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也是稳定之基和发展之源。近年来，就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强调，党和国家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先后确立了积极就业政策和就业优先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显然，实现这一目标的底线是避免失业并解决与就业相关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青年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年轻人的就业压力逐渐增大，这突出表现在高校毕业生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群体身上。近年来，随着毕业生规模屡创新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其次，青年失业问题逐渐显性化。自2018年中国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以来，青年组的失业率一直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同时，青年失业问题还衍生出非正规就业比重大、不充分就业增加、就业不安全感上升等问题。最后，既不就业也不受教育和培训的青年“尼特族”【注：“尼特”是对“NEET”的音译，后者是“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or training”的缩写，国内学术界有时也翻译成“啃老族”。但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啃老”强调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年无偿地从父母那里获取物质资源和支持的情况，“啃老”者自身也可能有工作和收入，因此，为强调青年人自身非就业、非教育、非培训的状态，本书采用“尼特”这一直接的音译词并把相关群体称为“尼特族”。事实上，在中文中更接近尼特族本意的词汇是“失学失业青年”和“闲散青年”。】数量增长并进入公众视野。与严格意义上的失业者不同，尼特族虽处于无业状态但并没有就业的意愿，同时也没有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方式为将来的就业做准备，因此，青年尼特族的大量出现不仅造成个人与家庭的现时困扰，还会影响青年将来的发展。
一些研究者认为“失业是一种极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挑战”【注：叶至诚.职业社会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393-394.】。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比，青年失业和就业问题更需引起关注，因为青年期正处于童年向成年的过渡阶段，往往也处于学校向社会的过渡阶段，所以青年能否成功就业直接关系到个体生命历程能否顺利发展。同样，作为社会的未来，青年一代的就业问题也影响到整体经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年轻人求职和就业往往经验不足、资源薄弱。同时，个体的能力和努力在经济增速变化、社会结构转型、劳动力市场变动、风险危机冲击等宏观结构性力量面前也显得异常脆弱。因此，年轻人，尤其是遭遇失业和就业问题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就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事实上，就业支持与援助连同失业预防、失业保险一起构成现代社会就业保障的三大基础。就业支持是为了促进就业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而就业援助强调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和个人提供就业方面的特别帮助，有时又称为“就业救助”“就业扶助”“就业帮扶”等。政府和社会是实施就业支持与援助的重要力量。相较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国的就业支持与援助工作起步较晚，约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应对城市居民下岗失业问题而出现。【注：张再生.中国城市社区就业促进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2.】随后，随着青年失业问题的显性化，对青年的就业支持与援助才正式发展起来。早期，针对青年的就业支持与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残疾人等具有特殊困难的弱势群体，但随着青年失业与就业问题的全面显现，就业支持与援助的对象几乎覆盖所有的失业青年和未就业青年，而求职和就业遇到困难的长期失业青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等则成为重点对象。
目前，中国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体系的主体除了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公共就业服务系统之外，还包括大中专学校的就业服务部门以及少量公益性、慈善性社会组织。就具体方式而言，目前的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措施集中在劳动力市场的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就业信息的媒介来增加劳动力市场供求之间的对接和匹配；二是通过岗位创造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三是着眼于劳动力供给的质量，通过就业指导、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提升青年的人力资本和竞争能力。第一种方式即传统的就业信息服务，在信息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价值正在急剧衰减；而且其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不大可能成为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的主要方式。第二种方式对残疾人等具有特殊困难的弱势群体较为有利，但市场经济中能够创造的公益性岗位数量有限；同时，这种方式忽略了个人能动性，不利于青年自身能力的提升，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不具备可持续性，难以应对未来的失业风险。第三种方式强调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关键是青年自身，这正好契合“助人自助”的专业助人理念，因此，不仅成为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的主流方式，而且被认为是应对“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等新挑战的制胜法宝。【注：吴小芳.欧洲福利政策的转型及其启示［J］.学术论坛，2013(1):96-101.】
对青年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重视建立在人力资本假设之上。人力资本假设认为导致青年失业和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其人力资本积累不够，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以及求职技巧等方面存在欠缺。因此，解决之道是通过就业支持与援助来强化青年们的人力资本。【注：LIANG Jianqiang，NG G T，TSUI M，et al.Youth unemployment：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7，17(5):560-578.】然而，基于人力资本假设的就业指导、培训和教育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它忽视了构成青年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其他维度。除了人力资本之外，能力因素（如适应能力、转变能力以及对挫折、压力的吸收能力等）以及社会资本因素对个体的就业竞争力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不是简单的就业指导、培训和教育所能解决的。其次，它遮蔽了导致青年就业问题的其他因素。例如，实务工作者发现，导致一些青年失业和待业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职业技能不足，而是缺乏求职与就业动机；对于这样的青年，即便提供了职业培训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会参加，这在青年尼特族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最后，单纯的职业指导、培训和教育难以适应变化，也不能有效规避就业风险。劳动力市场同样处在变迁与发展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希望通过职业培训和教育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应对就业风险，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对一些失业人员进行了建筑业从业技能的再培训，不料不久之后，德国建筑业就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注：LECHNER M，MIQUEL R，WUNSCH
C.The curse and blessing of training the unemployed in a changing economy：the case of east Germany after unification ［J］.German economic review，2007，8(4):468-509.】类似地，电子商务兴起之后，中国很多地方针对失业青年开展了电子商务领域的培训工作，但事实上，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渐趋饱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大为下降。正因为存在以上这些局限，单纯提升青年人力资本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成效有限，研究发现，“培训对于促进青年就业的效果并不十分显著”【注：公雯雯.社区青少年职业发展需求与职业培训政策应对［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2.】。
这也意味着，要想向青年尤其是那些遭遇失业等就业问题的青年提供有效的就业支持与援助，还需要探索新的路径和模式，而这也正是本书的核心任务。
具体而言，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除了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之外，如何向遭遇失业等就业问题的年轻人提供有效的就业支持与援助？在梳理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市场政策变迁和青年就业支持政策发展的基础上，本书借鉴抗逆力（resilience）和就业力（employability）理论，并结合实践中向青年提供就业支持与援助的探索经验，提出以失业青年抗逆力建设为中心的就业支持与援助的新路径，以期提供更为精细化的就业支持与援助。
同时，既往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目前的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工作主要依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导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为政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具有较高权威性和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等优势。在早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承担政策宣传、信息媒介和统计报告等职能，现在虽然也发展出职业指导、创业指导、技能培训、求职训练、青年实习与见习等服务，但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高度依赖于失业青年的主动性。如果失业青年缺乏主动性，则难以获取相关服务。以上海市为例，该市建立了庞大且相对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但据对该市静安区的调查，发现失业青年中主动与就业服务机构和就业援助员保持联系并通过其介绍工作岗位的只占28.36%，另有71.64%的失业青年很少或几乎不与就业服务机构和就业援助员接触。【注：张坚.从公共职介角度对城市失业青年就业问题的研究：以静安区为例［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17.】这导致公共就业服务的受益面和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例如，一些地方试图组织失业青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但实际参加者寥寥无几。此外，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不足也是影响服务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近年来也在强调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建设，但主要囿于职业指导领域（表现为职业指导师资格），而实践当中，除了求职指导与职业培训之外，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往往还要用到心理咨询、压力管理、社会支持、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专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不足导致他们“开展具有实战指导意义的职业指导的力度也十分有限”【注：张坚.从公共职介角度对城市失业青年就业问题的研究：以静安区为例［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23.】。这一问题同样表现在公益性的就业援助组织当中，调查发现，就业援助机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不足、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度很低【注：丁敏.社会组织参与失业青年就业援助项目研究：以A助业服务所就业援助项目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0:35-36.】，因而无法向求职者提供“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注：韩克庆.中国就业救助研究报告20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6.】。
因此，本书除了探索以抗逆力建设为中心的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的新路径之外，还强调社会工作的介入。如前所述，影响青年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并非单纯的求职技巧与职业技能，而是包括职业动机、适应能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一种综合能力。要建设和提升这种综合能力，社会工作等助人专业可能具有独特的优势。事实上，虽然目前社会工作等助人专业在青年失业与就业问题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但一线工作者已经发现它们的重要价值与潜力。例如，广州一些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基层工作者在开展社区青年就业服务工作中发现提供单纯的就业信息和求职技巧培训意义不大，于是提供技能培训和心态辅导等深入的社会工作服务。【注：郑艳秋.广州市政府购买就业服务研究：以A区B街为例［D］.广州：暨南大学，2016：16.】类似地，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些就业服务人员发现单一的职业指导已经难以适应需求，于是发展出“个性化指导”“职业指导 心理咨询”等新的工作模式，【注：杨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600余人次！这位“首席”凭实力出圈［EB /OL］.［2020-06-17］.http://rsj.sh.gov.cn/ttpxw_17107/20210723/t0035_1401088.html.】这些新模式的共同特征是超越了以往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求职指导和职业培训，转而注重以能力为核心的综合性服务并吸纳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助人专业的方法与技巧。在吸纳这些新模式并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本书试图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失业与就业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具体分析社会工作在以抗逆力建设为中心的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社会工作专业成长伊始就同失业者打交道，这主要是因为失业者往往是穷人的代名词，而社会工作最早期的使命就是帮助穷苦的人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顿问题。虽然也能认识到贫穷与失业的关联，但帮助人们就业并不是早期社会工作的直接目标。同样，关于社会工作介入失业与就业服务的研究出现得也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世界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出现，帮助人们尤其是失业青年就业成为一个直接而紧迫的任务，众多发达工业化国家调整了就业、福利和社会政策，使得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出现“激活”转向。在此背景之下，一些社会工作专家也发出了倡导和呼吁，强调可以发挥社会工作等助人专业的优势，在促进失业者就业方面有所作为。在国内，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的历史更短。2004年，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开始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向失学失业的社区青年提供就业支持服务。【注：蔡忆.论青年就业服务领域中社会工作的介入：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年事务中心的实践为例［D］.上海：复旦大学，2007:28.】从2010年开始，广州市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依托街、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引入就业援助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以社会工作专业辅导为核心的就业援助新模式——“就业携行计划”。【注：郑艳秋.广州市政府购买就业服务研究：以A区B街为例［D］.广州：暨南大学，2016.】近年来，为了破解公共就业服务力量不足的难题，更多地区采取政府购买就业服务的模式，使得更多的社会工作机构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例如，成都市金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成都市金牛区百事可托服务中心”“成都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社会工作机构达成合作协议，由这些社会工作机构向辖区内群众提供专业化的就业服务。【注：苏超峰，冯克荣.关于开展政府购买精准就业服务的探索实践［J］.四川劳动保障，2018(8):31.】这些项目大多是综合性的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年人。
在研究方面，对社会工作介入失业支持与援助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不多见。米勒（Jane
Millar）和奥斯汀（Michael Austin）回顾了“从福利到工作”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工作的参与情况，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在英国和美国，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有限，相关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公务员实施，而一些北欧国家、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澳大利亚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服务质量的改善，而我国香港地区的社会工作者更直接地与弱势群体合作来促进就业。【注：MILLAR J，AUSTIN M.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in welfare to work program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cy and practice ［J］.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2006，5(2/3):149-158.】林桂碧总结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就业服务经验，认为借鉴社会工作的个案管理方法设置的“个案管理员”可以为失业者提供资源链接或情感支持、激发自主性、提升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等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与此同时，通过信息、经验分享可以提升传统的就业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注：林桂碧.社会工作与就业服务：个案管理于就业服务之运用［J］.辅仁社会研究，2012(2):81-120.】蔡忆基于上海市社会工作机构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社会工作在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服务中的四项功能，认为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心理支持、协助失业青年与就业服务者进行双向沟通、整合资源以开拓就业渠道以及推进相关社会政策的修订。【注：蔡忆.论青年就业服务领域中社会工作的介入：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年事务中心的实践为例［D］.上海：复旦大学，2007.】梁健强等社会工作学家在强调青年失业者面临的过渡性障碍和结构性障碍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香港地区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的实践经验，根据前人提出的4E模型发展出社会工作介入失业青年就业问题的5E模型，主张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功能是建立“生态联系”。【注：LIANG Jianqiang，NG G T，TSUI M，et al.Youth unemployment：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7，17(5):560-578.】
在社会工作介入之后，就业支持与援助工作逐渐超越了早期就业服务仅仅关注信息媒介和人力资本提升的模式，开始考虑向失业者提供专业化的综合性帮扶。然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类研究往往把所有的失业者视为一个整体，没有关注到青年失业者的特殊性，也没有注意到失业对青年与成年人的不同影响。青年处于从童年向成年的过渡阶段，能否顺利就业直接关系到个体生命历程的发展，因此，失业及相关就业问题对青年而言是一个重大挫折。从这一角度看，解决青年失业不仅是一个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还是一个积极应对挫折冲击并从挫折压力中破茧而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提升抗逆力不仅是帮助青年走出失业困境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就业支持与援助工作的有效抓手。
就世界范围而言，抗逆力研究起步于心理学领域对弱势儿童在不利家庭环境中成长与发展的思考以及生态学领域对生态系统遭受风险冲击后保持平衡能力的分析，后来这一概念工具被广为接受，用于探讨从儿童到老年人等广泛的群体在贫困、暴力、虐待、灾难、疾病等一切逆境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除了理论探讨之外，实践中如何建设、提升和促进抗逆力也受到关注，这在心理治疗、社会工作、社区发展、城市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等实践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如此，关于失业青年如何应对失业挫折的抗逆力研究却受到忽视。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布西（Margherita Bussi）等人通过对英国和挪威两国失业青年的经验调查，发现教育背景、公共就业服务、志愿服务经历以及个人的社会网络等因素都有利于提升失业青年的抗逆力和转变能力。【注：BUSSI M，SCHOYEN M A，VEDELER J S，et al.Social resilience in facing precarity：Young people“rising to the occasion”［M］// Negotiating early job insecurity:Wellbeing，scarring and resilience of European youth.London：Edward Elgar，2019：139-160.】但这类研究并不多见，而且也没有深入探讨如何提升失业青年抗逆力等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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