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四八二年的巴黎圣母院》出版于一八三一年三月。前此若干年，作者在参观这座主教堂的时候，假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刻下的字迹，好奇心受到触发，决心探究这个人的命运。雨果所说的这段趣闻本身就含有强烈的故事性，真实与否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不容置疑，这座奇妙建筑物早已牵动了作者的想象，促使他情不自禁，要为它写一部小说；同时，他从少年时代即已培养的对于建筑艺术的兴趣，也在怂恿他以文学形式讴歌峨特艺术。他便为此目的进行了至少三年的准备，大量查阅有关路易十一时代、中世纪的巴黎、中世纪的下层社会等等的文献和实物，勘察详审可以见着的许多中世纪遗物、其中包括残存的房屋和街巷，尤其屡次钻入巴黎圣母院里面，熟悉了这座建筑的概貌和一切拐弯抹角之处。终于，他从一八三年七月底着手写稿。
这时的维克多·雨果，是《〈克伦威尔〉序》(1827)的雨果，是《埃纳尼》首演大获成功(1830)的雨果，是《东方集》(1829)的雨果。他不仅早已与古典主义决裂，而且已经成为新的流派——浪漫主义的主帅。按照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的说法，“维克多·雨果是那唯一的人：人人都仰望着他，寻求当前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戏剧的特性是真实；而真实来自两种典型——即，庄严崇高和荒诞滑稽——完全自然的结合，这两种典型在戏剧中交叉会合，正如在生活中和创作中。”(《〈克伦威尔〉序》)作为对三一律的反抗，浪漫主义的这一信条实践在《埃纳尼》中，赢得了击溃古典主义的胜利。继《埃纳尼》之后，雨果又把它应用于《巴黎圣母院》。
于是，我们看见，这种“矛盾律”既体现为卡席莫多和好汉们，也体现为克洛德·弗罗洛和路易·华洛瓦。前者唯其渺小而愈形伟大，后者唯其高贵而愈益卑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也只是从这个理解上，我们击节再三，惊叹伟大作家确实不同凡响。但是，究竟什么是真实呢?难道仅仅是两极端的结合、或交叉会合?在雨果，这两极端叫做“庄严崇高和荒诞滑稽”，那么，我们换成其他任何一对极端，例如，漆黑和洁白、巨人和侏儒、长寿的龟和朝生暮死的蜉蝣、广漠无垠的宇宙和物质无尽分割的微尘……不是也可以么?这些，即使用于修饰，也只是修饰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即使用于戏剧，也只是戏剧手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如果我们把它附会为我们所说的统一体的矛盾两方面，那也只是在某种经选择的情况下对立着的一对矛盾，与普遍的矛盾概念是并不相干的两回事情。
《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获得了与《埃纳尼》在戏剧中程度不相上下的成功，并不是由于这个用以代替古典同一律的浪漫“矛盾律”的运用再次获得成功。恰恰相反，当时和后世不赞成或攻击雨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相当有理地被称作“刻板的”甚或“僵死的”信条。
雨果毕竟是伟大的作家，就在他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他也并没有死守这个教条。我们看见，《巴黎圣母院》自己成长、发展，多次突破作者最初意图加之于它的框子。它作为一部浪漫主义代表作的胜利，正是由于作者忠实地做到了他要打破古典主义矫揉造作的桎梏，力求符合自然原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只能够是……绝对的真实”；“凡在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存在于艺术中”(《〈克伦威尔〉序》)。千差万别的大自然和社会现实生活，以卓绝的手法和丰富的形式，依据动人的情节发展，凝聚、精炼在《巴黎圣母院》中而呈现出它们的生动面貌。所以，我们认为这部小说是不朽杰作。
由于出版商的逼迫，雨果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匆匆交稿(1831年1月初)。据雨果夫人阿黛儿的叙述见“Victor Hugo raconté par un témoin de sa vie”。，“他买了一瓶墨水和一大块厚厚的灰色羊毛披肩，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把其他的衣服都锁在别处，免得自己忍不住要跑出去，他奋笔疾书他的小说，仿佛蹲监狱一般。”终于，正好赶在出版商戈斯兰规定的期限之前完工。
真是又一巴尔扎克!尽管雨果也是希世天才，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巨著只用一百五十多天的时间赶写出来，也是够惊人、非常令人钦佩的了。另一方面，这部杰作也就难免有若干粗糙之处。译者的学生就曾在课堂上加以挑剔。我的答复是：“瑕不掩瑜，《巴黎圣母院》仍然是杰作，维克多·雨果确实是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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