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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新疆
他力排众议，收复新疆，为中国守住了四分之一的疆土。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新疆。他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着超越历史的贡献。越是了解左宗棠，就越能体会到他的伟大之处。越是今天，越应该重读左宗棠！
2.一部神奇的晚清西北边疆史，讲清左宗棠如何收复新疆
本书总共15章，有6章内容写左宗棠收复新疆；总共246页，有将近100页写左宗棠收复新疆。从军事、地理、政治等多个维度，真正讲清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全过程。
3.一本视角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写透19世纪的中国社会。
本书对19世纪中国社会背景的分析尤为透彻，涉及官僚制度、科举制度、财政制度等多方面。一个章节，堪比蒋廷黻整本《中国近代史》。
4.看成大事者的韬略与格局。
早年从未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与教育，却终成一代战神；三次科举不中，四十岁仍是布衣，却终成晚清重臣。在风云变化的晚清激荡中，左宗棠最终崛起，其人生态度与做事观念，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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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左宗棠传》是一本介绍左宗棠生平事迹的经典传记。
左宗棠是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人生经历十分复杂和传奇。
本书对左宗棠的一生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和分析，书中重点分析了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详细描写了左宗棠收复西北及新疆的过程。可以说，本书不仅是传记，更是一部神奇的晚清西北边疆史，一本视角独特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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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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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William Leslie Bales），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学者。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亲眼见证了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熟于近代掌故。归国之后搜集相关中西文史料从事左宗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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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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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19世纪中国概述
第二章 左宗棠的青壮年岁月
第三章 太平天国的崛起
第四章 长江流域的太平军
第五章 左宗棠征战江浙
第六章 福建之战及太平天国的覆灭
第七章 捻军起义
第八章 中国回民与回民运动之初
第九章 镇压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回民运动
第十章 平定甘肃
第十一章 新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
第十二章 筹备新疆之战
第十三章 新疆之战及收复伊犁河谷
第十四章 晚年时光
第十五章 生平总结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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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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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危难时期。他出身低微，命途多舛，经过了许多磨难后自学成才，到不惑之年才踏上仕途。靠着自己的天赋与不懈努力，他在朝中步步擢升，最后终于成为了清朝重臣，出任了清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职。在他所受的教育与早期训练中，并没有任何与从军相关的内容，但他却成了中国大名鼎鼎的一代武将。他不仅跻身于名将行列，还成为了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平定暴动方面功不可没，又在大片备受战火摧残的国土上进行了战后重建工作，同样成效显著。
左宗棠与外国人的接触不多。他所从事的工作，几乎都不在西方评论家的关注范围之内。他在收复新疆之战中立下了不朽功业，得到的关注却寥寥无几。19世纪晚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词——“排外”，简单的含义就是仇视外国人。而左宗棠据说就是一个“排外者”。这个定义更无助于外国人对左宗棠的生平展开研究。在他去世以后的25年之内，清朝迅速没落，走向衰亡，于是他曾为大清帝国力挽狂澜的巨大努力，也进一步被人忽略。旧政权衰亡以后，社会的关注点自然转向当代的风云变幻，而那些为前朝殚精竭虑却回天乏术的名人，业已被人淡忘，因此左宗棠也几乎被人遗忘。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左宗棠的生平与功绩被国人所忽视。他刚去世的那几年，全国上下都在缅怀他的功绩，然而随着旧政权的消亡，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随后前朝的伟人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原因是他们曾经效力于满人统治的王朝。那场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指辛亥革命），某种程度上被中国人视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不太可能去赞赏左宗棠这一类人的功绩，因为正是他们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革命事业的起源。本世纪的辛亥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启发，但两者的理念和规模相去甚远。太平天国运动只是要改朝换代，并不是要推翻一种体制。正如托马斯·米窦斯先生所言，太平天国运动只是一场起义；而成功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一个朝代，还摧毁了旧的体制，根据米窦斯的定义，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开始用较为冷静的眼光看待上一世纪的著名历史人物。左宗棠、曾国藩等同一时代的名人，其生平和功绩开始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左宗棠信奉儒学，毕生研习儒家理念，努力践行儒家提倡的人生观。与其说他效忠清政府，不如说他笃信忠君爱国的理念，并为此忠诚无私地奉献着自我。中国儒学体系的萌芽可追溯到孔子之前的时代，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已渗入中国人的灵魂，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任何其他国家的思想体系对其国民的影响都无法与之匹敌。我们对未来的情况不能妄下论断，但大致可以断言的是，在过去，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接受儒学的指导与鞭策，他一生的言行符合儒学理念，那么他死后就不会长久地蒙受污名，终将获得历史的肯定。
我偶然翻阅到一些有关中国西北和新疆的资料，开始对左宗棠其人产生了兴趣。他在农闲时率军作战，每次进军之前，都留下足够的时间进行耕作与收获，让部队自给自足。通过这种方式，他为大清帝国收复了西北诸省。然而，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作战方式，能够找到的英文文献实在寥寥无几，中文文献中才能找到较为详尽的有关资料。本书部分初稿是我提交给学校的论文，是为申请学位所提交的部分研究成果，标题为《左宗棠与镇压回民起义》。
论文研究了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简略介绍了他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事情及当时的大致背景。本书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对他早期的征战及一些特定的人生阶段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书中新增了一章，用以概述19世纪中国的政府机构、考试制度、财政体系及军事力量。又增加了另外几个章节，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初期、中国的回民及阿古柏的王国。此外，还丰富了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的那部分内容。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献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左宗棠。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本书都是一份详尽的研究资料。有关左宗棠的生平、他参与的事件以及当时的一般背景，这方面的中文资料浩如烟海，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读。本书实质上是对左宗棠年谱的摘要解读，《左文襄公全集·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选自《左文襄公全集》，文集里搜集了有关左宗棠的文献资料。文集由杨书霖花了四年的时间编纂而成。《年谱》共十卷，从左宗棠1812年出生至1885年逝世，逐年逐月地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本书在《年谱》的基础上，根据清朝晚期典史馆编纂的官方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并节录了其他中文资料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有关著述，其出处一并录于本书的参考书目中。
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让本书在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都深受启发。由于主题所限，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只是附带提到左宗棠的生平，本书展开了这一方面的评述，希望对此项研究有所增益。对于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860年之前我都记述得较为简略。从1860年到该运动消亡，我着重描述了左宗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此处理对这场运动中的其他各种因素难免有忽略，因为我只是强调局部，无法综观全局。这样失于片面也许是传记作品无法避免的。大多数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文献，都是讨论该运动中某
些特定的阶段，或者研究某些在运动中出名的人物。一些外国人在1860年之后涉足了太平天国运动，而早期的英文研究资料几乎全是关注这些外国人，记述他们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对于这些外国人在平定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都有夸大之嫌。近来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述，似乎开始关注中国人本身所起的作用，但要恰当评价他们镇压太平军的作用，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功不可没。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能看出左宗棠的重要性之所在。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倘若没有湖南官府的大力援助，将很难发展壮大。而那些年，在地方衙门里充当幕僚的左宗棠，成为了湖南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正是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了湘军的发展。
本书摘录了左宗棠的部分奏章和书信，并翻译成英文，借以反映他的个性、脾气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纷繁复杂的局面。据我所知，这些资料都是首次被翻译成英文。我采用的翻译方式较为随意，但我相信译文非常贴近原文的意思。在这本研究著述中，所有中文资料都是由我本人译成英文的，其中的任何错误都由我负责。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述，1865年由雷先生译为“Autobiography of Chung Wang”（《忠王自述》）。这个译本如今非常罕见，我尚无法觅得。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摘录都是我根据中文文本译成英文的。
在各种英文资料中，中国的人名与地名都是翻译成罗马拼音文字，且存在着大量不同译法。对于人名，我试图使用最近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称普通话发音。对于地名，我大致遵循丁格尔所编纂的《中国新地图与地名辞典集》中的拼法。在中文的姓名中，写法总是姓在前、名在后。姓后的名字通常都由两个汉字组成，译成英文时我通常都处理成一个词。中文里并不使用我们的罗马拼音。
借此机会，我要对中文研究学院的院长W.B.佩特斯博士表示感谢，他慷慨相助，一直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我还要感谢学院的图书馆职员与中文教师，他们的协助对我的研究很有价值。此外，我要特别感谢中文研究学院的图书馆长F.D.舒尔特海斯博士以及美军上校约瑟夫·W.史迪威先生。F.D.舒尔特海斯博士审读了我的手稿，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深感兴趣，激励着我开展研究工作，他对中国这片土地及其人民有着深入的了解，不断向我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对于我的老师、中文研究学院的王楚明先生，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王楚明先生极富个人魅力，对我循循善诱，他通晓祖国的历史，并以一腔热情引导人们了解它，欣赏它的伟大之处。他指导我读完了进行这项研究所必需的中文资料，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耐心与热忱，并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着我。这本书若有任何价值，都要归功于王先生。不过，由于他完全不熟悉英文，此书存在的诸多不足都不由他承担责任。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正在苏醒，正处于走向近代的急剧转型时期。随着时间向前推移，人们对左宗棠的生平与功绩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就更能体会到他的伟大之处。他的性情植根于中国传统，而他的人生观则历久弥新。一代王朝“盛极必衰”，而他顽强地与这一规律做斗争，试图阻止王朝的衰亡。他的成功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在时空上有其局限性，但却是不容忽视的。或许用其他的社会发展规律，站在别的角度审视左宗棠的一生，观点就会有所不同。就如同左宗棠一生都在效仿的对象——诸葛亮，他所建立的功业，同样有着时空上的局限性，而诸葛亮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象征。以儒家的标准来衡量，只有尽忠职守才能建立功业，尽忠尽责就是发挥了最大的人生价值。我希望这份初步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帮助其他更优秀的后来者深入地钻研丰富的历史资料，更清晰地展示这个伟大人物的一生。
第一章 19世纪中国概述
一、概况
19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昌盛的帝国。而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帝国业已衰落，摇摇欲坠。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公元前2世纪末期的历史时，就曾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盛极必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从古至今，这种情形一再重演。另一位中国名人欧阳修，在11世纪曾发出感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19世纪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衰落过程之中，清朝的统治还未全面崩溃，仍在垂死挣扎。这是个充满悲剧性的时代，而一代王朝解体时总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显露无遗，公义荡然无存，到处充斥着不公的现象和不幸与绝望的气氛。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还在苟延残喘。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熬过了整个19世纪。这个奇迹主要得归功于一些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力挽狂澜的结果，这些人物中就有此书的主人公左宗棠。
1644年，中国大地分崩离析，处于动乱之中，满族人通过谋略和武力打败了积贫积弱的明朝，建立了大清帝国。清朝初期的几位统治者精力充沛、富有才干，得益于此，中国再次富强起来，到了乾隆统治时期，清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乾隆1736年登基，1796年为避免在位时期超过他著名的祖父——康熙皇帝，乾隆宣布退位。他的儿子嘉庆继位，但事实上仍由乾隆手握大权，直至他1799年去世。乾隆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其去世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乾隆积极进取，富有治国之才，使大清成为了强大的帝国；而他的继任者都缺乏这种能力。征服者在被其征服的土地上逐渐丧失活力，这一衰落过程似乎无法避免，如今结局已经注定。随后的清朝皇帝从乾隆和其他杰出的祖先那儿继承了皇位，却没有继承他们的天赋和才干。
乾隆去世时，中国的疆域范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它包括了我们如今在地
图上所见的所有地区：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东部之间，有一大片比满洲面积更大的土地，也是属于中国的。新疆向西扩张至巴尔喀什湖，当时的浩罕汗国或费尔干纳对中国俯首称臣，承认其霸主地位。尼泊尔、缅甸、安南（今越南部分地区）、暹罗（今泰国）和朝鲜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清政府在亚洲西南部和朝鲜事务上发挥的影响力，更多是名义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这个强大的帝国大致呈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三角形的底边从印度支那沿岸一直延伸至鄂霍次克海，顶端位于中亚的浩罕汗国。这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富裕的大帝国。
嘉庆皇帝继位时，这片土地正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内陆的某些边远地区存在分离现象，一些位于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的原始部落甚至从未处于清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但对于一个面积如此辽阔、人口如此庞大的帝国而言，总体来说还是大致和平安宁的。虽然乾隆发起了一系列征服边疆的战争，但国库仍然充盈，没有欠下外债。中国人的物质财富空前繁荣，健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远远超越了历史同期的各个国家。19世纪初期的清政府组织严密，政府机构高效运作，在世界各国享有盛名。
这个中华帝国声名远播。在欧洲，人们对中国赞不绝口，其印象与半个世
纪以后大相径庭。欧洲人从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笔下，逐渐熟悉了中华文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所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随着他们的作品在18世纪盛行，中国的商品在欧洲大受欢迎，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这些早期的作家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善于记录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并用本国的语言表达出来。在物质文明方面，那时的欧洲基本无法与中国相比。工业时代的繁荣时期尚未到来，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军事力量，欧洲与中国之间还未产生巨大的差距。而随着欧洲与中国在19世纪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此时来中国的观察者与之前不同，那就是，这些观察者是博学的耶稣会信徒。这些人从事商业贸易，头脑清醒，讲求实际，对这个国家的描述，展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在1800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军事实力虽有差距，但并不能说此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有能力悍然对中国宣战。不过，当时的西方各国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工业机械生产方面，各种创新层出不穷，而中国人仍然满足于现状，裹足不前。因此，在那些在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军事工业领域，西方各国的发展很快超越了中国。随着中国与西方接触得越频繁，情形不免变得对中国越不利。中华帝国的实力开始迅速衰落，这其中有西方的影响，也有其他因素的刺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过于骄傲自满，拒绝承认其国家实力正在下降。
嘉庆皇帝完全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卓越才干。他身体羸弱，耽于宫内的各种娱乐享受，而且心胸狭窄，把精力都集中在惩治那些得罪他的官员上，却没有正正经经地管理一个帝国。不久，全国各地就纷纷出现了动乱。汉族人虽处于满族人的统治之下，却有许多方面与其格格不入。随着人口激增，整个形势进一步复杂。1736年乾隆登基，当时中国的人口是1.25亿；而到了1812年，就增至了3.62亿。虽说这个数据不太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中国并未如上个世纪欧洲的工业国家那样开展工业革命，弥补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也没有任何新的行业，能满足增长的这一部分人口的生计。人口对既有的物质条件造成了压力，这逐渐演变成整个国家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且影响一直持续。
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有限，增长的人口对其生产力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庄左宗棠传稼收成每年不同，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甚至出现了饥荒的情况。这导致各地强盗和土匪猖獗，动乱抢掠事件层出不穷。当时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各地大兴治水工程，而盗匪猖獗的状况对治水工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一些治水工程是由朝廷直接掌控的，比如黄河水利工程。其他的则由地方官府负责，而无数的小工程只是由当地人合作完成。这些工程用于防止洪水泛滥、排干洪涝地区和灌溉良田。几千年来，整个国家的治水工程一步步发展，各种细节不断完善，目的是让农民尽可能自如地应对降水情况的变化。只有和平的环境之下，农民才能正常工作；而只有农民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才能为众多的人口生产足够的粮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维持内部和平安定的基本因素，同时这也可能让中国人认为，若有众多自然灾害为人民带来饥荒和不幸，就必须由他们的统治者负责。
当时，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秘密结社。这些会党异常繁荣，有时还带有反政府的特色，这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罕见的。如乾隆这样精力旺盛的统治者，能有效管制这些团体，让朝廷与其相安无事，但到了嘉庆统治年间，这些团体就纷纷开始起义。有个团体两次试图刺杀皇上。其中一次就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内，幸好嘉庆的儿子及时赶到，用猎枪射杀了为首的刺客。这种直取皇上项上人头的举动相信是一些地下会党所为，他们在与皇帝御前侍卫的对抗中能占上风，可见其势力不容小觑。嘉庆去世于1820年，此时帝国的领土尚算完整，然而整个国家已频频显露出衰落的迹象，清政府的威望渐失。
嘉庆的继任者是道光皇帝。道光有一定的才干，但并不足以让清政府恢复乾隆时期的力量。之前蠢蠢欲动的谋反活动，如今风起云涌，席卷了中华大地。一连串暴动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普遍漠视皇权，整个社会动荡不安。1820年，道光皇帝登基，广西发生了暴动——这个地方成了一个起义的中心，即便到了近代也是如此。山西省在1822年和1835年出现了暴动；贵州是1836年；云南、台湾是1826年和1830年；江西是1831年；湖北和江苏是1832年；四川是1834年；广东东部是1836年；湖南是1836年；在1832年至1836年，广西、湖南和广东三省交界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暴动，起义军的头目放肆地穿戴皇帝专用的明黄色，自称为“金龙王”。
然而，真正让大清威望尽失的是和英国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国人动用了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竟一次次地打败了中国人召集起来的大军，逼迫他们用钱赎回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封锁沿海地区；切断京杭大运河，使粮食无法运送至首都北京；并迫使大清皇帝签订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以前，暴动基本上只发生在局部地区；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屈辱结果刺激了中国的内乱。1850年道光皇帝逝世，全国纷纷掀起了暴动的风潮，规模之大是中国四千多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农民运动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被称为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这是中国学生最为耳熟能详的起义运动。欧洲多国与美国都和此次运动有紧密关联，并在对其的镇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56年至1873年，云南的回民起义，连年战乱使整个云南地区几乎到了荒无人烟的境地。1853至1868年捻军起义，在山东、安徽、河南、直隶大肆劫掠，羽翼渐丰，起义军初见雏形。西北的回民起义从1861年持续至1877年，使陕西、甘肃、新疆和蒙古的相当一部分地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一连串的暴动使生灵涂炭、财产损失严重，中国在短短的25年之内所遭受的破坏，为整个世界历史所罕见。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减少了1亿人口，这个数据很可能是有些夸张了。然而，如果我们把1850年至1875年间的所有暴动考虑在内，这个数据倒也与实际出入不大。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清朝所经历的一连串暴动是空前的。除了要应对这些国内的麻烦，清政府还要对付外患：1856年至1860年，中国与英国及法国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朝的每个角落都在逐渐土崩瓦解，只有一样东西除外，那就是他们强烈的自傲，尽管面临毁灭，仍然优越感十足。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让中国人震惊，让这种闭塞的自我优越感受到了打击。中国人认为国家之间并无平等可言，全世界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他们的“天子”尊贵。这种观点并非满族人的发明，它在中国根深蒂固。清朝从明朝手中夺取天下时，就继承了这种观点。晚清的责任在于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未能继续支撑中国人的这种优越感。在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对抗期间，是汉族官员最顽固地坚持这种观点。实际上有足够的资料显示，早在中外冲突之初，不少满族高官对西方国家的实力，比他们的汉族同僚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任何一个能夺得“龙位”的朝廷，若要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其立场将与清朝别无二致。即使最终的结果有所不同，其影响也非常有限，中国人可能也是用其来支撑他们的优越感。中国人这种古老的世界观并没有什么不对。他们的问题在于不能审时度势，根据自身的力量正确评估自己，从容做出调整。毕竟，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却没有制定任何的对外关系法则，这实在说不过去。而制定法则的只能是那些手握大权之人，因此有何罪责也应是他们承担。
在整个国家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区，起义军风起云涌，国外势力频频进
犯。任何一个如此岌岌可危的政府，都不免遭受领土损失。回顾那个世纪，中国总共失去的领土面积是个惊人的数字。中国首先失去的是浩罕汗国，它在1812年终止向朝廷进贡。中国在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与俄国签订条约，割让了伊犁河谷下游的全部地区、中亚伊斯库尔湖的临近区域、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尼泊尔和暹罗在1882年停止向朝廷进贡。1885年割让安南，1886年割让缅甸，1894年失去朝鲜和台湾。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通商贸易，允许传教活动和外国人居住；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其海关税收落入外国人之手；来自各西方列强的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特权。在连年内乱之后，中国仍勉强维持对内的统治，但在对外战争中却屡吃败仗，先是与英国交战失败，然后成了英法联军的手下败将，又被法国和日本联手打败。清政府仍能维持统治，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欧洲列强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官员的忠诚效力。19世纪末期，大暴动很快卷土重来，不出几年，满族人的大清帝国就气数已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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