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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中国是追随者。2004 年之后，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中国快速成长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本书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内生性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和经 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创造出的内生需求和数据生态优势，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基础。通过应用层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层和基础层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应用层、技术层和基础层创新的正反馈，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面对美国技术封锁，中国数字经济创新的正反馈效应正在驱动自主可控技术体系的发展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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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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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1965 年2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创新经济和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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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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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节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第三节 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第二章 中国数字经济的微观结构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设计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三章 平台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一节 平台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二节 平台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的机制
第四章 数据生态与新型企业成长机制
第一节 企业成长理论
第二节 数据生态和数据资产与新型企业成长
第三节 价值网络分析
第四节 结论和政策建议
附录
第五章 融合产业部门发展的主导者
第一节 问题和研究设计
第二节 融合产业部门价值网络分析
第三节 模型和推论
第六章 数字和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设计
第二节 中国智能安防产业企业发展的概况
第三节 中国智能安防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七章 数字经济的“极化”和“扩散”
第一节 京津冀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策源地
第二节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价值网络分析
第三节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极化”和“扩散”机制
第八章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制度
第一节 设计以及政策比较
第二节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节 数字经济发展制度设计和政策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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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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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发展，数字经济是以数据和计算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经济形态。从发展历程看，数字经济概念最早是在探讨美国新经济产生原因的过程中被逐步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且呈现出“高经济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局面，被概括为新经济现象。对新经济产生根源的解释，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正在步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数字经济时代。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从信息技术的角度解释新经济。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美国经济的表现超出许多人的预料。收缩中的预算赤字，低利率，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带有较少壁垒的扩大中的国际贸易，以及私营部门的有效管理，这一切都在这个健康的经济表现中起了作用。许多观察家相信，由互联网增长驱动的信息技术(IT)进步，也对创造这个比预期更健康的经济做出了贡献。”
1998年，同样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这一年，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和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开始起步。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激活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潜能，使中国成为新技术背景下的数字和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实验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稳定经济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使我们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曙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提出了加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不仅能够带来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且通过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激发历次工业革命积累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潜力，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跃升。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共生共融，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逻辑主线。从目前的情况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十四五”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时期。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诸多内涵。从技术、经济和社会互动发展的视角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空间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过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而且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以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空间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为逻辑主线，培育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将加速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过程。作为偶然的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其中，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线上经济或非接触性经济的兴起与网络空间技术发展之间正反馈效应的出现，将加速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重构。我国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在美国的技术封锁与打压下率先启动新一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进程，引领、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数字和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创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生产的制度结构变革将为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伴，不仅涉及国内技术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全球价值链重塑、国际分工协作和治理体系的演变。
在每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都是围绕技术革命创造的“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而展开的。它不仅涉及与新的“关键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和市场合约达成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而且涉及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新基础建设投资和创新创业环境的构建。
当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跨越国家边界时，会引发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演变。如何重塑全球价值链，形成全球创新循环，同样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例如，谁来承担新的全球价值链重塑主导者角色？如果说在前一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是推动基于产品内分工全球产业链构建主导者的话，那么平台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将成为新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和新发展格局形成的主导者。每一项重要国际规则的改变都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如何做到利益共享和实现经济共同繁荣，是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推广与重组全球价值链的前提及基础。
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飓风起于青之末，任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都源于微观基础变革。为了能够预测经济发展的前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研究团队从最基础的数据库做起，通过调查数据和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刻画了中国数字经济动态发展的真实图景。同时，为了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作者通过价值网络和关系数据的量化分析方法，考察样本节点与关系节点之间的技术和投资关系及其规则。在本书中，我们的若干重要发现包括：
首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由平台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所引领的。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和华为在内的平台企业推动着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与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相比较，2019年最大的发现是华为正在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节点。同时，包括华为在内的硬科技平台和引领消费互联网升级的新型平台的涌现与发展，说明了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步入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消费互联网的升级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成为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向。
其次，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极化”和“扩散” 效应分析，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正在从产业、空间两个维度加速展开。数字和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在空间及产业领域的扩散，是由不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拉动的。为了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扩散地域的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不仅表现为核心产业部门的集聚，而且表现为与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融合。
再次，作为通用技术，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涉及一系列互补性创新及专用技术体系的积累，会引发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数字和人工智能属于通用技术，在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带来一系列互补性创新和专用性技术积累。产业智能化过程中技术体系的专用性程度，不仅决定了智能化的进程，而且决定了谁是主导者。依托在数据、市场和技术上的优势，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将成为产业智能化的主导者。
复次，与传统工业不同，数字和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其中，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规模生产(应用)之间的创新循环，不仅依赖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而且依赖规模生产(应用)环节的数据反馈和验证。加速应用场景开放，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形成国内创新循环推动国际国内创新双循环的关键举措。
最后，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消弭“数字鸿沟”及获取“数字红利”的过程。近几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线上市场下沉、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为创造就业和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创造了条件。
本书的研究表明，加速数字和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驱动力量。在“十四五”时期，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科技产业，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将构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心。
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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