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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本书作者是一对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亦是一对新时代的和平使者。
本书作者——二战幸存者迪娜和约万，多年来致力于维护大屠杀纪念文化和打击反犹太主义，先后于2020年、2022年获得“劳尔·瓦伦堡奖”和“塞尔维亚三级国旗勋章”。
由旧物切入，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分享不一样的二战故事。
一些老照片、一枚订婚戒指、一只旧烛台……作者由一些曾支撑他们度过人生至暗时刻的旧物件切入，叙述了对战前温馨的家庭生活、对已逝的亲人、对大屠杀期间最艰难时期的回忆，并试图以此追溯破碎的家族历史，重新建立起与亲人、与故土的联结。
是对战火童年的拼凑，亦是对黑暗时期人性闪光的缅怀。
全书没有宏大的叙述，只是通过破碎而模糊的回忆，拼凑出那段难忘的战火童年；同时着力展现了那些曾照亮他们黑暗童年的每一个闪光瞬间——一位德国军官的善意提醒、一个异国好心家庭的收容，以及与人道主义战士劳尔·瓦伦堡的短暂会面……
对战火中爱与坚持的纪念，启示我们：珍惜当下，方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未来不可预知，灾难总是不期而至。而支撑我们渡过难关、走出低谷的，或许正是我们好好珍惜的当下的每一天、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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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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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对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夫妇撰写的回忆文集。二人因为战争而失去几乎所有的亲人，并被迫移居他乡。书中透过一些承载着满满回忆的旧物件——一些老照片、一枚订婚戒指、一只旧烛台，以动人笔触讲述与之相关的生命故事，追溯破碎的家族历史，纪念不平凡的童年时光；缅怀战前温馨的生活，缅怀已逝的亲人和远离的故土，也缅怀黑暗时期残存的人性之光，并对所有的一切心存感恩，读来令人动容。夫妇俩的讲述也让我们看到：当灾难不期而至，我们内心的美好感情如何给我们信念和支撑，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更好地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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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迪娜·拉杰斯，1938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大屠杀幸存者。后成为一名建筑师，举家搬迁至瑞典，在瑞典工作至退休。
约万·拉杰斯，1933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大屠杀幸存者，迪娜的丈夫。2000年在瑞典以法医教授身份退休。
译者
卢建，笔名卢胜建，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目前主要从事欧洲比较语言学研究，代表译作有《中东欧青铜时代文化和铁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白丽，对外经济贸易?学法学毕业。曾在瑞典隆德大学交换学习及?作共两年，并有多年的英语口译和瑞典语笔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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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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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001 一张纸条
011 蜜月照
019 父母的照片
027 制服口袋里的照片
031 订婚戒指
039 国际象棋
049 手镜
055 蛋糕烤模
063 安息日烛台
067 手链
073 食谱
083 丝绸桌布
089 地砖
093 水彩画
097 刺绣品
109 枕套
113 怀表
119 静物画
125 显微镜
131 逾越节晚宴的餐桌用品
137 烛台
143 吸墨纸
151 袖珍日记本
163 后记
169 致谢
1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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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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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们被迫远离家乡，茫然四顾，不知该去向何处。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传统多久呢？我们必须告别我们的家园，抛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买来的、被馈赠的，甚至传承下来的所有东西吗？
我们会不会离开太久？我们一定很快就会回来吧？他们伤害不了我们。
我们必须迅速收拾行李，锁上前门，尽快上路。匆忙中，我们只携带了一些必需品：几张照片，几件可以挽救我们于贫困的贵重物品。其他重要物品全都藏了起来，畜棚里、箱子里……还有一些藏在地下的暗格里，除了我们，没有人能找到它们。
善良的邻居和朋友们，在我们回家之前，你们能帮忙照看我们的瓷器、我们最喜欢的画和书吗？只需要一小段时间，真的不会太久。
我们确实回来了，可已经是四年后。
迪娜，也就是我，那时才七岁，和母亲从匈牙利回来。1941 年纳粹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时，我们逃到了那里。后来，我的父亲也活着回来了，但他和母亲都不愿继续生活在我们的家乡—小镇鲁马，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起曾经被杀害的亲友。
我叫约万，那时只有十二岁，从藏匿处辗转至贫民窟和集中营后，终于回到家乡彼得罗夫格勒。我的父母、哥哥和家族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杀害，好在我被姨妈和她的丈夫— 一个塞尔维亚人收养了。
我们的房子已被陌生人占据，曾经带走的大部分东西也都弄丢了。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那些被我们藏起来或留给别人保管的物品陆续出现，且都被保存得完好无损。
这些物件唤醒了我们的记忆，并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绪、感受和生活方式，时常勾起我们心中那充满爱与温暖的回忆，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和认同感。
现在，我们想借由这本书，掀开这些老物件背后尘封的记忆，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
「迪娜和约万」
——选自《来不及说完的故事：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生命纪实》，(瑞典)约万·罗杰斯、(瑞典)迪娜·罗杰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后 记
「迪娜和约万」
在这本书中，我们由一些承载和唤起我们记忆的物品切入，叙述了对战前温馨的家庭生活、对逝去的亲人以及对大屠杀期间最艰难时期的回忆。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到南斯拉夫时，我们被迫离开家园。这些物品，有些是我们离开时随身携带的，有些是我们战后回家才找到的，有些是事先被我们藏起来的，有些是我们后来从亲戚和熟人那里得到的—它们被保管在了安全的地方。有些物品一开始并不属于我们，但它们同样承载着我们的记忆。
不过，我们一直缺少一些在犹太家庭常见的传统物品。幸运的是，2017 年，我们碰巧得到了一个光明节烛台—烛台有九个分支，上面的蜡烛会在每年12 月的光明节点燃。它现在矗立在我们的客厅里，被我们供奉在一张白色桌子中间的光亮之处。在光明节的八天里，我们会先点燃九烛台上的辅助蜡烛，再用它点燃其他八支蜡烛中的一支，然后每天递增一支，直到最后一天四十四支蜡烛全部点完。
这个光明节烛台与我们家的缘分，可能早在2010 年7 月就开始了。每逢我们家有人过生日，我们都会去旅行庆祝，这次的目的地是柏林。在一个时间充裕的周末，我们参观了勃兰登堡门、波茨坦广场、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和柏林新国家美术馆。我们还看到了无数巨大的水泥块—那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一天，我们乘坐当地火车和巴士前往著名的万湖郊区，去参观万湖会议别墅。1942 年1 月20 日，纳粹德国官员曾在这里举行会议，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确定了犹太人大屠杀计划。事实上，这次访问也是我们整个行程的主要目的。
万湖会议别墅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屠杀研究和教育中心之一。在那里我们会见了档案处主任加比·穆勒·奥里希斯，他后来还邀请我们去那里做学术演讲。
2011 年1 月20 日，万湖会议周年纪念日，在六十九年前纳粹分子密谋犹太人大屠杀计划的同一个大厅，我们进行了演讲。宽敞的大厅里挤满了听众，还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记者通过屏幕和麦克风收听了我们的讲座。
在纳粹曾经举办会议的同一个大厅里演讲，这着实是一次震撼的经历，我们甚至感到一种绝对的胜利感—只是这种胜利感因无尽蔓延的悲伤情绪和资料匮乏的苍白诉说而迅速消退。难道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和六十九年前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纳粹万湖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或阿道夫·艾希曼（会议记录人）坐了同一把椅子？他们的照片还挂在墙上，艾希曼阴冷的眼神让我们不寒而栗。
后来，我们的两本书被翻译成德语，据此还催生了名为“迪娜和约万的故事”的戏剧表演。戏剧展现了我们在大屠杀期间的童年经历以及之后的生活。两个德国演员扮演我们年轻时的角色，我和约万扮演自己年老时的角色。我们还在万湖会议纪念馆和斯德哥尔摩林荫大道剧院表演了它的瑞典语版本。
一天，我们收到一个邀请，要在2017 年1 月27 日大屠杀纪念日那天在基青根（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市镇）表演我们的节目。我们了解到，在1933 年基青根的11000 名居民中，有360 多名犹太人。他们曾引领了该地区的葡萄栽培，并一直活跃在葡萄酒销售行业，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当时每个人都非常看好这座城市里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纳粹在1933 年掌权后，立即采取极端措施对该地区的犹太人展开了大屠杀，当地的德国居民也迫不得已参加了附近森林里的处决行动。1942 年，未能逃脱的犹太人被送往拉脱维亚的射击场以及索比堡灭绝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无一生还。
这里原来有两座犹太教堂。在1938 年的“水晶之夜”1，一座被拆除，另一座新犹太教堂被部分烧毁—后来经过翻修，改建为文化馆。文化馆看起来仍像一座犹太教堂，只是没有大卫之星。我们的演出就在这里进行。
在文化馆排练结束后，我们漫步在基青根，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保存完好的古旧小镇。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我们看到一些旧的黄铜物品—一个枝状大烛台、碗、杯子、手链等。最让我们激动的，是那颗大卫之星，以及那隐约可见的烛台。
“光明节九烛台！”我们俩同时惊呼。
我们走进商店，请店员拿出烛台。烛台已经失去原有的光泽，也没有清理干净，上面还有旧蜡的残留物。我们问起它的来历，店员一开始只说它可能是犹太人的。在我们锲而不舍的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们，烛台是一位老人送来的，战争期间他的父母曾住在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并在那里生下了他—烛台也是在那里找到的。店员并不清楚战前是谁住在那所房子里，他们叫什么名字，发生过什么事。“战乱时期，这种事太多了。”他最后耸耸肩说。
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烛台，没有讨价还价。目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烛台属于一个犹太家庭，他们曾与该市的犹太人一起被带到射击场和灭绝营；现在它来到了另一个犹太家庭。
我们在书里讲述的大多数物品都值不了多少钱，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们。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没有能力作为建筑师和法医病理学家工作四十年，甚至退休后还能写书；我们可能也没有勇气去学校、图书馆、教堂和社区中心讲述我们在二战期间的童年生活，分享关于大屠杀的经历—在当今全球剧变和全球移民的大时代，这些经历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些受害者的经历和记忆就会被永远遗忘。因此，对于这些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并给了我们写这本书的动力的物品，我们永远心存感激。
——选自《来不及说完的故事：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生命纪实》，(瑞典)约万·罗杰斯、(瑞典)迪娜·罗杰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劳尔·瓦伦堡的袖珍日记本让我回忆起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那时我和母亲住在布达佩斯，随时可能被杀害。它还承载着劳尔·瓦伦堡如何将我在犹太人区的祖父母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的记忆。对此，我非常感激。
袖珍日记本
「迪娜」
2016 年8 月28 日，我们——犹太博物馆之友协会的成员，在海辛格街（位于瑞典老城斯德哥尔摩）吃了一顿告别晚餐。博物馆将搬迁到位于摩斯亚拉加德街19 号的老犹太教堂。就在前一天的劳尔·瓦伦堡日（劳尔·瓦伦堡是瑞典外交家、人道主义者，二战期间曾致力于营救欧洲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这里还举办了特别展览，现在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已经打包好了，只有一个展台还保留着。我注意到展台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劳尔·瓦伦堡袖珍日记本”。那是劳尔·瓦伦堡于1944 年写下的日记。页面上记录着他将要会见的人的姓名以及会见的日期、时间。看着它，我心想，也许里面还载有我祖父的姓名——内森·韦斯。
1944 年秋，那时我六岁，祖父带我去了一趟布达佩斯的法肖斯疗养院。在灰色的医院大楼前的人行道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给了祖父一封信和一小包药品。他们用德语交谈，我能听懂每一个单词，却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周围都是灌木丛，玫瑰果已成熟，我摘了一些，吮吸着果浆。那人看了我一眼就走了，祖父打开信封，说他只看一眼。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脸上流下的是喜悦的泪水—这是我父亲离开家乡三年后的第一封来信。
后来，祖父和我又见过那个人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带给我的巧克力。在那之前，我从未吃过巧克力，战争期间根本就没有巧克力。
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我才知道，我们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劳尔·瓦伦堡。那时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天去斯特林堡街49 号访问我的姑姑埃尔齐。在战争蔓延到南斯拉夫之前，她和家人就来到了瑞典。埃尔齐姑姑的咖啡桌上放着一本伯·安哲（劳尔·瓦伦堡的同事）的回忆录《与劳尔·瓦伦堡一起在布达佩斯》。我盯着封面，那个男人的脸让我觉得很眼熟。
“迪娜，你应该认识他，”埃尔齐姑姑说，“1944 年你们在布达佩斯见过面。”
她告诉我，劳尔·瓦伦堡和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姑父利奥曾在梅罗帕公司共事，所以她曾在战时利用这层熟人关系给她的父亲—我的祖父送去物资。
我去见了犹太博物馆馆长，问她可否让我翻阅一下劳尔·瓦伦堡的袖珍日记本，她说这里只有复印件，原稿保存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军事博物馆。在与馆长安德烈亚斯·奥尔松通过电话后，约万和我来到瑞典军事博物馆。馆长很友好，直接把我们带到楼上劳尔·瓦伦堡的展厅。它被装饰得像个书房。展厅旁有一颗大卫之星作为标识——1944 年，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必须将其佩戴在左侧胸前。
那本袖珍日记本已经从展台上取下，放在一张访客的桌子上。我们在桌边坐下来，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挂在衣架上的一件米色风衣上。
“我和爷爷第一次见到劳尔时，他穿的是一件黑色短夹克，也许是一件伐木工穿的夹克衫。”我指出。
“那不是劳尔的风衣外套，”馆长笑着说，“它属于米克洛斯·马加斯迪，他曾与劳尔·瓦伦堡合作。米克洛斯·马加斯迪以外套作为信号向劳尔·瓦伦堡要见的人传达秘密信息，这取决于他拿外套的方式。”
馆长戴上一双薄手套，开始翻阅那本小巧易碎的袖珍日记本。他轻柔地翻着，我兴奋地跟着看。
“哦！”我突然惊呼。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在翻开的1944 年9 月26 日那一页，用蓝墨水手写着：“12 点，内森·韦斯。”我看到馆长和约万也和我一样，都僵住了，睁大眼睛盯着我祖父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恍惚觉得我深爱的祖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祖父的名字下面写着“19 点，比彻，T”。这可能是劳尔那天晚上要会见的人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也就没再多想。
“我祖父和我见过劳尔两次，”我指出，“第二次见面他还送了我巧克力，我记得很清楚。”
奥尔松馆长继续浏览，但并没有找到其他有我祖父姓名的页面。他问我在战时是不是劳尔救了我，我说不是，当时救了我们的是母亲和我们的假身份证件，即使在箭十字党的听证会上，这些证件也仍然发挥了作用。但他救了我的祖父母。当时，祖父母被关进一个所谓的“犹太人区”，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黄色房子，门口处标有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那里的无数在饥饿与疾病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或者被带到多瑙河河畔执行枪决，或者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毒气毒死。而我的祖父母幸得劳尔帮助，被秘密转移到瑞典的一处庇护所，才免遭劫难。
我向馆长道谢，然后和约万一起穿过温暖而阳光明媚的斯德哥尔摩回家。一路上，我们一直在谈论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之行。回到家后，我还没来得及脱鞋，电话就响了。奥尔松馆长气喘吁吁地说，他在袖珍日记本的另一页上发现了我祖父的姓名“内森·韦斯”，时间是“7 月21 日11 时30 分”。
我非常惊讶。我对六岁时的记忆居然可以保存得这么好？
1944 年9 月26 日，劳尔·瓦伦堡在与我和祖父的第二次会面中给了我一盒色彩鲜艳的巧克力—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巧克力果仁糖。
后来，我们在谷歌上搜索到劳尔·瓦伦堡在9 月26 日19 时确实会见了一位“神秘人”比彻。我们又查阅了英格丽德·卡尔伯格（瑞典作家兼记者）关于劳尔·瓦伦堡的书籍，原来库尔特·比彻是那段时间海因里希·希姆莱（二战中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头目）在布达佩斯的特使。他当时是驻匈牙利党卫军司令部经济部主任，负责监督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他曾与瓦伦堡进行谈判，用犹太人的生命换取金钱。他们也因此成了朋友。就在劳尔·瓦伦堡第二次见到我祖父和我的同一天晚上7 点，他可能和比彻在某个地方共进晚餐，难道那家餐馆的名字以字母“T”开头？
劳尔·瓦伦堡的袖珍日记本让我回忆起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那时我和母亲住在布达佩斯，随时可能被杀害。它还承载着劳尔·瓦伦堡如何将我在犹太人区的祖父母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的记忆。对此，我非常感激。
对我来说，这个袖珍日记本也证明了我对六岁时的记忆与现实是相符的。它也让我想到劳尔是多么的善良和有爱心：在遇见一个犹太小女孩两个月后，他仍然记着她，还让她品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巧克力。
如今，这个袖珍日记本仍然躺在瑞典军事博物馆的展台上，这真的很棒。相信通过它，每个人都会看到曾有一个勇敢的人，在黑暗时期挺身而出，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
——选自《来不及说完的故事：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生命纪实》，(瑞典)约万·罗杰斯、(瑞典)迪娜·罗杰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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