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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曹魏,公元220 年至265 年,凡四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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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从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谈起,从历史记载与文学书写的双重角度,梳理了诸葛亮北伐、空城计、伏甲设馔等大众读者耳熟能详的三国魏晋故事,通过对比《三国演义》等小说中文学描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历史叙事的取舍与真伪,分析了小说与史书叙事存在的诸多歧异。书中关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证,以及对三国戏曲和民间传述性语词的探讨,是作者作为拓展研究视野的若干路径,其实亦是寻绎印证心灵的某种话语方式。书末附录一篇,是《三国志》阅读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三国史的一些知识性概述和作者读史的心得体会。
与作者的《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不同,本书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历史也许并不比文学更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比史家也许更懂得国人接受心理、更能够理解历史人物心理,也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活动所能承载的自我效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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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庆西,1951年出生,现居杭州。曾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为上海《书城》杂志执行编委。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著有小说《不二法门》《小故事》《大风歌》,评论随笔集《文学的当代性》《寻找手稿》《话语之径》《闲书闲话》等,以及古典小说研究专著《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水浒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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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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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叙…………………………………………………………………………………………001
建安二十六年
——刘备、诸葛亮、庞统、法正,蜀汉建国时间与事件……………………………………001
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北伐叙事讨论………………………………………………………………………036
代汉·祀汉·去汉
——魏蜀吴的国家构想及叙事话语……………………………………………………………068
空城计札记………………………………………………………………………………………102
伏甲设馔,掷杯为号……………………………………………………………………………122
“丈八蛇矛”及其他……………………………………………………………………………147
语词三国…………………………………………………………………………………………170
三国戏蜀汉叙事种种
——以杂剧、传奇为对象………………………………………………………………………189
乱世·衣冠·风流
——兼说《世说新语》的人物观………………………………………………………………208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其人及《晋书· 桓温传》之叙事学………………………………………………231
附? 录
时间、地理及三国史架构
——《三国志》阅读笔记………………………………………………………………………251
基本文献…………………………………………………………………………………………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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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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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历史学者,因为研究《三国演义》这类“讲史小说”,不能不考索其中的历史情景。从文学叙事进入历史叙事,不是寻索所谓史实或真相,而是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对二者异同之处加以辨析和领会,进而理解各自表述的旨趣。
三国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但环视其前后,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廓然而现。从汉末诸镇纷争乱局演化为三国鼎峙,再到三国归晋,旋而八王之乱,然后是晋与十六国的长期割据。兵戎相见不仅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亦是政治伦理的冲突。分合之际,天翻地覆,总是以血流漂杵方式宣示帷幄中的意志与谋略。这一切故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而历史的漶漫之处或是更容易打开想象的空间;倾聆史官和文人的兴废之叹,不同的声音里传递着不同的思维或理念。
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参稽互证,不是什么新方法,从前就有考据本事的家数。从虚构文本中寻绎真人真事,即所谓“知人论世”。八卦钩沉,掺入几分揣想,又成索隐一派。尤其做《儒林外史》《红楼梦》研究,很多是这种套路。有人将考证本事视如西方文论所谓“原型批评”,其实不然,“原型”一般涉及神话隐喻,乃借以论证某些文学母题的本义及衍变,而不是将大观园内斗说成明珠、索额图的故事。不消说,这种寻绎本事的人肉手法也常用到《三国演义》研究,过去做曹操翻案文章,就是拿史著材料颠覆文学叙事,总以史家叙事为第一义。可在我看来,每一种文本自有其话语支撑,不妨研究各自表达的意义。
既然作为“讲史”,小说有它自己的讲法,哪怕是拧着讲,自有它拧着讲的道理。其实,历史在国人心灵之中从来就是带有情感的叙事与想象,而史家记述未必没有想象或情感因素。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小说戏曲和宋元说话的三国,那个前后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过程,不见得让人们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三国研究对我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怀旧的话题。四十年前,做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的题目就是讨论《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当时那篇论文有幸被《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以头条刊发,对于一个刚从本科毕业的年轻人自是很大的激励,之后又作了一篇阐释《水浒传》主题思维的文章,也发表在那家刊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风气以回归本体为要旨,我自然迷于成长性的文学创造,很快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所吸引,并没有将三国、水浒作为自己的功课继续专研。直到本世纪之初,才又回头探究《三国演义》和几部古典小说,这时思路已向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几方面拓开。近年出版的《老读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三国如何演义:三国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拙著,就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可是,写完三国那两本书,尚有若干讨论未尽的话题一直萦绕于心,亦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思路,这便是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章的写作缘起。
这些篇什都是最近两三年所作。与前面两书不同,这里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
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讲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是一种反历史叙事——三国之中最羸弱也最早出局的蜀汉,何以成为叙事主体,又怎样被注入担当正义的精神内涵?其实,从小说叙述的各个节点来看,故事并没有背离《三国志》给定的历史框架,人谓“七实三虚”,可谓不虚;可是陈寿的叙史法则明明以曹魏为正统,到了小说、戏曲里偏生变成蜀汉的光荣叙事,这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此中的反转不仅在于文学手段,亦可体会到,沉淀于民俗风习之中的历史感受更是重要因素。一种文化存在固然有其事实依据,但潜藏的情感和伦理意图不啻引导叙事方向的舵盘。
文学存在的理由不在于是否合乎历史真相,只是历史以史著记载而存在,而文学的要旨在于如何演义。史家叙事跟小说家叙事自然各有其旨,对照各自的叙事话语方式,找寻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可以体会由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就三国而言,从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是一桩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这里不需要你考证什么历史真相。其实,真相是一种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三国乃或魏晋的故事告诉你,文学的叙史方式实是国人的一种心灵史。
……
有幸的是,本书各篇写作时得到众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读书》杂志卫纯先生,《书城》杂志顾红梅、齐晓鸽女士,《中华读书报》赵晋华女士,还有未曾谋面的贵州朋友李晁先生,在此一并致谢。陈平原兄拨冗为拙著题签,自有蓬荜生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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