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都想掌握一套神奇的选股方法，一套指示何时买入和卖出的清晰信号。似乎每一位花了些时间观察市场的分析师都写过相关的图书。
首先申明，我的这本书可不一样。公司通常会发布报告和一些其他的文件，以符合证券法的规定并与股东沟通。而我的书正是提供了一种明智的方法来阅读和使用这些报告和文件。我相信，对这些材料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可让有见识的投资者得出自己的结论，进而独立做出买卖决策。
我要说的内容并不复杂。不过，尽管大多数分析师都承认训练的重要性，但真正完成训练的人却很少，因此，掌握少量的基础性技巧就有可能让你胜过金融界一些受追捧的专业人士。
我讲得有些超前了，让我们往回拉一点，从我的个人履历开始吧。
20世纪50年代，我在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金融专业学习，这似乎预示着日后我将开启股票经纪人的职业生涯。果不其然，我毕业后在一家场外交易经纪公司工作了几年，然后进入了沃尔斯顿公司（Walston & Co.），在其旧金山的办事处做了3年的股票经纪人。
当时正是新股发行热潮席卷华尔街的时期，大多数经纪人都被卷入了其中，但我觉得这股狂潮令人烦恼。我在翻阅招股说明书时意识到，许多公司只不过是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勃勃的雄心，以及一群渴望着股票发行并想从中获利的经纪人。当他们（至少有一段时间）乐在其中时，我沮丧地看着这一切，想知道平时很精明的人怎么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投资于不了解的股票上的。
答案其实很明显：他们没有阅读招股说明书。因此，我当时得到的一点启示是，真正的知识在短期内可能无关紧要，特别是在情绪化的市场中。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当狂热消退时，更加现实的价值观就会重新确立。因此，当看着一些投资者成倍增持了某些股票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也在羡慕他们变得如此富有。而且又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那些赞同我分析的人也确信他们所持的股票是真正的宝贝了。不过最终，许多人都赔得很惨。
我不清楚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但我得到的教训是，信息和知识是无法被替代的，市场是不完美的“野兽”，不能反映与证券有关的所有已知信息。而且，虽然投资者可通过分析清楚地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但投资者无法通过分析预知明天早上的股价走势。此外，大多数投资者（和分析师）都不清楚企业是如何报告带有虚假成分的收益数据的，在他们看来，数字就是数字，他们愿意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下去。早在听说“收益的质量”这个词之前，我就知道它是做出有意义的财务分析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幸的是，当时还没有人分析收益的质量。而且就我所见，直到今天华尔街也没有人会把精力集中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分析收益的质量得出的结论通常是负面的（我会一次又一次地谈及这一点）。大多数投资者宁愿“杀死”信使，也不愿考虑信使带来的信息。
假设一家公司报告的每股收益是2.00美元，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数字。若实际的每股收益是2.50美元，你认为首席执行官有任何理由低报这一数字吗？显然没有。但他有可能夸大收益数据，例如将每股收益从1.50美元夸大为2.00美元，这样做可以使他执掌的公司的业绩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出色。
正如前文所说，我很快发现，我的大部分研究带来的都是坏消息而非好消息。有谁想听坏消息呢？答案应该是：被委托管理大量资金的受托人。他们只能从分析师那里获得乐观的报告，所以也想了解事情的另一面。换句话说，专业人士应该搜寻坏消息，而业余人士可能只想听到关于他们所持股票的最好消息。我的客户经常对我说：“你不必告诉我一只股票有多好，有十几位分析师会告诉我这类信息。我们被所有正面的信息突袭，想听到你的不同看法，表明其他人可能是错的。”
几乎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任何管理层说的话，我的研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点。我想，对于一个日复一日地研究公司账簿，知道会计师为了让账簿上的数据更漂亮会如何做手脚，以及公关写手们会如何用文章来掩饰公司存在的问题的人来说，有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我一直怀疑管理层在试图隐瞒什么。他们想在掩饰之下做什么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我会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考虑问题。
很多时候结果都不会令我失望。当然，如果我没发现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当一切看上去都正常时，我就不会再说什么了。而如果我的分析表明，公司的实际状况要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好得多，我也会明示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我有了很多的领悟：尽管我意识到自己生成的这类信息可能会有高度成熟的市场，但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得以施展拳脚。
在沃尔斯顿公司工作期间，我专门研究各个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从中寻找被隐藏的“宝石”，或者是可以卖出或应该避免买入的股票。因为这些招股说明书的篇幅很长，很少有经纪人会花时间去阅读它们。因此，我的结论是，通过从头到尾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你可以在市场上获得一些优势。顺便说一句，在机构对市场的主导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60年代的今天，这一点仍然成立。
为了深入学习证券分析知识，我离开了沃尔斯顿，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深造，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的教育阶段之一。当我提交学位论文时，我学到了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我研究的主题是投资税收抵免，它有两种不同的报告方式，我认为只有更保守的那种报告方式是准确的。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一位会计学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给我打了B，这让我很失望。
我就这一主题采访过会计界的传奇人物伦纳德·斯帕切克。他之前是会计原则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会计行业最杰出的人士之一，还是各种会计实务的大评论家。1956—1969年，他在全国各地发表了168次演讲，不辞劳苦地为建立合理的会计制度奔走呼号。
我采访斯帕切克时，他是安达信公司的董事长。他支持我论文中的研究结论并建议我将其发表，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随后，他给我寄了一张支票以帮我支付将论文印刷和装订成册的费用，之后他拿走了200份供自己使用。
1967年，我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谋得了一个分析师的职位，但工作进展并不如我预期的那样顺利。我负责分析金融类股票，提出了抛售一些股票的建议，这与有些古板的信托部门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当时没有人在美国银行里制造麻烦，我却这样做了。简单地说，该银行有一份已获批准的股票清单，信托部从这份清单中选股，清单里股票的增删必须得到一个高权力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而这个投资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该银行的一些高层。我的上司就是信托部门的负责人，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深入研究银行持股的收益质量，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有错误，这将很难建立银行对信托部门的信心。当时的我有点天真地认为，批判是我的本职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6个月后，我被解雇了，理由是我不具备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的资格。我得重新找工作了。
这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突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要是我还在美国银行工作的话，恐怕就会随波逐流了。但被解雇后，我对“相反意见”这一概念的兴趣更加浓厚了。我的经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当幻想符合人们坚持的观点时，他们更喜欢幻想而不是现实。现在仍然如此，要改变人们的投资观念依旧非常困难。站在美国银行外时，我必须承认，自己忽然意识到，只有找到那些愿意倾听坏消息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人，我才会有用武之地。
最后我轻松地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这次是在纽约的霍恩布洛尔和威克斯公司（Hornblower， Weeks）。得到这份工作与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无关。牛市开启了，分析师比较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霍恩布洛尔和威克斯公司，我几乎分析了所有感兴趣的公司和行业。
1968年1月，我有幸遇见了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会计学教授亚伯拉罕·J. 布瑞洛夫，他当时正在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发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权益结合法会计处理造成的扭曲”。从本质上讲，布瑞洛夫批评了与企业集团大肆收购有关的会计处理方法。在他的启发下，我明白了权益结合法下的会计处理是如何使公司之间的收益比较变得不切实际的。
布瑞洛夫教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谴责会计行业内允许的各种夸大公司收益的做法。布瑞洛夫在学术领域所做的事情与伦纳德·斯帕切克担任安达信公司高管时所做的一样。直到今天，斯帕切克和布瑞洛夫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我一直把他们二位视为会计界的良心。
1968年，我进入了布莱尔公司，成了一名特殊情况分析师。布莱尔公司承销了一只有特许经营权的股票，这一点起初很吸引我。我写了一份积极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给出的建议是买入这只有特许经营权的股票以实现资本增值。但是，在完成这份报告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又写了一份给出消极建议的报告。这让发行股票的公司总裁勃然大怒，他在电话里吼道：“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这帮人在做什么？你们怎么能针对承销的股票发布卖出报告？我们1年前才在你们的操作下上市！”斥责之声不绝于耳，结果是我们不再是该公司的投行了。这家公司后来的确经营不善，和许多相似的公司一起消失不见了。
值得称赞的是，尽管我写的这份“卖出”报告导致布莱尔公司失去了作为那家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的投行资格，布莱尔公司却从没有因此而斥责我。然而，我的报告造成的后果让我大为震惊，我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炒鱿鱼。
那时的我已经确信，自己未来肯定会从事全职的财务报表分析工作。当不得不另觅工作单位时，我决心找一家能给我充分自由的公司。但这样的单位很难找到，事实上，我想要的是一份能告诉人们避免买入哪些股票的工作。即使是在今天，你能想象得出有哪家公司会器重这样的员工吗？一些公司内部可能有灾祸预言家，但他们发布的日常报告不适用于那些正在被招揽订单的客户。
之后我把目光转向了规模较小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没有投行部门，发布的报告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样的一家公司，它的名字叫沙因曼、霍克斯汀和特罗塔公司。该公司由金融家索尔·吉泰（Sol Kittay）资助，他自诩为“商人的经纪人”。公司的研究总监阿尔弗雷德·金根非常喜欢我的想法，还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也向其他人谈了我的想法，有一个人建议我把报告的名称定为《收益质量报告》，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可惜的是，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了。
那时，1969—1970年的熊市大幕已经拉开，我大有可为的机遇期来临了。投资者不再想知道如何使资金在一夜之间翻倍了，他们想寻找的是抛售股票和保全剩余资金的理由。这太容易了。不管怎么说，市场都在下跌，我只是在顺势而为。在我分析的首批公司里，有一家公司名为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Leasco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Corp.）。1969年，该公司报告的每股收益为2.71美元，但我进行了几次收益质量调整后发现，该公司的每股收益仅剩下了1.42美元。接下来，我分析了土地开发公司，对它们的每股收益进行了类似的调整。随后，主要在熊市的影响下，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和土地开发公司的股价暴跌。几年后，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更名为信实保险公司（Reliance Insurance），经营得很不错，最后被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收购。
我的工作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在那样的市场中，谁都能做到。不久之后，我遇到了鲍勃·奥尔斯坦，他曾是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后来进入霍夫斯特拉大学商学院（Hofstra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成了一名讲师，最近他进入沙因曼、霍克斯汀和特罗塔公司成为一名经纪人，也开展了一些研究。起初，奥尔斯坦似乎对我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与大多数经纪人和分析师一样，他是天生的唱多者。但有一天，在结束短暂的休假回到办公室后，我发现一位基金经理根据我最近发布的《收益质量?报告》向我们投来了大量订单。奥尔斯坦听说了此事后，开始与我讨论市场问题。由于他的许多建议都失败了，似乎正准备转向唱空，哪怕只是针对一个季度的。
奥尔斯坦正要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州，他想带上我的一些报告，看看能否招揽些客户。让我惊讶的是，奥尔斯坦带回来了6个新客户。我忙活了约1年才找到了几个机构客户，奥尔斯坦认为我的方法存在问题。他建议我定期向订阅用户收费，并且以更加商业化的方式运作《收益质量?报告》。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即每年向订阅用户收取12，000美元或更多的服务佣金。奥尔斯坦的设想很符合我需要的那种愿景，所以我们一拍即合，成了合作伙伴。
当时是1971年，沙因曼、霍克斯汀和特罗塔公司和许多其他券商一样，后台部门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处理往来账目，而奥尔斯坦和我即将为公司带来大量的新业务，我们正朝着成为领域内ding级生产团队的方向迈进。
到了劳动节，由于沙因曼、霍克斯汀和特罗塔公司需要外部资金注入，它被韦斯和沃新恩公司（Weis、Voisin & Company）收购。新的管理层很欣赏我们的工作，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被留下来。韦斯和沃新恩公司参与了相当多的承销团，与我们这样的唱空者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我们的报告冲击了其销售人员支持的一些股票。因此，1971年11月，奥尔斯坦和我去了科宁公司（Coenen & Co.）工作，在那里，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目的撰写分析报告。
我们在科宁公司工作了4年。当时收取固定佣金是业内的标准做法，投资者购买1000股普通股支付的佣金是购买100股的10倍。所有公司的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单笔订单的收费最高可达30万美元。支付机构研究费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支付佣金，这通常被称为“软”美元。《收益质量?报告》就属于这一类。那些与科宁有业务往来的机构，如果它们每年能支付12，000美元的佣金，就能收到我们每月发布的《收益质量?报告》。到了1975年，订阅我们研究报告的客户从20个左右增加到了140个。
这一切都在1975年的劳动节结束了，在此之后，佣金是完全可协商的。一夜之间我们就失去了40个客户，因为一些客户喜欢较低的佣金而不是我们的研究报告。但我们的其他客户却依然保持忠诚，因此我们很快就消化了客户数量下跌带来的影响。考虑到新的制度，我们觉得自己创业似乎更为合理，于是我们很快就行动了。我和奥尔斯坦一直坚持合作到了1980年，但由于他决定重操旧业，从事经纪和账户管理业务，我们友好地分手了。之后我自己继续编制和发布研究报告。
去年，我认为是时候组织我的方法，并以一种个人投资者可以从我在过去25年里开发的技术中获利的方式来展示它们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认识了罗伯特·索贝尔，他是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商业史教授和金融市场历史学家，多年来我们经常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于是我们一起策划了这本书。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个人投资者避免市场陷阱，最大限度地增加盈利的机会。尽管我们没有提供什么“魔法公式”，但我坚信，只要个人投资者不懈努力，他们就一定能避开市场陷阱并从股票投资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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