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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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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力求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去系统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技术与传播相关思想，不仅有利于启发我们对新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探索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批判理论研究对新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敏感，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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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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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传播技术是如何建构交流结构的，以及这一过程对社会中的个体及其交往产生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生成路径及出场逻辑进行了考察，进而以传播技术为主线，对20世纪3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代表学者的传播技术观进行了剖析，不仅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技术背景，较为完整和清晰地呈现了他们前后的思想演进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对传播技术的功能认知上的变化，旨在为思考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智媒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治理等问题提供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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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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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敏，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2016）。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基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媒介技术与社会、舆论学。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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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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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002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本书研究对象……………………………… 005
第三节 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009
第四节 研究框架………………………………………………………… 020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生成路径及出场逻辑… 023
第一节 有关技术………………………………………………………… 025
第二节 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 032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源起及转向………………… 034
第四节 历史哲学框架下的技术批判…………………………………… 041
第五节 技术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 044
第六节 “个体”自由的诉求及“个体”之缺失……………………… 049
本章小结…………………………………………………………………… 053
第二章 工具化的媒介与个体交流的困境………………………… 055
第一节 “技术的政治化”观点………………………………………… 057
第二节 理论时机：切合了大众反对技术恶托邦心理………………… 060
第三节 “被操纵”的传播技术………………………………………… 063
第四节 个体及其交流的式微…………………………………………… 071
第五节 传播技术批判思想的限度……………………………………… 073
本章小结…………………………………………………………………… 076
第三章 特定社会体系下的技术和少人情味的交流……………… 079
第一节 置于社会语境下的技术观……………………………………… 081
第二节 文化及技术研究的社会转向…………………………………… 084
第三节 社会体系及特定文化中的传播技术…………………………… 086
第四节 传播实践活动中能动的个体…………………………………… 091
第五节 电子媒介的“物性”及其控制………………………………… 096
第六节 少人情味的交流结构…………………………………………… 102
本章小结…………………………………………………………………… 104
第四章 民主化的技术变革与个体参与…………………………… 107
第一节 “技术转变的民主化”观念…………………………………… 109
第二节 从“批判技术”到“改造技术”的转变……………………… 113
第三节 作为交往媒介的计算机技术…………………………………… 116
第四节 参与技术设计的个体…………………………………………… 127
本章小结…………………………………………………………………… 131
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技术思想与当代……………………… 133
第一节 从“工具”“手段”到“存在方式”………………………… 135
第二节 传播技术成为生活的“底色”………………………………… 138
第三节 新媒介的“物性”及其结构性力量…………………………… 143
第四节 传播技术的使用及反思………………………………………… 151
本章小结…………………………………………………………………… 162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165
参考文献………………………………………………………………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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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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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本书旨在为思考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智媒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治理等问题提供理论框架。近年来，移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等新传播技术大放异彩，在与这些新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等迅速崛起成为崭新的媒介，由此带来媒介生态的巨变。与此同时，新媒介对传统业态逻辑提出挑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也日益受到关注。如何正确认识新传播技术及其推动下的媒介形态变化，以及如何看待技术与媒介、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成为学界要面对的新课题。
21世纪以来，何道宽、章艳、吴燕莲、肖志军、熊澄宇、丁未等国内一批学者着手对西方媒介理论著作、理论家、研究学派等进行介绍和评述；闵大洪（1998）、明安香（1999）等也较早关注媒介技术，他们均认为网络化的媒介技术创新了实践方式。但受西方主流传播学影响，国内传播技术相关研究也多以一种工具理性的视角进行，难以奠定学科的理论根基。近年来，部分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并身体力行，如孙玮、胡翼青、殷晓蓉等都主张应跳出现有研究路径，打通传播理论与哲学元理论之间的联系。新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引起不少学者的理性审视，如常江、彭兰、朱瑞娟、孙应钦等认为大数据、VＲ/AＲ等技术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给传媒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王佳航、骆世查、王茜、韩鸿、彭璟、姜红、方师师、陈昌凤等对算法所导致的过滤泡现象、助推假新闻泛滥、伤害言论自由等不良后果进行关注，认为应注意算法背后的技术偏见，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对之进行“冷思考”。从研究的理论范式看，“应突破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引入技术哲学理论”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新传播技术领域开始彰显批判研究叙事张力。
在国外学者视野中，技术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西方媒介化理论两个主要倡导者是安德里亚斯·海普（Andreas Hepp）和弗里德里希·克罗茨（Friedrich Krotz），他们认为媒介化是“研究媒介与传播变迁和文化与社会变迁两者之间交互关系的批判性分析”。格雷厄姆·默多克则认为媒介化理论家多强调互联网在推进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中的潜力，却忽视了结构性的问题，认为应以马克思为起点，坚持对技术背后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做出考量，新的范式才有真正的根基。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现代工业社会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以怎样的视角和维度去看待技术（包括传播技术），是理解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众多的理论流派，且各个流派之间有许多差别，但都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予以关注，其中不少学者对技术本质、技术与现代理性“主体”的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及路径等的思想，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他们对技术的理解有着丰富的“情境化”内涵，即使同一学派之中，也有不同的评判维度，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社会进步方案。
本书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传播技术是如何建构交流结构的，以及这一过程对社会中的个体及其交往产生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生成路径及出场逻辑进行了考察，进而以传播技术为主线，对20世纪30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代表学者的传播技术观进行了剖析，不仅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技术背景，较为完整和清晰地呈现了他们前后的思想演进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对传播技术的功能认知上的变化。
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技术的批判以及20世纪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研究的缘起及转向。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立场，以及卢卡奇、葛兰西所开创的新的技术批判的视角和逻辑，影响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传播技术问题的思考。
接下来，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威廉斯及芬伯格等人为代表，本书分别对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60年代、60—80年代以及八九十年代三个阶段学者的传播技术思想进行了考察，这也是传播技术不断演进的阶段，即从大众传播技术开始兴起到占主导传播地位，再到计算机技术崛起和发展。
第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以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他们沿袭马克思、卢卡奇的同一思路，并借鉴黑格尔、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开拓了技术批判的新的空间：把技术问题放到政治讨论的议事日程上，并提出“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但他们所基于的历史哲学建构及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影响了他
们对于传播技术的观念。在霍克海默等人的视野中，传播技术从一开始就是“被操纵”的工具，整个传播内容生产的背后蕴藏的是资本统治的逻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个体”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体”间的日常交流很难超出“社会总体性话语”的范围。
第二阶段，威廉斯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把技术置于更广泛社会情境之中的研究及其对于传播技术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霍克海默等人的不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大众传播技术开始嵌入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社会“个体”有了更多接触传播文化形式的机会，也并非完
全被动地对媒体上的东西照单全收，而是可选择开机或关机，或以不信任、惰性和冷漠的态度来对待统治者支配性传播行为。但是，“控制”却依然存在。不同于霍克海默等主要从外部及传播内容进行揭示，威廉斯开始注意到传播技术自身的“物性”特质所引起的新的控制，如电视的“流程”，看似不经计划而组合的一系列节目安排，实则包含了特定的文化设定。在威廉斯看来，大众传播技术，只不过是一种“多重传输”，它们所建构的交流结构，是“非个人化”和“少人情味”的。而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关键还在于传播的意识和态度，而这些都依赖于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
第三阶段，以芬伯格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阶段对于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反思，有着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日益崛起的背景。“计算机不仅有利于控制，而且还有利于交往”，“技术的‘合法性’将产生于各种类型的新的公共磋商之中”，是芬伯格的主要思想观点。从传播的角度，芬伯格认为当计算机技术用作交往媒介时，它是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逐步共享而创造的一种“环境”。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所特有的“物性”特点，它所营造的“虚拟空间”以及以“可检索的书写”作为对话关系的中介等，增强了社会“个体”的自由感和个人主义，但也导致了人的各种独立性特征的衰弱，出现幽灵般的“主体”。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播技术突飞猛进发展持有一种批判理性，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等代表性学者，他们如何看待技术与媒介、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传播技术的使用等，将为考察当前新传播技术对媒介发展的影响以及思考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等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撑。本书所重点分析的两位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位是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他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不仅在大众文化批判和研究理论方面是重要奠基人之一，就传播技术及技术的批判而言，他也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位是安德鲁·芬伯格（1943— ），他师从马尔库塞，是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北美领军人物、当代西方著名的技术评判理论家。他的思想直接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影响，但思想来源又是多方面的，加上他所面对的是新兴计算机技术崛起的背景，所以，在思想上尽管有所承继，但与马尔库塞等人已有很大不同。两位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着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他们面对着不同的传播技术条件，理论阐释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待技术及传播技术的阐释模式，也都给新的传播环境下如何看待和使用传播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性框架。
当前，科技公司仍致力于最新传播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信息传播、传播形态或接受方式、接受效果等，都将会随新传播技术运用受到更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技术设计和发展自主权还基本在企业和法人的控制之中。从全球来看，相关的行业规则和普遍职业伦理的相关规范性权威法律还比较欠缺。更重要的是，新传播技术语境下内容生产与分发所依赖的价值要素与传统业态逻辑存在显著差异，新传播技术可能产生的后果仍不可预测，需要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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