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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买点
汇集全球知名媒体及博物馆、图书馆馆藏图片，提供第二次鸦片战争专题图像资料库。
书中图片和史料取自《伦敦新闻画报》《泰晤士画报》《环球画报》；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额尔金勋爵出使华夏、东瀛见闻录》《中英亚罗战争》等诸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报刊书籍及博物馆、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专题图像资料库。
372张图片多角度呈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图景，从细节处重新发现历史。
从英、法、美、中等各国视角呈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细节、经过、中华大地的面貌以及反侵略的斗争。期间的战斗场景、武器装备、城市景象、山川河流、签约图景等细致全面。满载鸦片的官方船队，用冷兵器对战坚船利炮的清军，被焚毁前美轮美奂的圆明园……372张手绘图构筑的历史，使得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再只是一些年份、条款、人名和地名，而是由更多细节架构起的有血有肉的过往。
透过图片审视160年前西方媒体对其侵略行径的“形象塑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图像中，西方媒体是有倾向性的：他们配合政府，主导民意，宣扬尚武精神与骑士传统，以达到为侵略战争正名之目的。而面对英法联军骇人听闻的侵略恶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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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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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时间为轴，以图叙史，多角度展现第二次鸦片战争景象。372张图片取自泰晤士报、世界画报、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诸多权威机构，从各国视角呈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细节、经过。从广州城被焚毁到北京城大门被铁骑踏开，展现真实残酷的鸦片制造、坚船利炮、战火硝烟；也呈现中华大地的城市街景、皇家园林、建筑、珍宝……为读者提供了专题图片资料库，以便在细节中发现历史。作者还挖掘中外史料，与图像相佐证，呈现真实的战争与被图像“形象塑造”后的战争，探讨西方媒体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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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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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武，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馆员，曾编辑、出版图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中美关系百科全书》）、《从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等4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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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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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楔子?历史三调：晚清的鸦片、教案、
商船事件
003 印度：鸦片的诞生
015 西林教案：马赖之死
019 商船事件：世界大战的小导火索
023 第一部?广东：天朝夷敌
025 广州城之战
085 佛山水道之战
109 英法联军进攻广州
183 第二部?天津：船坚炮利
185 第一次大沽战役
233 第二次大沽战役
268 英法联军远征大清
307 英法联军登陆北塘
331 第三次大沽战役
357 第三部?北京：城下之盟
359 张家湾之战
369 “九一八”人质事件
375 八里桥之战
385 北京城下之盟
431 大事记
436 编后记?从海外发现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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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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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白银帝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一次世界大战
近代中国，泰半处于内忧外患的战火中。1850年代中期，白银帝国—大清国深陷镇压太平天国及各路义军的泥沼。此时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之后，为寻求扩大在华的贸易权，特别是鸦片贸易权，借口续约，悍然对大清帝国发动战争。1856年10月23日，英国以广州清军水师到持有过期港英执照的“亚罗号”商船上搜捕海盗、侮辱英国国旗为由，命军舰3艘、陆战队2000人向虎门开进，挑起战端。又因1856年年初，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处死，法国遂决定加入英国远征军惩戒大清国。英法联军于1857年年底攻占广州。1858年6月，英法军队到达天津，迫使清廷签署《天津条约》。一年之后，英法特使携舰队欲前往北京正式换约，途中与清政府发生龃龉。联军在天津大沽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交战，结果联军大败。为此，1860年8月英国与法国重组军队远征大清帝国。此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北京城，焚毁圆明园，对大清进行了带有羞辱意味的报复。是年10月，清廷与英法签署城下之盟。此时，俄美两国也趁火打劫，各取其利。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专家黄宇和教授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也是一次世界大战—四大洲之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六大国之中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印度，均卷入其中。联军中，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官兵，从法国北非殖民地的非裔士兵到印度锡克骑兵，不一而足。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一个转折点。领教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清廷被迫走上了洋务运动的道路。此举虽然治标不治本，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1887年，晚清改良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在反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指出：“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薛福成刚刚成年。他对战争的解读源自贴近那个时代的洞察、概括和分析，实在有助于今人理解那场遥远的战争。
史学家罗家伦曾说：“中国史学家最不注重图画。要使史书有生气，图画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如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国炮台打沉了四艘英法的兵船，重伤了六艘，可以说是近代对抗外国海军唯一的胜利。而大沽口炮台的建筑，和竹签泥港的排列法，只是外国还有图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研史路径，本书编者试图通过由画入史的形式，利用原始文献、史家专著，解读画家记录的历史瞬间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本书还试图将中西方文字资料、图像进行对照，呈现真实的战争与被图像“形象塑造”后的战争，并探讨西方媒体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本书所用的图像资料，以西画为主，包括现场写真、报刊书籍配文插图、历史画作、漫画、地图等。
西方媒体很早就注意到，对重大事件特别是战争事件的报道，最能吸引读者，其效果相当于今天的“新闻头条”。所以，媒体经常特派记者兼画家奔赴前线报道战况。这些特派员相当于今天的战地摄影师或摄像师。他们将所见所闻撰文、绘图寄回本国。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自1857年1月17日起，英国媒体《伦敦新闻画报》遂开辟新的专栏《对华之战》（War with China）。为其供稿的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 Wirgman， 1832—1891）正是《伦敦新闻画报》遣往大清帝国的特派员。
战地画师具有超出当时战地摄影记者的不少优势。画板在手，即可以穿梭于硝烟战火之中，绘下战斗实况。特派员的画，连同文字说明，极具新闻实录色彩。绵延160多年后，这些图画将历史的刹那定格，仍然让人感受到当时激战的场面和气息。譬如画师笔下所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的场景，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战斗的激烈。由于当年照相机机身笨重，技术要求复杂，战地摄影记者机动性很有限。即使大牌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也只能战斗结束后再拍一下布满了清军尸体的大沽炮台。
19世纪中叶的西方政客、外交官、军事长官十分看重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和对官方政策及行动的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就是运用媒体的高手。1850年代，《泰晤士报》在英国报业集中化过程中成了英国舆论的龙头老大。为了控制《泰晤士报》，巴麦尊将该报一些重量级人物拉进内阁及他的社交圈。此后，《泰晤士报》变成巴麦尊宣传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平台。1860年10月下旬，率军进入北京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在得知《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被清军押作人质，死于监狱后，决定焚毁圆明园。其理由之一即“如果我不替记者报仇，那《泰晤士报》会怎么评价我呢”。
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时绘画在西方中国图像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高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伦敦新闻画报》尚未创刊，战时绘画寥寥无几，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图像数以百千计地出现。像以如此大量、如此密集的画作，通过主题汇集的方式描叙远东战事的情况，此前绝无仅有。这一时期西方的新闻画风，虽然也有贬抑褒扬，但总体来说是写实的。画家基本如实描绘重大事件，如中英、中法官员谈判签约。这与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浮世绘非常夸张的“扬日贬中”的风格大相径庭。日本《日清韩谈判之图》就是一例。画中可见，日本代表身材高大、威武、挺拔，戎装一丝不苟，单手叉腰，另手持剑，呈站姿，居高临下，正眼俯瞰。而大清代表袁世凯着装随意，坐姿猥琐，视线向上仰望日人，单脚抬起，双手张开，一脸的惊恐。画中展示的尊卑高低立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图像中，有一批直接表现了东方式的酷刑，如1856年马赖神父受“站笼”之刑。这些野蛮、残酷画面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毫无疑问，它们助长了大清负面形象在西方长期不断的建构，并且这种建构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了西方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建立与维系。
恭亲王弈?（1833—1898）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代表清廷抚和的主要人物。作为特命钦差大臣的他自然成了画师、摄影师猎取的重要对象。1860年10月24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与奕?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史上留有一图，系一名在现场的英国军官亨利·克里洛克（Henry Crealock）所绘。此画翔实地记录了签约的实况，弥足珍贵。画中27岁的恭亲王，在一位英军军官的指导下画押签字。这位年轻无知的亲王后来向额尔金透露，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清廷官员居然不知道印度隶属英国，并一直认为英国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其一半以上居民生活在水上。清廷的颟顸与不明事理其来有自。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即认为英军“倘因势迫奔逃上岸，该夷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可诛此异类，如宰犬羊，使靡有孑遗”。战争打了两年后，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还询问：英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英国人要卖鸦片？印度人在他们的军队中干什么？他们怎么会有个22岁的女人做国王？她结婚了吗？义律真的回国了吗？咸丰帝对英国的认知似乎与道光皇帝及林则徐当年相差无几。船过水无痕，1860年的清廷还没能从20年前的败绩中醒悟过来。
在描绘激战场面的图中，经常可见英法联军下级军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发挥表率作用。史书中亦有详细记述，如在英军军官统领的印度锡克军团中，锡克士兵的跟进跟退，就看白人军官如何表现。在第三次大沽战役中，英军每10名伤亡人员中，就有1名是军官。军官伤亡比例之高实属罕见。从某种意义上讲，英法军队下级军官的榜样作用也是联军取胜的原因之一。
“罗曼蒂克”一直是西洋绘画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战争期间，随军画师当然不会忘记将浪漫元素加到军旅生活的画作中。1858年9月25日《泰晤士画报》刊载版画“联军护送英法全权代表前往谈判现场”，图中可见行军队伍里的联军小伙与东方姑娘眉来眼去。此情此景，无从考证，只能姑妄看之，很可能是画师的自我想象。
为了让读者对中西武备能有所了解，本书也收集了清军与英法联军武器装备的有关资料。显而易见，两者相比，相差不止一个数量级。根据相关材料的描述，英军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轻巧，机动性强，射程精准且远，法军的拿破仑大炮亦属上乘，而清军还在沿用17世纪荷兰人的炮械。同样，两军兵舰也有霄壤之别。
在建军思想方面，大清的迂腐可以上溯到一个世纪以前。早在1762年，清缅战争爆发，清军遭遇了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洋枪洋炮的缅甸军队，三战皆败。自此八旗将领领略了热兵器的威力，申议购买洋枪洋炮装备军队，但乾隆帝竟认为“骑射乃建州之本”，拒绝了这个动议。而此时，西欧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几个三级跳，将“天朝上国”远远抛在身后。风过无影，大清国历经几连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之战—也未能痛定思痛，汲取教训，彻改文化落后、吏治腐败、军备废弛之局。笔者在翻阅各类西方画报时，看到所报道的是19世纪中叶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造巨舰，修铁路，铺设海底通信电缆，生产机动火炮、步枪、手枪……再比看大沽炮台图中大清守军使用的弓弩—如此差距，实在令人扼腕！
除了图片，本书还搜集了一批作战示意图，如广州城战役图、佛山战役图、联军直隶湾军事行动图、八里桥战役图等。这些地图一目了然，实为文字无法代替。它们详述了地理、军队部署、船只位置、炮台、路障、水障、火炮弹道等，可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了解两军的战略、战术及战役过程。是研究地理史、军事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
视觉图像比文字直白，但有些图像却是不易解读的，要求观图者具备历史知识储备和辨析能力。对笔者来说，分析图像的真假也是一个挑战。在编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些图像完全是杜撰的，跟画师自己的观察或现场目击者事后的回忆大相径庭。譬如，两军激战北京城一图实系子虚乌有，实际情况应是英法军队兵不血刃拿下北京城。
据视觉方法论研究专家吉莉恩·罗斯（Gillian Rose）的著作《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所述，图像用视觉语言转述世界，“但转述本身绝非毫无心计”，影像从来就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从整体看，西方媒体是有倾向性的。他们配合政府，主导民意，宣扬尚武精神与骑士传统，贬抑东方，以达到为出师正名之目的。同时，西方媒体有选择地自行约束。如英法画师明知联军抢掠、焚烧圆明园为失道之举，却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恶行收墨停笔，罕有记录。不过，也有少数画师，秉笔直书，如有一图描述英国领事巴夏礼带兵进占广州城后四处张贴布告一事，画家在背景中绘有英军士兵推搡、欺侮手无寸铁的广州百姓的情形。观看此景，观画者即对所谓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行为起疑。
掩卷回首，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令人不禁百感交集。如何理解西方“文明”与“野蛮”共存的现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笔者编著此书之际，这种探索的疑惑更是贯穿整个过程。为了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谋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旷世名言，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1840年、1856年维多利亚女王旗下的英军施武，强迫大清与世界“接轨”，清廷不“接”，遂起战端。巧合的是2001年，维多利亚去世百年之际，中国主动与世界接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本无可厚非，但鸦片贸易夹带对东方经济的掠夺和对大清国人精神与肉体的荼毒就“恶莫大焉”了。鸦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锅粥里面的一粒老鼠屎，而“文明”的英国用“野蛮”的战争强迫中国喝粥，正是让人匪夷所思之处。在检视清廷的封闭、愚钝，以及文化、科技的整体落后时，我们常有惋惜、遗憾之痛，同时也有薛福成的由衷感叹：国人所谓“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面对百年国耻，我们可以知耻而后勇，可以以平和的心态、客观的角度，研究过去、保存记忆、展望未来。西方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曾将人类的喜怒哀乐看作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希望人们像了解自然万物那样去了解人类。他曾说，“我万般小心，对于人类的行为，我不嘲笑、不悲叹、不谴责，只是努力地去理解”。这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辨、解读历史之路。
北京城下之盟
咸丰帝接到八里桥清军战败的消息后，于9月22日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临行前，咸丰委派恭亲王奕处理后续事宜。
9月24日，恭亲王照会额尔金，以交还人质来换取和平。额尔金提出3日内放人，否则进攻北京城。三日已过，清廷并未释放人质，而是再次照会额尔金，希望先谈和约。同以前一样，双方纠结在“递交国书”这一问题上：一是因为中、西方外交礼节的不同；二是双方对来往照会的理解有出入，导致多次拉锯战。
10月6日，联军到达北京安定门和德胜门外。10月7日，联军洗劫皇家园林圆明园。此时咸丰帝、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均已逃走，恭亲王等人也避走万寿山。10月8日，清廷释放了包括巴夏礼在内的第一批人质。10月12日，第二批人质被释放。10月13日，英法下达最后通牒，称部分联军将进入北京城。10月14日，清廷交出最后一批人质。至此，被扣押的39名人质，交还19人，另20人在狱中死去。10月18日，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
额尔金在1860年10月25日致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的信件中提到“毁坏圆明园行宫，与勒索一宗款项，使清政府能于当地筹集，作为媾和之初步，名义则为被害者之赔偿费，二举联合起来，似为完成各条件之惟一方法”[1]。可以看出他表面是借烧圆明园报复人质死伤事件，实则是向清廷施压，使其能即刻签约。因为即将到来的严冬对联军不利，格兰特将军早已知会额尔金，11月1日前联军必须离京返航。
10月24—25日，清廷全权代表恭亲王奕收拾残局，分别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并与两国互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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