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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纯粹·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

書城自編碼: 377326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研究
作者: [美]孙康宜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847614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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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耶鲁著名教授孙康宜先生在《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中,对六朝诗歌的分析精准到位,赏析兼具,比学术圆润,比散文严谨,属别具一格的古典文论著作。同时,通过对陈子龙与柳如是诗词情缘的关系和明清诗词中诗与面具的互利关系独到的诗词研究,在国内外古典诗词研究中独一无二,令人信服。孙康宜教授深受中西文学的熏陶,所做研究,属集中西方文化大成之作,每每将个人心得与史学价值融会贯通,使读者深受教益。
编辑推荐
耶鲁大学献给孙康宜教授的荣休致敬辞:
孙康宜教授,台湾东海大学文学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自1982年起任教于本校。孙教授您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精研诗学,并于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文化理论、美学等领域创获丰硕。您勤于著述,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8部英文专著(含编辑)、30部中文著作,以及上百篇学术论文。您早年的英文专著《词与文类研究》《六朝诗研究》《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使您晋升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之一,也为您赢得世界性的赞誉。令人欣羡的是,这些为人称道的起家之作仅是您成果累累的学术之旅的开端。
除了个人的英文专著及大量的中文著述外,您还编纂了
內容簡介:
本书是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著集,主要收录有《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和《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两辑专论。《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孙康宜先生一改传统文人评论六朝诗歌冠以“浮华”“绮靡”的泛泛之论,而是从“表现”和“描写”这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范畴来讨论,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表现与描写两种因素的互动中,逐渐成长出来的一种既复杂又丰富的抒情文学。《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孙康宜先生将“面具”美学和性别理论运用于明清诗词研究之中,指出“面具”不过是一种“方便”的手段而已,即借他者之口,表自我之实。
關於作者:
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 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金,中英文著作多种。2015 年4 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目錄
辑一 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 001
中文版序 / 003
绪论 / 006
第一章 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 / 011
第二章 谢灵运:创造新的描写模式 / 058
第三章 鲍照:对抒情的追求 / 095
第四章 谢朓:山水的内化 / 133
第五章 庾信:诗人中的诗人 / 174


辑二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 219
北大修订版自序 / 223
译者原序 / 226
年谱简表(公元纪年) / 228
重要书目简称 / 230
原英文版前言 / 232
第一编 忠国意识与艳情观念 / 237
第二编 绮罗红袖情 / 284
第三编 精忠报国心 / 342
结语 / 398
【附录一】柳如是《梦江南怀人》二十首 / 401
【附录二】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 / 409
参考书目( 2012 年 12 月增订) / 441
后记 / 478

作者治学、创作年表 / 481

附录 / 517
孙康宜:苦难成就辉煌 / 519
《孙康宜作品系列》校读后记 / 526
內容試閱
徜徉于古典与现代之间
——《孙康宜文集》导读
韩晗
今年73岁的孙康宜先生是国际汉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她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深耕多年,著作等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馆长,后又两度出任耶鲁大学东亚系(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主任,2015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16年又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在国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声誉卓著。而且,孙康宜还是一位驰名国际的华语散文家,其代表作《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不但在华语散文界影响颇大,而且还被翻译为韩文、捷克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版,形成了世界性的影响。
5年间,《孙康宜文集》在大陆、台湾两地先后问世,受到了许多同行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孙康宜文集》的出版不但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大事,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众望所归的喜事,当然这也说明了孙康宜先生作为学术泰斗,其卓异成就得到了海峡两岸、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作为《孙康宜文集》的主编,我愿不揣浅陋,撰此导读,向孙康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创作成就致敬。

总体来看,孙康宜先生的学术研究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与其他同时代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相似,孙康宜出生于中国大陆,20世纪40年代末去台湾,在台湾完成了初等、高等教育,尔后赴美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在美国执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孙康宜的人生轨迹乃是不断跌宕起伏的结果,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孙康宜的学术研究分期,也与其人生经历、阅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44年,孙康宜出生于北京,两岁那年,因为战乱而举家迁往台湾。其父孙裕光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曾短期执教北京大学,而其母陈玉真则是台湾人。孙康宜举家迁台之后,旋即爆发二二八事件,孙康宜的舅舅陈本江因涉“台共党人”的“鹿窟基地案”而受到通缉,其父亦无辜受到牵连而入狱10年。
可以这样说,幼年至少年时期的孙康宜,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其父蒙冤入狱的岁月里,她与母亲在高雄林园乡下相依为命。这样独特且艰苦的生存环境,锻炼了孙康宜坚强、自主且从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性格,也为其精于钻研、刻苦求真的治学精神起到了奠基作用。
1962年,18岁的孙康宜被保送进入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这是一所与美国教育界有着广泛合作并受到基督教会支持的私立大学,首任校董事长为台湾前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杭立武先生,这是孙康宜学术生涯的起点。据孙康宜本人回忆,她之所以选择外文系,乃与其父当年蒙冤入狱有关。英文的学习可以让她产生一种逃避感,使其可以不必再因为接触中国文史而触景生情。
在这样的语境下,孙康宜自然对英语有着较大的好感,这也为她今后从事英语学术写作、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她的学士学位论文“The Importance of Herman Melville to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deas of Melville and Prominent Chinese Thinkers”(《赫尔曼麦尔维尔对中国学生的重要性—兼论麦尔维尔与中国著名思想家的思想比较》)以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小说《白鲸》()为研究对象。用孙康宜本人的话讲:“他一生中命运的坎坷,以及他在海洋上长期奋斗的生涯,都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
从东海大学毕业后,孙康宜继续在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多年英语的学习,使得孙康宜有足够的能力赴美留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孙裕光已经出狱,但属于“有前科”的政治犯,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下,有“政治犯”背景的孙康宜一家是被“打入另册”的,她几乎不可能在当时台湾的体制内获得任何上升空间(除了在受教育问题上还未受到歧视之外),甚至离台赴美留学,都几乎未能成行。在这样的处境下,定居海外几乎成为孙康宜唯一的出路。
在台大外文所读书期间,成绩优异的孙康宜就被得克萨斯州的 A & M 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英文系录取并获奖学金。但后来由于个人情况的考虑,她决定进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图书馆学系的硕士班。历史地看,这是一个与孙康宜先前治学(英美文学)与其之后学术生涯(中国古典文学)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学科;但客观地说,这却是孙康宜在美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因为她想先学会如何在美国查考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料,并对书籍的分类有更深入的掌握。1971年,孙康宜获得该校图书馆学系的硕士学位之后,旋即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大学(The 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英文硕士班学习,这是孙康宜获得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她又重新进入了英美文学研究领域。
嗣后,孙康宜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The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班,开始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副修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师从于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高友工(Yu-kung Kao,1929—2016)等知名学者。此时孙康宜真正开启了她未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978年,34岁的孙康宜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即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 1925— )的《中国文学文体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的书评,刊发于《亚洲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她用英文进行学术写作的起点,也是她进入美国学界的里程碑。
1979年,是孙康宜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她的第一份教职就是在人文研究颇有声誉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担任助理教授,这为初出茅庐的孙康宜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同年,孙康宜回到中国大陆,并在南京大学进行了学术讲演,其间与唐圭璋、沈从文、赵瑞蕻等前辈学者和作家有过会面。作为新时期最早回到中国大陆的旅美学者之一,孙康宜显然比同时代的其他同行更有经历上的优势。
次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创系主任牟复礼教授的推荐下,孙康宜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这是一份相当有荣誉感的职位,比孙康宜年长53岁的中国学者兼诗人胡适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当然,这与孙康宜先前曾获得过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密不可分。在任职期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英文专著(《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这本书被认为是北美学界第一部完整地研究晚唐至北宋诗词的系统性著述,它奠定了孙康宜在北美学术界的地位。1982年,孙康宜开始执教耶鲁大学东亚系,并在两年后担任东亚语文研究所主任,1986年,她获得终身教职。
在《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一书中,孙康宜以温庭筠与韦庄两人为重要对象,以文体学为研究方法论,探索了花间词独特的结构原理。20世纪60至80年代,是文体学研究在北美突飞猛进的年代,孙康宜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文体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声势正隆的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可以说,文体学代表了当时美国文学理论界最为前沿的研究方法。当时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曾认为:“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从孙康宜第一本学术专著便可看出其对于欧美前沿文论的关注并努力将其借鉴于中国文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花间词”得名于五代后蜀诗人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该词集中收了18位词家的500首词,共同主题便是描述女性以及异性之间的相思。在孙康宜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里,她就选择用欧美文论界前沿的文体学理论来解读花间词,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在总体上奠定了孙康宜今后的学术风格。
如果将孙康宜的学术生涯形容为一张唱片的话,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段经历,视为这张唱片的A面,而其后数十年的“耶鲁时光”是这张唱片的B面。因此,《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既是A面的终曲,也是B面的序曲。此后孙康宜开始将目光聚集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上,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六朝诗研究》)。
从严谨的学科设置来看,唐宋文学与六朝文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孙康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考据研究学者,她更注重于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凝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性变革,即作家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下对政治、历史乃至自身的内心进行书写的流变过程。这与以“朴学”为传统的中国大陆主流古典文学研究不尽相同,而是更接近西方学界主流研究范式—将话语分析、心理分析、性别研究与文体研究理论引入古典文学研究范畴。
这就不难理解孙康宜的第三本英文专著(《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下文简称《情与忠》)缘何会成为该领域的代表作之缘由。陈子龙是一位被后世誉为“明诗殿军”的卓越诗人,而且他官至“兵科给事中”,属于位高权重之人。明亡后,他被清军所俘并坚决不肯剃发,最终投水自尽。孙康宜将这样一个诗人作为研究对象,细致地考察了他的文学活动、政治活动与个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认为其“忠”(家国大爱)与“情”(儿女私情)存在着情感相通的一面。
不言自明,《情与忠》的研究方式明显与先前两本专著不同,前两者属于概论研究,而后者则属于个案研究。但这三者之间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以比较文学为核心,用一系列现代研究范式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这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经典诠释研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孙康宜别出心裁地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孙康宜的一系列著述与单篇论文中,“现代”与“古典”合奏而鸣的交响旋律可谓比比皆是。如《〈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托喻》着重研究了“咏物词”中的象征与托喻;而《隐情与“面具”—吴梅村诗试说》独辟蹊径,将“面具(Mask)说”与“抒情主体”(lyric self)理论引入对吴梅村(即吴伟业)的诗歌研究当中,论述吴梅村如何以诗歌为工具,来阐释个人内心所想与家国寄托;《明清诗媛与女子才德观》则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论述女性诗人的创作动机与群体心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完整的学术训练,让孙康宜具备了“现代”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式,使其可以在北美汉学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但公正地说,用“现代”的欧美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绝非孙康宜一人之专利,在海外汉学领域内,可谓比比皆是。如艾朗诺(Ronald Egan, 1948— )对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探索,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 )的《红楼梦》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 )对唐诗文本的精妙解读,余国藩(Anthony C. Yu, 1938—2015)的《西游记》再解读以及卜松山(Karl-Heinz Pohl, 1945— )在儒家美学理论中的新发现,等等,无一不是将新方法、新理论、新观点乃至新视角与传统的“老文本”相结合。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不同新方法的博弈,因为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明确的。
无疑,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路数。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现当代作家(特别是在世的作家)不难,但要以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找到一个从未研究过的个案,之于海外学者而言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谈到这个问题,势必要谈到孙康宜学术思想的特殊之处。“传统”与“现代”的相结合当然是大多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共性”,但孙康宜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却有着自身的特色,我认为,其特殊之处有二。
首先是从性别研究出发的视角。这是许多海外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并不具备的。在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如孙康宜这样的女性学者本身不多见,孙康宜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性与个人经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独特的研究与诠释,这是其特性而非共性。因此,“女性”这个角色(或身份)构成了孙康宜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譬如她在研究陈子龙时,会考虑到对柳如是进行平行考察,而对于明代“才女”们的审理,则构成了孙康宜极具个性化的研究特色。
当然,很多人会同时想到另外两位华裔女性学者:田晓菲(Xiaofei Tian,1971—)与叶嘉莹(Chia-ying Yeh, 1924—)。前者出生于1971年,曾为《剑桥中国文学史》(,该书的主编为孙康宜和宇文所安)撰写从东晋至初唐的内容,并在六朝文学研究中颇有建树,而出生于1924年的叶嘉莹则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女性学者,尤其在唐宋词研究领域,成就不凡。
虽都是女性学者,但她们两者与孙康宜的研究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性。从年龄上讲,田晓菲应是孙康宜的下一代人,而叶嘉莹则是孙康宜的上一代人。孙康宜恰好在两代学人之间。因此,相对于叶嘉莹而言,孙康宜有着完整的西学教育,其研究更有“现代”的一面,即对于问题的认识与把握乃至个案研究,都更具备新理论与新方法。但之于田晓菲,孙康宜则显得更有文学批评性。毕竟田晓菲是从中国现代史转型而来,其研究风格仍带有历史研究的特征,而孙康宜则是相对更为纯粹的文学研究,其“现代”意识下从性别研究出发的视角,更有承上启下、革故鼎新的学术史价值。
广义地说,孙康宜将性别研究与中国古典文学糅合到了一起,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扇大门,提升了女性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地位,为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主导,哪怕在面对女性作家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男权中心主义这一既成的意识形态。
譬如《情与忠》就很容易让人想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该著对于陈(子龙)柳之传奇故事也颇多叙述,但仍然难以超越男权中心主义的立场,即将柳如是作为“附属”的女性进行阐释。但是在《情与忠》中,柳如是却一度构成了陈子龙文学活动与个人立场变化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孙康宜不但提供了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女性作家的理论工具,而且还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当珍贵的新视野。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曾评价该著的创见:“以生动的史料,深入考察了在17世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人们有关爱情和政治的观念,并给予了深刻的阐述。”
其次是将现代欧美文论引入研究方法。之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引入欧美文论是有一定争议的,与之相比,乾嘉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即“朴学”)中对古籍进行整理、校勘、注疏、辑佚,加上适度的点校、译释等研究方式相对更受认可,也在古典文学研究体系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随着“世界文学”的逐步形成,作为重要组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对其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其自身内部的循环阐释,而是应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研究的体系、范畴与框架下。之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尤其应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同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绝非是在“一国一族”之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的体制、内容与形态是在“变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必须要将当代欧美文论所涉及的新方法论纳入研究体系当中。在孙康宜的研究中,欧美文论已然被活学活用。譬如她对明清女性诗人的研究如《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等篇什,所着眼的即是比较研究,即不同时代、政权、语境下不同的女性诗人如何进行写作这一问题;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文本、作家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孙康宜所关注的对象,譬如她对“典范作家”王士祯的研究,她敏锐地发掘了宋朝诗人苏轼对王士祯的影响,并提出“焦虑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了。此外,孙康宜还对陶潜(陶渊明)经典化的流变、影响过程进行了文学史的审理,并再度以“面具理论”(她曾用此来解读过吴梅村)进行研究。这些都反映出欧美文论研究法已构成了孙康宜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核。
孙康宜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所创造出的人文理论具有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性,欧美文论同样可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譬如前文提到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一书(北大版将该书名改为《词与文类研究》),则明显受到克劳迪欧吉伦(Claudio Guillen,1924—2007)的《作为系统的文学:文学理论史札记》()、程抱一(Fran?ois Cheng, 1929—)的《中国诗歌写作》()与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等西方知名著述的影响,除了文体学研究方法之外,还将话语分析与心理分析引入对柳永、韦庄等词人的作品研究,通读全书,宛然中西合璧。
性别研究的视角与欧美文论的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新”,这也是她对丰富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孙康宜的“新”,是她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所决定的,在孙康宜求学、治学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从封闭走向民主,而大陆也从贫穷走向了复兴,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目光所聚集的焦点而被再度写入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在大时代下,中国文化也重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孙康宜虽然面对的是古代经典,但从广义上来讲,她书写的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孙康宜作品系列》校读后记


李保阳
一、缘起
世间事,往往奇妙得不可以言喻!我为孙老师校读《孙康宜作品系列》(以下简称作品系列)书稿,就是一个奇妙的见证!
2020年3月,当新冠病毒席卷新大陆的前夜,我正在休假,那段时间每天开车跨过特拉华河,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看书。有一天傍晚,我借了几本书准备回家,走出书库的一瞬间,瞥见书架一角有一册《耶鲁潜学集》,因为“耶鲁”两个字,心想作者不会就是孙康宜教授吧。于是就多看了一眼书脊,发现作者赫然就是“孙康宜”。20多年前,我在陕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孙老师的《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但是对孙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传说中她那100平方米大的书房潜学斋,以及斋中那足足5张的书桌,这对直到现在尚无一个像样书房和完整书桌的我来讲,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呢?于是想都没想,顺手就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耶鲁潜学集》一起借出。我要看看孙老师的书房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
读了书中《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那篇文章之后,灯下无言,感慨久久。溯自2016年秋,我到纽约访书10多天,有一天走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信步闲走,竟然走到了中央公园旁的大都会博物馆,就进去匆匆忙忙地“到此一游”。说来也是奇妙,在那迷宫样的博物馆里,我竟然上了二楼,歪打正着地闯进了一座精雕细琢、美轮美奂的江南园林。在大洋彼岸的曼哈顿闹市区大都会博物馆二楼,竟然藏着这么一个完全传统中国风的江南园林!我在江南生活过10多年,走过的江南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山水园林,不下什百,但还是被眼前的这座原汁原味的艺术品给惊呆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座园子叫“明轩”,也不知道在35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批当时蜚声海外汉学界的汉学家的丝竹雅集。是次雅集,以耶鲁大学傅汉思先生的夫人张充和女士演唱《金瓶梅》小曲为中心,参加的人计有:张充和、傅汉思、夏志清、王洞、浦安迪、高友工、江青、孙康宜、芮戴维、陈安娜、唐海涛、袁乃瑛、高胜勇等数十人,多是当年北美汉学研究界一时之选,极中国传统流风余韵之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明代研究很是兴盛(我猜那个“明轩”的名字,很可能和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明代研究之繁荣有某种关联),高友工、牟复礼两位先生勤耕教坛,培植出一众研究明代的高足,如明代叙事文学研究之浦安迪、明代财政研究之何义壮(Martin Heijdra)等,都是杰出代表。关于普大的明代研究,有两个有趣的故事值得一提。
第一个故事是,1975年前后,当时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要写一本有关中国人饮食文化的书,他找到牟复礼教授,请牟先生写有关明代一章。牟先生思来想去,关于明代饮食最直观的材料就是《金瓶梅》中大量关于宴会细节的描写,于是他发挥了西方学者一贯的实证学风,专门请了浦安迪、孙康宜、高天香等当时普大一众师生到他府上聚餐,让擅长中国厨艺的牟夫人陈效兰女士掌勺,按照《金瓶梅》全书中描写的22道不同菜品谱式,烧制了一席“金瓶梅大宴”。当天还请孙康宜用毛笔把那22道菜谱抄录了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见《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所附图)。
第二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在“金瓶梅大宴”后6年,即1981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孙康宜和东亚系浦安迪教授两人建议张充和女士组织一次《金瓶梅》唱曲雅集。充和女士是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幺妹,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闺秀”。她最为人称道的故事之一是当年以数学零分、国文第一的成绩被胡适校长破格录取,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张家世代书香,子弟们自幼浸淫于传统文艺环境中。充和女士少女时代就在苏州接受传统的昆曲训练。1949年,她与夫婿傅汉思教授移居新大陆,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书法和昆曲爱好。数十年来,她以这种根植于传统中国的艺术,涵养其高雅的生命气质,并且以耶鲁大学为基地,培植弟子,让英语世界了解这种精致典雅的中国艺术精髓。在孙、浦两人提议之后不久,当时尚未完工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就为他们的雅集提供了活动场地。于是就有了1981年4月13日纽约明轩的“《金瓶梅》唱曲雅集”。
上述的两个故事可以作为《1949年以来的海外昆曲—从著名曲家张充和说起》《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两篇文章的背景来读,也可以当作《金瓶梅》海外传播的史料来看。这两个故事,也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古典研究在美国的一个繁荣时代的侧影。后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重心,逐渐向现代研究转型了。对于古代文学专业的我来说,读了孙老师的那篇文章后,遂对那段美国汉学研究,产生了一种“胜朝”的“东京梦华”式的想象和感慨。尤其是孙老师在《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明轩的建造过程:明轩是参照苏州网师园的殿春簃异地建造,肇造于1977年,由当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艺术史的方闻先生,奔走于纽约和苏州之间协调,最后由苏州园林管理处派工27人建造。“那50根楠木巨干是由四川、云南等僻远之处直接运来,那些一寸一寸的铺地砖则全为苏州‘陆慕御窑’的特制精品,此外像那参差错落的太湖石也辗转自虎丘附近一废园搬运来的。”原来我当日所见的那精致的园子,是一砖一瓦地由中国万里跨海而来,于是不由得让人对那一砖一瓦顿生一种“我亦飘零久”的跨时空共情。
读完那篇文章后,我在耶鲁东亚文学系的网页上找到孙老师的E-mail地址,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读后感。当时也没有奢望孙老师会回信给我,她那么忙,我仅是她千万读者中默默无名的一个而已(孙老师后来告诉我,当时76岁高龄的她,仍担任东亚语文系研究所的负责人,每天要处理近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我的目的只是把自己当年读她的书,和20多年后在海外再读她书的巧合告诉她而已。没想到过了3个星期,我都快要忘记这事了,突然收到孙老师一封长长的回信(不是一般作者敷衍读者的三言两语式的那种客套)。她除了向我道歉迟复邮件的原因外,在信中还附赠了2018年在台湾出版的《孙康宜文集》五卷电子本全帙。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有了机会,更加集中地系统阅读孙老师的著作,并有机会就阅读过程中的一些感想,直接和她E-mail分享,她也会及时回应我。大约一周后,当我刚刚拜读完《走出白色恐怖》时,收到孙老师的一封邮件,在那封邮件中,她告诉我,她正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增订版《孙康宜作品系列》,因为她的文章非常专业,她本人一直在海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希望能够找一位“特约编辑”,为书稿的编辑工作提供必要的学术和技术支持。孙老师告诉我,她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打算请我帮她承担这个工作。我是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又做过编辑,能得孙老师信任,自感不胜荣幸。同时我还有一点小私心:即我一直在中国上学,没有机会接受欧美现代学术训练,对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甚感隔膜,通过这次系统“细读”孙老师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结晶,可以帮助我了解欧美汉学研究的方法、历史和现状,弥补我这方面的缺憾。经过大约一周的相互磨合、调整,以及工作试样,但最后却因为一点点的技术障碍,没有了那个“特约编辑”的名分,但仍由我为孙老师担任校对(proof-reading)工作。
通过校读作品系列全稿,我当初的那个“私心”之愿实现了。我以孙老师的文章为起点,对海外汉学研究—尤其是新大陆汉学研究—有了一个鸟瞰式的了解。现在就我的校读感想,对孙老师的这部大型作品系列,做一粗略的解读。我的解读是在校读过程中随机而发的,故没有宏观的系统性,对孙老师的研究也没有存全面式解读的宏愿,只是作为一个“细读”者的随感,纯粹是我自己的感想,也许对读者有他山之石的作用。
二、孙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
孙老师的研究领域非常之广。1966年,她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本科论文是“The Importance of Herman Melville to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deas of Melville and Prominent Chinese Thinkers”(《赫尔曼麦尔维尔对中国学生的重要性—兼论麦尔维尔与中国著名思想家的思想比较》)。毕业后,旋考入台大外文研究所,但硕士学位还未念完,就到美国来了。1969年1月,入读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1971年,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当时她已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英语系攻读英国文学。1973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师从高友工教授攻读中国古典文学,1978年,以《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一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从此奠定了她此后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大方向。
孙老师是一位高产学者,其文学世界很难用传统的分类法来描述。我在通读其全部作品系列和其他一些作品之后,将她所涉及的文学世界粗线条地概括如下:(1)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六朝诗歌研究、唐宋词研究、明清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史编纂;(2)西方文学批评,包括现代欧美作家介绍、书评、电影评论;(3)文学创作,包括传记散文的创作、中西文诗歌创作、学术报告文学创作、书信创作;(4)横跨古今中外的女性文学研究;(5)多面向的理论尝试与创新,比如“影响的焦虑”、文学的经典化、“面具”理论等。因为学术背景的限制,我无法对孙老师的全部文学世界进行全景式的探索,本文着重就校读其作品系列过程中,对其中国文学研究成就,略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1.有关鲍照和谢朓对律诗的贡献
在《六朝诗歌概论》这本书中,作者在论述鲍照诗歌的“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特色时云:“鲍照的革新,在于把常规的‘闺怨’改造成了男性的口吻。现在,是丈夫而不是妻子在抒发强烈的怀人之情。通过男性主人公的详细描述,诗中的女性成为关注的焦点。”(《千年家国何处是》第116页)也只有女性的敏感,才能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鲍诗的个性特色。
我对这本书的兴趣点在于,作者以鲍照的参照系,从技术层面论述律诗结构的内在逻辑云:“(1)从非平行的、以时间为主导的不完美世界(第一联),到平行的、没有时间的完美状态(第二联和第三联);(2)从平行而丰满的世界,回到非平行和不完美的世界(第四联)。通过这样一种圆周运动的形式化结构,唐代诗人们或许会感到他们的诗歌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抓住了一个自我满足之宇宙的基本特质。”(《千年家国何处是》第150—151页)这正是律诗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完整的心理和技术过程的细微描述。律诗的首末两联,经常承担的是一种“附属结构”的功能,一般是首联引起将要进入的诗境缘起,尾联则需有对全诗收束的仪式感。这两联都有赖于中间两联的丰满,方能将全诗“黏”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美学宇宙。中间两联要有一种承继或者平行的关系,又不能反复,还要讲求意蕴的字面的对仗,所以是律诗中特别花费心力的部分。因而作者将第二、第三两联定义为“完美状态”,洵为至论也。而首尾两联的不平行和不完美,常常是对读者的诱惑所在,从诗人角度来讲,又是支撑中间两联“完美”的动力所在。
而谢朓何以能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传统的局限,孙老师从谢氏取景与陶渊明笔下景物之异趣得到灵感:“谢朓与陶渊明还是有区别的。谢朓的山水风光附着于窗户,为窗户所框定。在谢朓那里,有某种内向与退缩,这使他炮制出等值于自然的人造物。”“他用八句诗形式写作的山水诗,可能就是这种欲望—使山水风光附着于结构之框架—的产物。”“他的诗似乎达到不同类别的另一种存在—一个相当于窗户所框定之风景的自我封闭世界。其中有一种新的节制,一种节约的意识,一种退向形式主义的美学。”(《千年家国何处是》第164—165页)这种细腻入理的文本细读和联想体味,在学理上能自圆其说。有关诗体演变的事实,这是一个角度非常新颖的解释。

2.《词与文类研究》的“细读”贡献
撰写《词与文类研究》的起因,孙老师如是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乃风格与文体批评盛行之际,我正巧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有幸向许多专家求教,高友工教授所赐者尤多。他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闻名学界,精深广博,循循善诱,启发我对文学批评与诗词的兴趣匪浅。我对传统词家的风格特有所好,始于此时,进而有撰写专书以阐明词体演进之念头,希望借此把主观之欣赏化为客观之鉴赏。拙作《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就是在这种机缘与心态下撰成。”(《北美20年来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
对唐词肇兴的原因分析,孙老师指出唐玄宗的“梨园”设置功不可没,而其作用却并非是皇室本身以词为娱乐形式的正面催化刺激,乃在于安史之乱后,梨园子弟星散民间,使得“伎馆”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了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乐工与歌伎。“中唐以后,教坊颓圮,训练有素的乐伎四出奔亡,直接影响到往后曲词的发展。”(《长亭与短亭》第25页)
此外,这本书以公元850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为研究的上限时间点,是因为这一年是《花间集》收录的作品可考知的最早年限。除此以外,从文体演进本身的发展进程着眼,“850年以前的词,大受绝句掣肘,其后的词体才慢慢有了独特的结构原则,不再受绝句的影响”。(《长亭与短亭》第41页)“850年以后的新词,结构与长度都不为绝句所限,反而含括两‘片’等长的单元,虽则其加起来的总字数不超过58字。”(《长亭与短亭》第45页)“850年前后,确为词史重要分水岭。原因无他:‘双调’小令适于此时出现,而其美学体式也于此时确立。850年以前,‘词’还不是独立文体,其后则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逐渐发展出特有的传统。我们常说温庭筠和韦庄是词史开疆拓土的功臣,原因概如上述。”(《长亭与短亭》第46页)
孙老师在文本细读方面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尤其注重词体的本体特征,比如“换头”和“领字”以及“衬字”这些词体特有的文体结构特征:“词体演变史上最重要的新现象乃‘换头’的形成……‘换头’一旦出现,词的读法也有新的转变,较之曩昔体式,可谓角度全非。”(《长亭与短亭》第45页)“慢词最大的特征,或许是‘领字’这种手法。其功能在于为词句引路,抒情性甚重。柳永提升此一技巧的地位,使之成为词史的重要分界点……‘领字’是慢词的独特技巧,有助于词句连成一体。”(《长亭与短亭》第122页)“这些诗人词客(保阳按:指柳永之前少数创作慢词的唐五代作家)都没有施展‘领字’的手法,而‘领字’正是宋人的慢词之所以为慢词的一种语言技巧。”“柳永首开‘领字’风气,在慢词里大量使用,往后的词人又加以沿用,使之蔚为慢词的传统技巧。”(俱见《长亭与短亭》第134页)“‘领字’可使句构富于弹性,这是慢词的另一基本特征,也是柳永的革新何以在词史上深具意义之故。”(《长亭与短亭》第137页)此外,孙老师用“衬字”来解释柳永词集中同调作品没有一首相同体式的原因,从而对前代词学家语焉不详的这一现象,予以让人信服的解释:“词学的另一重要关目是词律的体式。柳词让词话家深感困惑者,乃为同词牌的慢词居然没有一首是按同样的词律填的……同词牌而有不同律式,并非因许多词学家所谓的‘体调’变异有以致之,而是由于‘衬字’使然。”(《长亭与短亭》第158—159页)而衬字的熟练使用,乃在于柳永高人一等的音乐素养。基于此,作者对历代墨守成规的词家大不以为然:“他视自己的每首词为独立的个体,即使同词牌者亦然。这表示他极思解放传统,不愿再受制化结构的捆绑。遗憾的是,后世词家仍沿袭一脉相传的‘传统’,以致自缚手脚,发展出‘填词’与‘正体’的观念,以别于所谓‘变体’者。他们步步为营,对正统词家立下的字数与律式的注意,远超过对词乐的正视。这种发展也为词乐分家种下难以拔除的根苗。”(《长亭与短亭》第159页)学术界目前公认慢词成熟并大兴于柳永之手,但多从词学接受史视角进行归纳式论证。作为受过新批评理论影响的孙老师,她通过细读文本,从柳词作品本身出发,以词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个性特征来论证柳永对词史的贡献,这个论证策略无疑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力排众说,不为前人成说所囿的理论勇气。这一点在40年前的海外词学研究领域中,尤其难能可贵。该章第三节《柳永的慢词诗学》前半篇把“领字”和“换头”分析得淋漓尽致,后半篇以刘若愚的“连续镜头”和弗里德曼(Ralph Freedman)的“鉴照”理论为工具分析《夜半乐》和《戚氏》,行文真可谓“峰峦叠嶂,翠墨层绵”,层层递进,如破竹剥笋,让本来纷繁杂沓的意象“纷至沓来,几无止境”,“行文环勾扣结而连场若江河直下”。这些话语虽是作者用来评骘柳词的,但移以表彰该章行文的绵密酣畅,亦恰当合适。
孙老师论述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集中在“最卓越的成就则在拓展词的诗意”“苏轼却是为词特撰长序的第一人”“苏轼另一词技是使用史典”这三个方面。孙老师对苏词这三个方面的总结,直到今天的一些苏词论著中,仍被采纳。孙老师对苏轼词中小序的论述尤其别具手眼。她称苏轼《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一词的小序是“自我体现的抒情动作的写实性对应体”,这句读起来有点拗口的中文翻译,可以看作是她对词序这个独立存在的文体下的定义。她对此定义有下面一段解释:“如果词本身所体现的抒情经验是一种‘冻结的’‘非时间’的‘美感瞬间’—因为词的形式本身即象征这种经验,那么‘词序’所指必然是外在的人生现实,而此一现实又恒在时间的律动里前进。事实上,‘词序’亦具‘传记’向度—这是词本身所难以泄露者,因为词乃一自发而且自成一格的结构体,仅可反映出抒情心灵超越时空的部分。词家尤可借词序与词的结合,绾绞事实与想象为一和谐有序的整体,使得诗、文合璧,再不分离。”(《长亭与短亭》第173页)这段文字流转如弹丸,似盐入水,可以看作是以西方文论解释传统诗词的范本,为华语世界本土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向度。
另外,孙老师将宋诗倾向于理学哲思的整体风格的形成,与苏轼开拓词的功能联系起来,这个观点亦颇具新意。盖苏轼在词坛的开拓革新,使得早年属于“艳科”“小道”的“末技”,一跃而成为与传统诗歌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成为“抒情的最佳工具”,于是宋诗只好别寻蹊径,开坛张帜:“近体诗在唐代抬头,变成抒情咏颂的工具,‘词’在宋代也成为纯抒情最佳的媒介。所谓的‘诗’呢?‘诗’开始跑野马,慢慢从纯抒情的范畴转到其他领域去。宋诗和唐诗有所不同,对哲思慧见兴趣较大。宋人又竞以理性相标榜,养成唯理是尚的作风。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词’反倒成为‘抒情的最佳工具’,以别于已经转向的‘诗’。这种转变诚然有趣,但若无苏词推波助澜,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就。”(《长亭与短亭》第176页)

3.回归文本的文学研究
从上文对苏词小序功能的论述,又让我想起另外两篇文章,这些都在在彰显出孙老师对文体的敏感。
如果我们把诗词看作是作者内在情绪的一种抒情文本,那么不管是诗词外的序跋,还是夹杂在诗词字句之间的注释,都是一种外化的说明。孙老师将这种“内在”和“外化”称为private和public,并认为这是龚自珍之所以被称为近代文学开山之祖的文体证明。“龚的自注赋予其诗歌强烈的近代气息。对龚自珍而言,情诗的意义正在于其承担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是私人情感交流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将这种私密体验公之于众。事实上,《己亥杂诗》最令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作者本人的注释散见于行与行之间、诗与诗之间,在阅读龚诗时,读者的注意力经常被导向韵文与散文、内在情感与外在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诗歌本文以情感的浓烈与自我耽溺取胜,诗人的自注则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创作这些诗歌的本事,两者合璧,所致意的对象不仅仅是情人本身,也包括广大的读者公众。这些诗歌之所以能深深打动现代读者,奥妙就在于诗人刻意将情爱这一私人(private)体验与表白这一公众(public)行为融为一体。在古典文学中很少会见到这样的作品,因为中国的艳情诗有着悠久的托喻象征传统,而这种特定文化文本的‘编码’与‘译码’有赖于一种模糊的美感,任何指向具体个人或是具体时空的信息都被刻意避免。郁达夫曾指出,苏曼殊等近代作家作品中的‘近代性’(modernity)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龚自珍诗歌的启发,或许与此不无相关。”(《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
后来当孙老师撰写施蛰存的《浮生杂咏》时,她认为施蛰存的这种自叙传式的诗体创作,有着对龚自珍《己亥杂诗》—尤其是后者文本中的自注这种文体特征—的自觉继承。这种继承在文学史上相互表现为各自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的创新。孙老师认为,施蛰存《浮生杂咏》中每首诗采用的注释自有其个性,即龚注本事,让读者穿梭于内在的抒情文本与外在本事之间,彰显出一种文学的“近代性”;而施注则有一点随笔的性质,充满一种趣味或者生活的智慧,这是一种文学的“现代性”:“施蛰存在《引言》中已经说明,他在写《浮生杂咏》诗歌时,‘兴致蓬勃,卮言日出’。因而使他联想到龚定庵的《己亥杂诗》……我想就是这个‘趣’的特质使得施先生的《浮生杂咏》从当初模仿龚自珍,走到超越前人典范的‘自我’文学风格,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施的诗歌‘自注’已大大不同于龚那种‘散见’于行与行之间、诗与诗之间的注释。施老的‘自注’,与其说是注释,还不如说是一种充满情趣的随笔,而且八十首诗每首都有‘自注’,与诗歌并排,不像龚诗中那种‘偶尔’才出现的本事注解。值得注意的是,施先生的‘自注’经常带给读者一种惊奇感,有时诗中所给的意象会让读者先联想到某些‘古典’的本事,但‘自注’却将读者引向一个特殊的‘现代’情境。” (《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
从上文所引苏轼词的小序,到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释,再到施蛰存《浮生杂咏》的注释,在在表现出孙老师对文体的敏感。20世纪70年代末,她撰作《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时,关注的重心即在“genre”(文体,文类),故此书后来中译本干脆名为《词与文类研究》。迨近年来她以学术之笔叙写施蛰存《浮生杂咏》时,仍以文体的不同功能彰显施蛰存的创作特色。孙老师关注的始终是文本自身的特色及其继承性。通过细读,展现文体特征在文学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尤其是龚自珍和施蛰存,他们韵文体诗词和散文体注释的相互出入所形成的美感和张力,是奠定他们文学创作之近代性和现代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文体互动的角度解释文学史的发展,这种研究向度,给近年愈来愈“历史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文学研究,还得回归文学本身。

4.《乐府补题》研究的创新试探
《〈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托喻》全文有一个强烈的符号:作者在尽全力尝试对《乐府补题》的解读。这种努力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作者不断在分析咏物词的意象时,揳入对解构框架下理论名词的解释。这是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技术问题。因为《乐府补题》自从清初被发现以来,传统的批评家一直在对其进行政治解读,万斯同编纂《南宋六陵遗事》、朱彝尊重刊《乐府补题》都是这一努力的佐证。但是如何避免附会式阅读(allegoresis),就得寻求一种大而化之的理论高度来进行解说,这样可以避免只见一城一池的零碎与不合理。当作者肯定遗民词人“理想的间接表意形式”是咏物词时,她自己也找到了解剖咏物词的理论手段—象征(symbol)和托喻(allegory)。但是这两种方法在西方批评语境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西方批评家在阅读作品时,一般不把这两种手法结合起来”。而作者认为“象征和托喻在中国诗歌中不是互相区别而是互为补充的,而且两者可以并存于同一文本”。这是作者在结合中西文本与批评的操作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她的处理策略是“专注于讨论《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托喻是如何与西方概念相似而又(更重要地)相区别的”,为了证明这一策略的“吾道不孤”,作者引用叶嘉莹在其“Wang I-sun and His Yung-Wu Tzú”(《论王沂孙及咏物词》)中对“托喻”符合中国传统的解释为自己佐证。这是中西比较文学实践中的权宜办法,也是作者折中中西文学研究的高明之处:“西方批评仅在开始比较概念时起作用,但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不能为它的独特‘西方’含义所限制。”这还不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古典诗词结合时的第一次扞格。
另一个表现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创造性地综括出一些术语,以方便论述,比如“枢纽意象”“意向型托喻”“托喻词集”等。这些可以视作作者在弥合东西方文学批评时的技术性贡献。
5.《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孙老师对明末清初文学的描述,从她这本书的章、节题目中即可窥其一斑,如她所谓“情与忠”,这里的情特指的是“艳情”,尤其是男女之间那种无关乎政治托喻的艳情,甚至是和歌伎之间的艳情。作者以西方术语“譬喻”(figura)”作为来宏观视角来综观陈子龙前后两期创作中的“情”与“忠”,实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盖“‘譬喻’主要用于《圣经》的诠释,让《旧约》人、事预示《新约》出现的人、事”。“‘情’与‘忠’都是陈子龙切身的经验,故可视为喻词的两极,彼此互相关涉也互相‘实现’。此外,就像譬喻诠释中的两个条件一样,‘情’与‘忠’由于皆具‘时间性’,对陈子龙而言就更加重要:一个代表过去的时间,一个代表目前的生活。‘情’与‘忠’一旦形成譬喻上的结合,词人目前的生活就会摧拉人心似的展现过去的意义—这个‘意义’过去的陈子龙并不知道—而在此同时,目前的生活也会回首从前,从而又扩大目前的意义。从更宽的角度来看,‘情’与‘忠’根本就包容在某‘超越时间’(supratemporal)的整体里:不为时间所羁的真情世界。”“陈子龙另有贡献:他把文化现象转化为新的词学,故而在美学传统里树立起一种重写式的诠释方法。”
孙老师以休厄尔的“悲剧灵视”(tragic vision)来审视陈子龙的诗作,并解释道:“此书所称的‘悲剧灵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性’。”此书所指乃贤者遇逢的悲剧性苦难,至于亚氏所指,则需有基本的‘悲剧缺憾’才能成立—至少典型的亚氏‘悲剧’必须如此。休厄尔以约伯的苦难为例来定义‘悲剧缺憾’。他说:‘(约伯)受苦受难并非他犯有死罪。他一再遭受打击……也不是因为过去(作恶多端所致)。’”而陈子龙正是具此“悲剧灵视”的人。“我们在卧子诗中所看到的,是苦难与高贵情操的如影随形。在他的诗中,诗人的悲剧英雄形象被重新定位:悲剧英雄主义已经转化成为美学原则。本章拟举若干陈诗为例,借以检讨诗人的悲剧形象。”(《千年家国何处是》第371页)

6.明清文学研究
明代文学。关于明代文学研究,2008年孙老师在接受宁一中、段江丽伉俪采访时坦言:“到了80年代末,我回忆自己在普林斯顿所受的明代历史的教育,联想到明代以及清代文学,发现当时在北美,除了《红楼梦》等少数几部小说之外,明清文学几乎被忽略了,尤其是诗歌,1368年以后的诗几乎无人论及。于是我准备关注这一领域,在我的知识储备中只有一些历史知识,于是自己想方设法弥补文学方面的知识。”作者在21世纪初期,先后发表了5篇和明代文学相关的长篇论文,这些论文之间有内在的学理联系,可以视为作者对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著作系列。
孙老师对于撰述明代前中期文学史,虽言“填补空白”,但其视角之宏大和实际操作之成功,比之《词与文类研究》,虽在系统性上稍逊,但其撰述视角的宏阔和理论勇气,都超过了《词与文类研究》。若能展开章节,增加篇幅,与《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合璧,可称为一部视角新颖立论别出的明代文学史。
《重写明初文学﹕从高压到盛世》写明初文学。本文最特殊之处乃在于为明初、中文学发展史做出三段划分。《台阁体、复古派和苏州文学的关系与比较》,是最精彩的明代文学研究篇章。《中晚明之交文学新探》探讨贬谪文学、妇女形象(文学)重建,尤其是对妇女文学复兴原因的分析,认为是边缘化社会趋势,导致他们对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地位的认同,这个论点很有见地。本文中论及的小说改编—文言之“剪灯”系列,三大白话小说的改编,其中对《三国演义》在嘉靖年间的改编特色总结得非常有。
明清易代之际文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上承明代文学研究而来的自然结果。我之所以将这段时期的文学研究单独列出,乃是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在文学历史分段方面有一种趋势,即将“明清易代之际”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时间段单列出来,这段时期既不属于明代文学史,也难含括进清代文学史。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独特的文学面貌,并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此前文学传统的精神,影响波及后世。这种独特的文学风貌与大时代变局的激荡、新的社会思潮以及社会生活形态的新变息息相关。孙老师的《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我之所以说孙老师的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是承其明代文学研究之续余而来,仍见于上引她回答宁一中、段江丽的采访:“正是在这一‘补课’(笔者按:指填补明代文学研究之缺失)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柳如是很有意思,对她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就是我第三本书《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的写作背景和因缘。”除此以外,属于这段时间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还有几篇代表性的单篇论文,如《隐情与“面具”—吴梅村诗试说》(1994)、《钱谦益及其历史定位》(2006)等。
清代文学。孙老师的清代文学研究代表性篇章有《典范诗人王士祯》(2001)、《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2005)、《金天翮与苏州的诗史传统》(2006)。在清代文学研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孙老师对“苏州”这个超脱的文学意象的描述。盖“苏州”一词,在中国文学世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和历史概念,成为一个蕴涵十分复杂的意象。如果实在要借用一个不很贴切的意象来进行类比,我想“1949”可以勉强当之。但前者远比后者的文学积累和历史厚重感强得多。孙老师在《金天翮与苏州的诗史传统》开篇,除了给一个文学定义的苏州,即“苏州在世人心目中还代表了一种以诗证史的强烈抒情声音,即以诗歌见证人间苦难和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在我看来,苏州的这个定义不仅仅是苏州的,更可以视作近600年来文学史中的一种“江南精神”。元末顾阿英的自我放逐,明初苏州人高启被朱元璋残杀、明朝中后期的“后七子”,清初金圣叹的哭庙,这些彪炳于文学史上的个体苏州事件周围,还有席卷明末江南地区的东林党人活动,“十郡大社”在苏州附近的嘉兴的雅集,清初江南三大案,甚至越过所谓的“康乾盛世”。200年之后,以苏州为中心而影响了全国乃至海外的南社,都在苏州的文学书写之外,平添了一股纠结于士大夫立身处世和道德操守面向的崇高和凝重。孙老师将之总结为“‘苏州精神’:将个人自由看得重于一切”(《台阁体、复古派和苏州文学的关系与比较》)。在我有限的阅读视界中,尚未见如此精准的总结。如果读者参考《长亭与短亭》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一位美国汉学家的中西建筑史观》,会对孙老师笔下的文学苏州有更加立体的了解。
三、学术报告文学的创作
文学创作是孙老师的文学世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其作品大多收入作品系列《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和《屐痕处处》。其中传记散文的创作、中西文诗歌创作、书信创作等等,这些作品要么已经有前人进行过研究和评论,比如《走出白色恐怖》,要么因为笔者的学术背景所限无法客观论述,比如西文诗歌创作等等。但在孙老师的所有创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作品,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我姑且将之命名为学术报告文学。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不得已的名词,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报告,也与传统的报告文学有异。它包括作者对一些学术会议的即时记录,这种记录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秘书做的那种公文文体的会场记录,它既有学术研究的客观严谨,又有游记散文的轻松与洒脱。另外还包括孙老师对她身边的学人的走访记录,与传统的“剧本式”访谈录不一样,它既是当代学术史文献的客观真实记录,又有散文创作的随兴和文艺笔调。
孙老师创作的学术报告文学《20年后说巴特》报道的是2001年初,耶鲁大学惠特尼人文中心为纪念巴特而特别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国际会议;《“无何有之乡”:六朝美学会之旅》记录的是2000年秋在伊利诺伊州召开为期两天的六朝美学大会。这些文章都是作者以与会学者的身份,对这些学术会议的讨论主题、每位学者的学术论点进行的详细的记录,并且及时刊发在中文媒体上,一方面向当时的中文学术界及时传达了国际学术发展的动态,以今日眼光视之,则是一个时代学术史的记录。它是当事人的即时记录,其客观真实性自然无疑。加之作者本身又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其记录和思考的向度可以为学术史研究提供第一手文献。
除此以外,孙老师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也倾注了不少精力,如现代西方文学[杜拉斯、贺兰德、库切、希尼等(参看作品系列《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屐痕处处》部分文章)]。其中有好几位研究对象都是其耶鲁的同事,这一类文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写作结构:以某一小事件为缘起—引入要介绍的学者—对该学者的研究主题进入学理层面的描述和分析—中间甚至会穿插一些学者的成长背景等故事性较强的内容(如《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亚历山大洛夫等),这些灵活跳跃的内容是调节枯燥专业论述的有效手段。比如写研究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研究专家维克多艾里克(Victor Erlich)教授的那篇文章《俄国形式主义专家:艾里克和他的诗学研究》,开篇以轻松明快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沿途所见风光和异样的心理感受,并将这情感投射到艾里克所住房屋—“令人如置身古代隐者的住宅区”,为下文铺设了一个非常自然合宜的叙述环境和心理暗示。这种结构安排的好处是,让读者可以像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那样,不时出入于叙事和学理两个世界,即便面对完全隔行的读者,也不会产生阅读的疲倦和畏惧心理。(龚自珍的诗和注释让读者不时出入于隐晦抒情和诗歌本事之间。这种写作安排如层层剥笋,也有点类似于传统中国话本小说的特殊结构。这种写作艺术得益于孙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学养。)作为学者撰写学术文化散文的一种范式,孙老师的这种学术访谈散文模式的创新,有别于刻下流行的“剧本对话”式访谈录文体,为同类型写作提供了一个多样尝试的可能。除了文体上的创新意义外,笔者认为,孙老师撰写的这类学术访谈散文,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史。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专家:艾里克和他的诗学研究》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流行于俄罗斯学术界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掩盖与揭示—克里斯蒂娃论普鲁斯特的心理问题》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法国的“演进批评”和流行于美国的“新批评”的关系等等。这类文章尤其呈现了西方文学研究理论策源地的耶鲁大学此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现状,给中文世界的读者解读20世纪后半段日新月异的文学批评新理论,提供了一个比较宏观的学术背景。
四、孙康宜教授的“偶然”
孙老师最惯常的一个用语就是“coincidence”(偶然,巧合)。
孙老师对“偶然”情有独钟。她“每年教‘诗学’的那门课,其中有一个专题叫作‘偶然’,专门欣赏和讨论诗与偶然的关系”。(《我最难忘的耶鲁学生》)这表现出她对陌生世界那种不期而遇的向往和冲动。正是这种对于扩大自己世界的冲动,支撑着她几十年来一路奋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
如1994年在耶鲁庆祝男女合校25周年的会上, 建筑设计师兼耶鲁校友林璎正式把她设计的那张“女人桌”献给了母校,并安置在大学图书馆的前面。对那个安置地点,作者就充满了一种怀旧式的偶然情怀,故这篇文章在17年后收入其文集时,还专门在文末做了一个注解:“1990年的一天,我那4岁的女儿Edie突然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前面瞥见我,立刻兴奋地跑来和我拥抱,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先生拍下了一张照片。没想到后来1993年林璎所建的‘女人桌’就在我和女儿曾经‘拥抱’的地方,因此这个巧合顿时成为与‘女人桌’有关的一段佳话。后来我们为了纪念这个冥冥中的巧合,就把那相片取名为‘母与女’。”(《从零开始的“女人桌”》),1968年婚后在耶鲁度蜜月与后半生定居耶鲁的重合(《难忘的耶鲁老校园》),张永安第一次访问其办公室与其好友David次年逝世日期的重合(《耶鲁上海生死交》),20年前她的外套穿在现在学生身上的偶然(《我最难忘的耶鲁学生》),“在编造的故事背后,其实蕴藏着中国人对‘偶然’的重视”(《我最难忘的耶鲁学生》)。“生命本来充满了偶然的色彩,可以说最宝贵的人生经验莫过于某种偶然经验的启发。”(《极短篇七则六》) “生命中所谓的‘偶然’,似乎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必然’。”(《耶鲁上海生死交》)孙老师在与耶鲁同事戴维斯的一次聊天中,很认同戴维斯的经验:“其实人生永远充满了偶然性,唯其富有偶然性,生命才有继续开拓、继续阐释的可能。我告诉他,我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因素的组合,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从这些偶然之中设法找到生命的意义。”她在这段话后面有一段发挥:“戴维斯这段有关‘偶然’的话很富启发性。我想起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赤壁》诗的末尾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说,如果当年的东风不给吴国的周瑜方便,东吴就会被魏军所败,二乔也就会被曹操掳去,整个三国的命运自然改观,历史也必须重写了。据杜牧看来,历史中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而东风也就成了这种偶然性的象征。我想戴维斯所谓的‘偶然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人权的维护者—戴维斯和他的西方奴隶史》)“这世界充满了偶然, 却又十分真实。”(《我被挂在耶鲁的墙上》)“我很珍惜自己与施先生之间的忘年之交,觉得如此可贵的神交,看来虽似偶然,实非偶然。”(《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就如许多人类的事情一样,‘偶然’常会带来好运,但刻意去求常会适得其反。”(《狗的“人文化”》)“这个巧合,不是一般的巧合,它象征着一种人生哲学。”(《重新发掘施蛰存的世纪人生—〈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序言》)在亚马逊上买到10多年前签赠给友人《情与忠》,“我相信这是冥冥中的一个奇妙安排”“这种‘如往而复’的回应立刻令我联想到《易经》里的‘复’卦。我也同时想起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所写的一首题为《箭与歌》(The Arrow and the Song)的诗。该诗的大意是:诗人向空中射出一支箭,不知那支箭最终落于何处。接着,诗人又向空中高唱一曲,不知那歌曲有谁会听见。但许久之后,有一天诗人偶然发现那支箭原来附在一棵橡树上,仍完好无缺。至于那首歌,从头到尾都一直存在一个友人的心中。总之,我感到自己的经验也呼应了这种反转复归的人生意蕴。”(《永恒的缘分─记耶鲁同事麦克莱兰(Mc Clellan)》)“确实这世界充满了偶然,却又十分真实”(《我被挂在耶鲁的》)。
这种对“偶然”和“巧合”所渗透出来的好奇心,表现在她的生活中,就是对所有身边的人和事,保持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比如她尝试去了解不同专业的人的背景,希望从他们各自独特的经历和专业方面,得到新知识。这种新知识,可以是纯粹满足其好奇心,也可以是建立在学科交叉的专业基础上的丰富背景。她写过的人物及背景,真可谓五花八门,如耶鲁历史系同事、儿童节目主持人、她的家庭医生加里普赖斯等等,但她的采访大致都会围绕一个中心:即人文精神或者文学话题。而她往往能“慧眼识英雄”,所采访的人,不管其职业多么天差地别,却都具有一颗沉潜内心深处的文学之灵。这大概就是文学让人着迷的地方吧。加里普赖斯医生说过一句话:“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力求最大限度地容忍和接受多元化的国家了。其实,就是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多元化使我特别喜欢我的职业。我喜欢努力了解不同的文化,也喜欢通过了解来帮助别人。”孙老师自己从这些“跨学科”“跨领域”的拓展中,得到了灵感的激发和灵性的滋养—“这次我真正体会到,希腊神话不仅反映了西方人自古以来对人性本质深切的了解,而其情节之戏剧化也预设了后来西方科学与医学研究多层面的发展……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我对希腊神话的重新领会却得自一个外科手术医师的启示。那种启示是极其偶然的,但也是最宝贵的。”(《一个外科医生的人文精神》)这句话如果挪用过来形容孙老师,如不十分恰当,当亦庶几近之。甚至和人文精神相去甚远的太空科学,她也能津津有味地了解其过程,体味其中的人文意义:“在逐渐复杂的今日世界里,真正的成功乃是团体力量的成功,而非少数个人的荣耀。”(《在休斯敦“游”太空》)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她会在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艺理论、电影批评甚至人物传记写作等跨领域甚至完全不搭界的领域有诸如作品系列中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化成就。
孙老师的这种“巧合”与俄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宿命论下“对富有预言性的日期的巧合(fatidic dates)”有某种近似之处。纳博科夫的这种“日期的巧合”,可以看作是通往他所认知的“彼岸世界”的一种渠道。当人类还无法解释一些宿命论中的现象,这便是一个人拓展未知世界的动力。有“纳博科夫专家”之称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夫解释说:“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这一类的巧合确实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书中屡次强调彼岸世界的原因。我认为纳博科夫一向对形而上和精神界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每当他处于时空交错的情况下,他总会把现世和彼岸世界连在一起。”孙老师则说她对“纳博科夫的宿命观,我格外感兴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巧合对纳博科夫来说,都是命运的启示。至于命运,那个来自彼岸世界的神秘动力,也正是他所谓的‘缪斯’(Muse)。” 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孙老师对于“巧合”这种带有宿命论的信仰般痴迷,盖来自其生命深处对于文学那种至上而赤诚的热爱。如果再往深一点引申,就是孙老师是欣赏纳博科夫那种建立在宿命论基础上的彼岸世界的,而这样的世界,在当代的美国学术界是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比如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在一篇评论里劝导读者“还是不要去深究神秘主义方面的事情,因为这种考虑是不重要的”。也许正是欧美思维的严谨和实证主义传统,让西方世界对于接近于东方文化的这类模糊世界和模糊文化不能接受,孙老师对纳博科夫的好奇心,可证明她虽然身在美国逾半个世纪,接受西方学术训练,但她身上仍然葆有一种东方文化的底色,这也是她在西方汉学研究界能够出入游刃的个性与特色。
五、结尾
我无意—也没有那样的学术能力—对孙老师的研究做全景式描述,以上仅是通读其作品系列的一些个人体会。有些体会比较深,就多说几句,有些体会不明显但却很重要,比如孙老师文学研究中关于经典化的问题、女性文学研究、电影批评等等,牵涉的中外理论和作品非常复杂,为了避免说外行话,姑且存而不论。另外孙老师先后主持的中国女性诗人作品的翻译工程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虽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作品系列中既然鲜有涉及,加之我本人对翻译文学没有任何研究经验,亦避而不谈。类此情形尚多,不能枚举。即便是上面谈到的面向,也仅是个人一得之见,有些地方说了外行话,是在所难免的,希望孙老师和这些领域的方家不要见笑。
犹记八九年前,我在杭州和朋友编辑同人刊物《掌故》,那几年,几乎每年要校读两三本书稿,6年前的冬天,我在杭州城西的山寺校完最后一辑,我们那本刊物就歇止了。此次校读孙老师的书稿,让我再一次回到那几年的校稿情境当中,实在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2020年5月28日
初稿于思故客河上之抱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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