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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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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社会组织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侧重在反思和重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锚定社会组织的地位与功能，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变迁轨迹及影响机制，阐明国家力量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进而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与西方结社运动的本质差异。下编为“组织类型与运行机制”，旨在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考察社会组织的历史形态，如宗族组织、会馆组织、慈善组织等，从而捋清社会组织从传统向当代转型的演变过程和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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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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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惠平，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研究员，入选江苏省第六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22年）及“江苏省社科优青”（2019年）人才培养计划。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动员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研究”、民政部理论研究部级课题“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分类与比较”。近十年来，重点关注社会组织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致力于考察中国社会组织演化的深层逻辑以及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上述研究主题，在《学术研究》、《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社会学评论》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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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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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超越003
一引言003
二“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004
三“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倾向与限度010
四超越“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尝试013
五结语016
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及其缺陷018
一“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兴起及引入018
二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 “国家与社会”021
三“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理论缺陷024
四结语027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的影响机制及内在逻辑029
一市场化机制030
二全球化机制034
三网络化机制039
四内外部机制的共同作用与社会组织的未来045
依附、发轫与同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048
一引言048
二政社一体化与社会组织的样态050
三政策持续放宽与社会组织的发育054
四社会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快车道059
五结语063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理论体系的建构066
一关联概念界定067
二既有研究路向070
三基本考察维度073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组织社会学考察077
一单向度的单位制及其组织基础 078
二多元化社区制的组织基础重构080
三结语083
社会组织研究的新方向：社会学与历史学融合085
一引入历史视角开拓认识社会组织新思路085
二将历史的维度真正引入社会组织研究086
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跨界融合：一次必要的研究转向088
下编组织类型与运行机制
中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及其运行机制093
一研究缘起与理论视角093
二多元化的施善团体与施善行为094
三传统民间慈善组织的运行机制096
四结语105
社会组织的历史形态及其运行机制：以宗族组织为例107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梳理107
二宗族组织的简要历史及其社会功能108
三宗族组织的运行机制与变迁逻辑110
四拟合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的社会组织研究117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对象119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史119
二传统会馆组织的形成逻辑122
三会馆组织的近代转型128
四余论131
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分类与比较研究133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进展133
二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类型：案例分析和比较135
三镜鉴与启示：几种国际经验的比较144
四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未来走向148
居间往返：支持型社会组织的行动机制152
一背景与问题152
二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与研究回顾154
三支持型社会组织的行动目标与策略157
四制度与组织：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立基之本167
融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
——以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为例169
中国社会组织治理的过程、特征与未来指向173
一国家治理理念中的社会组织：角色认知与结构位置174
二社会组织治理的制度环境：构成内容与政策效果178
三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创新形式与制度效应183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187
参考文献190
后记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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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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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快车道。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突破21.1万家，2010年达到44.6万家，2020年则上升至89.44万家。在社会组织的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的同时，社会组织的种类日趋多样化。截至2020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有37.5万家、社会服务机构有51.1万家、基金会有8385家。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作为组织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化机制，社会组织在21世纪的异军突起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某种程度上及时应对了因单位制式微而出现的社会原子化、碎片化等问题，起到了凝聚社会力量、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为当下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并在相当程度上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使彼此间的关系呈现诸多新的特征。
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被赋予并实际承载着重要的时代使命——以主体身份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对于社会组织实践创新的蓬勃发展，学界自然也是积极跟进，尤其社会组织研究本就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时至今日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颇为可观，并且在经验与理论之间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都被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下，而构成这一分析范式的理论视角则主要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两大经典理论——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从全球性结社革命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崛起可以被视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国家在诸多方面确实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因此，沿用西方成熟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现象往往被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然后是国内有先见的学者，纷纷通过对中国社会组织（既包括晚期帝国时期的民间社团，也包括当代各类社会组织；既关注某一具体类型的社会组织及其行动，也关注社会组织的总体演化路径）的研究来总结中国经验进而探寻中国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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