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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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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书成书问题的研究，也促使古书体例成为文献学、古文字学中重要的一个领域。尤其在近二十年，学者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勘，在探索古书成书的一些规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此系统全面回顾这段学术史已成为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台阶。本书《辨伪与存真：百年来的古书体例研究》即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这段学术史，并辅以古书成书问题的相关个案探讨，是古书体例研究领域一部有意义的著作。全书分为古书体例与辨伪、古书与校雠学、古书与出土文献三个角度的研究，列举近现代学者对古书研究的观点、思想、方法，并加以熔铸提炼，试图归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并举出大量实证，以窥见古书成书研究的一些门径，最后一章是作者本人对几种古书篇章的个案研究，显示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用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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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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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伪与存真：百年来的古书体例研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近百年来在古书体例、古书成书研究方面的学术史，并辅以古书成书问题的相关个案探讨，是古书体例研究领域一部有意义的著作。近百年来，出土文献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书成书问题的研究，也促使古书体例成为文献学、古文字学中重要的一个领域。本书分为古书体例与辨伪、古书与校雠学、古书与出土文献三个角度的研究，列举近现代学者对古书研究的观点、思想、方法，并加以熔铸提炼，试图归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并举出大量实证，以窥见古书成书研究的一些门径，最后一章是作者本人对几种古书篇章的个案研究，显示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用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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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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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争，男，1983年生，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后（2012—2014），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后（2014—2017）。现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国学经典与传统文化。在《史林》《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发表有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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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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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辨伪与考信：古书真伪与古书体例
第一节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梁启超的辨伪学研究与古书体例
第二节 由疑到信：胡适、傅斯年对疑古辨伪活动的态度转变与古书体例
第三节 与其辨真伪，无宁考年代：罗根泽的诸子考辨与古书体例研究
第四节 伪书通考：张心澂对古书辨伪规律的总结与古书体例
第二章 古书自有其读法：基于校雠学的古书体例研究
第一节 读书当识体而得法：孙德谦的古书体例研究
第二节 古书的体与义：刘咸炘的古书体例研究
第三节 古书自有其读法：吕思勉的古书体例研究
第四节 目录之学与古书通例：余嘉锡的古书体例研究
第三章 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简帛文献与古书体例研究
第一节 对古书的再反思与古典学重建：李学勤、裘锡圭有关古书研究的思考
第二节 由古书辨伪学到古书年代学：郑良树、李零的古书体例研究
第三节 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古书成书与古书体例研究的深化
第四章 中国早期文献的生成与流传：基于古书成书个案的讨论与思考
第一节 古书成书研究的概念与模型：以先秦、秦汉《老子》文本与流变为中心
第二节 古书成书的类型学：以册命文档与“书”篇生成为中心
第三节 古书成书与重思学术史：以《诗经》文本与汉代《诗》学家派为中心
附录 辨伪与求真：百年来的古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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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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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宁镇疆
赵争博士的《辨伪与存真：百年来的古书体例研究》一书即将付梓，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序，无论就作为他的导师还是就对这个课题的了解来说，我都觉得责无旁贷。赵争博士曾从我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继续在上海大学从谢维扬教授读博士，我们从“师生”又变成了“同门”。博士毕业后赵争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从刘钊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由于上大人事制度的变化不能直接入职，就从我又做了一站博士后（师资）研究。入职上大后他成为我的学术团队的重要成员，我们又成了“同事”。可以说，我算见证了赵争博士“入行”的整个过程：本科学的水利，硕士出过诗集，现在则是标准的“学术青椒”了。
本书涉及的百年来古书体例及年代学反思，严格来讲属于学术史的范畴，这一点赵争博士当初在其博士论文中即有涉及，后来他又结合出土文献申请到上海市哲社课题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完成得非常出色，结项获评优秀（《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18日第5版赵争博士有专文对此课题进行介绍），鉴定专家对赵争博士所做的研究是高度认可的。我觉得赵争博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除了他的勤奋、用功之外，关键在于他是把“学术史”当学术来做的，因此这样的“学术史”研究也是有“学术”含量的。这些年看到的很多硕博论文，学术史或曰学术史综述部分，有不少都写成了史志目录：单纯堆砌书目，开列清单。“学术史”与自己的研究基本上流于两张皮：前人的研究与自己的研究是何关系？自己的研究如何能做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少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他们做的“学术史”因此只是蜻蜓点水、虚应故事，这样的“学术史”可以说就完全背离了“学术”的初衷。
当然，就赵争博士本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对学术史的反思和梳理也是学术理路内在的必然要求。当下由出土文献所催生的古书形成研究，古书体例是其中要探讨的重要内容，而“古书体例”之称最直接的源头便是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这些年学者做与出土文献相关的古书体例和年代学研究，每每都承认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早已导夫先路，所论多能与出土发现合辙。而且，诚如赵争博士本书所总结的那样，仔细梳理学术史，其实我们会发现彼时像余嘉锡先生这样于古书体例有如此通透认识的还多有其人，像本书提到的孙德谦、刘咸炘、吕思勉等先生就是如此。实际上，晚近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上述诸位先生的古书体例及年代学研究做过总结，而赵争博士此书则将其置于古书体例及年代学探索的整体学术理路中去考察，以观察那个时代学者的“同频共振”。这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约而同”，一方面显示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或从“体义”或从“读法”入手，虽取径不同，但却大多又指向“古书体例”及年代学这一共性问题，这又适足以说明古书体例及年代学研究在学理上也有其科学性。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出土文献作参照，无论是古书的“体义”或“读法”，都颇有可说，但前人“说”过的却不可不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书可以说是“一条流淌的河”：出土古书在“上游”，传世文献在“下游”。上述孙、刘、吕、余等诸位先生所见，可以说是就“下游”情况所做的判断，而我们是既看到了“下游”又看到了“上游”的情况。我们对“下游”的情况可能远没有前述诸位先生谙熟，但我们今天却有获知“上游”情况的优势。今天的古书体例研究实际上是在上述诸位先生的基础上“接着讲”，“接”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前人的工作领会、吃透，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工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正是此一课题学术史回溯的意义所在。当然，鉴于古书上、下游之间的历时性变迁和落差，“下游”并不能包举“上游”，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获知“上游”的优势对前人工作进行检视。晚近颇有学者在做对《古书通例》进行增补的工作，就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推进。
厘清古书演进的上、下游关系，我们就可发现20世纪上半叶以疑古为主要特征的古书辨伪学，其实与前述孙、刘、吕、余诸先生一样，也不过是就“下游”的情况进行解读和立说，因此广义上他们都属于“第一次反思”，只不过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颇有不同罢了。在出土简帛古书发现之前，他们的工作与上述孙、刘、吕、余诸先生为代表的技术路线整体上构成了“第一次反思”中的两种不同方向，赵争博士称之为“相反相成”。当然，由于辨伪及与之相关的疑古运动的巨大声威，辨伪这样的对古书体例及年代学的解读路线，其影响一度曾远超基于校雠学的古书体例研究。但晚近简帛古书的大量发现，证明虽同样是立足于“下游”，基于校雠学的古书体例研究较之辨伪学显然要更得其实。有鉴于此，有学者建议用相对中性的“古书年代学”取代传统的辨伪学，对此文献学领域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至少就“上游”的情况来看这个提议还是有其合理性，因为就出土简帛古书的实际情况看，传统辨伪学的一些基本设想可能都陷于凿空。这方面学者已经指出，相较于上述孙、刘、吕、余等直接立足于古书体例及内容本身的路线，近代重在疑古的辨伪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甚至是成见先行，认为伪书都存在作伪动机，而作伪又都是要“托古改制”（主要受经今文学影响），可参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弄得伪书之伪，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意识形态”。而且，就辨伪学的实践看，其归纳的模式也相对单一，于是我们就看到《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的辨伪几乎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今天由简帛古书的发现，学者对古书形成的研究已经推进到类型学这样的高度，反观过去的疑古辨伪，可以说无论就话语系统还是解释模型来看都已显陈旧和单调。因此，赵争博士主张当前的古书形成或年代学研究相对传统的辨伪学实际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更新，这是很有见地的概括。或许有辨伪学者会说，伪书的形成也存在如赵争博士所概括的“动态的”、“长时段”的现象，但这种“动态的”、“长时段”与“上游”简帛古书所昭示的形成过程有根本的不同。就出土的简帛古书的情况看，早期的古书大多不能以简单的真、伪来评判，即《汉志》的所谓“依托”，其实也不是“伪”的问题。就此我还想说，不只辨伪学需要范式转换和更新，其实与古书体例及形成有关的古典目录学恐怕同样也需要更新。因为我们的古典目录学都是推本于《汉志》，那是汉人所做的图书分类（也算一种对古书体例的认知体系），相对前面提到的古书流传的上、下游关系，《汉志》其实只算“中游”，虽然去古未远，但就目前出土的竹简古书来看，春秋或西周时期的古书体例、分类显然与《汉志》又有不同。我们看《国语》所记申叔时答楚庄王傅太子之教的“诗”、“礼”、“令”、“语”、“故志”、“训典”之类，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分类，它们与《汉志》所载就不尽相同。这当然与彼时的官学或贵族文化密不可分，说明古书体例虽然直接探讨的本体是“书”，但其外部环境同样不可忽视。求“书”于“书”外，这恐怕也是将来古书体例研究有待深入开掘的领域。
古书体例、年代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古书形成问题研究，十几年前，还是非常“小众”的话题。如果你跟别人说在做这个研究，对方甚至都不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但晚近以来，随着出土发现的渐趋增多，特别是清华简、安大简中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竹简古书大量公布，这一问题才越来越成为“问题”。据我的观察，无论古文字、古史、古代文学还是治思想史的学者，他们涉及出土文献的讨论中每每都会谈到古书的形成过程问题，表明这个问题即便在不同领域的学者间也已经达到充分的自觉。从这个角度讲，真的是“形势比人强”。就个人相对比较了解的古史研究来说，与古书体例相关的古书形成过程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古史研究首先就要面对史料，研究史料首要的任务就是辨析其年代和性质，而古书文本无疑又是最为重要的史料。因此，古书体例及形成过程的研究，广义上可视为古史史料的范畴，是为古史研究打牢根基的工作，绝非末技小道。随着各种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当下与古书形成有关的古书体例、古书年代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长足的进步。比如古书年代学已经区分出语料的年代、内容的年代、成书的年代等不同层次；在古书形成模式方面，现在学者也归纳出了更多的“类型”，赵争博士本书第四章中的部分内容即属古书形成模式类型学的一些个案式的考察；学者还从竹简的物理形态入手考察其对古书篇、章结构形成的影响；简帛古书关联着书手（抄手）与阅读者两方，学者指出要重视双方的书写或阅读习惯、文化素养甚至情势缓急等因素对古书形成的影响；就大的流传环境而言，官、私两种环境对古书形成的影响也多有不同。这些古书体例或形成研究的纵深推进，也必将对古史史料学、古史研究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2019年我们以“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并顺利获得立项，赵争博士在课题设计及组织实施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也相信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积累和专业素养，一定可以在本课题的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学界增益更多新知。是所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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