆均势得到维护。之后，为防止法国染指尼德兰各省，特别是沿海地区，英国交替使用孤立与干预手段，使得大陆均势策略在此期间获得了巨大发展。
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的历任英国国王，从外交博弈中认识到，争夺欧洲大陆领土不仅很难给英国带来丰厚利益，还会使英国本土安全陷入危机。只有通过“大陆均势政策”才能实现维护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英国为自己量身定做了这样的角色：成为一个欧陆棋局的天然平衡者，棋手是英国，棋子是欧洲诸国，棋盘是欧洲。英国在后面操纵欧洲国际关系的天平，瞅准机会，将自身的砝码放在较轻一方的称盘里，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平衡。争夺海洋霸权是为了扩充实力，如果没有海洋霸权，英国就无力有效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体系；相反，如果欧洲大陆完全被其他某个霸权国家所控制，英国的海洋霸权也难以维持。正因为此种战略考虑，近代英国在努力缔造海权的同时，积极参与欧洲大陆的事务，制约和反对欧洲大陆霸权国家的出现，防止欧洲大陆屈服于某个强权之下，尤其是防止对岸的低地国落入某个强权之手而对英国形成直接威胁。由此，英国确立了“大陆均势政策”，并为后世沿用数百年。
“大陆均势政策”体现的是欧洲大陆国家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均势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联合弱国抑制强国或国家集团。一旦欧洲出现相对稳定的均势态势，英国则退出扶弱抑强的结构，游离于欧洲大陆事务之外。正如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所说：400年来，英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与相对较弱的一方并肩，对付较强的一方。而不管强者与弱者是哪一个国家。英国判断盟友和对手的唯一依据，就是大陆各国之间力量是否平衡。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的不同，强者和弱者的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强者可能成为弱者，而弱者则又成为强者，所以英国必须不断调整支持的对象，才能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从英国推行“大陆均势政策”的过程来看，其盟友和对手总是不固定的。
17世纪初的荷兰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商队，取得海上贸易的垄断权。荷兰势力的逐渐强大，成为英国海上扩张的障碍和主要威胁。于是，英国政府对内加强海军建设，对外结盟大国瑞典增强力量，之后又通过多次战争将荷兰击败，原来有利于荷兰的均势逐渐发生了变化。17世纪后半期，法国在路易十四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下成为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1667年法国以索要遗产为由向西班牙开战，英国与荷兰、瑞典结成三国同盟予以干预；1688年开始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英国国王威廉三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反法阵营，希望通过扶弱抑强遏制法国霸权。1701年开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英国先是扶弱抑强与荷兰和奥地利缔结了反对法国的同盟，后来，当俄国取代瑞典拥有了波罗的海的霸权和奥地利力量迅速膨胀后，为了防止奥地利可能的霸权，英国又离强合弱背离奥地利，与法国等国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这说明英国并非为哈布斯堡而战，而是借以防范威胁自己的强权。
大革命之后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的法国，延续了历代君主追求扩大法国天然疆域的政策，东征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南跨比利牛斯山脉直挺地中海，西进大西洋，北指低地国家，严重破坏了欧洲均势。英国联合大陆国家不断变换阵营组合成联盟，经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等，英国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联盟，最终彻底打败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但为了维持大陆均势，英国主导的维也纳会议对战败的法国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大度。1814年5月 30日签定的第一次《巴黎和约》为法国保留了1792年1月1日以前的疆界，保留了大部分殖民地；法国无需赔款和割让领土，也没有被军事占领，甚至连拿破仑从其他国家掠夺来的艺术珍品都无需归还。1815年11月20日签字的第二次《巴黎和约》依然不算苛刻，法国仍然保留了1790年以前的疆界，仅赔款7亿法郎。当然，为了防止法国再次“危害欧洲安宁”，英国在法国周围设置了一个“安全系统”：奥属尼德兰和荷兰共和国合并，组成尼德兰王国，成为布置在法国北部的一道屏障；沿法国东部边境是几个德意志邦国和瑞士联邦；法国东南部的撒丁合并热那亚、萨瓦和尼斯；奥地利加强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维也纳会议后，法国作为平等成员加入了四国同盟，以英、俄、普、奥、法五国为主导的均势格局在欧洲确立，而这正是英国长期苦心经营的欧洲权力均衡政策的结果。
19世纪上半期，沙俄成为欧洲大陆的强国，并采取扩张政策，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损害了英国利益。为此，英国联合法国，在1853—1856年间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了沙俄，恢复了均势。19世纪末，德国崛起破坏了欧洲大陆均势，并对英国构成威胁。于是，英国调整了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并在一战中共同打败德国恢复了欧洲大陆均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但是英国不愿过分削弱德国，让法国独霸欧洲，所以采取扶持德国的政策，提高德国政治地位，恢复其经济实力，平衡法德之间力量的失衡。20世纪30年代，德国在欧洲大陆实行侵略扩张政策，英国意图祸水东引，纵容德国侵略苏联。在绥靖政策失败后，英国又一次联合欧洲大陆国家以及美国等，共同打败德国，维护了本土安全。
纵观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不同时期其手段和方式有所变化，但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平衡的目的始终如一。当英国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一个帝国和一个霸权国家后，其均势外交传统的手段一度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延续原来的干预政策，但这种过分承担义务和积极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做法，与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的国家利益不甚相符，而且还会让自己做出于国家利益了无补益的消耗；二是“光辉孤立”政策，这是对均势外交传统干预政策的拓展与创新，进行力量的收缩和减少在欧洲大陆承担的义务，将自己孤立于欧洲大陆事务之外，“隔岸观火”和“以静制动”，远避战火和纷争以保持自己最大的行动自由。面对自己在欧洲大陆战略地位的迅速上升和大国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以及权衡国家利益后，英国对外交战略做出调整，开始实行所谓的“光辉孤立”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不间断地扩充海军实力，组成几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舰队。这些舰队分别巡航于各大洋之上，坚守从欧洲到亚洲航道上的所有战略据点。遵循运用海洋保护国土及其殖民地的方针，尽量不与大国结成永久性同盟，以保持外交行动的自由。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和强大海军的物质基础以及岛国的特殊地位，英国的角色由积极参与者变成地缘战略棋手，积极的干预手段转换成孤立手段。目的是利用大陆列强间的彼此消耗保全英国的大国地位并维护海外商业利益。进入20世纪，力量逐渐削弱的英国又被迫放弃“光辉孤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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