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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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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全书主要是围绕着如下五个问题展开的：（1）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2）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能力；（4）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5）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本书实际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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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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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龙（1977.02—），男，安徽亳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博士，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金融资本批判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二重结构——技术决定论批判》、《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等专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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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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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4
第一篇 金融资本积累与西方的危机……………………………………8
第一章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寄生阶级、债务通缩与大萧条——兼评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9
第二章 英国左翼学者眼中的世界变局——以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六教授为例27
第三章 英美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背景下左翼运动的分化、转向和挑战——兼评牛津大学乔纳森?沃尔夫教授的西方时局观…………………………………………38
第四章 英美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与左翼运动的转向——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教授………………………………………………………………56
第五章 新冠疫情下英美右翼民粹主义的困局与左翼运动的挑战——访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塞耶斯教授…………………………………………………………75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87
第六章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限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评述……………………………………………………………88
第七章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的展望——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评析……………………………………………………100
第八章 西方新民粹主义崛起背景下再论东方社会主义探索的世界意义——对话英国牛津大学苏联问题专家大卫?普里斯兰…………………………………117
第三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意义………………………131
第九章 中国模式的70年成就及其世界意义——17位国外左翼学者的视角……………………………………………………………………………………132
第十章 世界历史视野下中国道路的制度潜能和意义——北京大学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专题评述……………………………………………………………146
第十一章 世界经济变局下中国道路的制度价值——国外左翼学者对中国的认知、评价和建议……………………………………………………………………159
第十二章 全球化转向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竞争力——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经济学”专题评析…………………………………172
第四篇 中国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186
第十三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观基础——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哲学专题评述…………………………………………………………………………187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共产党宣言》的空间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念《共产党宣言》专题述评……………………194
第十五章 晚期金融资本帝国的现代性危机与社会主义对全球现代性的重塑——第三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外国学者对当下全球变局的观察评析……………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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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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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寄生阶级、债务通缩与大萧条
——兼评迈克尔?赫德森 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本章提要：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在支配生产、流通和信用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产寻租、支配国债、滥用货币发行权等途径而建立了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寄生阶级的统治也越来越不容易从外部加以克服，但同时，金融资本内部自否定的逻辑却表现得越来越强烈。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新自由主义量化宽松的反通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旧版大萧条，却导致了更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美国学者赫德森把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批判纳入到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虽然赫德森的金融资本批判理论还因缺乏辩证逻辑而有一定的缺点，但是其基本的理论方向值得肯定。
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金融资本支配了生产、流通和信用，通过生产革命、流通革命、信用革命来积累，这推动了价值革命，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又通过垄断利润、金融投机、地产寻租等途径而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造就了现代社会的新寄生阶级，即新的金融贵族。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寄生阶级和古代社会、近代早期西方社会以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寄生阶级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重大的差异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寄生阶级也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越来越难以从外部撼动。但与此同时，金融资本内部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了。金融资本主义下新寄生阶级的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这样的危机被认为是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以“量化宽松”的政策，来避免1929年那样的断崖式的大萧条，却导致了更加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
一、寄生阶级从古代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
私有制包含着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个方面。一定形式的私有制当其生产性的一面占主导地位时，它主要表现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一面，而当这种所有权关系的寄生性积累日益膨胀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其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性质就表现为主要的一面。
第一，古代社会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寄生性。阶级社会是从原始公社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推动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从战争中发展起奴隶制、农奴制等新的社会形式。但是，如马克思所说，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区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在亚洲中央集权的古代，例如，在中国，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 。在郡县制度的中央集权之下，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国家逐步放松对人丁的控制，赋税向财产税转化，税收从按人丁征税转变为按户资、按田产征税。大河灌溉系统得到治理，促进了生产、推动了民族的形成，帝国表现出其生产性积累的一面，但同时，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古代帝国的寄生性也日益发展：官场中各等级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各种名义的税赋越来越高，这被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关于古代国家所具有的寄生性积累和生产性积累的二重性，马克思从国家的双重职能上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 从古代社会的缝隙中发展起商业资本，在商业资本对货币财富集中的基础上，又发展起高利贷资本。高利贷剥削小农，像寄生虫一样吸在小生产者身上，使之精疲力竭、虚弱不堪，使其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高利贷资本“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 。
第二，近代重商主义时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近代世界历史的重要要素之一，是金融资本在西欧的兴起。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成为在欧亚大陆贸易链条的终端，控制着从黑海、红海到地中海那条贸易路线。在威尼斯、弗洛伦萨、热那亚、米兰等，那些大商人、大船主，造船、造奢侈品，垄断贸易、设立银行、支配地产，经营国债，得到教廷、教皇、大公贵族、西欧的国王等势力的支持。商业、产业、信用、地产、国债等货币资本活动的几个领域融合到一起，产生了最初的金融资本。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迪奇家族本身就是大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把国家暴力变成资本扩张的工具。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时，意大利北部的商业金融资本失去了与东方母体贸易的联系，便强烈要求开辟到东方去的新航线，由此触发了大航海时代的商业革命。与印度洋、中国南海中没有政权保护的商人不同，与国家暴力相结合的西方商业金融资本很快把这些东方商人打败，把印度洋的贸易、南海的贸易、东亚的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过程中，欧洲商业金融资本发现并开发了新大陆，获得了移民基地，建立了三角贸易。荷兰在东方建香料生产基地，大英帝国把印度变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在这个时代，从货币经营业和信用中发展起来的银行资本，是与高利贷资本相对立的，是商业资本家为摆脱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而建立起来的新的信用制度。银行发行股票，组织商业信用公司，为商业资本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从而排除掉过去的那种高利贷。重商主义时期的商业金融资本改造了官僚和军队，改变了宫廷的国际政策，改造了封建特权、官僚监护的制度，它把土地贵族描绘成缺乏活动能力的、只顾贪图享受的寄生阶级加以批判。
第三，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商业金融资本推动了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殖民主义、国债制度，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早期的世界市场。工业革命使土地所有权的统治变得更加不能忍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土地所有权的寄生性质进行了批判，认为私人土地所有权只是阻碍产业资本自由发展的累赘。在李嘉图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租越来越高，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资本投资将逐渐停止，资本主义经济将走向末日。马克思继承并发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土地私有权的批判，指出：“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现代文明作丝毫贡献” 。工业革命之后，圣西门主义者从产业资本的角度进一步批判了高利贷资本，并把银行家描述为工业的组织者。马克思也把经营信用的银行和高利贷资本对立起来，但是马克思又深刻地揭示了银行资本自身的寄生性趋势。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 。马克思揭示了银行资本转化为新的高利贷资本的趋势：“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第四，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金融资本的寄生性。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推动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推动了新型金融资本的产生。金融资本支配了生产、流通、信用，支配森林、地产、矿山、铁路，支配财政税收，支配资本输出。希法亭用“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金融资本”的三段论来概括金融资本的历史地位，把金融资本看作是在银行资本的基础上发展到新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列宁着重指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层大大地增长起来。金融资本的资本输出使资本输出国变成食利国、高利贷国、债权国。利息、股息、发行证券、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旧军事官僚帝国、旧殖民主义的寄生性相结合。垄断地占有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给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西方国家将产生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 舒尔采 —格弗尼茨认为：“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则安然地当食利者。”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食利者人数增加的同时，生产工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却在下降。英国工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1851年 23％ ，1901年 15％。帝国主义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
第五，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金融资本的寄生性与寄生阶级自主性的增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帝国解体了，但殖民帝国的根基即金融资本在西方主要国家保存了下来，并获得了新的发展。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基于军事官僚帝国和旧殖民主义的寄生性积累被削弱了，但是，金融资本基于自身自身经济统治能力的寄生性积累却增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础上，金融资本支配了全球化，支配了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核心环节，支配了后发国家核心资源、核心产业、商业组织、银行和信用体系、国家财政，借助垄断价格、地产寻租、金融投机、支配国债、控制货币发行等等而建立一套剥夺性、投机性、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不容易从外部加以克服。但是，金融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逻辑却表现出来了。金融资本这种自我否定逻辑的集中表现就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债务膨胀和生产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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