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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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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延之（384—456）是魏晋南北朝刘宋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与谢灵运并称为“颜谢”，并以“雕绘”之功与谢灵运平分秋色，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关于颜延之里籍、门第、家世，及其生平中重要问题如绰号，如三十初仕、免官原委等的考辨。第二部分是关于颜延之散在现存各种文献中诗文作品的考证。作者对一些误题或伪作做了辨析，这项工作基本上把颜延之存世诗文的情况清理出来了。第三部分是关于《颜延之集》的研究，作者对《颜延之集》的结集、散佚、重编，以及今存颜集的版本源流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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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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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斌，甘肃天水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计划”，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兼任中国骈文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古典文献学。主持完成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胡风东渐与汉魏文学新变”，主持完成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研究著作提要”。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文史》《文献》《国学研究》《光明日报》《复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主要有《皇越春秋》《西行日记》《西北历程》《续通鉴纪事本末》《阴铿诗集》等，主编、主撰《历代赋评注》（魏晋卷、南北朝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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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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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守始安的经过、时间及行事考辨
经过以上对诸家说法的分析与勘验，今在吸收前哲时贤创见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的时间与经过。
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谈及对古史的研究与编年时说，“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葛兆光先生将其恰当地称为“古籍排队”，葛兆光《中国古代还有多少奥秘？》，载《读书》1995年第11期。这一方法的提出不仅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为其他学科领域中因文献材料的缺乏而造成的一些模糊问题（尤其是时间的考订或编年）的研究指引了出路。在颜延之的生平研究或编年中，对于因史料的缺乏而造成的时间和事件的模糊、甚至矛盾的问题，我们也不妨借鉴“排队”的办法，先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事件排进去，就可以基本确定其生平行事。
（一）出守的政治背景和时间
先从史书有明确记载的高祖（宋武帝刘裕）崩这一时间为起点考察。永初三年（422）五月癸亥，高祖崩，颜延之上《武帝谥议》，谢灵运作《武帝诔》。
“诔”和“谥议”的写作目的与功用是什么？或者说在什么背景下需要写“诔”和“谥议”呢?《文心雕龙·诔碑》：“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徳行，旌之不朽也。……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三《诔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13页。版本下同。用诔这种文体来累述亡者生前德行，其主要目的是为其定谥，因此没有浓厚的哀伤感情，这种文体的体制特点是以选录亡者生前的语录（美言）和德行为内容，既具有纪传体的体式又兼有颂文的特征，这是诔文之正体。正如谢灵运《武帝诔》的开头：“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恋徘徊。敢遵前典，式述圣徽。”除了前四句表现哀伤之情外，其馀都是赞颂，历述刘裕从隐居民间到北伐胜利、克定祸乱、承继帝位、八方来服、四海升平等功绩。其体制也是“传体而颂文”，前有序文，后有诔辞；序用散体，辞用韵语。今存诔文中，大多以哀祭或哀伤为主要内容，这是诔文的变体。再看颜延之《武帝谥议》的内容，全篇都是颂扬功德，在今存文本中没有出现“谥为”或“谥曰某”的字眼，正因为是“谥议”，其功用是要来讨论根据生前德行应该谥什么，而不是下结论，相当于草案。
皇帝驾崩，由当时齐名文坛的“颜谢”撰写“谥议”和“诔”，是符合情理的。在他们二人的撰文中，只是历述和颂扬德行，因为谢灵运的《诔》是用来定谥的依据，颜延之的《谥议》要来讨论应该谥什么。二文全篇历述宋高祖一生的德行，颂扬其功德，虽然正合“克定祸乱曰武”《宋书》卷九八《氐胡传》：“谨案谥法，克定祸乱曰武。”（第2416页）的谥法，但不能在文中就把宋高祖刘裕的谥给明确定下来，也不能在文中出现比如“谥曰武”的字眼，而是在他们撰文的基础上，由群臣讨论商定。以此推断，《武帝诔》和《武帝谥议》在最初成文时，应当没有“武帝”二字或没有标题，今传题目应当是后人加上的。最后在临葬时，由群臣上谥。故《南史》卷一《宋本纪》中载：“（永初三年）七月己酉，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南史》卷一《宋本纪》，第27页。因此，颜延之《武帝谥议》、谢灵运《武帝诔》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武帝崩与葬之间的临丧期，即介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与七月己酉（八日）之间。如是，则朝廷出颜延之、谢灵运为遥郡太守诏命的发布当在七月己酉（八日）之后。
谢灵运离京赴任，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可见他被贬为永嘉太守的时间应当在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之间。颜延之的出守时间要比谢灵运晚一些，确如沈玉成先生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所说：因为谢灵运的门第、身世、名望都超过颜延之，谢灵运自负狂傲，倔强新朝，甚至蔑视皇族与皇权，政治上躁进，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对颜延之则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以观后效，但最终未能幸免。沈玉成《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载《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4期。
颜延之被逐出定员、出为遥郡太守的最终导火索，就是权臣徐羡之等有废立之意。宗法观念下，父死子继是正统的传承制度，而兄终弟及只是其补充，因此在位皇帝被废除者，一般都是由于政不由己出，并且年幼。当时的皇帝是少帝刘义符，十九岁，无子。于是权臣在暗中操纵，皇太后和位尊望隆的重臣在面上打点，就导演了兄终弟及的悲剧。为此，他们做了一些排除异己、扫清障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种策略和一项保障：一，外放亲信大臣，使刘义符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二，流放、杀害其他皇子，逐一铲除竞争者。三，调集外地军事力量入京做保障，以防不测，然后迎刘义隆入朝。当然，废除需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景平二年五月乙酉，据《二十史朔闰表》，景平二年五月辛酉朔，则乙酉为五月二十五日。由皇太后扮演前台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令，《宋书》卷四《少帝纪》载皇太后诏令，其中说：“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弗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腼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第65页）指陈少帝刘义符在高祖及太皇太后（孝懿萧皇后）丧期，不守居丧之礼，居处所为有过失，因此废了少帝。其实居丧无礼的不止刘义符，比刘义符更加无礼的就是即将迎立为帝的刘义隆，在居丧期间偷偷生了儿子刘劭。宋武帝崩，萧太后制三年之服，按制为二十七个月。《宋书》卷九九《二凶传》载：“帝即位后生劭，时上犹在谅，故秘之。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第2423页）“谅”，居丧也。宋武帝于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二十一日）崩，即使从当日算起，满二十七个月应该到元嘉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刘义隆在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正式即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据《二十史朔闰表》，元嘉二年八月甲申朔，则丁酉为八月十四日，还在服丧期，这时儿子刘劭已经出生，明显也不守居丧之礼。不得已，一直等到元嘉三年闰正月，这时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是符合居丧之礼的，于是才向外界公布。故《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元嘉三年春正月）闰月丙戌，皇子劭生。”（第74页）可能在《本纪》中史家为皇帝讳，用曲笔，因为宋文帝是刘宋一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元嘉之政，有口皆碑；而在《二凶传》中史家终显露了其实录精神，抑或是史家报应观念的体现（居丧生子，事出无礼，子壮弑父，殆为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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