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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聚焦主流，系统诠释国学
★面向实践，温古鉴今树自信
★ 辩名析理，严谨考据出正解
★本书是“新时代领导干部通识读物”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本系列丛书由著名文化学者、人民艺术家王蒙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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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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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元圣周公与‘前儒学时代’”“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孔子：一个人的两千五百年”“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文庙祭祀及其教化功能”“成人之道与为政之德”“中华‘八德’及其价值”“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等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董仲舒等古圣先哲，六经、四书、《孔子家语》等国学经典，礼乐、中庸、五常、八德等国学理念的阐述，深刻论述了传统儒学作为国学主干的内涵与演变，讲透国学精髓，有利于广大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国学，充分汲取国学智慧，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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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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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先后担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出版《周公事迹研究》《鲁国历史与文化》《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梦》《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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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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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当今国学教育的基本问题
一、现状：问道国学教育之路
二、症结：制约国学教育的深层因素
三、路径：读经典是基本抓手
四、瞻望：以师道尊严挺立民族信仰
第二讲 认识中国儒学的“三段论”
一、何谓认识中国儒学的“三段论”
二、帝制时代专制政治的负面影响
三、“三段论”的意义：正本清源
第三讲 周文王遗训与儒家中庸思想
一、周文王“宝训”的发现
二、周代的“中道”传承
三、孔子所谓刑罚之“中”
四、孔子的“时中”智慧
第四讲 元圣周公与“前儒学时代”
一、孔子“梦周公”的历史解读
二、怎样理解周公“制礼作乐”
三、周公与鲁国的历史文化
四、孔子“梦周公”与《周礼》
五、孔子“取法”周公创儒学
第五讲 正本清源说孔子
一、“学而时习之”该如何理解
二、孔子西行见老子
三、孔子杀少正卯了吗
四、孔子无奈的“周游”
五、“女子难养”论是否轻视妇女
六、孔子与“愚民”说
七、“亲亲相隐”合理吗
八、孔子主张贵族特权吗
第六讲 孔子与六经
一、六经的历史渊源
二、孔子整理六经
三、孔子的六经之教
四 、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
第七讲 《论语》的成书与整体性问题
一、《论语》材料集撰在孔子去世后不久
二、《论语》由孔子裔孙子思主持编纂而成
三、《论语》明显具有“正实而切事”特征
四、《论语》不是研究孔子唯一可靠的资料
五、研读《论语》应注意总体把握孔子思想
第八讲 《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
一、《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与成书
二、《孔子家语》的早期流传
三、孔安国重新编订《孔子家语》
四、《孔子家语》的孔氏家传
五、王肃注解《孔子家语》
六、今本《孔子家语》的流传与研究
第九讲 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
一、孔子和儒学的长久生命力
二、超越时空的孔子
三、孔子与礼乐文明
四、儒学重视提升人的格局
第十讲 孔子：一个人的两千五百年
一、孔子及其思想的形成
二、孔子学说走向“独尊”
三、经学时代的孔子思想
四、“三教之争”中的孔子思想
五、孔子思想在理学时代
六、孔子思想在近代中国
第十一讲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解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二、“文王之文”与“孔子之文”
三、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第十二讲 文庙祭祀及其教化功能
一、文庙与文庙祀典
二、圣贤观念与圣贤崇拜
三、文庙从祀制度
四、文庙是历代知识精英的精神仰望
五、文庙的社会教化功能
第十三讲 成人之道与为政之德
一、孔子和早期儒家论“成人”
二、周代“冠礼”与“成人”
三、心中有“道”，脚下有“路”
四、人道之“正”在于“政”
五、以“正”为政则无不正
第十四讲 中华“八德”及其价值
一、为什么要讲“德”
二、“八德”是怎样形成的
三、“八德”之间的关系
四、“八德”与“明理”
五、做人不能离“八德”
第十五讲 儒家“四书”与中华家风
一、家国一体：家风建设的方向性
二、“家”与人的“类存在”思维
三、孝悌：是出发点，不是终点
四、家风建设要从“心”开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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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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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名叫《“晋史十八家”说辨析》的小文章，刊发在1990年5月香港出版的《中华国学》第2辑上。不知为什么，以后竟没有再见到这个刊物。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国学”这个概念似乎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说起来，作为“中华固有学术”的“国学”，涵盖经、史、子、集等各类传统学术，然而，正如经、史、子、集等一定要以经部为先不可移易一样，国学一定有它的主干与核心。然而，正像一棵大树有树根、树干、枝条以及花朵、果实那样，中华国学之树结出了许许多多的文明花果，但我们必须去了解这棵大树的主干与根脉。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影响下，“国学”也在向现代转化。今天我们学习国学，其要在于理解国家之根，认识华夏之魂，挺立民族精神。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国各类传统学术都属于国学的组成部分，但讲国学通识首先要抓住国学的精髓，不能离开国学的根本精神。
一、数十年逐步走近国学
国学宫墙万仞、博大精深，如果仅望而兴叹，“不得其门而入”，便就“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走进中华文化的殿堂，也许需要一生的求索与体悟。因为从根本上讲，国学关心社会和谐、天下大同，因而最终关注人心和顺。国学关注人本身，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关注生命的意义。
我的大学校址在孔子故里曲阜。记得刚入学没多久，老师就利用周末的时间带我们去孔庙参观。老师在现场详细讲解其中的历史文化意义，生动透彻、令人陶醉。从老师的讲解中，我们感受到老师对于孔子的由衷敬佩和对儒学文化的深深认可。老师年轻时曾读过私塾，许多古代经典在多少年后都能出口成诵。老师对文物古迹也如数家珍，各种历史掌故脱口而出，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有一次，南京一所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师生来曲阜参观，我们的这位老师为他们讲解了孔府、孔庙。那天晚上，两名带队老师又专程来到学校，来到老师家里当面对老师表示感谢。老师讲解时，对庙宇形制、殿堂门坊、石刻匾额等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将古代典籍记载与历史文化相贯通，深深打动与折服了他们。当时，我恰好在老师家里，清楚地记得那两位老师流露出的感动与感激。那时我的心中，老师的这些学问也就是“国学”了。
后来，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学的都是历史文献学专业。读硕士时，我们是学校招收的首届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为了给我们打好基础，导师安排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课程，另外还有金文讲读、《尚书》选读之类的课程。为了使我们的学习更有效果，课程的安排特别用心。例如，为了学习训诂学这门课，导师找到许多著作，按图索骥般寻找老师，因而我们有幸专门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今淮北师范大学），拜师安徽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甚至在先生府上上课近二十天。读书期间，我们曾走访请教了张舜徽、徐中舒、缪钺、林剑鸣、黄永年、朱绍侯、高敏等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
在学习过程中，我慢慢理解了前人的治学方法。有不少清代学者论述过义理之学与实证之学的关系，如钱大昕就说“有训诂然后有义理”。与钱大昕同时期的王鸣盛论述更为形象，他把各种学术的关系以大树作比，说：“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萌叶也。”考据或者实证性研究与义理的关系由此不难理解。粗壮的树干以发达的根系为基础，没有发达的根系哪来粗壮的树干？我曾指导一位研究生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规模宏富的《左传》，源于他深刻的思想。那么经由《左传》这个“干”发掘它的“根”，就成为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的“功夫”。左丘明《左传》解经的形式甚至比《公羊传》《穀梁传》纯粹而直接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左丘明以事实表述和解释思想，与清代学者的考据之学有神似之处。必须承认，即使是清代考据学家在考据
时，也有表达其思想主张的动机。
学习国学，一定要认真继承前人成果。“温故而知新”，温故是为了知新。《论语·学而》还说“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以前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解释不通顺，后来恍然大悟，原来“亲”应该是“新”的通假。“因”是继承，继承不是墨守；“新”以继承为前提，不是胡乱创新。“温故”就是“因”，就是继承，继承非常重要。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继承，创新是形式上的创新。
学习国学要从整体上了解中华学术的成果都有哪些。比如，关于图书的分门别类。中国较早是《汉书·艺文志》的《七略》，后来是经、史、子、集四部。按照《七略》的方法，除《辑略》作为全书总要，排在最前面的实际是“六艺略”，也就是六经。今天，目录学不属于哲学，而是属于文献学。《七略》何以把“六艺”放在前面？《四库全书》为什么把“经部”放在前面？还有《四库全书》何以把“正史”放在“史部”的最前面？其实，这样的分类方法是严谨的、科学的，是古代思想文化认识的凝结和呈现。孔子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如果正学没有学好，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遽然“索隐行怪”“攻乎异端”，也是很危险的。学习国学通识，先学什么，这很重要。
二、我对“国学”的一点理解
关于“国学”，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表述与定义，但不论怎么说，大体意涵都基本相同。广义地讲，举凡我国传统学术（或者说“固有学术”），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典章制度乃至医术、建筑、文字、音韵、训诂等，都可以视为“国学”。中国传统学术，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中国之学，它应该涵盖各朝各代的各类文化学术。
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剧烈动荡。那个时期，中国人思考落后挨打的原因，有的人则迁怒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归罪于孔子和四书五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但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结合点，为中国新生寻找出路。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太炎的演讲整理成《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出版，影响很大。章太炎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可见他对于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论述。自“西学东渐”之风开启后，为了区别“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经过文艺批判运动，“国学”作为一个口号仿佛已经过时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对极左思潮的纠正和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学”又逐渐回到社会中，这也是中华民族开始找回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国学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是知识精英之学，也是国民大众之学。尽管人们对国学概念理解不同，但有两点可以说是人们的共识：其一，国学是决定中国传统道德与价值信仰的学术。国学奠定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它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家文化的境界与品质。其二，国学的核心是以儒家六经之学为中心的学术。可以说，人们在“国学”概念上的混乱与迷失，或许正是在价值观上混乱与迷失的折射。
2008年，我所在的曲阜师范大学将孔子文化学院与历史文化学院合并，我作为新成立的历史文化学院的院长，提议在学院设立“国学班”或“国学专业”。在向学校提出的《开展国学专业本科教育申请报告》中，我们认为，培养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深入认识的通才型、科研型人才，不仅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当时及其后
一个时期的教育发展的要求。面对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局势，要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综合国力，大力培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各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任何轻视、忽视乃至蔑视本国传统文化的做法都十分愚蠢而且有害，并将最终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心。曲阜师范大学设学于孔子故里、儒学发源地，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中国历史既深且远。儒学影响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
的大传统，对民间小传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基本理念。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们当时所设想的国学本科教育目标或模式，是要借鉴当时国内高校国学专业的开展状况，结合学校自身的优势、特色等实际，希望所开展的国学专业教育，培养更多的适应新世纪的、全面发展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认识和理解的通才；借鉴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导师制的教学模式，以国学班的形式，开展以儒学与史学为主要特色的通才教育。希望能打破几十年来的教学模式，以直接面对经典文本的方式，扭转本科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薄弱、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有限的局面。希望根据自身实际，结合国学教育一般规律，以经学、儒学和历史文献学为基础，以出土文献和考古学为辅翼，以融合中西为目标，以德业双修为宗旨，制定国学课程体系。
三、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
有学者仔细研究过历史上的国学论争，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国学书目和读线装书的问题上的争论，看到其中的实质是：所谓“国学”“国故”，表面上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历史，但具体到“国学书目”及研究国学的最终目的，便可知无论传统派还是反传统派，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实际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梁启超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因此，这次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反孔与尊孔之争，当时知识界把国学主要看作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在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这一点上，立足于学术文化前沿的学者意见大体一致。十几年前，正值国学大潮方兴未艾之际，关于国学、儒学与经学设置一级学科之倡议亦随之兴起。2010年暑期，我与几位同事一起拜访李学勤先生时，就此问题向先生请教。李先生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放在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大背景下来考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其文化传统长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境外的各种文化综合而形成，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讲国学，不能排斥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谓“三教九流”都应该包括在内，它包含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广博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不过，具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一个主流的。我们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要看出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要区分清楚。这个主流就是儒学，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整个儒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这也是国学研究最中心、最关键的所在。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李学勤先生强调，经学研究是今天国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出现“国学热”而对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形必须引起重视。否则，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当然，近些年来，经学研究也渐渐受到重视。各种经学与经学研究著作不断出版，也有了《中国经学》这样的刊物。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很精到，国学、儒学、经学，三者是一脉贯通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传统是复数的，不能仅仅搞儒学。传统当然是复数的，但复数多元的传统之中也有主次之分。如前所说，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它是近代的产物，是特殊时期出现的。那时，西学入侵，中国传统
文化受到严重威胁，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国学”概念针对“西学”而起，因此“国学”本应有一个中心意涵。当年，马一浮先生提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认为“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对此，刘梦溪先生极力赞赏，认为这一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孔子与早期儒家整理并传述六经，主张修己安人，儒学的核心正是“六艺之学”，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
今天要复兴国学，在很大意义上是从历史深处寻找民族精神的基因。在现实中，不少人依然对传统文化存有一定的隔阂甚至排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因此，我们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理解中国儒学的高度与深度，从民族基因深耕精神家园，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力量，知古鉴今，探寻传统元素的转化与新生。
四、让国学真正“热”起来
泱泱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存在，在世界文明史上都特色鲜明，独树一帜。尽管当代中国的学术已经和国际“接轨”“交融”，尽管有人主观上愿意给中国的学术穿上“得体的时装”，但终究消弭不了中国传统学术自己的特点。中国学术不应也不能与世界学术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特性，多了解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
国学的深层在国民信仰与价值观念，国学作为“学”的意义也在于它指向思想义理和道德教化。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了解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孔子儒学，在治学方法上就要从“小学”而入“经学”。研治国学自然要固基础、强根底，由表及里、循序渐进。传统的中国学人都特别主张由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小学”入手，而后治“史学”，最后入“经学”。
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很多人强调学术的独立性。但强调学术与社会治理、道德教化相结合，强调“治学”与“做人”相统一，不一定就会妨碍学术的独立发展，也未必意味着学术会成为道德和政治教化的附庸。近代学术史已经证明，有人期待自己进行“超然”的研究，但期待“超然”者何曾真的超然过？像“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一样，国学研究者热爱民族文化，同样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缺少“求真”“求是”精神。如果脱离社会现实，脱离了世道人心，国学可能就会失去灵魂，其发展也可能是畸形的。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的讨论已经涉及这样的问题。例如，傅斯年先生认为，研究国故有“整理国故”和“追慕国故”两种手段，他本人最佩服整理国故的方法，而反对拥孔派追慕国故，他认为主张“追慕国故”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胡适先生则批评类似观点，认为国故能“应时势之需”，便是传统儒家“通经而政治平”的梦想。胡适还提出，新思潮“研究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国粹。他认为，整理国故不也是从所谓“旧国学”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的条理脉络来，寻出一个真意义、真价值来，以便再造中国的现代文明吗？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卷伊始，正告读者凡读《国史大纲》者请先具一些基本的信念。首先，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其次，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人都是社会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生存，都不同程度地打着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印记。民族历史文化是连接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钱先生将“有知识的人”与“有知识的国民”区别开来，区别点就在于是否了解本国的历史。他强调的是，作为国民，人人都应该明白“我所自来”和“我之所属”的问题。了解历史，培养民族自豪感，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尤其需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温情与敬意”，了解民族历史文化，就是要培养民族感情，只有热爱历史文化，才能热爱民族和国家。有了“温情与敬意”，才能避免“偏激”“虚无”“狂妄”。“国学”概念很宽泛，不能把它狭义化，不能把国学视为“纯粹的学术”而已。没有学术哪来文化？没有文化，学术意义何在？传统文化离不开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指导与引领。否则，传统学术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体现。西方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
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些也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国学热，首先表现为传统文化热。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就必须有相应的国学热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抓住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国学热”与“儒学热”应该是相统一、互相促进的，而且儒学在不同时期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成果，比如先秦时期吸收了除儒家之外的诸子学，像后来的道教和佛教。研究国学没有固定的套路，不过，它就像读书，一定要首先考虑读什么书，想清“读什么书”也许比“读书”本身更重要。金克木先生在《书读完了》中记录陈寅恪向夏曾佑请教，夏曾佑说自己把书读完了。金克木先生说，必须读的中国古书有《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样的话意味很明显，读完了最关键的这些书，再读其他书，有利于理解多元的思想。儒家强调引导社会人心之“正”，《论语·为政》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树立正确的信仰，要学正学，读正经，不能“索隐行怪”“攻乎异端”。先读重要的书，先读必读的书。理解了中华文化精神，其他书读得越
多越好。
我特别期待国学真正“热”起来，但距离真正的“国学热”或许还有一定的距离。研究国学要练好基本功，踏踏实实，增长见识，提升“史识”。要从读懂读通中华的基本经典入手，没有这样的功夫，就很难中正不倚，从而做到“考信”“释古”，无法从历史过往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启迪。孔子“述而不作”，是对古代文明的尊重；孔子“信而好古”，是因为古代文明有漫长而高水平的发展。只有从本源上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特性，才有可能温故知新、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国学热不能形式化、表面化，也不能神秘化、功利化，只有积极适应时代需要，才能有益于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知，只有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对中华经典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认清孔子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理解中国学术史上的疑古思潮，理解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变动，才能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从而讲清楚“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才能理解中华文化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偏低
世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潮期。人们常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轴心时代”理论来讲述中华文明，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中国文化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
事实上，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看不清中国文明的绵延之路，就容易妄自菲薄，很难理解传统思想的高度与深度，就容易以为这不过是“老练的道德说教”
而已。
（二）对经学典籍的价值认识不够
国学包罗宏富，正如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那样，国学也有三教九流、经史子集等很多内容。经学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是中国独有的学问。儒家经典以六经（或五经）为核心，及于孔子及其后学遗说，包含着深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整理的六经被视为先王“政典”，儒家经典彰显道德与价值。国学研究应以经学为中心，国学就像一棵生命之树，只有区分主次，知其本末，才能培根固元，生生不息。我国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之分类以“经”为先，经部之后史部以“正史”居首，不都是出于“明教化”“佐治道”的社会价值考量的吗？弘扬儒学而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
目前，在对儒家经典等文献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怀疑古书相关记载，人为后置了不少典籍的成书年代；不明古书流传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不能整体把握学术源流，颠倒了一些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了学派属性；不能理解各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化地进行学派判断，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对这些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三）对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莫名其妙”
孔子儒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他们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胸怀天下而关注苍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孔子超越了他的国度与时代，只有对他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全面、综合的理解，才能把握“大体”，在“道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与“中国气质”。如“大学之道”强调人的全面成长，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大人”“君子”。孙中山先生说，这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本来这“属于道德的范围”，但“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只有清楚孔子儒学的宏大气象，才能懂得它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睦与和平的巨大意义。
（四）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
唐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佛学影响的扩大，人们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学法统，由此产生了对儒学经传的怀疑。自宋代开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时期登峰造极，所谓“辨伪学”出现了极大偏失。疑古思潮本来为“卫道”而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却换成了“反古”的
面目，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学术上的“疑古过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让人感到古籍几乎“无书不伪”“无书可读”，更使得虚无主义盛行，造成了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于是，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孔夫子”似乎变成了“空夫子”。
实践证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轰然打破”了既有的“成见”，也无情地揭示了疑古思潮的极大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地惊呼必须“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不过，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极其深刻，消除这种影响尚需时日，或者说“走出疑古时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五）把国力升降与文化问题简单类比
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密切联结着国力的变化。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极尽屈辱，在反思落后原因的时候，不少人迁怒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强化或放大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在对文化的认识与研究中，有些人还没有走出近代落后挨打的阴影。中国以屈辱的方式融入世界时，人们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新旧文化交汇、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有的激进，有的狂放，都带有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格特征，也是对于当时“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恐慌性反应。走不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对文化的影响，于是有的人不免纠结。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学确实发生过一些变化。在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阶段，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而在秦汉以至清朝的“帝制时代”，虽然很多儒家学者也致力于发扬儒学精神，但儒学在走向大众与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为适应专制政治与皇权至上的需要，逐渐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一些特征。近代以来，人们反思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加清楚。大要别之，对孔子儒学持“保守”立场的人多看到了儒学的真精神，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封建专制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认识和把握五四精神要坚持大历史观，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与重大影响。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批孔”“尊孔”的话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民族精神，树立新时代精神，尤其需要对五四以来的“批孔”思潮有一个认真总结，以大历史观、以宏观视野讲清楚五四以来的“批孔”思潮的实质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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