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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纽约时报》《野兽日报》年度好书
※ 获包括爱默生奖在内的多项学术大奖
※ 翻译名家梁永安先生精心译作
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重新评估近现代西方对帕特农神庙的正统诠释。带领读者深入古代雅典人的真实记忆，体会他们与卫城共存的秘密过往，找寻雅典另一种被忽略的意涵。
本书让帕特农的神话-宗教面向得以重见天日：这一置身雅典仪式生活中心的建筑，滋养着雅典人充满了强烈宗教情怀的心灵；其繁多而精美绝伦的装饰图像，讲述着这座城市生机盎然却潜藏幽暗的神话时代。读者们将意外地发现，在古代雅典人真实的世界观中，献祭、礼仪、记忆和民主彼此紧密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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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多年以来，西方文明珍视的价值——理性、民主与人性，被认为生根于希腊雅典，在帕特农神庙开花结果。帕特农被尊为西方最伟大、最具典范性的建筑，是古希腊文明重要遗产，也是今日寻访希腊时必至的朝圣景点。然而，人们对帕特农的认识深受启蒙运动以来逐步建立的偏见所影响，是现代西方为了强化自身文化与政治理想的愿景所建构出来的一种误读。
本书挑战了已成教条的传统理解，对这座宏伟、神秘且对雅典人身份有着终极定义性的建筑做出了别样诠释。作者康奈利将神庙置于古代史整体脉络之中，利用文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界最新浮现的文本和视觉证据，解开了困扰学者多年的横饰带浮雕之谜，试图恢复这座古典文化纪念碑的完整形象与意义，带领读者经由古人之眼，重新发现影响人类深且巨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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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琼·布雷顿·康奈利（Joan Breton Connelly），纽约大学古典学与艺术史教授，考古学家。曾在希腊、科威特和塞浦路斯进行考古挖掘工作，自 1990年代起主持塞浦路斯叶洛尼索斯岛（Yeronisos Island）的考古挖掘研究和田野学院。曾任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兼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96年获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俗称“天才奖”，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2007 年获美国考古学会优秀指导教授奖，2002—2004 年纽约大学 Lillian Vernon 讲席教授奖、塞浦路斯派雅市荣誉市民。著有《一位女祭司的画像：古希腊的女性与仪式》《希腊化时期塞浦路斯的酬神还愿雕像》《叶洛尼索斯 : 克丽欧佩托之岛二十年》等。
译者简介：
梁永安，台湾大学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目前为专业翻译者，译有《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老年之书》《文化与抵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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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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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圣岩：神话与场所的力量
第二章 帕特农神庙之前：诸神、怪物、宇宙
第三章 伯里克利时代的盛世：帕特农时刻及其消逝
第四章 终极牺牲：国父、国母、国女
第五章 帕特农横饰带：打开神庙秘密的钥匙
第六章 为什么是帕特农：塑造神圣空间的战争、死亡与记忆
第七章 泛雅典节：认同归属的表演与少女之死
第八章 细细刷洗过的遗产：最真诚的恭维与身份借用的局限
结语
参考书目
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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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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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座建造物，是那样举世瞩目、备受颂扬、久经检视、权威高耸，却又包含着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核心。被研究、被赞叹过许多世纪之后，在许多方面，帕特农神庙仍然是个谜。
落成于近两千五百年前（公元前四四七至前四三二年），帕特农神庙在过去三十年来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审视与研究。对神庙进行保护和技术分析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卫城修复工作队负责，带来了大量新信息，让我们更明白这巨构是如何规划、施工和建筑的。一些惊人的发现（例如在西门廊天花板花边上找到的鲜艳颜料痕迹）透露出神庙当初色泽缤纷。与此同时，从希腊文学、铭文、艺术史和考古学浮现的新证据也扩大了我们对帕特农神庙建筑所属的那个世界的了解。古雅典人的神话、信仰系统、礼仪、社会实践、认知结构乃至情感，如今都受到了一丝不苟的分析。但近年的新发现很多都无法契合于我们过去两百五十年来对帕特农神庙的理解。何以故？
从启蒙运动开始，我们对帕特农神庙及其象征体系的了解便是建构自研究者与诠释者的自我形象（self-image）。更何况，帕特农神庙已经成了西方艺术的图腾，乃至西方民主的象征。基于这些标签，我们把我们对何谓“文明”的标准一股脑儿投射到帕特农神庙。在望向这座建筑时，西方文化无可避免会看见自己。事实上，它只看到那些会恭维其自我形象的成分，或那些与民主制度有关的成分。这种相提并论受到帕特农风格一再被公共建筑模仿而强化。此风气开始于新古典主义运动而全盛于“复兴希腊运动”:自十九世纪早期开始，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便喜欢披上一个古典建筑的外观，以此传达一套价值观，暗示自己与雅典民主的全盛时期一脉相承。例子比比皆是，以下只略举三四：费城的美国第二银行（一八一一至一八二四年）、大英博物馆（一八二三至一八五二年）、华尔街的美国关税大楼（一八四二年）、费城吉拉德学院的创校者堂一八四七年）、华盛顿的财政部大楼（一八三六至一八六九年）、俄亥俄州州议会（一八五七年）、费城艺术博物馆（一九二八年）、美国最高法院大厦（一九三五年）。讽刺的是，这些毫不含糊的世俗场所并不知道它们是在模仿一种宗教性建筑样式。因为只关注政治和美学面向，我们轻易就安于接受帕特农神庙的既有图腾地位，忽略掉它最根本的角色乃是一处圣所。
任何有违传统理解的观点都会遭到否定，情形一如当初用来装饰神庙表面的颜料的残迹被当成不存在。对既有认知的批评被视为对西方民主社会整个信念体系的攻击。帕特农神庙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长期连接让任何新诠释皆受到激烈抵抗。但对当初创造帕特农神庙的人来说，它的意义绝不只是那些会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部分。要重新发现其深意，我们必须设法透过古人的眼睛看待这栋宏伟建筑。
把帕特农神庙和西方民主政体相提并论始自十八世纪。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是第一个主张个人自由与全盛古典风格有关的人。一七六四年，在其大有影响力的著作《古代艺术史》里，温克尔曼力主艺术风格的盛衰与政治领域的发展亦步亦趋，断言希腊艺术的巅峰时期正是出现在民主政体领风骚之时。九年后，他的学生里德泽尔把这个模式更向前推进，宣称帕特农神庙“是雅典民主的最高杰作”。
这种感情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三〇年）及紧接其后的阶段受到热烈拥抱。随着现代希腊国家诞生，曾帮助形塑它的欧洲列强建构出一些叙事，希望透过这些叙事让它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可回溯至雅典卫城的中心。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新任希腊国王奥托（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之子）正式宣布帕特农神庙为一古代纪念碑。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典礼中，国王与他的摄政、大臣、国家卫队骑在马上，朝卫城前进，尾随后面的是一支由年长公民、教师和其他贵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一行六十个雅典人，人人手持橄榄枝，而在卫城上，则有一群雅典少女等着欢迎他们：她们身穿白衣，手持桃金娘花束，高举着画有雅典娜女神肖像的横幅。到达要塞之后，奥托国王从新古典主义建筑家利奥·冯·克伦泽（Leo von Klenze）手中接过帕特农神庙大门钥匙，在其陪同下进入殿内。待国王在一张覆盖着月桂、橄榄和桃金娘的王座坐定，克伦泽发表了一篇洋溢爱国热情的演说，倡议修复帕特农神庙和夷平卫城上所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筑。“蛮族的所有遗物都将被移除。”克伦泽宣布。然后，他恭请国王圣化第一块准备要修复和用来“重生帕特农神庙”的柱石。奥托依其所请，在搬到他面前的鼓形大理石块上敲了三下。一八四六年，克伦泽把他的“理想景观”（一个没有野蛮人痕迹的卫城）描绘出来，画作在六年后由奥托之父路德维希一世购去。
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随着考古学的成长和众人愈来愈意识到古典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典文化作品的地位被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一八二六年，一座复制的帕特农神庙在爱丁堡东侧的卡尔顿山动土，计划用作拿破仑战争中苏格兰阵亡将士的纪念馆和最后安息所。这座建筑没有完工，只有立面留存至今，上面的铭文写着:“纪念过去的苏格兰英雄和激励未来的苏格兰英雄。”同一时期，在巴伐利亚的里根斯堡，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筑造了自己的帕特农神庙（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二年），其设计者正是主持卫城典礼的克伦泽。命名为“名人堂”，这座巴伐利亚帕特农神庙用半身像和铭文匾额表彰了日耳曼一千八百年历史里的一百多位著名人物。到了一八九七年，美国亦将会以自己的帕特农神庙自豪：这一复制品落成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是特地为迎接万国博览会（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而建。本来的木头结构后来以混凝土重建（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一年），至今仍是该市引以为傲的地标。
到了二十世纪，则有贡布里希宣称希腊艺术的“大觉醒”是民主黎明的产物。他主张全盛古典时期的艺术高峰直接反映艺术家在新政治制度中获得的“新自由”。这种思路在一九九二年美国一个希腊艺术的巡回展览获得回响。名为“希腊奇迹：来自民主黎明的古典雕塑”，这个为庆祝民主制度诞生两千五百周年而举行的展览，让华盛顿和纽约市市民得以一睹古希腊艺术的最精品。
这种在古代艺术杰作里看见自己的倾向并不是特定意识形态依附者的专利。例如，罗德斯便把帕特农神庙视为帝国而非民主制度的象征。“伯里克利透过艺术教会懒惰的雅典人信赖帝国。”他说。马克思同样受（希腊）艺术吸引，但认为帕特农神庙是社会襁褓期而非高峰期的产物:“希腊艺术的魅力……跟它赖以诞生的未成熟社会条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盛古典艺术（特别是帕特农神庙）的魅力同样让纳粹德国觉得无可抗拒：希特勒早就准备好用它来为他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方案服务。
我们应该惊讶于弗洛伊德对帕特农神庙的反应竟是内疚吗？他备受一个事实折磨：他自己可以看到帕特农神庙，而他父亲（一位资财有限的羊毛商人）却无此机会，也不会懂得欣赏。他内疚于自己比父亲幸运。
一九九八年，大英博物馆一位资深主管在接受《每日电讯报》主编强森（现任伦敦市长）访谈时，称“埃尔金斯大理石”是“对英国作为自由社会和其他民族的解放者的一种形象再现（pictorial representation）”。所以，帕特农神庙既是磁石又是镜子。我们被它吸引，又在其中看见我们自己，并依自己的方式窃占它。在此过程中，它本来的意义难免泰半隐没。
确实，我们对帕特农神庙的理解和它的接受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被审视对象被认为美得无以复加和具有图腾地位，当它已经被各种意义投射了两千五百年，要还原它的本来意义便难上加难。清楚的是，帕特农神庙人人在乎：它的持续光环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世纪一再引引起敬畏、奉承和最高礼赞。一个热情喷涌的典型代表是爱尔兰艺术家和旅行家爱德华·道德维尔（Edward Dodwell），他在一八〇一至一八〇六年间住在希腊绘画和写作。谈到帕特农神庙时，他这么说:“它是世界所见过最无可匹敌的雕刻胜利与建筑胜利。”同一种感情也燃烧过埃尔金斯伯爵，而他又是一个敏于行动的人。事实上，就在道德维尔还住在雅典的时候，埃尔金斯夫妇和一支工作团队正忙于肢解神庙，把很多雕刻拆下来运回伦敦。这批雕刻品时至今日仍然流落伦敦。
失去雕刻并未让帕特农神庙的魅力降低。一八三二年，法国诗人暨最后浪漫主义者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断言帕特农神庙是“写在地球表面和刻在石头上最完美的一首诗”。不多久之后，新哥特主义建筑家维奥莱-勒-杜克讴歌阿眠的主教座堂，把它誉为“哥特式建筑中的帕特农神庙”。纪现代义大师勒·柯布西耶第一次看到帕特农神庙时都说它是“神圣标准的宝库，艺术中所有尺度的基础”。
就这样，帕特农神庙被过度推崇的地位便一直深深影响着众人对它的诠释，决定了哪些问题该问，又决定了（这是更有意思的）哪些问题不该问。因为大家对它太过崇敬和不敢问它太多问题，帕特农神庙一直受到图腾化的倾向所扭曲。另一方面，有关雅典人是怎么看待他们最神圣神庙的古代资料寥寥无几，这一点只扩大了原有的真空，让古代之后的诠释者有更大自由发挥的空间。
另一个让帕特农神庙本来意义难以还原的原因是，它在晚期古代（当时的雅典已失去独立地位很久）屡经蹂躏性打击。公元前一九五年前后，一场大火烧毁了神庙的内殿，即其位于东端的大厅。其后，公元第三或四世纪期间（罗马人统治的时期），神庙又发生了一场更严重的祝融之灾。有些学者认为火是日耳曼人的赫鲁利部落在公元二六七年所放，其他学者则归咎于阿拉里克领导的西哥特人，他们曾在公元三九六年洗劫雅典。不管纵火者是谁，这把火都烧垮了帕特农神庙的屋顶，摧毁了内殿。内殿的柱廊、东大门、神像底座和屋顶都必须完全更新
至此，帕特农神庙作为一雅典神庙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公元三八九年至三九一年之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达了一系列谕旨，取缔传统希腊多神教的神庙、神像、节日与所有仪式习尚（让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的皇帝固然是君士坦丁，但将之定为国教和打压竞争者的却是狄奥多西）。及至六世纪之末（甚至可能更早之前），帕特农神庙已被改造成一座奉献给圣母的基督教堂。这个改造需要改变神庙坐落方向，因此，一个主入口被开在西端，又在东端加入了一座后殿。原来的西厅至此变成了教堂前厅，而一座三走道的长方形礼堂取代了原来的内殿。一个洗礼池被添加到建筑的西北角落。及至七世纪晚期，这教堂已成了雅典的主教座堂，称为“雅典的神之母教堂”。其后，在一二〇四年，随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入侵的法兰克人把原来的东正教大教堂改为天主教主教座堂，将其更名为“雅典圣母院”。一个钟楼被加在其西南角落。随着雅典在一四五八年落入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统治，帕特农神庙经历了另一次改建——这一次是改建为清真寺，被加入了一个米哈拉布（mihrab）、一个讲经坛和一座高耸的宣礼塔（位于原来钟楼的所在）。
经历两千年大体无损之后，帕特农神庙于一六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爆炸。在其前的一个星期，瑞典公爵柯尼希斯马克带着一万部队兵临离雅典只有十四公里的依洛西斯厄琉西斯。在那里，他们与威尼斯将军莫罗西尼会师，合围雅典。这场围城战只是更大的莫里亚战争的一部分，该战争又称第六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从一六八四年持续战至一六九九年。随着威尼斯人逼近雅典，奥斯曼守军在卫城建筑防御工事。当时，土耳其人已经把卫城西尖端的胜利女神雅典娜神庙拆毁，改建为炮台，又在帕特农神庙内堆放大堆弹药。有超过六天时间，威尼斯人从附近的缪斯庙丘向帕特农神庙进行炮轰，发射了大约七百发炮弹。最后，柯尼希斯马克的人马直接命中目标，帕特农神庙发生猛烈爆炸，导致墙壁、近十二根立柱（分布于南北两侧）和许多装饰性雕刻四散纷飞。当天共有三百人死于卫城。战争继续如火如荼地又打了二十四小时才以土耳其部队被俘告终。
这场战争永远改变了卫城的形貌，让它成为了另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废墟”。到了十八世纪早期，一座小型的正方形清真寺建在一度是由帕特农神庙内殿构成的瓦砾堆中。由砖头和回收再利用的石块兴建，这座圆顶清真寺坐落在帕特农神庙的残败柱廊之内，直到希腊独立战争期间才遭到破坏，后来又在一八四三年被移除。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总会从政治角度看待帕特农神庙，这是学术“发达”的结果：对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我们知道得最详细的部分是政治。留存至今的相关文献和铭文（古雅典人自己写的或别人写他们的）数量相对丰富，使我们得以触摸伯里克利所打造的世界——该时代现在被称为希腊的黄金时代，其与民主的繁荣息息相关。但雅典文化的内涵要远不只民主，而雅典人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也不是我们用现代的透镜所能尽窥。一个理由是，雅典人的Politeia（政治）观念比我们的宽广。英语里没有完全对等的字眼，事实上，这个词同时指涉最广义的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代Politeia 的涵盖范围远超过现代政治的范畴，同时涵盖宗教、礼仪、意识形态和价值的领域。亚里士多德暗示过，“共同福祉’（common good）的优先性在雅典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指出“那些致力于共同福祉的政体乃是根据绝对正义的原则正确架构”。
居于雅典人“政治”观念核心的是对自身文化的根本认知，是它的起源观、它的宇宙观和它的史前史。这批环环相扣的观念界定了共同体的价值观，又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典礼祭仪（有超过一千年时间，帕特农神庙都是这些典礼仪式的重心）。迄今，从这个角度了解帕特农神庙的人并不多。但没有这种了解，我们又不可能说出帕特农神庙除了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建筑成就或民主的象征标志之外，还是些什么。想要还原认识帕特农神庙的根本和本来意义，我们必须努力以建造它的人的眼光看待它。换言之，我们必须经由古人之眼，试图进行观念上和景观上的考古学探究。
拜近年来在卫城进行的考古和修复努力之赐，也拜新的人类学方法之赐，还原帕特农神庙真实面貌的目标已有所进展。希腊文化部的“卫城修复工作队”对帕特农神庙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解剖，带来许多具体入微的考古学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用于建筑神庙的材料、工具、工法和工程学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帕特农神庙在施工过程中曾有过多次计划装饰和改变，其中一个关键变更也许是加上一圈绝无仅见且气势磅礴的横饰带。现已确知，这横饰带本来是要涵盖整个东门廊。另外的变更包括在帕特农神庙东大门的两旁各开了一扇窗，让更多的阳光可以倾泻在雅典娜神像上。在神庙北柱廊，有痕迹显示该处原设有一个带祭坛的小神龛，反映出那地方原属一座更早期帕特农神庙的范围。这开启了我们对前帕特农神庙时代祭仪的新了解，也引出了从远古到伯里克利时代的神庙连续性的问题。
过去十年带来的不只是大量涌现的帕特农神庙作为一座建筑的设计和演化方面的新数据，它还带来了整体的观念转换，让我们更加关注到帕特农神庙的非物质视角。新的问题被提出，而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借自社会科学、宗教史和文化史）被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带来了一条全新的路径:把帕特农神庙置于古代史整体脉络下理解的路径。过去三十年来，对希腊礼仪和宗教的研究蓬勃开展。如今，一个事实已被充分认知：古希腊生活几乎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宗教。对古人情绪结构和认知结构的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们揭示出语言、行为和多重感官经验在古代世界对情感与思考的影响。因而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可以钻进古代希腊人的脑袋，去体会他们与卫城共存的过往。
在过去的两百五十年，置于美学、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标签下的持续不断的、关于历史感知、体现与误用的研究形塑了对帕特农神庙的诠释架构。现代西方对于遥远古典时代有种依依不舍的怀恋，今人借以强化自己对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愿景，此种“乡愁”长久以来支配着我们对帕特农神庙这座历史名胜的理解与叙述体系。“另一个卫城”的认识正在浮现，它致力于对卫城及其建筑（包括帕特农神庙）建立一个多时段角度和多感知向度的理解。这两股力量（新证据的发现和新问题的提出）共同起作用，以形成理解帕特农神庙的新范式，即本书将要提倡的范式。
我们发现得愈多，似乎帕特农神庙就显得愈谜样，而其后的文化对它的过简解释也显得愈不充分。虽然古雅典庞杂的仪式与宗教世界已大量浮现于今人之眼，但关于这座位于那么多陌生、隐晦的宗教活动之易核心处的建筑物，有一个问题仍然有待回答:“何谓帕特农神庙？”
在所有存留至今的古典时代实体古物中，能最大幅度和最细致入微披露出雅典人意识的即是帕特农神庙的横饰带。这件登峰造极的大理石浮雕作品，又被称为“寓于石材的祷告”，是雅典人留给我们的最大和最复杂的精美叙事图板，也是通向他们心灵的关键途径。雕刻在横饰带上近四百个人物代表着些什么人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自十五世纪以还，帕特农横饰带便被认定是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人的生活写照，而自十七世纪以还，其内容便被诠释为泛雅典节（或全雅典人）的年度游行活动。但这种解读有违希腊神庙的标准装饰成规，因为按照常规，横饰带的主题都是取材自神话而不是现实事件。如此一来，那一圈石头雕刻便成了帕特农神庙之谜的谜中谜。
接下来，我将会对帕特农横饰带提出一个截然有别于正统观点的新诠释。我的诠释是以宗教而非政治作为着眼点。透过从图像证据、文本证据和礼仪证据归纳的模式，我会挑战那个认为应该如何看待帕特农神庙和建造它的那些人的传统看法。
我主张，帕特农横饰带描绘的不是真人实事，即不是历史上曾有过的某一次泛雅典节游行，而是神话中的远古——一个让雅典人成为雅典人的远古。横饰带上两个主要人物（传说中的国王和王后）出于德尔斐神谕的要求，被迫做出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以此拯救雅典使其不致沦为废墟。这决定的内容可称为一次终极的献祭。以一个开国国王及其家人的故事为蓝本，帕特农横饰带呈现的神话透露出雅典文化远比后来的学问家和古典学家愿意承认的黑暗和原始。横饰带述说的悲惨故事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让我们可以窥见雅典人的意识，也直接挑战了我们对这一意识的认同。
因此，帕特农神庙可带领我们远离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对古希腊哲学家和雄辩家的刻板理解，尽管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事实上，雅典人比我们今天愿意接受的怪异得多。他们的世界是一个神灵无处不在充满焦虑的世界，由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主宰，尽好对神明的应尽之责。他们每天花大量时间问卜、还愿和取悦神明，设法与能决定人类命运的神明保持一种平衡、互惠、和谐的关系。这不奇怪，因为雅典人持续受到战争、暴力和死亡的威胁。
对雅典人来说，神灵魅影、神明和神话时代的英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生命脆弱而不确定，难见持久的快乐，意外却总是接二连三，唯一可确定的只有步步紧逼的死亡宿命。宗教仪式、节日、体育竞技和戏剧表演的日期和时间都是由悠远的传统规定，并受到天体在夜空的运行轨迹规范。宇宙观、自然景观和传统使雅典人共同遵循着侍奉、纪念与仪式实践的宗教体系。
雅典人的宗教情怀深刻而强烈，因此被视为所有希腊人中最“敬畏鬼神”的人，大相径庭于我们一直以来对雅典的印象——城中住满充满哲思的理性主义者，乃理想之城。雅典人仅仅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就会呼唤神佑；雅典人会小心翼翼避免踩到墓石；雅典人不会拜访即将临盆的女人；雅典人会在十字路口跪下给路石倒油以驱散它们的邪力——这些行为足使现代人惊愕。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给木制、泥制、蜡制、铅制小人偶扎针，给敌手下恶咒，或给意中人下爱咒。伯里克利一向以理性主义者自居，但他染上瘟疫后一样在脖子上戴上写了咒语的护身符。有关雅典人是如何下爱情魔咒、施法、施蛊、求神谕、解梦和鸟卜的引人入胜记载让我们可以更加贴近他们的真实生活经验。我们对哲学与宗教的二分法一直使雅典人的真实模样隐而不彰。
尽管有种种迷信，雅典人仍然矢志成为“最漂亮和最高贵者”，而这观念主宰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努力追求卓越，与此同时内心又隐隐不安，唯恐命运会突然翻转。“雅典人最佳”的信念决定了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亦深深影响着他们彼此的关系。
我们致力于凭借一种新范式摆脱过去两百年来的偏见，更深入、更有信地认知古代雅典人对帕特农神庙的体验。我们想知道的不只是“何谓帕特农神庙？”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何谓雅典人？”后者的答案同样一直被那些抢着继承古代衣钵的后世人模糊和简化。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帕特农神庙是形塑和维系雅典人身份认同的关键。
帕特农神庙首先是一栋宗教建筑，一座神庙中的神庙。它是西方艺术中的杰作，这似乎阻止了人们对它提出一些通常会对其他神庙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些神庙建造的地区和建造的时代，我们知道的都比对伯里克利的雅典要少得多。在本书，我会检视帕特农神庙与卫城乃至希腊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性建筑的关系。我会聚焦在定义身份的建国神话和族谱神话符号和图案。我会着眼于地方英雄和神祇，着眼于他们的墓家与神庙的关系，着眼于桥接这两者的仪式。这些宏伟建筑物让公民可以直接勾连他们的祖先，提醒他们，他们的共同体赖以奠基的价值观。在一个没有媒体、没有神圣文本的社会，宏伟建筑对打造群体凝聚力所起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雅典人而言，帕特农神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网络，在这之中，献祭、礼仪、记忆和民主（不错，是“民主”）彼此紧密交织在一起。
我们会先从卫城的自然环境谈起，看看它的宇宙观和神话传说如何有力地形塑了雅典人的意识。我们会考察在地神话如何源出于在地风景，考察帕特农神庙如何密不可分地与雅典的自然环境、记忆结构和信仰系统交织在一起。然后我们会进而考察卫城如何从一个迈锡尼时代的要塞转化为一处雅典娜圣址，此时焦点会放在帕特农神庙之前的神祠和神庙，放在它们的装饰性浮雕所叙述的宇宙神话。然后我们会谈到波斯人在公元前四八〇年对卫城的蹂躏，以及伯里克利在大约三十年后所推动的全面改建计划。这时，我们会以贴近并聚焦的方式审视帕特农神庙的雕刻，特别是它的横饰带，提供了理解该建筑核心意义的关键。
泛雅典节(Panathenaia) 是雅典人祭祀城邦女神雅典娜(Athena Pallas)的节日，举办的时间是“百牛大祭月”(Hecatombaion) (现在公历的7月中旬到8月中旬) 的月末。除了一年一次的普通泛雅典人节之外，从公元前566年起又增加了规模更大的大泛雅典节(Great Panathenaia)，每四年举办一次，取代当年的普通泛雅典节。在这一盛大的节日上， 雅典人连续多日进行音乐、史诗吟诵、体育竞技等比赛活动，之后还有隆重的巡游、百牛大祭以及飨宴胙肉等宗教活动，将节日的庆祝推向高潮。
作为雅典城邦最重要的公共节日之一，与其他节日一样，泛雅典节的本质仍是祭祀神的宗教节日，但一方面由于其祭祀的是雅典的城邦神，另一方面，这一节日从起源兴起到后来的发展变化都与雅典城邦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而是名副其实的城邦节日。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雅典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自己城邦的认识和观念，即雅典人的城邦意识，都在这一节日上有所反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变化。
有关泛雅典节的起源，流传下来三种不同版本的神话传说。第一个版本涉及雅典传说中的始祖英雄埃里克托尼乌斯(Erichthonios)， 他是工匠神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 的儿子。赫准斯托斯在追求雅典娜的过程中，精液洒于地上，由此从土地之中生出埃里克托尼乌斯。这位英雄由雅典娜抚育长大，他的儿子就是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潘狄翁(Pandion) 。长大后的埃里克托尼乌斯创办了泛雅典人节，以报答女神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第二个神话版本的主角是传说中统-雅典城邦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忒修斯在统-城邦之后，为其定名为雅典，并创办了一个全体阿提卡居民参加的节日，即泛雅典节。波萨尼阿斯(Pausanias) 则更为确切地叙述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个节日最早曾被称为”雅典娜节”(Athenaia)， 是供奉雅典娜的节日，在忒修斯将所有雅典人统一于一个城邦之后，他们共同将旧的”雅典娜节”转变为新的”泛雅典节”。第三个版本涉及雅典娜与巨人族的战争。在女神打败巨人之后，根据希腊葬仪传统为巨人举行了葬礼，这一节日就是由这场葬礼发展而来。因如此，在泛雅典节的赛会上出现了身着盔甲舞蹈的比赛项目(Pyrrhiche) ， 这正是女神庆祝胜利的一个活动。此外，奉献给女神的圣衣(Peplos)的图案也常常是女神大战巨人的题材。
对于上述三个版本的神话传说，我们无从判断真假，更不可能将其作为推断泛雅典节真正起源的史料依据。但应该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叙事元素 ，即雅典土生的(Autochthonous)国王、阿提卡的统一、雅典娜对混沌势力的胜利等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泛雅典节虽然是祭祀雅典娜的一个宗教节日，但却被认为与雅典城邦的兴起、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雅典也是重要的城邦节日，雅典人的城邦意识在这一节日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从已知的史料记载来看，上述这些特点都起于雅典的僭主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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