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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噢，孩子们”，来自尼克·凯夫（Nick Cave）的《噢，孩子们！》（O Children）——作为配乐，曾出现在电影《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主人公长大成人，开始直面且改变世界，他们在摸索中奔向未知，在迷途中回望时，收音机里传来这首歌曲。
2.20世纪，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我们今日的处境和我们思与行的方式，然而其真实的展开过程却变得愈发陌生，难以辨认。数十位21世纪出生的孩子，经由家庭史写作，溯游而上，返归故乡，重新发现自身所承载的父辈经历的烙印。
3.这些家庭史作品，打开了宏大历史的另一面，从最日常的家庭生活里，寻找更多细腻的叙事，寻找个体与时代的牵连。孩子们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不仅是一次客观的历史复现，还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跨时空对话。
4.守望、变革、迁徙、归航——通过千禧一代孩子的眼睛，遥远的家族记忆被唤醒、被凝视、被追寻。跨越代际的对话与共振，掉落出一张张社会学意义上的“样本切片”，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家庭内在的精神联结。
5.下南洋、闯关东、留学潮……千禧一代家庭的20世纪，蕴含着太多普通劳动阶层的理想、情感和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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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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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孩子们——千禧一代家庭史》选取二十多位北京大学本科生的家庭史作品，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祖、父辈或下南洋，或闯关东，或在东北的林场扎根，又或辗转全国各地。从不同的文本中，可以窥见时代洪流下的个人与家族命运。迁徙、成长、分离、团聚……既成的历史被记录、被回溯、被打捞，千禧一代笔下的20世纪，普通劳动阶层的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错，勾勒出一部“私家历史”。那些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故事，汇成了国家崛起的线性时间背后真正的重量。家庭史有别于传统新闻写作，是融合了口述史访谈、自我民族志、档案研究、物质性材料和媒介史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工作。孩子们经由家庭史对传播理论的学习，不仅成就了社会科学视野下对“行动”和“仪式”的研讨，也再次叩问了大学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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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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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出生于辽宁鞍山，媒介史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理论课程家庭史非虚构写作项目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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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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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时代、家族——守望与变革我的姥爷：从穷小子到清华教授山安在，林常兴跟水较劲——虎头沟水库串联起的三代白河人鞋垫、馕、煤矿和艾德莱斯赤脚医生：失落乡村最后的守候者全聚德、世纪钟与“做个男子汉”断代的记忆：上海解放、厂长下岗、赚钱养家镰刀锤头红旗之下土地的变迁，爱与亲情迁徙、归航——故乡是朵云我的阿公：20世纪华人的南洋故事一家人的“闯关东”出延边记 立湘 走出麻十坡 故乡是朵云 何处为“家” 女孩、母亲——她们的一生 苦荞花开——外曾祖母的小脚人生 风雨飘摇中的爱与善 沉默的牺牲 我从大山深处出发，一路自然生长着 Echo：一位“普通女性”的前半生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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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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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王洪喆千禧年后出生，新冠纪元成人，数十个孩子经由家庭史写作，重返自己的20世纪。艰辛之年，往往也是人类历史的返乡时刻。疫情居家给课堂教学带来的限制，就此转化为重建时间斜塔的契机。空间上的滞留，也是时滞，隔离造成时空的反向运动，让线性历史减速，反而成为我们在时间中自由穿梭往返的许可。2020年春季，我在北京大学传播学理论课程中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份家庭史作业。学生们利用居家上网课的机会，与家人相处，通过对家人的访谈、媒介材料搜集和查阅文献，选定一位或几位家人，完成一篇自己的家庭史非虚构作品，在期末提交。我特别强调要收集媒介材料，比如日记、录音、照片、实物、地图，等等，就此讨论媒介的不同形式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媒介物作为时间的纹理，构成了记忆的本体。然而通过媒介进入历史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怀旧。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家居、衣物、建筑、风景——学生们经由异质性的媒介通道，寻找到各自返乡的线索，以重建非个人化的记忆和情感档案，图绘出不同代际经由媒介网络所构成的共和国家庭故事。媒介史的“非线性”特征，决定了时间犹如支流密布的水网，溯源而上，将逐渐远离历史叙事的“干流”和“正源”，进入具有多重分支的深度过往。由此，被打捞起来的失落声音和另类理想，便成了可以被转运和投送的能量——一个时间的南水北调工程。 这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泡沫”里，被保护得很好。尤其是北大的学生，从小成绩好，就算家庭条件一般，家里也会保障孩子专心完成学业。很多大事小情，家里以前不会告诉孩子。而对20世纪历史的回溯，也意味着对父辈经历的重新发现。这一代人很多心理问题的来源也跟他们与父辈的隔阂有关，所以访谈和写作的过程，也参与了家庭关系的重建——一个和家人重新认识、和解的过程。通过重访家庭去理解社会变迁，这是离家远行后非常重要的再次成长。 家庭史有别于传统新闻写作，是融合了口述史访谈、自我民族志、档案研究、物质性材料和媒介史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工作。经由家庭史对传播理论的学习，不仅成就了对于社会科学视野下对“行动”和“仪式”的研讨，也再次叩问了大学精神的实质。学生们不是从校园启程，去往世界，他们本就“来自江南塞北，情系城镇乡野”，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已经成人，携带着故乡和父辈经历的烙印。从虎头沟水库，到平顶山煤矿；从新疆兵团到兴安岭林场；从南美洲到印度洋……千禧一代家庭的20世纪，蕴含着太多普通劳动阶层的理想、情感和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错。那些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故事，不仅是私家历史，也汇成了国家崛起线性时间背后真正的重量。感谢澎湃新闻的钟源，漓江出版社的彭毅文和编辑陈嘉梦，让学生们的作品顺利出版，让家庭史成为公共记忆。 20世纪，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我们今日的处境和我们思与行的方式，然而其真实的展开过程却变得愈发陌生，难以辨认。危机纪元的到来，是20世纪能量的最终耗尽，抑或新的历史动力的重启？疫情可能导向 “漫长中世纪”的蛰伏，也可能通往旧帝国的瓦解、革命和新秩序的创生。不确定性会使得旧有的格局松动，不确定性召唤着行动者的成长，召唤着“新人”和创造性的劳动。“新人”注定不会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们正在进入坍缩之前的宇宙……他们要逆流而上，返归未来。 2021年9月8日于万柳 2022年2月13日改定
我的阿公：20世纪华人的南洋故事
黄盈芳
一场未知的旅途——下南洋之路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战乱与改善生活，不少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选择下南洋谋生。在战乱之中，人们买船票并非容易的事，必须靠抽签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宝贵的船位。船舱挤满了下南洋的人，他们大多没有行李，只有几套衣服和一张船票。而我的阿公，正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三次浪潮中的一员。
20世纪30年代末，年幼的阿公和弟弟两人背起行囊，踏上了下南洋之路。这一离开，便是四十年。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乃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当时有许多从中国南来的船只停靠在新加坡岛。瞭望茫茫大海，阿公带着离乡的伤感、迷茫与希望，在长达一个月的航程里坚持了下来。在新加坡落脚后，他在当地华人经营的传统咖啡馆当“咖啡仔”（服务生），赚取微薄的薪水。几年后，阿公乘坐火车来到了英属马来亚的巴生港，开启崭新的南洋生活。
抵达巴生后，阿公开始在北港从事码头搬运的工作。根据父亲所述，码头工人会利用铁钩插入麻袋，用力向上一提，将麻袋放到肩上，便于在货船和仓库之间搬运与卸货。传说百余年前，在港口码头当苦力的工人合众捡起草药、购买猪肉，以烹饪肉骨汤。肉骨汤烹煮简单、价格便宜，配以茶饮享用，足以让辛苦工作的华工们饱餐一顿。肉骨茶成了一代又一代南洋华人的专属记忆，亦成为如今马来西亚华人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细细品味肉骨茶的飘香，总让人忆起华人在南洋打拼的故事。
1948年，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后又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居民登记，也不允许人民随意赴中国。在乱局之下，阿公从此在马来亚落地生根，故乡就此成了远方。
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阿公经亲友介绍结识了阿嬷。两人大约于1950年结婚，并于1953年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伯。
历经各族人民一系列的反殖民斗争后，英国最终同意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在新的政体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第17条登记公民权（独立日时居留于联邦之人士）指出：“年龄届满18岁或以上在外国出生，在过去7年中有5年居留在马来亚联合邦，同时愿宣誓效忠，且通晓马来语者，即可登记公民权。”为争取权益，已成家的阿公申请登记为马来亚公民，并于1958年顺利取得公民权。
朴实的南洋生活
在南洋结婚后，阿公聘请几个干建筑活儿的工人，盖了一间小屋。我的父亲便是在那间亚答屋（源于马来语Atap）里长大，度过了快乐、纯粹的童年时光。亚答屋的墙面以木板制成，而陡斜的屋面则是用棕榈叶铺盖，极具传统的南洋建筑特色。亚答屋内凉爽通风，正应和赤道国家炎热的气候。但由于亚答屋的构造材料属于易燃品，因此容易引起火灾。每当听见远处发生火灾时，阿公便带着一家大小急忙地收拾东西逃命。所幸的是，阿公一家人所住的亚答屋未曾遭遇火灾的肆虐。直到他们搬走的几年后，当地的多个亚答屋在一场大火中全被烧尽。
码头工作采取三班制的轮班，阿公有时是清晨上班、晚上下班，偶尔则晚上上班，清晨下班。阿公利用下班的闲暇时间，在住家附近找了一片废弃的荒地，用以种植甘蔗、波罗蜜等热带水果。据悉，那片小小的果园也曾是父亲和伯叔们放学后的玩乐之地。阿嬷会把成熟的甘蔗削皮切成均匀的片，然后用竹签把10到20个左右的甘蔗片串成一串。在马来亚独立前后，华语话剧在各地盛行一时。戏台一搭，各类流动的小贩蜂拥而至，等待人潮的出现。二伯放学后，便会将那些“甘蔗串”拿到戏台附近售卖，一串约两分钱硬币（当时的马币市价）。观众一面观赏话剧，一面吃水果解渴。颇有几分创意的甘蔗售卖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而赚到的收入得以些许减轻阿公一家的财务负担。
作为一家之主，阿公扛起了全家重担。但为帮补家用，能干的阿嬷除了处理家务以外，也经常烹煮面条、米粉和咖喱，一早摆在自家门前售卖。在回忆的过程中，父亲愧疚地说道：“当时我和弟弟两人还小不懂事，起床后便开心地享用母亲煮的早餐，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每每忆起那碗米粉的味道，才真正体会了父母当年的不易。”在困窘的生活环境下，阿嬷也曾替他人洗衣服、带小孩。年轻力盛的三伯则在家门前兜售美味小食、零嘴，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地甘”（源于马来语Tikam，一种儿童抽奖游戏，流行于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东南亚），吸引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大人、小孩前来消费。
在南洋站稳脚跟的阿公始终惦记着中国的亲人，尤其是他日夜念想的母亲。马来亚独立初期，对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有严格的限制。直到1974年，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正式打开了中马两国建交的一扇门。随着中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逐渐开展，马国政府才稍微放宽公民访华。在经过多次申请后，阿公终于踏上返乡之路，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与兄弟。
在南洋生活的日子里，阿公常让二伯代笔写信，内容多是问候远方的亲戚朋友及报平安。据伯叔的回忆，每次写信时阿公的神情总是特别严肃，更不愿让周遭的人干扰他的思绪。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一纸素笺写满的是阿公对家乡的眷念，而寄出后便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待。阿公省吃俭用，时不时就通信汇钱给泉港老家。在阿公去世后，父亲五兄弟依旧遵循他的心愿，每逢过年过节就寄钱回乡，直到中国亲人的生活改善了才停止。
华人移居南洋，因素不外乎是战乱、饥荒、旱灾等。这些移民一般来自闽粤地区的农民家庭，教育水平低，因而大多数为文盲。虽然阿公并不识字，但他清楚地知道：教育可以改写人的命运。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阿公，始终用双手赚来的血汗钱培育孩子们成人、成材。
早年下南洋的艰苦经历，锤炼了阿公作为海外赤子的民族精神。在多源流环境中，阿公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包容和学习他族文化之时，也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在阿公眼里，华文是华人文化的根。除了三伯以外，阿公让大伯、二伯、五叔及父亲在巴生港口青年华小接受小学教育。而大伯和二伯小学毕业后，继续在华文独立中学接受母语教育。当时阿公这份不可言喻的坚持并不被二伯所理解，早已计划要到国民中学念书的他曾在一气之下将报名表一手撕烂，以表示内心的不满。或许来到了全球化的今日，我们才懂得了阿公当年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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