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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化经典案例”的地点,也是背包客青睐的地点,呈现打包在行李箱里的人情关系和金钱逻辑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荣获第七届香港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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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并不只由麦当劳、可口可乐、索尼、苹果这样的大型企业所代表,也不仅仅涉及大楼、律师、财政预算;
重庆大厦所展现的“低端全球化”,更便于我们理解广州越秀区、三元里、义乌这样的中国内地城市的商业模式;
通过灰色打工、行李箱、绞尽脑汁过海关、订货谈判,重庆大厦调和各种冲突,向世界各地延伸出连接线,而世界也就由这一座大楼反映出来了。
內容簡介: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關於作者:
作者 麦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作包括《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日本人和美国人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How Japanese and Americans Make Sense of Their Worlds)及《香港,中国:培育国家认同》(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并合编过多本书籍。
译者 杨玚,香港中文大学学能提升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译著包括《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身陷囹圄,1942-1945香港日据时期的赤柱拘留营生涯》等。
目錄 :
地点
关于重庆大厦 003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010
重庆大厦为何存在以及为何值得关注 015
大厦 022
历史 036
业主立案法团 045
生意 049
我的亲身经历 062
人群
商人 073
业主和经理 083
临时工 093
避难者 100
家庭佣工 106
性工作者 108
瘾君子 112
游客 116
不同人群如何互动 122
商品
重庆大厦中的商品流通 135
贩卖商品 139
占买家的便宜 145
仿冒品 148
制造商和中间商 153
手机店的骗术和辛酸 156
各色商人 161
商人之间的代沟 168
商人的技巧 173
中国内地的诱惑 177
海关险境 180
商品和商人的意义 195
法律
无处不在的法律阴影 201
法律界线里外的冲突 204
警察的角色 211
签证与居留权 221
避难者与法律 227
“真假”避难者 232
避难者的生活 239
避难者的待遇变化 256
未来
重庆大厦不断变幻的想象 265
重庆大厦如何改变人们 269
文化身份认同 275
在全球的意义 282
重庆大厦的未来/世界的未来 293
参考书目 297
译后记 307
內容試閱 :
重庆大厦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有南亚和非洲的商人及避难者,印度的临时工,还有囊中羞涩的各国旅客。本书将要描述的重庆大厦是一栋代表 “低端全球化”的摇摇欲坠的大楼,位于香港旅游区中心,并与加尔各答、拉各斯、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紧紧相连。尽管许多香港人认为重庆大厦像一个神秘世界,被错放在城市中心,但它的存在正是拜香港所赐。我在此简述香港的地理历史背景,以明晰重庆大厦的周边环境。
香港于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在殖民时代,香港成为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口岸,英国公司曾经在此停靠船只,以便运载鸦片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又以**关税在此进行自由贸易。香港人口渐渐全球化,虽然以华人为主,但也包括了许多其他族裔的人。十九世纪末的书籍记载香港的闹市 “满是英国人、德国人、英印混血、广东人、来自加尔各答的美国人、孟买的帕西人、巴格达的犹太人”,这种景象与今日的重庆大厦并没有太大差别。另一处十九世纪末的记载评价香港“可谓是世界上*国际化的城市,在街道中随处走上一个小时,就能见到各族人士,比在五旬节看到的还多;各肤色和宗教信仰的人们摩肩接踵、和平相处”。这也是重庆大厦现在的样貌,只不过如今出现了一些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歧视现象。
香港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贫瘠之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国人迁至香港,令当地人口迅速增加。香港在七十年代是工业生产的中心,在八十年代末成为中国货品集散地。同一时期,异于内地的香港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渐渐形成。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经较为富裕,人均收入比中国内地、甚至其曾经的殖民者英国还高。2007年,香港的人均收入以购买力计算已经是美国人的93%,远远高于多数欧洲国家,并且是内地人均收入的八倍,当然香港同时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重庆大厦这个“边缘地带”一样的角色,在香港显得如此不协调的缘故。香港人对重庆大厦的不屑或恐惧,源于“我们香港人已不再是发展中地区,香港已经很富裕了,为什么这些非洲人和南亚人还要来我们的新居呢”。
同样道理,书中也记录了重庆大厦的一些商人对中国内地人的不满,不论是非洲人、南亚人,还是香港人,他们都对从北方而来的中国内地人有一丝不安。尽管来自内地的有钱人在香港随处可见,中国内地经济也越来越有超越香港的趋势,可是香港人仍视内地为经济较劣等的地区。虽然重庆大厦是一个异类的孤岛,但它也是一个人们得以生活工作的地方,属于香港的一部分。南亚人和非洲人来到重庆大厦白手起家,其经历无异于许多到香港创业成功的中国内地人。即便如此,这些移民族群并没有太多的相互理解和同情。
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历史对重庆大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自早期殖民到现在,香港出现越来越多的南亚人。如果没有这一群南亚人,1962年建立的重庆大厦不可能成为如今的国际市场。我曾陪同一位目光犀利的记者参观重庆大厦,他指出,这个地方除了有各种族裔之外,还余留了一些英国殖民的色彩。确实,我们能在大厦见到很多东非人和南亚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会讲*常见的国际社交语言——英文,这也是重庆大厦中的通用语。殖民色彩也可能来源于,即便在今日,持这些国家护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无需签证逗留香港的便利。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媒体都在关注香港的去殖民化,以及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故事”。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香港社会自回归之后一直保持稳定,它有一套自身的法律系统和出入境管制,其内部行政系统大致上也能独立运行。香港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政府常常被贴上商业化的标签,特别是那些与地产商千丝万缕关联的官员等等,依然存在。大厦在1997年后有几个显著变化:非洲商人在2000年左右开始来到香港,国际难民也大批到来;重庆大厦本身的修缮和保安系统有所提升;许多中国内地游客也会来重庆大厦住宿……不过这些变化与香港回归没有什么关系。一些大厦内的小贩常跟我说:“重庆大厦依然如故。”
重庆大厦坐落在尖沙咀,位于九龙半岛**处。香港主要由四个地区构成:离岛,包括香港国际机场所处的大屿山;港岛,也是香港金融中心和旧区之所在;九龙,比港岛稍微低档一些,人口也稍微密集一些,但却是香港旅游中心,也是*拥挤的地区;新界,连接中国内地,香港一半以上人口的居住地。这几个地区加起来才不过一千平方公里,加上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统四通八达,住在重庆大厦的人出发去香港各地耗时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
这里稍稍描述一下香港的几个地方。深水埗,一个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地区,在重庆大厦以北三公里,有许多廉价的裁缝店。非洲商人常常特地去那里订制批量的衣服销售至非洲市场;国际避难者也会去这些地方买二手货,因为物价比重庆大厦的货品还便宜。湾仔,一个夜生活丰富的地方,从尖沙咀越过维多利亚港即可到达;有些重庆大厦的人会跑到那里寻求女人和酒精,不过他们多数人在金钱上捉襟见肘,只能做做白日梦罢了。锦田,通常是一个许多游客参观的新界小镇,但重庆大厦的商人去那里购买香港人报废或遗弃的二手汽车零件。还有位于中港交界的罗湖,商人们在这里过境,去内地南部的商城和工厂购物,临时工则去那里更新签证。重庆大厦的商人住在香港各个角落,但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行业,以上是他们*常去的几个地方。
本书第一章将更加详细地描绘重庆大厦的地理环境,这里先勾勒几笔——重庆大厦位于游客众多的弥敦道36-44号,毗邻高档的半岛酒店和假日酒店,走几步路即可抵达簇新炫目的购物城,步行十分钟是旅游地标天星码头,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客船渡过维多利亚港。重庆大厦周围遍布港铁接驳口,每五分钟就有一班列车驶往中港边界,总路程大约四十分钟。从这几句简短介绍已可显现重庆大厦在香港的中心地理位置,它正好安插在高楼林立的黄金地带,周围遍布世界上*贵的楼市。也是这种地理环境之下,重庆大厦冠有“黑暗中心”的名头。
关于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是一栋十七层高的破旧大楼,内有大大小小的廉价旅店和商铺,与周边的旅游旺区形成鲜明对比。这栋大厦可谓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楼,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及临时工来此淘金,也有国际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则来找廉价住宿和探险。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在大厦里休憩,在食品摊档旁争抢座位,在手机铺讲价,在走廊过道间穿行。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我在不同旅馆邂逅了129个不同国籍的人,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包括不丹、伊拉克、牙买加、卢森堡、马达加斯加,甚至有马尔代夫的人。
重庆大厦位于弥敦道的黄金地段,某著名旅游书籍称它“拥有从游客兜里吸金的能力”。如果你从马路对面望过去,会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楼群,底层各色各样的商铺,包括假日酒店、电器铺、商场门面、时装店、牛排店,还有一些酒吧。尤其当你夜晚来欣赏著名的弥敦道霓虹灯美景时,就跟香港明信片相差无几了。然而,耀眼夺目的高楼中有一栋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杂乱和腐朽的楼宇:尽管它的底层商场似乎已经脱离大厦本身,与其他艳丽的商场无异,但入口开在外面。在这些底层商场之间有一个不可言喻的黑暗入口,一乍眼看上去好像另属别处,你跨过马路走近这个入口,看见那附近站了许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样的人,他们也不像是弥敦道的购物者。假如你是华人,进入大楼后可能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不安之中还带有**世界国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还有点不自在,因为你周围有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Road)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会对大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你首先见到一家7-Eleven,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门口。附近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莎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订制服务,“特价西装,只给您这个价”。然后后面可能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膺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大约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是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想再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另一个中国男人马上背对着南亚人说:“这些印度旅馆很邋遢的!来我这边住吧!我们这里干净得很。”——干净或许是干净,价钱也高了一大截。
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夹攻,然后发现自己掉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地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搬运三四个标有“拉各斯”或“内罗毕”的大箱子,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samosa)、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看到这种景象,你也许觉得奇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多人来重庆大厦做什么?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些正是我研究重庆大厦的初衷。1983年,我作为一名游客**次来到重庆大厦,逗留了几个晚上。1994年,我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几个月来重庆大厦吃一次咖喱,试图去了解另一个世界。2006年,我开始正式对重庆大厦做人类学的研究,尽己可能去了解这栋大厦的一切人和事,理解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过去三年半中,我至少每个星期在重庆大厦睡一个晚上,一有时间就钻到此处(这里离我所在的大学大约三十分钟火车车程),为了解答以上的问题,更为了思考重庆大厦在世界上的重要意义。
我在过去几年里找到了一些答案,以一次典型的半夜经历为例。那个时间,印度性工作者已出来招揽生意,她们对我不加理会,因为她们知道我不是顾客,只有几个新来的性工作者一见到我是白人就想抓住机会捞一笔,老一辈的则告诉她们别费力气了。一位兜售假表的贩子透过墨镜向我打招呼,他由于在南亚遭遇警察的缘故已经半盲了。他说那边的警察把他的眼皮贴起来,逼迫他盯了一天的太阳。他担心国际难民署(UNHCR)在仲裁其案件和命运的时候会不相信,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他在此非法打工,盼望攒够钱以支付角膜移植手术。他一边留心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一边尽可能地招揽生意,他说:“白人是**顾客,他们买得比谁都多。”但这个月生意不太火,他连付房租的钱都赚不到,更不用说手术费了。不过他的眼睛究竟是被家乡的警察弄瞎,还是先天性,或是其他什么意外,尚无定论——毕竟他说的话我无法核实,但今晚遇见他算是一件好事。
多走几步,一个饭馆的托儿热情地迎接我。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一直以游客身份在香港非法打工,不久前回了一趟印度老家加尔各答。他自豪地掏出上个月出生的宝贝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但同时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回到香港,“毕竟我要供养整个家啊!虽然……我很想念家人,但香港的薪水高很多……所以……”。他感慨道,自己挣来的钱好多都花在用手机打电话回家上。
在重庆大厦入口,我遇到一位已经六个月没见的尼日利亚商人。他说自己没能早日返港是因为汇率实在是贵得离谱,兑换不到需要的美元数额,“不过我现在终于回来了,之前订下四千部手机,还以为自己不能过来拿货,还好终于赶上,我又能赚钱了。”他过两天又要飞回家,走之前会仔细检查每一部手机。我**次结识与他同行的朋友,那个人即将去中国内地南边,他拿到中国签证后说:“在中国内地买衣服比在香港划算得多,我能按自己想要的款式订做三万件衣服。”这两个尼日利亚人都很担心波动的汇率会削损利润,更不用提他们祖国海关变化多端的关税,以及在重庆大厦等地被骗的风险了。他们说“赚钱难啊”,其他很多商人也都这么认为。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印度朋友站在警岗附近,他白天在一家香港的大公司工作,晚上回到重庆大厦帮家人打理旅馆。他现在的烦恼不仅是时间不够,还有他的香港女朋友,他的家人根本不肯接受这对情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选择女朋友还是家人——此时此地,除了等待别无它法。接着我邂逅了一位来自西非的朋友,他*近在中国内地南方做起了生意。与其他我见过的非洲商人不一样,他以20万美元的在港投资申请到了香港***,精明的他把这20万用来租用和翻新一家位于重庆大厦的电子产品店铺,希望其他的非洲兄弟和穆斯林朋友会来光顾。他的妻儿*近也搬到香港,他认为香港是一个他们能扎根的新家,“香港值得信赖”。当然,我不清楚他能否把那二十万赚回来,特别是现在低迷的经济已经影响了包括重庆大厦的全球市场。但这个人虔诚地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做一个诚恳的穆斯林,就一定能在大厦里功成名就。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只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南亚人,他说自己已经失业并陷入绝望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一点儿钱都没有,家里的人还都指望着我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不过他确实看上去惊慌失措。我不了解这个人,但还是塞给了他100港币并祝他好运。我并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还能怎样?好多人都有跟他相似的遭遇。我再来重庆大厦的时候,就没见到这个人了。事实上,我从此都再未见到过他。
以上所述的人们都是重庆大厦的常客,也是本书主角。在第一章,我将重庆大厦作为一个地点来进行探究:包括它为何存在,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建筑风格和历史,以及相关组织架构。在第二章,我将详细描述重庆大厦中的不同人群,包括非洲和中国内地的商人、南亚掌柜、国际难民、性工作者、瘾君子、游客,还有我追随其中的一些人所进行的访问和记录。第三章会描述经转这栋大楼的货品,以及商贩和买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全球网络销售这些货物。第四章将探讨约束大厦内所有事物的法律网络,特别是那些过着边缘生活的避难者。*后,我试图找出大厦对里面的人和对世界本身的价值,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变化。
这本书讲述重庆大厦以及其中的人们,但此书也与“低端全球化”相关。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包括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坎帕拉、拉各斯、内罗毕等等。低端全球化与多数读者心中联想到的“全球化”一词很不一样——低端全球化并不涉及像可口可乐、诺基亚、索尼、麦当劳这类大型企业,也没有所谓的办公大楼、律师,或宏伟的财政预算。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离乡背井去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这就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庆大厦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人力物力,但与周围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离大厦仅仅十分钟车程以外,香港尖沙咀和中环商业区集中了财富和高端全球化成果,残旧不堪的重庆大厦相比起那些办公楼,可谓两个世界。这本书不仅仅讲述重庆大厦的故事,也讲述世界关系网的非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