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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袁志刚教授第二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论文集，收录了他最近十多年发表的经济学文章，涵盖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金融、房地产、就业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诸多领域。
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事件，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袁志刚教授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呈现了中国在这一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方式探讨并揭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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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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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袁志刚教授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论文集，共收录27篇文章，涵盖六大板块——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金融与宏观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宏观经济，土地、房地产与区域一体化，就业、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宏观经济学及方法论。本书旨在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和平稳发展、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有序推进提供学术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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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袁志刚，1958年生。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经济学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4—2015年）。现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领军人物工作室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副站长、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常年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福建省政府顾问、广西壮族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担任多本核心及权威学术期刊的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均衡理论、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等。多年来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40余项，发表论文200余篇，撰写著作、教材等30余部。2010年，其《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一书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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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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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
1 让经济增长的福利惠及全民/3
2 在转型中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10
3 中国经济何以再迎一波长期增长/17
4 中国经济增长三个故事的背后/23
5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30
第二篇 金融与宏观经济
6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倒逼金融模式转型/47
7 资产负债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67
8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金融风险处置/85
9 中国式金融扩张的渠道与风险积累的实质/106
第三篇 全球化与全球宏观经济
10 经济全球化动力机制的演变、趋势与中国应对/133
11 如何走出全球危机
——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解构危机复苏力量/161
12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176
13 如何直面全球安全资产的短缺
——数字货币的异化、美元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203
14 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拐点与中国战略选择/211
第四篇 土地、房地产与区域一体化
15 土地资本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转型/235
16 统筹城乡发展：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本的协调再配置/260
17 房价、土地收益与宏观经济运行
——中外比较的视角/271
18 劳动力迁移、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中国未来区域一体化趋势
——一个空间与经济地理学文献综述的视角/293
第五篇 就业、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
19 人口结构：东西文明中养老的核心问题/315
20 养老体系、家庭资产需求与金融结构研究/321
21 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乘数效应/339
22 共同富裕：从充分就业到高质量就业/358
第六篇 宏观经济学及方法论
23 宏观经济学演进
——一个新的视角/371
24 金融中介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进展/389
25 经济学要思考大问题/411
26 《21世纪资本论》访谈：皮凯蒂的结论不能直接搬到中国/416
27 东西方文明下数字经济的垄断共性与分殊/424
参考文献/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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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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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第二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论文集。从我1988年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起，我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已经有30余年了。除了系列专著和教材，如《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失业经济学》、《养老保险经济学：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资产负债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与《高级宏观经济学》等之外，第一本经济学论文选集《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问题研究探索》于2010年出版，入选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收录了2010年之前近20年间我所发表的论文。10年之后整理出版的本书，一方面记录了我这一段时期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所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第一篇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看法，本书也选录一篇2004年的短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低迷期，当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2002年始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一波新的繁荣周期，但同时经济运行中的很多矛盾开始展现。这一篇文章对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方面记录了2011年以来我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思考与研究，以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近年来经济学期刊上文章的技术性越来越复杂，我发表在中国经济学权威期刊上的一部分论文技术性也比较强，这部分论文没有被入选。。如果说，第一篇的内容主要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做出初步判断，提出政策建议；那么，从第二篇起，主要是针对第一篇提出的问题和政策建议，做进一步较为深入的研究。书中涉及的内容有我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的转换、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下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的思考。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除注重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之外，尤其重视制度变革、结构转型对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意义。此外，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结构变化的核心，因此本书融入了房地产市场、劳动市场与土地市场改革的内容，以讨论它们对城市化及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与西方经典的宏观经济增长研究不同，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前者通过结构效应影响后者。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配置效率较高，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其潜在增长水平上，长期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它们的短期波动往往是由技术或政策冲击带来的周期性波动，经济会暂时偏离均衡点。但中国经济还处于改革与转型进程中，存在多方面的制度因素制约。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带来了金融资本配置的扭曲；劳动力市场分割、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带来了劳动要素配置的扭曲；等等。短期的技术、政策冲击，除了造成短期经济波动以外，也会通过结构效应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对过去40余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发现，清楚认识制度改革带来的TFP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理解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样，除了继续通过科技创新获取TFP增长的动力源泉之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完善，特别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所在。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中，2008年之前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过度储蓄和高额投资的形成，由此带来的过度产能依赖国外市场吸收。在这种模式下，短期经济走势首先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由高储蓄转化而来的高投资构成了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又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水平和资本形成总额受信贷配置影响，而信贷配置又受金融市场结构和政府行为影响。在这个层面，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和国家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将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联系起来，这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机制的关键。
2008年，全球遭遇了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揭示了全球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暴露了中国经济依靠要素粗放投入、劳动要素低报酬、严重依赖外需推动的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用国内投资和消费刺激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增长模式转换的起点。2018年以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志，“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又是一次人类的大危机与灾难性事件，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几次危机中，各国纷纷出台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全球资产负债大肆扩张，虚拟经济一片繁荣，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四伏，但实体经济举步维艰，经济陷于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或者说“日本化”状态——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
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国内外环境给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对的是几十年抑制需求、扭曲微观激励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放松对农产品的价格管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做对微观激励机制，在提升TFP的同时，释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第二产业，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面对的是资本和技术短缺，我们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建厂，形成“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外贸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是国内高速通货膨胀的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城市改革举步维艰。同时，为缓解国内失业和经济改革的压力，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入WTO，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998年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房地产市场需求，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拉动国内消费增长，促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并首先在东部地区形成“土地金融”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为政府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供空间，削减企业交易成本、促进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2008年政府推出的“4万亿”财政政策面对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进入经济寒冬的局势。全球经济非均衡发展，发达国家过度消费、金融过度发展带来的资产泡沫破灭，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消费水平骤降，中国国内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一度从2007年的1.5%降至2009年的－4.0%。国家迅速推出的“4万亿”财政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出口拉动转变为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要动力的新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者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恰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调控短期经济波动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但是，当前全球化出现反复以及“逆全球化”势力的兴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行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因素和“逆全球化”问题，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美元的周期性波动，引发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频繁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不小的冲击。贸易摩擦对实体经济投资和全球产业布局带来负面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排斥与技术封锁、全球资本快速流动等，是当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均可能深度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由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与战略定位：从过去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与出口导向，到今天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经济增长模式应该从“外需推动、两头在外”的模式过渡到“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模式。
从国内环境看，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要走出当前的宏观经济困境，我们首先必须清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位于什么水平，改革和开放的空间还有多大。其次，在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增长空间被适当释放的前提下，我们讨论中国财政政策和金融货币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逻辑的厘清有助于提高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的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杠杆率显著上升，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影子银行、P2P金融平台、区块链技术等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不断涌现，对塑造与时俱进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并完善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问题成为中国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未来金融对外开放议程中的焦点内容。然而，面对这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议程，关于中国货币与金融体系的一些关键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例如，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为何会出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国经济中的部分微观经营主体（如国有企业与地方融资平台）所面临的政府隐性担保如何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隐性担保机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中国杠杆率高企的根源何在？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是如何积累的？如何建立新时代的宏观审慎框架及完善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期待货币与金融体系本身改革开放的成功，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除此之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何要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系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点，揭示其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制度根源，在厘清这些根本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对中国如何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及货币政策框架提出政策建议，并深入探讨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如财政体系与财政政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最终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和平稳发展、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有序推进提供学术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此外，当前维系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也出现了困境：地方“土地发展主义”在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增长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局面，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积累、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且地区间分配不平衡等系列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要素驱动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在中国存在各种制度扭曲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兼顾总量增长的促进效应和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结构效应？我们重点关注财政政策与地方资产负债结构问题、地区间要素配置的关系，分析财政政策在微观企业、城市发展和宏观增长三个角度的异质性影响。
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劳动力市场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劳动力不仅是主要生产要素之一，而且在短期内，劳动力市场是否稳定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问题；中长期里，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又影响着一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首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中国已于2001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结构在不断变化。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导致部分工作岗位消失，增加了未来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最后，国际环境中的美元周期、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以及由此引发的制造业转移等外部冲击，可能通过汇率、关税和全球产业链等渠道影响国内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中国就业市场。
总而言之，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是在特有的经济全球化及其演变的大背景下展开的，40余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是在注重经济制度不断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推进的前提下进行的，制度改进、结构转型与技术进步同时发挥作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世所罕见。同时，简单地套用现存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无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质。因此，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
围绕上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本书的篇章结构如下：第一篇讲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第二篇讲金融与宏观经济，第三篇讲全球化与全球宏观经济，第四篇讲土地、房地产与区域一体化，第五篇讲就业、社会保障与共同富裕，第六篇讲宏观经济学及方法论。本书共收录我的27篇论文，部分论文的撰写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研究”（71933001）的支持。
袁志刚
2021年10月4日修改于青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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