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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ISR，是intelligence（情报）、surveillance（监视）、reconnaissance（侦察）的简称，是美国空军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术语。ISR在美军情报工作中的地位作用非常突出，是美军实现战场态势感知、谋求与确保情报优势甚至作战优势的关键。
本书以美军近几十年公开的相关条令、文件、官方报告为依据，详细梳理ISR术语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阐释美军情报作战一体化理论、“概念牵引能力建设”理论，探究美军情报能力建设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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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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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军事学博士，专业硕士导师，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报技术与装备。出版著作与教材3部，主持参与军队级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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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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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论
一、本书的研究意义
二、本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和方法
四、本书研究的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第一章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背景
第一节 情报分析进入大数据时代
一、大数据发展进程已经深度影响情报分析转型的规划设计
二、大数据情报资源开发是情报分析实践工作面对的常态
三、大数据情报生产环境对情报分析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第二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原因与需求
一、情报体制机制僵化引发的强势反弹
二、情报能力短板弱项造成的被动牵引
三、情报改革深入推进发起的主动塑造
四、情报对抗日趋激化导致的竞争升级
第三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转型的机遇分析
二、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转型的挑战分析
三、机遇与挑战并存突显了情报分析转型的瓶颈问题
第二章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目标与方向
第一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目标
一、转型的总体目标
二、具体领域的分类目标
第二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主要方向
一、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转型主要方向的设立原则
二、大数据时代情报分析转型的具体方向
第三章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转型的主要举措
第一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的理念文化转型
一、破旧：革除传统情报文化积弊
二、求变：创建并践行“有义务提供”的理念
三、立新：重塑崇尚合作的情报分析文化
第二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的体制机制转型
一、以集约为导向优化情报分析任务管理机制
二、以任务为中心改进情报分析组织方式
三、以快速反应为目的打造情报分析联合任务团队
第三节 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分析的技术系统转型
一、创建跨机构跨地域跨层级的“信息共享环境”1
二、建设“情报界信息技术业界”通用平台
三、构建一体化的“分析空间”网络社群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二章 ISR 术语的提出与美军的初步探索
（20 世纪中期—1999） ??????????????????????????????????????????????? 047
第一节 ISR 术语产生的时代背景 ??????????????????????????????????????????047
第二节 ISR 术语的出现与进入条令 ???????????????????????????????????????065
第三节 美军ISR 能力的初步建设 ?????????????????????????????????????????070
第三章 美军对ISR 术语的实践演变（1999—2007） ??????????????? 074
第一节 ISR 术语内涵的不断演进 ??????????????????????????????????????????077
第二节 各军种对ISR 术语的实践运用 ???????????????????????????????????087
第三节 各军种ISR 建设计划 ???????????????????????????????????????????????100
第四章 空军陆军对ISR 的不同解释与发展（2007 至今） ??????? 103
第一节 空军对情报能力的追求使得ISR 的内涵向整个情报工作
扩大 ??????????????????????????????????????????????????????????????????????????105
第二节 陆军强调ISR 是提供信息、为作战服务 ???????????????????????143
第三节 联合文件修订ISR 术语定义 ??????????????????????????????????????159
第五章 ISR 术语的发展趋势 ?????????????????????????????????????????????????? 161
第六章 启 示??????????????????????????????????????????????????????????????????????? 166
附 录 ???????????????????????????????????????????????????????????????????????????????????? 172
附录1：本书搜集的涉及阐释ISR 的美军条令文件与官方文件 ??????172
附录2：本书搜集的中文文献对ISR 概念的理解情况 ??????????????????182
附录3：美军涉及ISR 的条令文件相关内容 ??????????????????????????????191
参考文献 ?????????????????????????????????????????????????????????????????????????????????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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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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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系统探寻军事情报活动的“道”与“理”（总序）
一
对军事情报活动“道”与“理”的探寻，始于2500年前的孙子时期。“用间”篇、“相敌三十三法”等思想在军事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升辉，引领与指导着军事情报实践活动，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份东方智慧在西方直至19世纪上半叶还无法被军事理论的研究者认同。西方的“兵圣”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依然仅用不足千字来讨论“战争中的情报”问题，主要阐释的是，指挥官面对情报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应该如何“保持真正的镇静”，对于从情报人员视角思考怎样做好情报保障工作，克劳塞维茨既无信心也无办法。
西方开始系统理性地思考情报活动规律已然是20世纪的事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博弈，对情报活动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情报活动随之迅猛发展。在谍报领域，各国的情报侦察能力向体系化和精细化两个向度发展。在技术侦察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无线电技术侦察和航空侦察纷纷登上情报活动的历史舞台，极大地拓展了情报侦察手段的多样性。日俄战争催生了俄国独立的情报分析机构的产生，侦察和分析成为情报工作链条上两个独立的环节。日益复杂的情报活动既为系统的情报研究活动提供了实践基础，也对深入理解情报活动的内在规律提出了现实需求。战后，曾是沙皇俄国第一位晋升为将军军衔的情报人员——巴秋申撰写了《秘密军事情报工作与反情报工作》，这应该是最早对现代情报活动展开理性探讨的专门著作。此后，日本、英国等多个国家出现了类似的研究成果，但数量稀少，基本上是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历的人员对情报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这些成果也多成为各国情报人员培养的训练教材。
1949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谢尔曼?肯特，撰写了《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开启了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先河，更开启了文人研究情报活动的先河。肯特在战前20年的时间里，受训和执教于耶鲁大学，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学术训练功底，形成了极强的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服务于美国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正是他的学术意识与情报领域实践活动结合的产物，更是他力图透过系统建构情报理论从而统筹与规范复杂的战略情报活动的尝试。自此，经验总结与升华不再是情报领域理性思考的唯一路径，引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运用理论分析军事情报问题，进而创建军事情报理论，成为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活动的不同面向。肯特之后，以罗伯特?沃尔斯塔特为代表的非情报人员出身的学者也投入到情报研究中来，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张晓军教授在《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一书的前言中曾经这样概括美国战后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美国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数十年热度不退……这些著作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
与战后美国情报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景象不同，同样有着超强情报实力的中国与苏联，因为国家安全观念和情报文化的不同，在情报理论创新上鲜少呈现学者的相互争鸣，公开出版的情报相关文献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和共同的认知内容。《苏联军事大百科全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及其修订版最有利于观察两国情报理论创新的节奏与面貌，其中情报相关篇章论述极为精炼，但其中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报工作实践经验与理性思考。
东西方情报理论创新成果的广泛交融发生于冷战结束以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情报界开始向西方开放，俄罗斯情报学界也外溢出情报界，诸多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研究机构（大学和智库等）纷纷开始研究情报问题。传播本国继有的情报理论，引入美国情报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深挖解密档案，创造性地引入系统论等现代科学方法探索军事情报问题，蔚然成风。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学术化地“研究军事情报活动的规律与指导规律”，系统构建军事情报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体系。由此，国内军事情报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们一方面系统梳理情报活动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从继承、“拿来”和创新三个路径探索情报理论。在对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与提炼后，学界把目光投向了百花齐放的美国情报理论界。张晓军教授开此先河，《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丛书为国人打开了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万花筒，《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一书则开启了对美国军事情报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研究。
过去的20年间，国内军事情报学者在军事情报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情报与反情报丛书”“国家战略预警研究译丛”等书系为国内业界提供了丰富的美国情报理论研究全本译著，“军事情报学博士文库”“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等学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推陈出新，相应生辉。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研究大战略和战略问题的学者加入到情报理论研究的行列中，为学界贡献出不同视角下的情报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军事情报学界“初露锋芒。
第二章
ISR 术语的提出与美军的初步探索
（20 世纪中期—1999）
第一节 ISR 术语产生的时代背景
ISR 术语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虽然美军选择ISR 作为情报领
域重要的术语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性的背后实则是美军情报能力发展与
战争实践要求的自然体现，伴随着新军事变革和美军军事改革，创造并使用
新的术语自然成为美军迫切的需求。
一、战争实践凸显情报搜集传输能力、情报资产/ 装备整合的重要性
美军对于现代战争的理解，始于“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即
海湾战争。海湾战争是冷战后第一场充分反映军事技术发展和美军军事实力
的战争，无论从作战、情报、指挥、后勤等各方面讲，都是美军冷战后一次
非常重要的军事作战。美军的诸多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的创新与
实践都开端于此，如联合作战、军事技术（精确制导）、军事体制等。情报同
样如此，尽管此时美军的ISR 概念还远未出现，但战争还是对ISR 所对应的
情报搜集与传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美军的情报工作经受了实战的考验。海湾战争中凸显的美军情报优势
和情报缺陷等一系列情报问题，也为美军情报领域的未来发展预示了方向
和目标。美军对于海湾战争中暴露的情报问题有着详细的总结，战后的总
结报告中虽然还没有专门的ISR 章节，但已经就“侦察与监视”问题进行了
总结。[1] 从报告内容看，海湾战争中美军的情报搜集、情报传输等环节暴露
了许多问题。
（一）情报需求巨大，情报搜集力量不足
尽管当时的许多美国将领都对海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表达了满意与赞许，
但在美军战后的总结报告中，各军种、各级部队都对情报搜集力量的严重不
足表示了不满与忧虑。报告显示，美军侦察飞机、侦察卫星等资源的数量、
种类、性能等都远不能满足现代战场的需要。“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
动中，美军对国家、战区和战术各层级的图像侦察系统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战争中对图像情报产品的巨大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2]相比国家情报，缺乏及
时充分的战场情报，是海湾战争暴露出的最严重的缺陷之一。[3]
由于情报搜集资产的严重不足，美陆军紧急部署了仍处于试验阶段的联
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E-8，JSTARS）和“先锋”无人机，并重新启用
了一些已经退役的情报搜集系统，这样才可以建立起战场情报系统，满足指
挥官的大部分紧急情报需求。[4]
海军的情况更糟糕，第7 军、第1 陆战远征部队和中央总部海军部队的舰只只能通过“先锋”无人机来提供实时图像情报和目标判定数据。但由于
“先锋”无人机系统仍处于研制试验与鉴定阶段，其通信和下行传送能力不
足，因此情报效率有限，无法广泛使用。[1]
海军陆战队同样面临情报资产不足的严重困难，尤其是缺少可以满足地
面指挥官图像情报需求的空中侦察战术平台。RF-4B 退役后，计划取代它的
装有侦察吊舱的F/A-18D 尚未部署。[2] 与此同时，无人机的数量又太少，根
本无法满足迅速增加的战场情报需求。“最使人恼火的问题是‘短毛猎犬’飞
行器数量太少。”[3]
其他传感器平台的情况同样如此，海湾战争中唯一的多光谱图像卫星是
美国商业部控制的老式测地卫星系统，收集能力有限，无法为美军发挥更大
的作用。[4]
可见，由于情报搜集力量严重不足，一些仍旧处于试验阶段的侦察装备
需要提前进入战场，执行作战任务。美军各军种的情报搜集资源应对海湾战
争，都显得力不从心。
（二）情报传输手段匮乏，情报分发不力
情报搜集后及时传递到用户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而在海湾战争中，美军
情报分发系统的缺陷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
“沙漠风暴”行动证明了情报搜集到以后，及时向战术单位分发的必要
性。战争中虽然国家和战区级的图像侦察平台可以搜集到相当数量的图像情报，但将这些情报送到战术指挥官手中却十分困难。由于通信容量或系统数
量的不足，情报系统的能力未能达到战术指挥官的期望值，无论质量还是数
量。[1]战术通信的能力由于受到装备互不兼容和技术性能有限的强烈困扰，仍
然无法令人满意。部队携带着各军种采购的辅助图像发送系统，它们数量虽
多，却无法互相兼容。在海湾战争中，由于军用通信系统在通信容量和兼容
性方面的局限性，美军中央总部军和联队级相当一部分的作战通信业务是通
过商用电话线路完成的。[2]尽管中央总部和军种司令部可以收到国家级情报单
位发送的图像情报，但将情报继续往下级单位传送就要费一番周折，往往需
要占用宝贵的通信线路，有时甚至不得不使用信使（人力手段）才能保证把
情报送到。[3]
陆军在战后总结中指出，海湾战争中对战术指挥官的情报支援是充分
的，但在传递国家和战区这两级的情报方面缺乏可靠的手段，而且遇到了困
难。战术情报传递受限是因为师以下部队缺乏先进可靠的通信手段。[4] 由情
报单位向军和师指挥官近实时地传送情报、目标判定数据和图像的通信途径
或者没有，或者容量不足。[5]“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将军承认，通信是一个严
重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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