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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1.对钱三强的科技思想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全书内容涉及钱三强在我国“两弹”研制中的功绩、科学家精神、科技创新思想、科技人才思想、识才爱才艺术、科学普及思想、科技价值观、治学风格等，是一部翔实生动的爱国科学家思想传记。
2.材料丰富，史料扎实。征引大量钱三强的个人论述、同时代人对钱三强的回忆与以往研究钱三强的学术成果，书中所论皆言必有据。
3.兼具学术研究和科普教育的价值，可读性强。本书在介绍钱三强科学成就的同时，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发现、玻尔和海森堡等大科学家的故事，以及我国“两弹”研制中的故事，读来生动有趣又能增进新知和培养科学精神。
编辑推荐
钱三强院士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在《党中央批准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两弹一星”精神赫然在列。在钱三强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科技帅才，似乎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为民族自立与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代科技泰斗。相信此书的出版必能激励广大读者重温先辈的光辉事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新时代伟大祖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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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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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奠基人。在钱三强身上，科学与道德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本书基于大量史料，对钱三强的科学贡献、人格魅力和治学方法等做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涵盖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的功绩、科学家精神、科技创新思想、科技人才思想、识才爱才艺术、科学普及思想、科技价值观、治学风格等内容。既有学术研究价值，又有科普教育和教学使用价值，是一部翔实生动的爱国科学家思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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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松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持全军军事理论课题、军委科技委前沿创新课题、军内科研课题等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荣立三等功1次。
肖旭，湖南长沙碧桂园中英文学校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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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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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钱三强——科学与道德完美结合的典范
一、历史性转变中的主导科学家
二、不朽事功奠定的科技帅才地位
三、以身许国铸就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高尚品格贯穿的无瑕科学人生
第一章钱三强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的功绩
一、“核科学皇族”指导下的最优秀者
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
三、中国“两弹”工程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四、小结
第二章 钱三强科学家精神初探
一、投身科学前沿的探索精神
二、献身国家使命的担当精神
三、举荐杰出人才的伯乐精神
四、总结科技创新的反思精神
第三章 钱三强的科技创新思想
一、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从后进转化为先进的关键
二、引进与独创相结合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培养和保护年轻人的“创”劲是科技创新的有力保证
四、发扬学术民主是科技创新的必要基础
五、小结
第四章 钱三强的科技人才思想
一、人才是科学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因素
二、必须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培养科技人才
三、科技人才要“红专并进”
四、选拔培养科技人才必须破除陈规旧习
五、拔尖人才是科技突破的关键力量
第五章 钱三强的识才爱才艺术
一、不拘一格的荐才眼光
二、热情励人的爱才情怀
三、顾全大局的用才艺术
第六章 钱三强的科学普及思想
一、科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支持和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从事科普创作
三、科技工作者应树立起科普创作的光荣感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科普活动
第七章钱三强的系统科技价值观
一、重视经验性技术操作并自制设备
二、具有追求深层技术原理的自觉精神
三、从自然现象层次追溯到自然规律层次
四、自觉把哲学运用于科学研究
第八章钱三强的治学风格
一、战略思维、预先谋划
二、弱化个人、崇尚真理
三、献身科学、淡泊名利
四、理论先行、实验并重
五、重视交流、善于合作
六、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结语 继承和弘扬钱三强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轨迹
二、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溯源
三、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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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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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科技帅才：需要怎样的境界(代序)
朱亚宗
王国维脍炙人口的治学三境界说，以优美的古典词语，清晰的治学时序，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的治学者，并倾倒了更多的欣赏者。然而，王国维的治学概念，限于成果产出期，所指治学者，也是成熟老到的学者。所述治学是训练有素、才华卓越的治学高手临门一脚前后的功夫与惊喜。笔者以为，治学群体中人才各别，并非都已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能力和眼光，许多较年轻的学者，或处于训练积累阶段，或处于登峰冲顶的准备阶段，他们面临的问题还包含基本训练与素质健全等成长中的问题，因此全面论述治学境界应同时针对成长中的治学者与老到成熟的治学者。此外，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局限于治学过程的唯象性描述，而缺乏深层的解释性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更宽广的治学四境界说，这堪称大国科技帅才的四块基石，也是炼成科技帅才的必由之路。
一、读书人
一个人直接的读书经验，如观察、实验或社会体验，会对其治学产生潜在的深刻影响，构成其治学的深沉的隐性的基底。这种因人而异，极具个体性的隐性影响，与治学的关系极其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作为间接经验的读书(含电子、网络等读物)，却要有章可循得多，因此本文即以读书作为治学显性路径的起点。无论理科与文科，有幸的开拓创新者，几乎都从早年优秀的读书人成长起来。
爱因斯坦一生文理兼擅，不仅是头顶光辉的科学巨星，而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深刻文化见解，这与早年自觉入迷的深广阅读奠定的基础有关。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父母“为他提前购置了课本，以方便他在暑假自学。他不仅学习了书中的证明，而且还尝试自行证明新的理论。‘他忘记了游戏，也忘记了玩件’……‘他潜心求解，一坐就是好几天，找不到答案绝不罢休’”。而一位比爱因斯坦大11岁的大学生塔尔梅带给他一部《自然科学大众丛书》，爱因斯坦回忆说，自己“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了这套包含21本小书的丛书。塔尔梅还送了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严密逻辑，激起了少年爱因斯坦的激情与敬畏，几个月的光景，爱因斯坦阅读、钻研并做完了书上的证明与练习。后来，这位大学生又推荐了哲学家康德，“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是连普通人都看不懂的康德著作，他似乎都能理解”。为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爱因斯坦购买了三大卷高等物理教科书，“甚至在喧闹的人群中，他也能独自坐到沙发上，拿出笔和纸，……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周围的喧哗与其说干扰了他，不如说激励了他”。
爱因斯坦不仅在阅读上早慧，而且读书学习有方。一是写笔记，读高等物理教科书时，“在书页边缘密密麻麻写下了自己的各种想法”，而且能将心得笔记整理成文。16岁夏天，尚是中学生的爱因斯坦已经写出题为《磁场中的以太状态研究》的文章，是为教科书与科普杂志科学动态的综述性文章，虽然稚嫩，却显示出砥心砺志于科学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读书时，已富于深刻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肯定资深物理教授韦伯的讲授“技巧的高超而娴熟”，另一方面又敏锐地觉察其“过分专注于物理学的历史基础，而不注重当下的前沿”，“在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物理学的过去一清二楚，而对他的现在和未来却一无所知”。大学毕业后仅仅5年，爱因斯坦即创造了科学史上的奇迹，登上物理学的最高峰。可以说，早年精彩的读书生涯，为看似一举独创相对论的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文大师钱锺书早年博览群书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钱锺书还曾横扫中国两个大学的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钱锺书到清华大学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据同班同学许振德回忆：“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另一同学饶余威回忆：钱锺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同乡族人钱穆先生也对钱锺书的刻苦攻读欣赏有加：“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关于这一时期读书方法及效果，钱锺书自评说：“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连外籍教师教授的“西洋文学概要”与“西洋小说”两门课涉及的所有小说，他也几乎全部读过，考试成绩高人一等也就不足为奇。
抗战时期，钱锺书一度执教于湖南中部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学校用巨款典借了长沙南轩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又接纳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部分藏书。如此丰富的馆藏，再加上自己从国外带回的大量外语原著，使得钱锺书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一边阅读，一边做读书笔记或写作，经过一段时间，他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浏览了一遍”。
笔者读书成绩不过尔尔，但有一个体会是，早期可按内容分类阅读，到一定程度，即能体会作者风格时，可盯住适合自己风格的大家，尽量读其所有的著作，每见其新作问世，尤为欣喜，立即拜读。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偏好与敏感性，凡读适于自己特性或风格的著作，不仅心情愉悦，效率也更高。这种情形，不仅适于文科著作的阅读，也适用于理科，杨振宁先生曾多次论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风格，说自己喜欢爱因斯坦、狄拉克与费米的风格，而不易欣赏海森伯的风格，杨振宁不仅从科学著作的阅读中，也从直接交流中获得这样的印象。
在流行网络阅读的今天，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在如此便利快捷的阅读条件下，何以未见有陈寅恪、钱锺书、华罗庚、钱三强这样博学多才而有创造力的大家产生？可见他们丰富的读书经验，绝非掌握网络阅读方式就可轻易获得。传统学术大师读书的功力、方法，以及个体性的诀窍，是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今日的读书人不能不留心与学习。
二、活字典
作为治学的基础与准备，读书要达到的目的是记忆与理解，其中记忆更为基本而不可或缺。有悠久文化传统、人才辈出的中国为此创造了许多读书方法。背、诵、抄，即是最重要的方法。杨振宁回忆道：自己四岁开始识字，五岁多时能识三千字，并能背诵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一书。但当父亲杨武之问书上讲的什么意思时，“我完全不能解释”。但是，这样的记诵功夫与后来的理解、思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办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有上述童子功与基本功的苏轼，其文史方面的创造力与自信心，千年以来，罕有其匹：“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有相似训练的当代钱锺书，凡读之书，“他几乎过目不忘，尤其是集部之书更为精通，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诗文别集不用说，甚至一些不入流的和无多大名气的作家的诗文集、小说、笔记和日记，你只要考问他，他都能基本不差地复述下来，有许多是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记问之学，对每个问题又都能穷源溯流、旁征博引，一一指陈得失，如数家珍”。
人们惊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知“功夫在诗外”，非凡的人生为诗歌创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但是，毛泽东的诗词创造也植根于传统的读书功夫，毛泽东可说是其喜爱的诗词作家的“活字典”。1975年5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来到患白内障的毛泽东身边，为其读书。82岁的毛泽东吟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用最后一句诗优雅地说出了芦荻的名字。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位给毛泽东治眼病的大夫叫唐由之，“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问过姓名后，立即背诵出鲁迅《悼杨铨》，……并用铅笔写在纸上，‘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一开始唐大夫愣住了，后来才明白，他的名字包含在这首诗第二句的最后两字中”。
自然科学学者也不例外。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恩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是罕见的兼擅理论与实验的物理学大师，据一位指导过费米的前辈工程师回忆，1918年高中毕业时，费米“已经读过所有最著名的物理学著作。……当他读过一本书以后，哪怕只读一次，他就能完全弄懂，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例如，当他读完狄尼写的微积分教科书后还书给我的时候，我对他说可以一年以后再还我，……他的回答让我颇为吃惊，他说‘谢谢，但我不需要它再放在我这儿了，我已经记住这本书的内容了’”。为形成某种永久性记忆，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科学者有些不同，除了反复背诵或抄写，还需深入理解其内在逻辑，如费米读一本《投影几何学》时，自己动手“证明了书中所有的定理，还迅速地计算了书末附录的所有问题(有200多个题)”，此外费米还有一个“小本子”，“把他学过的物理知识系统地重新组织了一次，使它更有条理化。在罗马和卡沃索，它在一个皮封面的小本子上写下了许多笔记。……这件事是令人吃惊的：一个只在大学读了一年的大学生能够写出小本上这么多内容，即使对于一个多年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这小本子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费米虽是神童出身的天才物理学家，但也需要通过刻苦攻读、消化、整理有关的物理知识，形成独特的“小本子”——大脑中物理学“活字典”的文字版本。
另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怪杰拉马努金，也拥有一个独特的数学“活字典”大脑。华罗庚与拉马努金在剑桥大学都拜数学大师哈代为师，有一次哈代去看拉马努金，见面时哈代说：“我坐出租车来的，车号是1729。”拉马努金立即答道：“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它是能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成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数。”杨振宁对此评论说：“这个故事说明他们是极其优秀的数论学家，因为他们经常思考着这些数。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演算这些加法，因此每个数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了解每个数的特性。因而拉马努金了解1729这个数的特性。当然不仅仅是数论学家如此了解本领域的基础知识，其他专家也是如此。有些人不想去熟悉一个学科的基础(例如，熟悉了解数是数论的基础)，不想去熟悉前人已积累的知识，迫不及待地向前跃进，想一下迎战最现代的问题。这样是绝不会成功的。你要反复学习人们过去研究过的各种概念，当你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你会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还未熟悉前人的成就，要想跳到最前沿的水平，作出真正的贡献是绝不可能的。”
有条理地存储在大脑中的专门性知识，可以称为“活字典”，它远不及百科全书门类齐全，信息量要小得多，与今日的互联网知识库相比，更显得微小。但是，存于脑海中的“活字典”知识是有机组织的，可以随时提取并作为创新思维原材料的活跃的知识，正如杨振宁所言，是创新道路上，“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基础与路标。人们常常惊叹陈寅恪、钱锺书的基本功和知识量，即使有今日如此庞大、简捷的互联网相助，在知识的灵活运用与专业的创造性上，仍未见能与陈、钱匹敌者。笔者就读复旦大学研究生时，就有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告之，读研无他，做一万张卡片而已。无奈3年时间很难做出一万张卡片。
被誉为植物学电脑的吴征镒院士，三十多岁时已做十万张植物学卡片，1955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有前辈植物学界据此赞道：选3个学部委员都够，于是38岁的吴征镒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耄耋之年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网络普及以后，许多年轻学子已看不上老一辈文理科学者行之有效的学术训练方法——建立存储于脑海中的专门化的“活字典”。而盲目依赖快速便捷的网络知识搜索。有文章写道：“拥有独一无二知识的人几乎消失了，人们有想法，但不必再有厚度。校园里的‘活字典’始终令人尊敬，却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活字典’的记忆并不比网速更快，同样的诗篇也存在于网络里；甚至当你希望找一个形容‘书多’的成语，只需在浏览器里输入这个与口语无异的要求，得到的结果不见得比学究少。”如果仅为满足某种求知欲，这样的想法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以治学为目标，则建立一个“活字典”脑海，与掌握网络搜索方法相比，训练难度不可同日而语，而治学价值也有天壤之别。
按：钱三强出身书香门第，拥有令人羡慕的科研履历，又长期身居我国科技领导的工作。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升华的过程。
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溯源
作为一名爱国科学家，钱三强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的选择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钱三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据考证，钱三强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君钱镠的后嗣。钱镠为吴越王时，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战乱频仍，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兴佛重教，使吴越国在十国中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发达。联系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当年的爱国情操和壮举，显然也是受到钱氏家族先人的教导和影响。
钱三强出生于三世业儒的书香世家。祖父钱振常系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晚年任浙江绍兴书院山长。父亲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受到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1910年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接受陈独秀邀请担任了《新青年》的轮流编辑，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成为宣扬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同时，钱玄同还是一位思想开明者和爱国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
据钱三强回忆：“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开阔了眼界，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父亲从我们小时候就教给我们向前看，应该多接受先进的思想，接受新事物，不可保守。”“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是钱玄同教育子女的口头禅。他还在文章中这样写过：“教育是教人研究真理的，不是叫人做古人的奴隶的。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叫人干禄的。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钱三强青少年时代便从国学大师的父亲那里接受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一直以父亲强调的“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两句话为座右铭。
1933年3月，承德失陷后，钱玄同因为国难深重、忧心不安而一度谢绝宴饮。1933年初，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辞谢符定一的吃饭邀请，解释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同年5月7日，师大研究院毕业生宴请导师，钱玄同“照例谢绝”，只参加了饭后的摄影。1933年6月6日，他写信给胡适，要为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饯行，信中解释了之前谢绝宴饮的原因。“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七七”事变后，不少学界名流卖身事夷，苟且偷生。而钱玄同基于爱国立场，与此恰成鲜明对照。他拒绝伪聘，曾向从西北联大来北平的师大原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1938年，钱玄同恢复旧名“夏”，是表示“夏”而非“夷”，其中含有早日恢复中华、不愿做亡国之民的寓意。
钱三强出国留学之前，父亲找他谈心，勉励他珍惜难得的机会，学成后不要忘记报效祖国。“人多可以是大国，但未必是强国。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否则，只能任人宰割。你现在出国学习，不正是将来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吗？”钱三强就是抱着这种满腔救国热情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求学深造的。父亲的爱国情怀对钱三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深远，也奠定了钱三强朴素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诚如钱三强自己所言，“他的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对我们起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二)进步导师的言传身教
钱三强留学法国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不仅是世界顶级核物理学家，而且是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他一生都在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积极地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人。在实验室里，约里奥居里孜孜不倦地献身科学研究，当人类遇到核战争的危险时，他挺身而出为抵制核武器而奔走呼号。德军占领巴黎时，约里奥先生积极从事地下救亡活动，并且担任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顽强地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地下斗争。
“法国当时国内的抵抗运动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天主教会、农民和小学教师，国内领袖是比杜，这是戴高乐派。另一个组织的参加者主要是科学工作者、教授和其他高级文化人士，这个组织的领袖就是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些当然是不能公开的，但我隐约也有一点感觉。而且，有一次我还偶然发现过他的假护照。约里奥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中，许多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后来跟我一起工作的沙士戴勒(R.Chastel)和微聂隆(L.Vigneron)也都是法共党员。就这样，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表面上是处在德国占领之下，德国人根特纳是实验室的监督；实际上却是地下活动的据点。”
“二战”后，约里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保卫人类的和平之中，并担任了首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主席，为保证科学发明用于增进人类的富裕与幸福而努力奋斗着。他有一句关于科学家职责的名言：科学家的天职叫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彻底揭露自然界的奥秘，掌握这些奥秘便能在将来造福人类。他成了自己名言的忠诚实践者。
1948年，当钱三强把爱国主义思想化为实际行动，向导师辞别时，约里奥夫妇虽然对此感到惋惜，很舍不得他离开居里实验室，但是约里奥表示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说实话，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去。你现在回国，不可能立刻顺利做科学工作，时间是宝贵的。”又说：“如果没有做最后决定，我希望你在巴黎再留些时间，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钱三强十分动情地向约里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同样想到了这些，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我的科学生涯，是在您和伊莱娜夫人指导下开始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同样，我从来也没有忘记我的祖国，现在我的国家很落后，正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我想应该尽早回去为祖国效力。”听了钱三强的陈述后，约里奥夫妇都表示理解和赞成他的决定。约里奥居里鼓励他说：“我要是你，我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她的强盛而效力。”导师伊莱娜·居里勉励他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临别赠言后来成了钱三强的座右铭。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长达11年，耳濡目染导师的爱国思想与行为，并大受感染，加深了其对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解。他无疑意识到，科学家可以兼备献身科学与爱国。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只有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因为这样，钱三强在留学期间把爱国主义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在自己人生奋进的关键征途中，真正做到了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报效祖国的统一。因而，我们可以说：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造就了钱三强，使他成为学界泰斗、科技明星；他身上洋溢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以后为祖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又使他成为道德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约里奥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是一位忠诚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坚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素有好感。钱三强回国时，约里奥夫妇就把当时还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他，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他带回国。1951年，他们的另一位中国弟子杨承宗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辞行时，约里奥居里对他说：“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的最好办法是自己研究制造原子弹。如果许多国家都会造了，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请转告毛泽东主席，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掌握原子弹的奥秘。”伊莱娜·居里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碳酸镭的碳酸钡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这成了我国开展原子能放射性计量研究的最基础实物，帮助新中国核研究走上了关键一步。
(三)组织管理的实践
1937年，钱三强抱着“科学救国”的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留学法国。1948年回国后希望把国内核物理人才聚集起来，开展核物理研究，并获得财力方面的支持。几经碰壁，钱三强的希望化为泡影，自己也感到非常失望。
就在钱三强为聚集国内人才开展核物理研究奔波无果半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1949年3月上旬，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丁瓒通知钱三强，准备4月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大会的主席是钱三强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接到通知后，钱三强考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核物理学家，应该有自己业务方面的一份责任，若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自己的导师帮助购买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既可以打破封锁运带回国，又可以买到价格合理的东西，再好不过。而且中国将来要搞原子能事业，这些都是必备的东西。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代表团副秘书长丁瓒，并且估算要20万美元的数额。此后三天未见回应，钱三强盼望着未知的结果，同时也深为自己的冒失行为感到忐忑不安。
然而，令钱三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见了钱三强，并对他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订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秘书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
听到这个传达，钱三强心如潮涌，热泪盈眶。当钱三强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洞库中取出来的。不知道战乱之中它曾经有过多少次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科技工作者。这一事实使钱三强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可见，让人信服，给人希望。新旧对比，钱三强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长远发展着想，是高度重视包括原子核科学在内的科学事业的。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因年富力强，比较活跃，党中央对他非常信任，多次邀请他参加重要的国内外政治活动，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和声望。1949年9月21—30日，钱三强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10月1日，还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钱三强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工作，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后被任命为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钱三强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
抗美援朝战争时，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指定廖承志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同时委派钱三强担任委员会和我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员。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委员们和中朝两国的专家为了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得出美国确实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的结论，并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发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有力地打击了侵略战争行为。钱三强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实际锻炼。
“在这次过程中，我体会到按科学精神办事并不那么简单，这里的关键是立场问题。反细菌战调查工作后，我的觉悟有所提高，向科学院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一年后(1954)批准入党。在这以后，我注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得知钱三强入党的喜讯后，非常兴奋，欣然为他书写了一段马克思的名言以示祝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劳苦，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955年，钱三强参加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从此，钱三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技管理中。1956年11月，钱三强更是被委以高级技术领导重任，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年43岁。
以科学家的身份且如此年轻就担任如此高级的技术领导人，在当时罕有其匹，由此可见中央对其的信任。同时，钱三强还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一身而兼二职，是架设在中国科学院与第三工业机械部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实现了两个部门之间长期、良好、有效的合作，起到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当时的部长宋任穷及其他几位部领导与钱三强合作共事中，对他十分尊重，在科技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注重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政治上的高度信任，使钱三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在心理上充满了自豪感和光荣感。因此能够在组织协调科技攻关中竭尽全力，不辞辛劳，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科研管理的实践给钱三强实现报效祖国的夙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使钱三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组织信任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进入了自觉的境界。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国原子能事业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钱三强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又一次受到莫大的创伤。”
可见，此时的钱三强已经完全形成了献身祖国国防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钱三强的科学人生也印证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断：“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事业的科学家才能大有作为。”
摘自《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黄松平、肖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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