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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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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榦先生著作集》分上下两卷，收入劳榦先生的作品146篇，全部文章在大陆第一次结集出版。劳榦先生发表过的文章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这次收入的按主题主要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史学理论与中国史问题、上古史及相关问题、秦汉史及相关问题、边疆史与中外关系史、思想与宗教、文字与文学、艺术与博物、自述与怀人、书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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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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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榦（1907—2003），字贞一，著名历史学家，又擅诗词书法。祖籍湖南长沙，出生于陕西商洛。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旋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台湾大学兼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留居美国，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退休后为荣誉教授。劳榦的研究方向以秦汉史为主，最突出的贡献是整理与考释居延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均有深入研究。代表著作有《居延汉简考释（释文）》（1943）、《居延汉简考释（考证）》（1944）、《秦汉史》（1952）、《魏晋南北朝史》（1954）、《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1976）、《成庐诗稿》（1979）、《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2006）、《劳榦先生学术著作选集》（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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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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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卷
史学理论与中国史问题
历史的考订与历史的解释
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问题
中国历史上治乱的周期
本国史教科书中的若干问题
龙冈杂记 正史
几种古代史上不成问题的问题
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近代中国史学述评
上古史及相关问题
由九丘推论古代东西二民族
论禹治水故事之出发点及其它
《尧典》著作时代问题之讨论 (其二)
再论 《尧典》著作时代
从甲午月食讨论殷周年代的关键问题
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证的结果及其处理的方法
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
释狄与築
释士与民爵
秦汉史及相关问题
秦代史论
秦郡问题的讨论
秦汉时期战史
汉代的吏员与察举
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
汉代的政制
西汉的臧贿事件
三老余义
干支与纪年
汉简中之武帝诏
从汉简论 “使君”之称及东西堂之制
从汉简中的啬夫、令史、候史和士吏论汉代郡县吏的职务和地位
从汉简资料讨论历史走向、社会走向
近六十年之秦汉史研究
边疆史与中外关系史
秦汉帝国的领域及其边界
两汉政府在西域的经营
汉代边塞的情况
汉代的 “塞”和后方的重点
唐五代沙洲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
二千年来的中越关系
思想与宗教
从士大夫到小市民
汉代知识分子的特质
论东汉时代的世族
论中国国故学上的分工
从制度方面讨论中国文化的展望
儒家正统司马光
儒道与真常
古代思想与宗教的一个方面
论宗教的发展与中国的宗教
未来世界最适应的宗教:佛教
从文化传统及文化将来讨论大乘佛教在中国及世界的前途
佛教的异化与佛教前途
道教中外丹与内丹的发展
论炼丹术中用铅的开始
下 卷
文字与文学
十干试释
六书转注试释
古诗 《明月皎夜光》节候解
古诗 《羽林郎》篇杂考
枚乘
蔡琰 《悲愤诗》出于伪托考
陶渊明行年杂考
《桃花源记》偶记
李商隐诗之渊源及其发展
李商隐 《燕台诗》评述
《李商隐评论》所引起的问题
说王国维的 《浣溪沙》词
论神韵说与境界说
诗的感受
中国的社会与文学
论文章传统的道路与现在的方向
对于白话文与新诗的一个预想
旧诗和旧诗上的启示
欢迎胡适之先生并谈语文运动
五四新文学的洗礼
论兴办一个中国文学专科学校
艺术与博物
敦煌壁画的艺术
敦煌艺术的一个介绍
敦煌壁画与中国绘画
敦煌及敦煌的新史料
千佛洞壁画图案的分析
伯希和 《敦煌图录》解说
《敦煌千佛洞》
汉画
汉代刚卯的制度
谈古舞问题
中国的石质雕刻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物
早期中国符契的使用
南北朝至唐代的艺术
“国立”历史博物馆汉唐文物特展的介绍
中国书籍形式的进展
说简牍:“书籍与印刷术之发展”讲演稿的前论
从木简到纸的应用
说类书
周秦两汉的 “阙”
中国建筑之周庐与全部设计之关系
论国都的建置及唐代以前的都邑设计
龙冈杂记 床与席
龙冈杂记 大石与小石
自述与怀人
劳榦教授的自述
大学时期以前的回忆录———童年时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读物
大学时期以前的回忆录(续)———童年时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
读物
关中杂忆 (一)
关中杂忆 (二)
二度陕北行——关中杂忆之三
学成之前 十年忧患——关中杂忆之四
暂游万里 少别千年——关中杂忆之五
宁羌旧事——关中杂忆之六
追悼胡适之先生并论 “全盘西化”问题
胡适之先生不朽
纪念傅孟真先生
对于李济先生的简单叙述
李济教授的学术地位
董彦堂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怀念
忆陈寅恪先生
记朱家骅先生
记袁守和先生
悼济安
书信及其他
与李树桐教授论史事书
劳榦教授来信
廖伯源《试论光武帝用人政策之若干问题》之审查意见
汉故郎中赵菿残碑 (跋二)
资中城墼 (封面说明)
重印 《新疆建置志》跋
“零与一”只是常识问题——劳榦先生的来信
关于中文直行书写——劳榦先生来函
对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
对于观光事业的几个意见
谈读书
恶性补习问题
关于民俗改善
佛与菩萨的 “性”的问题
中国人的饮料问题
略论在美国的华侨
美国的人种与华侨
美国的交通
关于张骞墓
龙冈杂记 高适籍里
阳关遗址的过去与未来
河西走廊
长安今昔谈
建设首都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市区扩张与江北工业区的建立
对于南京市的几点认识
南方型的城市与北方型的城市
华北名城与名泉
玄奘
《中华百科全书》十个词条
和 《千家诗》七绝四十首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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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近六十年之秦汉史研究
当清末及民国初年，史学方面注重的差不多都是上古史和近代史。秦汉史部分虽然因为敦煌汉简的发现，王国维和罗振玉做过一些，不过比起上古史来，受人注意的分量就差得多了。尤其在古史辨成为主流的时代，全国学者的视线差不多都集中在上古史上，即使牵涉到两汉思想问题，两汉思想也不过上古史的附属罢了。但是时间久了，这一段空白总会填上去的，到了近四十年中，秦汉史一段也有相当的成绩了。
在这许多年中，任何一段历史的研究都是千头万绪，几乎无法做一个简而不漏的叙述。这篇因为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也只能就秦汉史的趋向来概括说明一下，其中显然充满了主观的看法。尤其对于作者自己的工作和意见，是比较上更为强调的。这是作这种文字不可避免的现象。当命笔之初，本想写一个极端客观性的文字，无奈想了一个多月，简直无从命笔，所以现在仍然用的是主观的写法。只希望读者知道这是由于写法便利上的原因，对于轻重上另外有读者的衡量就可以了。
汉碑早已受人注意的，自从《水经注》著录汉碑，到宋代洪适作《隶释》和《隶续》。到了清代如吴玉搢的《金石存》，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在汉碑方面都曾有相当的博采，而马邦玉的《汉碑录文》搜集的汉碑更为详备。至于汉画像及汉阙，那就牛运震的《金石图》和冯云鹏的《金石索》也都注意到。但是最重要的，是近代考古学的开始，要算清末沙畹(E.Chavannes)对于汉代画像及汉阙的调查，和斯坦因(M.Aurel Stein)对于甘新两省汉代遗址的发掘。其中以在敦煌县境内汉代长城遗址附近所找到的汉代木简最为重要。
这些木简，斯坦因交给沙畹，请沙畹作释文，沙畹作了释文，印了出来。不过沙畹究竟是法国人，对于中国文字的训练的基础方面，比起来当时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当然要逊一筹，所以沙畹又请罗振玉和王国维再来做进一步的工作。罗振玉和王国维做成以后，在民国三年发表《流沙坠简》。关于历法古书一类是罗振玉做的，关于有关屯戍方面，如同兵制、官制、经济、交通等等项目是王国维做的。就有关汉代历史的重要性来说，王国维所做的部分，当然更为值得重视。
到民国十九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员贝格曼(F.Bergman)在宁夏省的额济纳河沿岸，即汉代的居延障塞地方，发现更多的汉代木简。先由马衡和傅振伦加以整理及编号，再由余逊、向达、贺昌群和劳榦做释文的工作，释文才初步的做完，北平即沦陷到日本人的手中。幸原简由徐森玉携出，在香港由沈仲章经手照像，在香港未沦陷以前，沈仲章把原简运到美国(现已运回台湾，此批汉简到美后即严密封存。运回台湾后开箱检查时，亦请监察院派监委点数。较原简照像时颇有损失，当系沈仲章寄美之时，因日本军旦夕将到，匆匆收存，未能详细清点之故)。而原简照像的最大部分亦由沈仲章寄至四川李庄(不是全部，稍有残缺。亦是沈仲章未来得及的原故)。因为从前在北平做过的旧释文全遗失了，再由劳榦重新再做一次，即在李庄用最简单的石印方法，印成为《居延汉简考释》。
居延汉简因为材料丰富，原来王国维做敦煌汉简研究时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用居延汉简的材料，就可以解决。例如烽燧上的组织，是都尉以下，再有候官、候长和燧长。候官比县，候长比乡，燧长比亭。只是县乡亭之内都有人民，而候官、候长及燧长之下只有军吏。再和军队的组织比较，那就都尉比校尉，校尉以下的曲(有军候)比候官，曲下的屯(有屯长)比候长，然后什伍中的什长比亭长。这就表示着，郡县、乡亭、烽燧和营伍的基本组织是出于一源的(只有乡以下分为亭和里，亭管治安，里管户口。其情况与警察派出所与里公所的关系)。这些都要靠居延汉简的材料来分析证明的。从汉简的地方制度出发，推衍到汉代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方面为政治组织，其另一方面为军事组织。
这虽然属于汉简研究的推衍部分，但却是汉代政治方面的了解一个基本因素。关于政治组织方面，首先要说的是中央政府组织。而中央政府组织，需要首先了解的:(一)汉代的内朝和外朝， (二)秦汉九卿的演变。内朝问题在《汉代的内朝与外朝》(《史语集刊》十三本)及《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清华学报》第八卷(二)期)，都有解答。
关于内朝的重要性，从前的学者已略知一二，但内朝的开始是在武帝的时期，对于内朝的记述，却晚到三国时代。那时的记述，只能算为一种参考，对于内朝的发展，未曾详述，尤其尚书一署是内朝和外朝的关键，竟然未曾说到，以致叙述不明，这是需要重新订正的。至于秦汉的九卿，因为经过多次增设和更改，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有一个明白的考订。
九卿到汉代实际上的数目可以到十四，如其加上太子太傅、水衡都尉一类的官职，相当于卿的就更多，历来学者一直没有方法去追溯，在《秦汉九卿考》中(《大陆杂志》十五卷十一期)就从“升格”(如“令”的官职本次卿一等，中大夫令及郎中令就是从“令”升格的)，及“析置”加以分析(如内史分为左右内史，再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又从内史分为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司农，即到西汉之末，以一卿析为四卿)。照这两个标准去减，就成为太常、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少府、内史、中尉九卿。这样就可以澄清历来许多争执问题。
至于地方政治组织，如刺史、太守、县令的职守及其属吏，边部的特殊现象，西域方面的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地方属吏中文吏和武吏的分别，县以下乡亭的组织等等，也都可以从汉简中得到很多的证据。除去劳榦做汉代政治制度，严耕望也做的很有成绩。他的《西汉太守刺史表》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中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都做得很好，也非常有用。
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一样，凭着汉简的记载，也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形象。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一篇中，指明了正卒、戍卒、徭役、募兵和刑徒的应用，以及东汉时代各地方对于民兵的调发。因为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的分析，这是宋代钱文子《补汉兵志》以来所未曾做到的。除此以外，汉简可以牵涉到的社会和经济方面也非常广泛，在中国及日本方面
也都获有不少的成果。
汉简研究牵涉十分广泛，参预这项工作的，有成绩的人颇为不少。除前面已经叙述的以外(日本方面也很有成绩，因为本篇篇幅有限制，所以专以中国方面的成绩为限)，还有高平子、李书华、董作宾、陈槃、夏鼐、饶宗颐、王梦鸥、陈梦家、陈邦怀、陈直、严敦杰、于豪亮、钱存训、苏莹辉、陈公柔、陈仁涛、费海玑、沈元、黄烈、许倬云、张春树、金发根、邵有梅、马国权、楼祖贻等，而近来马先醒的新研究亦很值得注意。
除去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一九五九年在武威发现的武威汉简也可算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武威汉简是两部《仪礼》，这两部《仪礼》是后苍的《仪礼》，属于今文学的抄本，和现传庆氏礼属于古文本的不同。从汉末郑玄编注五经以古文本为主，后来王肃注经也采用古文本，唐代《五经正义》也采用郑王二氏。现在除去春秋的公穀二传所用的《春秋经》为今文以外，其他各经古文本都已不存。清代学者做今文经的辑佚也只得零星的搜集，无法得到今文原经的全貌。所以清末做今文经学的人例如皮锡瑞的著作《经学通论》及《经学历史》就认为是一个不可挽救的损失。除去在石经中再求点片段以外，也无其他好办法，因此今文和古文究竟差异多大，也成为谜的问题。现在武威汉简的发现，给今文和古文一个全部对勘的机会。可是勘校的结果，发现差异并不如想像那样的大。这就可以解决古文和今文间不必要的疑窦了。
随着汉简的发现，汉纸也发现过几次。中国造纸是世界造纸的直接来源(埃及的纸草和现代的纸，除去名称相同，造法全无关系，可不置论)。在这些年发现的，时期最早的要算灞桥的纸，而其上有字的(大约是东汉时期的)，要算居延的纸。从纸的实物研究，也就显出纸的来源和纸的进步。除去劳榦那一篇以外，如周法高、凌纯声、钱存训都有更多的解说。汉代的交通当然以舟船和车为主。一般的道路靠着马车和牛车，而汉代建都西北，又靠着东方(以及南方)的漕运来供给都城的粮食，有时还供应西北的边防。这是要靠舟船。
关于车的形制研究方面，这六十年中有很大的增进。在此以前清代的学者，例如戴震，例如阮元，都只能根据《考工记》来仿造。因为未曾根据实物，取复原的形制，实际上不能行动。到新郑发现了车器，因为已经扰乱，所有的金石学家都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到安阳的商车、浚县的战国车、宝鸡的周车，以及最近河南三门峡的春秋车、辉县的战国车发现，材料一天一天的多，再比较汉画中的车，及长沙发现的轺车就比较容易动手了，在这些材料未发表以前，罗庸已做了车的复原工作，以后做复原工作的还有王振铎、郭宝钧和石璋如。实际上商周的车和汉代的车属于同一类型，所以做车的复原工作就得互相参考。至于汉代的车所以能通达全国的，还靠栈道来做补助，陕西省的褒斜道是一个标准的栈道，在一九六四年时也有人做比较详明的调查了(此外余英时的《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也是在交通问题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关于汉代的舟船，在《汉代的陆运与水运》及《汉晋闽中建置考》两篇中就指明了汉代水运的重要性。只是这两篇论文发表太早，对于汉代舟船的材料无法把握。等到广东广州沙河区东汉墓陶船及广州皇帝岗汉墓木船的发现，这才充分解决了汉代舟船形制的问题，而包遵彭做楼船考证，凌纯声做戈船考证也就容易下手了。此外，研究汉代交通问题者，尚有谭宗义等。
汉代的人文发展，已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和战国时代铸铁的技术发展有关。因为铸铁技术的发展，刺激了农业的改革和牛耕的使用，因而土地大量的开辟，人口也大量的激增，就使得战国时代都市的规模和战争的范围也较以前远为扩大。到了秦统一天下，生产的方式仍然沿袭战国，汉代又沿袭着秦。这就是战国时代，一般历史家仍然算做东周晚期，但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却是对汉代较为接近而对于春秋以前的时代，差异较大。春秋时代已有零星的铁器出现，但是经过不断的进展要到战国中晚期才有可观的进步。近来一些发现，如辉县魏墓的铁器，还是用“固体还原法”，此较原始。到了长沙楚墓的铁铲、石家庄赵国遗址的铁斧、兴隆古洞沟燕国遗址的铁范等就是用的“高温液体还原法”。这是要用木炭把火力加到高温，使矿石还原，得到液体的铁，然后用模型加以铸造。在这种情形得到的铁是铸铁。铸铁中炭的成分较多，比较脆而易于断裂。但石家庄的赵国铁斧，就把刃部加以处理，即用鼓风炉屡次加热，屡次锻打，减少铸铁中的炭质就可成为钢铁(但是做的太过，就成为锻铁了)。这种把铸铁一部分制成钢铁，是需要相当的经验和手法的。
以战国时代的铁器为基础，到了汉代又得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已经有三角犁、凹形耒、斧、凿、锯等工具。到汉代时的铁器由于中央管制的原因，反而容易迅速的推行到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汉代的铁器比战国时的铁器更为加宽加大。其中辽阳三道壕在西汉晚期遗址，就发现一件巨大的犁，这件巨大的犁，证明了两牛耕种的事实。当然依照《崔寔政论》，这种辽东巨大的犁只是一个过渡的工具，到了东汉中晚期华北一带又进步到用一牛及轻巧的犁而得到同样工作的成绩。这种改造过的犁，三角下面尖部加宽，犁底的空槽加大，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效率。在中原各地如同山东滕县，安徽寿县，河北保定、石家庄，热河的承德，甘肃的古浪几乎华北到处都有发现，证明了汉代工具的改造及农业的进步。
中国铜制货币的应用，大概在春秋时代晚期已经开始，最先是比较大型的铲形的“空首布”，以后再逐渐缩小，形制也比较转为固定，变成铲形的“平首布”。一九五六年在山西芮城发现了窖藏，出土了战国时代的铲形布钱四百六十多个，其中包括的有韩魏燕赵等国的地名二十多处。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附近的呼家楼又发现了铲形布钱铸有地名的达五十多处。这些地名当然是战国时各国设治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就是所谓“城”或“邑”。这种城邑是古代封建时大夫釆邑的遗制。其中大小并没有一个一定标准，如同齐国之大，计有七十城，但西周只有三万口，却也有三十六邑。战国时城邑是有官去管的，等到秦统一天下，按照一个标准改为县，所以古代邑名不一定在汉代是有县治的。但是既然钱币用地名，那就官铸的可能比私铸为大。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出于私铸，而由地方官吏(如市长、市吏之属)加以监督的。到了秦代统一中国，开始铸造形式一致的半两钱，再经过多次的转变而形成汉武帝以后的五铢，一九五三年，在热河承德发现过一个西汉初年的铜矿遗址，一九五五年在西安汉代宣平门(旧汉城东面北部的城门)附近发现了西汉的铜锭，每块重市斤六十八斤，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而铸钱的工厂遗址，在长安附近也发现了六处，规模都很大，其中尤以宣帝时代铸造为多，这就看出来当时的国力了。
关于汉代画像方面，武梁祠和孝堂山两种石刻早已发现，清代又发现了朱鲔祠及两城山的画像，而更多的材料要算近六十年中的新发现。其中重要的，例如滕县画像及南阳画像都表现着不少汉代的生活。武梁祠和孝堂山有法国沙畹的重印本(此本最好，惜已绝版，市面流传不多)。再就是日本大村西雀及关野贞的印本，可惜都印得太小。至于容庚覆印的武梁祠，图形较大，可惜并不完全(其解释亦不如瞿中溶的题跋好)，原底亦不如沙畹的本子好。南阳画像有鲁德福(Richard C.Rudolph)及闻宥的考证。再就是沂南和安邱的画像，沂南画像有四十二石，七十三幅，安邱画像有一百零三块，而沂南画像中的宴饮乐舞历史人物神话故事的画像，其精美可以和武梁祠画像相匹敌。此外从对日抗战时期开始，直到最近几年四川各处出土了不少的画像砖。最著名的是农耕砖和制盐砖，其他如宴饮、六博、庭院等，表现汉代的生活也甚为重要。
汉代的画像也表现在石阙方面，过去著名的石阙如同嵩山三阙、王稚子石阙、高颐石阙、沈君石阙、樊敏石阙等等。石阙上多有浮雕刻画，可以和石刻画像相辅来互证。到抗战时期，在重庆附近及成都平原又都新发现过石阙，北方的石阙却以北平西郊新发现的秦君石阙最为罕见。
壁画或漆画是近六十年来新的发现，最先发现的是日本京都大学原田淑人等在朝鲜平壤(汉代为乐浪郡地)汉墓中发现的漆画人物及彩箧。以后又在营城子发现汉代的壁画。但是晚近中国人的发掘又在河北望都、山东郓城、山西平陆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壁画墓。其中尤其是望都的壁画墓最为值得重视。
至于汉墓的发现，最重要的当推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之墓。靖王及王后都有玉匣，这是从前未曾见过的。据《后汉书》卷四十一《刘盆子传》引《汉仪注》，说“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一寸半，下至足，缀以黄金缕，谓之玉匣”。过去的大墓，都被盗掘破坏，这算是惟一的仅存者了。关于玉匣的名称，一般的报道都称为“金缕衣”，这是错误的， “金缕衣”是唐代的名称，并且是唐代活人穿的衣服，而不是为死人埋葬用的。一般人未曾检到《后汉书》的《刘盆子传》，致有此失。至于一般的报道只据《汉书·景十三王传》中《中山靖王传》，说平帝元始时立广川王越的后人承继中山王一段，认为中山王胜有无后人大有问题，因而怀疑到刘备的祖先，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因为《汉书诸侯王表》明记中山靖王之后广平王汉到王莽篡位之时尚存，被贬为公，明年废，国绝，与本传不同。钱大昕《考异》指明中山靖王后为侯者二十余人，不应取自见绝之广川。确实不错。并且中山靖王后代为侯的，到王莽时当有一个相传未绝的樊舆侯。所以无论怎样说，中山靖王确实有不少的后人。汉代刘氏宗室，西汉晚期已有十万人，刘备出于中山王之后，为刘氏诸王之后人口众多的一支，既然不算贵重，也不会假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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