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巴黎，17点30分，俯瞰圣安托万镇的巴士底狱八个筑有雉堞的塔楼刚刚被攻陷。嘈杂而危险的人群手持长矛、大刀和火枪涌进古老的城堡；城堡里仍然冒出一股股因战斗而起的略带蓝色的硝烟。吊桥落了下来，两边的铁链子发出咔啦啦的声响；萨利-萨玛德（Salis-Samade）军团的瑞士军人头戴黑色三色帽，身穿带黄色领口和翻边的茜红色军服，举着双手默默站在吊桥两边的路上，他们的武器很快便被解除。残废军人连的士兵一个个从塔楼里下来，也投降了。监狱驻军的主要军官一个个被攻进来的群情激愤的暴民认了出来，他们被吓坏了，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折磨，有的被杀死。
于是，抢劫开始了……
受人咒诅的要塞城堡被人们翻了个底朝天！位于城堡两个塔楼中间的驻军参谋部被劫掠一空：椅子、桌子、柜子、日用织物、餐具等，乱七八糟，从窗子里一股脑被扔了出来。在底楼的大院子里，存放囚犯案卷的档案室也未能幸免。数十万份文件、登记册、国王密旨、审判文书、逮捕报告、审讯记录、标记分类的关押档案被撕碎，在地板上堆成一堆，被人们踩在脚下，院子里到处都是，有的被人扔进燃起的大火里。人们发了疯似地从塔楼上抱来一堆堆的文件，扔进满是污泥的地沟里；地沟里有几具尸体，扔下去的文件纸张恰似给死者抛来驱邪的五彩纸屑。嘈杂的人群中不乏热心的人、充满好奇的人、文人、学者，这些人拿走了大部分文件，他们预感到这些文件对于历史的重要性。博马舍（Beaumarchais）在圣安托万镇的边上有座豪华公馆，和巴士底狱毗邻；他有个朋友名叫莱泽（Laiser），是法国卫队军官。莱泽带博马舍混了进来，他又在白衣巡逻队的帮助之下，偷走了一捆捆的文件。年轻的收藏家维尔纳夫（Villanave）也偷了不少；一个法官的儿子急急忙忙装了一马车。俄国大使馆的专员皮埃尔·卢布洛夫斯基（Pierre Lubrowski）搞到了一大批文件，这位专员于1800年去世，之后这些文件极大地丰富了圣彼得堡皇家图书馆的馆藏……
7月15日，抢劫被制止，要塞的守卫交给了火枪连。16日，在市政厅举行了选民大会，一个选民站起来，大声疾呼：“啊！先生们，让我们救救那些文件吧！有人说巴士底狱的文件被人抢劫了，让我们赶紧把剩下的那些古旧文书收集起来，那是记载不可原谅的专制主义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的子孙看到专制主义是多么恐怖！”在这次演讲之后，人们紧急指定了四名选民，组成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来到要塞。他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但是，他们只能见各种资料遭受的证损害是多么严重：一些空纸箱子，到处都是纸张，有些文件粘染了泥污，还有的半被烧焦，或者被烧成了纸灰。制宪议会也被沙罗勒辖区的夏特奈-兰蒂（Chatenay-Lanty）男爵充满激情的话语所感动，男爵提议把这座可怕的国家监狱所有的管理文件集中在一起，进行清点，并公开发表，以便“让法国人通过阅读这些文件，在心中培育对专制秩序的恐惧，对自由的热爱”。巴黎当局，当时的巴黎市长，天文学家巴伊（Bailly），国民卫队指挥拉法耶特（La Fayette）侯爵，以及圣伊丽莎白地区的负责人发出了有关指令。
这些档案材料不仅包括囚犯的案卷和管理机关的往来通信，也有路易十四于1667年创立的警察总队的所有文件，以及与巴黎一般案件有关的监狱文件。18世纪末，四名档案管理人员专门负责对这些文件进行保管和分类。
因此，人们将了解国王的秘密，了解君主政体在此前无法探索的所有神秘事件，狱吏的流氓行径和卑鄙行为都将大白于天下！第一批文件于当年年底，或者1790年最初几个月出版，卡拉（Carra）的作品《巴士底狱真实历史回忆录》（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authentique sur la Bastille）于1789年在巴黎和伦敦同时出版，玛努埃尔（Manuel）的《管理人员笔下的巴黎警察局》（La Police de Paris dévoilée par l’un de ses administrateurs）、夏邦蒂埃（Charpentier）的《巴士底狱的真面目，或帮助了解监狱历史的真实文件汇编》（La Bastille dévoilée ou Recueil de pièces authentiques pour servir à son histoire）于1789年到1790年间分几次出版……铁面人之迷刺激着人们的想象，正如当时出版的一些小册子证明的那样：《铁面人专题：来自巴士底狱手稿的资料汇编》《国王的儿子：一个巴士底狱瓦砾中的囚徒》《铁面人的真相》……其中有些文件显然是伪造的。
收回的档案材料（博马舍交还了他手里的所有材料……）动用了25个人和10辆车，运到圣路易文化修院（couvent de Saint-Louis-la-Culture）临时存放，1791年11月2日的一道政令规定，这些文件由市政当局负责。一个热情的官员，巴黎图书馆的馆员和历史学家阿尔美隆（Armeilhon）特别关注了这些文件。1797年，当他被任命为兵器库图书馆的保管员时，他获准将这批文件带走。不幸的是，他的新同事被这近六十万份需要清点的文件资料吓住了。他们宁愿将这些资料堆放在到处是灰尘的地库里，慢慢被时间和遗忘吞噬。
四十年之后，一个年轻的图书馆员弗朗索瓦·拉维松-莫利安（Fran?ois Ravaisson-Mollien）在兵器库得到一个公务住宅，想把住宅里老旧的厨房清理一下。他揭起一块地砖，又揭起一块，惊奇地在下面的洞里发现了一堆发黄的纸张。他从一捆里抽出一张纸，是一封国王密旨，再抽一张，又是，再抽一张，还是……他明白，他刚刚发现了人们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的宝贵资料。
这就是巴士底狱一些文件资料的奇遇。拉维松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整理这些无价的档案资料；今天，这些资料仍然保存在兵器库图书馆里；现在，兵器库图书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附馆。从1866年到1904年，他以《巴士底狱档案》（Archives de la Bastille）为题，整理发表了19卷图书（最后三卷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侄子路易出版的）。他的继任者弗朗兹·凡克-布兰塔诺（Frantz Funck-Brentano）于1892年为这批特别丰富的资料编纂了目录，并于1903年完成一项仔细的专题研究，出版了《巴黎的密旨》，书中附有一份巴士底狱囚犯名录（1659—1789）。他在名录中总共统计了5279名囚犯。他列的名单远不是完整的巴士底狱犯人名单，当时有些通信和回忆录中还提到了其他的囚犯，便证明了这一点。很多被囚禁的人只在里面待了几天，甚至几个小时，这些人当中，有的也没有记载在监狱的文件当中。总而言之，如果再加上14世纪到1659年为止的800名囚犯，估计在巴士底狱关押过的犯人总共至少有6500名；除了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Conciergerie）和大夏特莱城堡监狱（Grand Chatelet）之外，从先后被关押的总人数来看，巴士底狱算得上是法国第一大监狱。
最早对资料按部就班的研究工作不见多大成效，自从费尔南·布农（Fernand Bournon）非常严肃的专题著作于1893年发表以来（这本书今天仍然有用），人们后续做了很多研究，阿赫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莫尼克·科特莱（Monique Cottret）都有专题的研究问世；吕西安·贝利（Lucien Bély）对路易十四的秘密有过杰出的探索，当然，还不算克洛德·吉戴尔（Claude Quétel）发表于1989年的出色的研究成果，里面有很多有用的统计表格。最近一些年举办过两次内容丰富的展览，一次是1989—1990年在舒利酒店（h?tel Sully）组织的展览，另一次是2010—2011年在兵器库图书馆举行的，两次展览都是专题介绍巴士底狱及其关押的犯人。
档案材料中讲述了犯人的关押条件和日常生活，以及一些小故事，故事有的别致，有的令人愤慨的，有的令人毛骨悚然。除此之外，还不乏令人感到惊奇的事物，可以让我们从一些特别的角度观察法国的秘密传统、当时的风俗和思想秩序、法国的精神历史以及在17和18世纪的宗教和社会当中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动。巴士底狱是旧制度下社会的一面颠倒过来的镜子，却以极好的方式揭示了这个社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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