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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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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为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建立十周年而汇集出版，纵向涉及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横向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艺术等各领域，内容甚丰。全书收录了研究所最新研究论文，分别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介绍与评价海内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方向、研究特色、研究趋势，着重述及学术价值、学术影响，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从学术上见证世界中国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和世界中国学学科建设的进展，以及中国研究在全球兴起并一步步走向繁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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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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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依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而创建，2020年成功入选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世界中国学所以当代中国学为内核，兼采汉学研究及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之长，形成多学科融汇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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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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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武1
上篇 海外中国学
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流》的争论及其背景 周武3
“世界中国学”的历史演变及概念特征 刘晓佳8
中国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崛起范式下的前景初探 徐庆超14
新时代海内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多维解读
——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竞争力 乔兆红26
书写转变的中国：山东邹平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 潘玮琳37
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及其现实启示
——以中国问题专家为中心的分析 张焮50
如何认识美国战略界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 王震69
美国学界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评估 褚艳红8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概述 廉晓敏99
日本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其影响研究 顾鸿雁112
海外研究视角中的民主原则与党的建设 侯喆127
海外“中国威胁论”及应对策略探析 张其帅140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策略的启示 苏乔拓148
如何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巫明川162
利玛窦文化适应策略与儒家思想 朱婳玥165
西方的植物学运动与福钧的中国之旅 秦岭177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使华团活动 田蕊198
福开森的中国艺术生涯
——从“文物代购”到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的转变 夏天209
中篇本土中国学
从世界史看中国现代化 梅俊杰227
传播学科史的辉格史书写及对中国传播学科的反思 胡冯彬234
状况的共有与分歧：近代中日社会科学翻译史比较研究 宋晓煜 王广涛245
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思想演进 王玉 韩汉君261
中国创新短板与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举措 沈桂龙27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焦世新285
明代后期科举策问的变化与《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的出现和流行 耿勇294
中国梦与中国社会转折
——以洋务运动为考察对象 陈如江322
从形式代表到实质代表：我国民主党派代表性问题探讨 胡筱秀331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潜力分析 谢一青 乐文特342
印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战略” 张佳362
长三角城市群流量经济发展测度
——基于城市流的视角 王素云375
依托上海城市软实力优势，打造国际传播国家级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推进学术外宣、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与实践 吴雪明385
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思考
——以产业园区实践探索为例 信超394
下篇 书刊评论
有关当代国际秩序与中国对外关系的认知和思考
——以2015—2019年北美期刊中的相关文章为例 刘晶413
城市作为理解社会的窗口
——评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李鑫妍430
解说历史中国：矛盾、复杂和永久的魅力
——评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
变迁中的政治》 杨起予446
要渡苍生百万家
——读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王菁457
一个局外人的改革开放顶层全景观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读后 邹祎470
“版权”的中国之旅
——王飞仙《盗版者与出版商》读后 朱宇琛477
林语堂跨文化遗产的多向度阐释
——评《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 陈迪488
无法言说的言说
——重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王巍子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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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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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武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整十周年。按惯例，逢五逢十总得庆祝一番，世界中国学所当然也不想免俗。2021年10月忙完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后，稍作将息，即开始转入筹划研究所十周年所庆。11月23日，沈桂龙所长召集全所大会集议所庆事宜，大家一致认为以文字共同记录和见证研究所的成长，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纪念方式，于是而有编撰两本书作为献礼的动议：一本为忆文集，由全体同仁各自的点滴记忆汇聚而成；另一本为中国学研究论文集，选录同仁历年所撰中国学或与中国学相关的论文。前者由沈桂龙所长负责，后者委我承乏。此议既定，得到全体同仁和本所博硕士生的热烈响应，到2022年6月底，稿件陆续收齐，而后纂辑成书，交付出版。这就是《十年树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和这本《以中国为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由来。
这本论文集取名“以中国为方法”，源自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沟口是日本最具原创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这本论集中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主张，其实也是贯穿于他一生的中国学著述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旨在全面解构日本知识界乃至日本社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论偏见，即在分析中国的时候避免套用（或反用）西方的理路，使中国研究屈从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真正“具有多元格局的多样性世界”（孙歌语）。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沟口的这一认识论主张虽系针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历史和现状有感而发，但对中国学界而言亦不啻是一剂药方。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伴随欧风美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学的流行，中西之学一变而为新旧之学，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已然成为一种沛然莫御的时潮与思潮，中国学界由此进入一个“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带有某种支配性的解释模式，并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的思维定式和“心灵积习”。这种解释模式，以及由这种模式内化而来的思维定式和“心灵积习”，从根本上制约了本土中国研究的气象、格局和内在景深。近年来，这种状况虽已有明显改观，但如何在接纳新知的过程中不失自我，始终保持一种自主的思考和判断，破除海外中国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和逐渐流行的“中国中心论”的一元论想象，构建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发思考和理解中国，并通过中国认识世界，彰显中国研究的世界意义的解释框架，仍是一个异常艰巨的课题。就此而言，这本论文集可视为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全体同仁对这个课题所做的一种回应。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海外中国学”，辑录18篇论文，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最新的前沿动态做出不同程度的梳理和反思，其中，有对世界中国学概念的辨析，有对海外中国学发展脉络的勾勒，有对海外中国研究最新前沿动态的追踪，还有对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的批驳，等等；中篇“本土中国学”，收录14篇论文，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对中国历史及当下实践展开学理探索，有全局性的审视，也有典型个案的剖析，这些审视和剖析大都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又展现出一种世界的视野；下篇“书刊评论”，辑录8篇文章，内有对北美期刊中有关中国议题讨论的检讨，有对中国学经典文本的重读，也有对海外中国研究新著的评议等。由于成书仓促，坦率地讲，这些研究不免有些参差不齐，远谈不上完美，但大家的心意是共同的，就是为十周年所庆献上自己的一份礼物。
跟上海社会科学院其他研究所相比，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所。这里的“特别”，不仅指它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年轻且规模最小的一个研究所，更是指它所肩负的责任。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系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设，因此，它首先肩负“办会”的责任，会务复杂而繁重。十年来，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功承办了五届两年一度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五届至第九届），目前正在筹备第十届世界中国学论坛。2015年，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海外分论坛，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又先后承办了美国分论坛（纽约/亚特兰大）、东亚分论坛（韩国首尔）、欧洲分论坛（德国柏林）和拉美分论坛（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16年起，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又开始承办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每年1至2期，简称“青汉班”），已先后承办了5期研修班，每期为期3周。受疫情影响，2020年起暂时停办至今。上述论坛和青汉班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新闻办联合承办的，具体的会务基本上由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承担。涉外无小事，因此，在论坛举办和青汉班开班期间及前后，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几乎是全员参与，全力以赴，圆满完成每届中国学论坛和每期青汉班的承办任务。可能因为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常常为会务忙得焦头烂额，人仰马翻，以至于有人一直把它视为专门为办会而设的研究所。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当然不是专门为办会而设，早在筹建之初就明确，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要为世界中国学论坛提供学术支撑，肩负中国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学重点智库建设的双重使命。因此，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在承办世界中国学论坛和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的同时，始终坚持“科研立所”方向，致力世界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和世界中国学重点智库建设。十年来，先后出版相关著作和译著65部，其中《海外中国学书目提要》5种，《世界中国学研究丛书》8种，《世界中国学论坛实录》系列及相关编著8种，专著23种，译著21种。此外，还编辑出版《中国学》集刊9辑，编印《世界中国学论坛专报》近千期，《海外中国观察》11期，《海外中国学舆情》28期。其中，有不少论著如梅俊杰所著《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王战和褚艳红合著的《世界中国学概论》，以及王震主译的《统治史》等，在学界都深具影响力。以中国学所现有的规模和条件，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绝非易事！
《庄子》有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时不足十人，到目前在编人员也仅20人，规模小，空间局促，办公条件有限，说“作始也简”并不为过。“其将毕也必巨”，则有待于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全体同仁在新的起点上接续努力。
2022年9月30日
从世界史看中国现代化
梅俊杰
中国人关注海外中国研究，本质上还是为了借他人视野更好地认识自我。就此而言，“从世界看中国”实乃“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值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愿采用“从世界看中国”的方法，探讨一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由世界史观之，“现代化”是欧洲中世纪晚期便开启的一个超长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研究在国内成为一个热点，是因为罗荣渠等历史学家希望在“革命史观”之外，找到一个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历史坐标，不仅用来客观认识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而且能借此更好地指导本国的发展实践。
学界由“革命史观”转向“现代化史观”，这与当时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关联。那个年代，现代化成为时代最强音，官民都有共识。邓小平1983年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就是当时的眼光和胸怀。
进入21世纪后，现代化这面旗帜反而举得不那么高了。逐渐地，另外两个口号从左右两翼开始占上风，一是“民族复兴”，另一是“全球化”。必须承认，“民族复兴”的取向是往后看的，“全球化”又难免与新自由主义挂钩。因此严格说来，还是现代化这面旗帜最为中正宏大。
尚可喜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作为国家最高奋斗目标的现代化，提出以2035年为界分两步走，最终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过，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对现代化的宣传无论在力度上还是在一贯性上，都相对逊色，这方面大有增强的必要。
一、 现代化的普遍性：从西方向全世界扩散
现代化本质上是“现代性”向外扩散的一个过程，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最早集中出现在西欧，但随后就向世界辐射。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这种现代转型以工业化为驱动力，其他各个方面也相应变迁，包括经济、科技、政法、军事、交通、城市、观念等各个方面。转型成功的国家即成为现代“发达”国家，否则便是“发展中”甚至“欠发达”国家。
有人说，西方文明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现象”，所以现代化缺乏普遍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任何创新总是先起源于某个地方，之后再向外辐射的。可是，不同的创新具有不同的辐射力。世界史早已表明，西欧的现代性恰恰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最终成为一种冲击全球的普遍性力量，至今也未停歇。再把这种普遍性力量称为“地方性现象”，不免有点自欺欺人。
世界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未必就是中华民族智慧不够，问题出在“大一统”上，体制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身不由己的约束力。本来，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颇相类似，后来彼此也都经历了大动乱，中国是所谓“五胡乱华”，欧洲也有乱欧“五胡”（日耳曼人、匈人、马札尔人、维京人及穆斯林）。但随后双方就各奔东西：中国从隋唐重回大一统，西方却分裂出民族国家，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利弊未便妄断。然而，从竞争能激发创新、多元更容纳先进生产力这些方面看，列国多元体系无疑有其所长，而且越往后发展，其优势越发显著。由此可见，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和发动机，实不足为奇。
当代西方文明成熟之后，讲究“政治正确性”，自己起来批判欧洲中心论，不愿意把现代化称为“西方化”，这种姿态值得欢迎。但是，我们不要“把人家的客气当福气”，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非西方社会的积极因素当然应该融入现代化，但现代化进程内含的西方本源、西方原动力、西方文明框架我们是无法否认的。
有鉴于此，不妨把现代化理解为一条从西方起始的大道，这条大道是“多车道”的，可以允许有不同的速度、开不同的车，但这条大道又是“单向”的，不允许走回头路，大家总体上始终在你追我赶、加速向前。故而从世界史看，现代化的一般性大于特殊性，普遍性高于民族性。
二、 现代化的特殊性：尤其可见于后发国家
历史上，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人们一般把英国当作现代化的原型。原型意味着它是某种标准，具有示范意义。但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跟英国的现代化一模一样，毕竟时空条件总有差异。因此，作为一般的现代化原型又派生出各种变体，所谓特殊性就此而来。
这方面较典型的是德国的现代化。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认为，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使得德国无法照搬英国的自由主义发展药方，而必须有自身独特的现代化方式。李斯特强调德国的赶超要靠关税同盟、政治统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简言之，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采用了一种“民族主义赶超发展模式”，以李斯特学说为基础，明显有别于当时英国倡导的、以亚当·斯密学派为基础的“世界主义一体发展模式”。
如今我们知道，德国的那种现代化模式其实并无原创意义上的独特性，因为英国15—18世纪长期努力改变自身落后局面时，所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只不过英国进入19世纪开始拥有显赫竞争优势后，就抛弃原有的保护主义，转而实行自由贸易，还劝说其他国家一起来搞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如此看来，德、英两国在落后情况下，其现代化的模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前后时空上的差别而已。
当然，德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也不是一点没有，毕竟德国是在英国这个工业强国先已崛起的阴影下推行自己现代化的，它已经不可能再像英国那样从容不迫地搞上几百年。因此，德国的现代化是比较急风暴雨式的、更加政府干预式的，以后德国发展中出现纳粹主义之类问题，跟德国现代化的后发“速成”方式有一定关系。
三、 社会主义：一种特殊的后发现代化方式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比德国、美国等国的现代化更加后发。一般而言，一国率先现代化之后，就获得了先发优势，先发与后发国家之间会形成能力上的差距，在军事、工业、技术、行政、金融、文化各方面都会有落差。领先强国相对于落后弱国会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会释放一种“边缘化压力”，惯于把弱国改造成自己的附庸。强国与弱国越晚相互遭遇，其间的差距就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弱国就难以靠常规手段来翻身。比如，越到后来，东南欧、亚洲不少国家就越是难以复制德国之类的成功。
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如果说，早期的社会主义着眼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那么，后来实际出现的社会主义体制则是要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落后国力图用社会主义把自己从列强手中拯救出来并寻求自主发展。当代国际发展学家迪特·森哈斯就把社会主义称作现代化的“起搏器”（起死回生）和“助产士”（加速推进）。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自我拯救这一类，只有民主德国和捷克情况有所不同。
由于这一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的起步条件和运行环境自然是苛刻的。不过，借助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脱钩、高度强制的治理架构、自我牺牲式的内部积累，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还是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取得了不俗的进步，表现为：总体经济粗放增长，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自主力量显著增强，社会福利较为平均。其核心成就是，克服了边缘资本主义社会易发的部分结构缺陷，包括有增长无发展，工业和出口呈飞地特征，经济动力来自外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当然，恰恰是社会主义体制在强行推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工具，从长远看却妨碍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有活力的社会发展。比如，与发达世界的持续隔断造成外部激励的缺乏，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严控导致经济效益不断递减，对超大工业部门的扶植牺牲了民众的合理消费，对农业发展的束缚也妨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等等。这些特征可谓社会主义时期“斯大林模式”的通病，而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四、 当今发展趋势：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融合
中国的现代化，既然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系列中看，当然也有特殊性，但也不宜夸大其特殊性。即使跟东亚“四小龙”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相比，彼此也有不少共同点，可以说大家同属某种“动员体制”，都有较大的计划因素和产业政策推动，还有高储蓄率、金融压制、外资引进、出口加工等类似特征，所以有人干脆用“儒家文化圈”来统称之。可见，普遍性中有特殊性，特殊性中又有普遍性，情况是相互交织的，但普遍性越来越占上风。
总体而言，在最近这轮全球化中，原来的左翼和右翼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和混合。国家主导与市场运作、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产业政策与放手竞争、内部积累与吸引外资，等等，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得到了兼收并蓄，因时因事因人而灵活调整的情况不断发生，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
然而，现代化的成效一如既往地千差万别，不存在简单的规律或神奇的妙方。经济的成功，更不用说总体现代化的成功，总需要凑足一系列因素，而只要一个因素出问题就足以招致失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者总是远远多于成功者。世界范围内，从落后起步、成功走通现代化大道的国家实在有限。据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世界共有101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只有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
显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必对跃升到现代发达水平抱太大期望，成功的概率本来就低，要晋升并稳居中等收入水平也谈何容易！世界经济这片森林中不可能都长成参天大树，发达经济体的交椅从来都是有限的。韩国于2021年7月被正式认定为“发达国家”，这可是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以来首个成功晋升的国家。其实，在这个不确定性已经大增的世界，发展中国家若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就算不错了，就怕还不断往低收入层级下坠。如果国家返贫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那应该做的恰恰是在正面努力之外，现实地管理好社会预期，同时做好基本的“托底”工作。
五、 实现现代化超越：需创造新的制度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有宏大的雄心，何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原不再遥不可及。尽管在近代我们曾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在现代我们曾是现代化的跟随者，但在当代我们确实有完成现代化并力争超越的机会。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一程是最困难的，没有相应的体制配套，功亏一篑的风险总挥之难去，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统观世界史可以发现，通常所说的后发者的“赶超”，其实包含了“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从“追赶”向“超越”迈进是需要政策转换甚至体制转型的。以英国为例，到19世纪上半叶，它在经过政府长期的贸易保护、产业扶持、经济激发后，获得了显著的竞争力。于是，英国便着手废除原本限制性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转向了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竞争体制。假如没有这种自由化转变，就不可能有后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不同阶段采纳不同的体制，此乃天经地义。当处于“追赶”阶段，落后者面对领先者的竞争优势，依照领先者的成功榜样，在发展方向、前进路径、需要突破的领域都十分清晰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依靠政府干预等超经济手段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在后发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外部的技术引进，还是工业化意识形态的确立、相应的社会改造和动员，都不能简单依靠市场力量，否则无以实现追赶所需的加速度和大突进。
然而，在完成“追赶”、趋向“超越”之时，或者但凡在具备相当国际竞争力的任何领域，都应该把社会资源和选择权利更多地留给企业和民间，交由市场力量来决断，原有的动员体制理应向自由竞争体制转变。这既是在走到发展前沿、缺乏先驱榜样情况下需要依靠众智、避免决策错误的需要，也是回归自发秩序常态、借助竞争提高效率、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的合宜道路。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惜对何谓“新时代”缺乏明确的定义。现在看来，完全应该把从“追赶”跨入“超越”当作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和依据，也应该把“新时代”建立在充分打造法治化、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体制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及的现代化目标就包括了平等参与、权利保障、法治完善、充满活力、科技创新等内容，现在理应把这些内容不折不扣地落实到“超越”所需的新体制中。
六、 享受后发优势：同时又要谨防后发劣势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颇为典型的后发现代化，过去，学界谈论后发现代化时，一般都比较乐观地谈到“后发优势”，即后发国可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知识、管理、资本、人才、观念、做法等，从而实现加速发展。后发者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大大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发生过，舍此无以后来居上。正因如此，我们要始终“睁眼看世界”，要始终保持与世界的良性联系并虚心向先进者学习，这种现代立国之策永远不能丢弃。
与此同时，在尽可能享受“后发优势”的时候，也要警惕“后发劣势”的风险，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特别提醒过这个风险。所谓“后发劣势”是说，在后发者这里，因为可以模仿和照搬，短期内也的确效果显著，所以会助长一种“国家机会主义”，即只走容易的路，只做容易的事，甚至只追求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追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无心去改造旧体制，以为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非竞争性方法照样可以成功。如此一来，到一定时候却会出现制度瓶颈，使得技术、工商、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因缺失制度保障、碰到体制天花板、缺乏社会自动力而难以再向上提升，甚至还会导致发展成果得而复失。这方面，近代中国就有教训，洋务运动虽然轰轰烈烈30多年，但最终还是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
为此，当中国现代化走到这个转型升级的关头，如何发扬“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应当加以重点研究。考虑到中国历来陷于夷夏之辨、体用之争、政治经济“两张皮”之类劣根性，现代化一直缺乏彻底性、全盘性，则在改革开放已经充分享受“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如何切实防止可能日益突出的“后发劣势”，实在是一个攸关全局的大问题。因“后发劣势”而造成“现代化断裂”，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我们不能不杜微慎防。
在当今世界，成功的现代化无不有赖于良好的国际环境，可就在这方面，我们正面临至少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得原所设想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大有丧失之虞。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我们确实需要“平视”世界，既不能有“救世主”心态，也不要有“受害者”心理，还是应该根据自身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开放互利的道路。在这个时候，理性务实的外交包括对外经贸交往尤其是一种必需，千万不能自废武功。如果把“韬光养晦”理解为“低调图实利”，则这样的国策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该放弃。
总之，世界史对国人而言仍是一门需要加强研究的大学问，客观历览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戒骄戒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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