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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37—2022，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纪念
★绝无仅有大师大学时代知识遗产，中西激荡辉煌思想成就
★冯友兰、胡适、汤用彤，三巨头哲学传奇读本
★讲台上是大师，讲台下是未来的大师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成立于民族存亡之关头，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虽存在仅8年多时间，却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0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数千精英，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大师培养出大师，为中华之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冯友兰、胡适、汤用彤，三巨头哲学传奇读本
《西南联大哲学通识课》由三位传奇学者讲授：思想巨匠、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先生主讲“诸子哲学”，中国哲学代名词冯友兰先生主讲“汉代儒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哈佛三杰”之一、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主讲“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整个课程系统而脉络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流变史，将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华夏民族深层智慧呈现于眼前。经西南联大多位研究专家认证，严谨、扎实、系统、权威。
★珍贵老照片，联大历史风貌犹在眼前
★烫金 起凸工艺，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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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西南联大多元自由的学术、教学环境，为师生提供了成长和发挥的巨大空间；西南联大开创的中国通识教育系统，创造了教育神话，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西南联大哲学通识课》按历史顺序共分7个部分：胡适先生讲“哲学概说”“诸子哲学”，冯友兰先生讲“汉代儒学”，汤用彤先生讲“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冯友兰先生讲“宋明理学”和“清代经学”。三位大师各呈所长，互文成趣，多层次启发读者，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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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冯友兰（1895—1990），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胡适（1891—1962），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拥有36个博士学位（包括名誉博士），是世上拥有蕞多博士学位的人之一。他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领域都有较深研究并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汤用彤（1893—1964），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17年，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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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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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老照片
序言 写在“西南联大通识课”丛书出版前——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 李红英
编者的话
第一编 哲学概说 胡 适
第二编 诸子哲学 胡 适
第三编 汉代儒学 冯友兰
第四编 魏晋玄学 汤用彤
第五编 隋唐佛学 汤用彤
第六编 宋明理学 冯友兰
第七编 清代经学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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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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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西南联大通识课”丛书出版前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为赓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辗转南迁，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极度简陋的环境中坚持办学。近九年的弦歌不辍中，西南联大以文化抗衡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竖起了一座高等教育史的丰碑，为国家民族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的同时，亦为现代的中国在对话世界的过程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岁月中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赢得世界的认可。
历史虽然过去八十多年，但是西南联大以其坚守、奋发、卓越，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富强的道路上的决心。西南联大以她的方式在教学、科研、育人、生活、服务社会等多维的方面，既为我们记录了他们对古老中国深沉的爱，也以时间画卷展现了他们在民族危亡中始终坚定胜利和孜孜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并且拼命追赶着世界的步伐。为此，我始终对西南联大抱有着崇高的敬意和仰望。
我想这套书的出版，既是为历史保存，也是为时代讲述。从书中我们可以从细微处感知那一代人他们是那么深沉地爱着她的国家，爱着她的人民。我们会发现，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从历史走来，回归到了百年的民族梦想和现代化的道路中来审视她的价值。我想，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历史从未走远。
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来做引：读书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期待读者在选读中，我们一起可以慢慢从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的一个个侧面品味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是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便是我读这套书的感受。是为序。
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
李红英
于西南联大旧址
2022年10月12日
哲学概说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作善，什么叫作恶；人的善恶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二、哲学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
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
1.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
2.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
3.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
4.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
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
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
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1.个人才性不同。
2.所处的时势不同。
3.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三）评判
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作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1.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2.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3.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发生一种反动力。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三、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四、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
（一）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哲学
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这个时代，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
1.中世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例如《淮南子》是折中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中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2.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别成一些新质料。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一面是反动的，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做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观”，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西名Re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原文为Scholas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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