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 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金，中英文著作多种。2015 年4 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and Sciences）院士。
今年73岁的孙康宜先生是国际汉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她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深耕多年，著作等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馆长，后又两度出任耶鲁大学东亚系（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t Yale University）主任，2015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16年又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在国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声誉卓著。而且，孙康宜还是一位驰名国际的华语散文家，其代表作《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不但在华语散文界影响颇大，而且还被翻译为韩文、捷克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版，形成了世界性的影响。
5年间，《孙康宜文集》在大陆、台湾两地先后问世，受到了许多同行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孙康宜文集》的出版不但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大事，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众望所归的喜事，当然这也说明了孙康宜先生作为学术泰斗，其卓异成就得到了海峡两岸、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作为《孙康宜文集》的主编，我愿不揣浅陋，撰此导读，向孙康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创作成就致敬。
一
总体来看，孙康宜先生的学术研究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与其他同时代许多海外华裔学者相似，孙康宜出生于中国大陆，20世纪40年代末去台湾，在台湾完成了初等、高等教育，尔后赴美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在美国执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孙康宜的人生轨迹乃是不断跌宕起伏的结果，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孙康宜的学术研究分期，也与其人生经历、阅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44年，孙康宜出生于北京，两岁那年，因为战乱而举家迁往台湾。其父孙裕光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曾短期执教北京大学，而其母陈玉真则是台湾人。孙康宜举家迁台之后，旋即爆发二二八事件，孙康宜的舅舅陈本江因涉“台共党人”的“鹿窟基地案”而受到通缉，其父亦无辜受到牵连而入狱10年。
可以这样说，幼年至少年时期的孙康宜，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其父蒙冤入狱的岁月里，她与母亲在高雄林园乡下相依为命。这样独特且艰苦的生存环境，锻炼了孙康宜坚强、自主且从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性格，也为其精于钻研、刻苦求真的治学精神起到了奠基作用。
1962年，18岁的孙康宜被保送进入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这是一所与美国教育界有着广泛合作并受到基督教会支持的私立大学，首任校董事长为台湾前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杭立武先生，这是孙康宜学术生涯的起点。据孙康宜本人回忆，她之所以选择外文系，乃与其父当年蒙冤入狱有关。英文的学习可以让她产生一种逃避感，使其可以不必再因为接触中国文史而触景生情。
在这样的语境下，孙康宜自然对英语有着较大的好感，这也为她今后从事英语学术写作、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她的学士学位论文“The Importance of Herman Melville to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deas of Melville and Prominent Chinese Thinkers”（《赫尔曼麦尔维尔对中国学生的重要性—兼论麦尔维尔与中国著名思想家的思想比较》）以美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小说《白鲸》（）为研究对象。用孙康宜本人的话讲：“他一生中命运的坎坷，以及他在海洋上长期奋斗的生涯，都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
从东海大学毕业后，孙康宜继续在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多年英语的学习，使得孙康宜有足够的能力赴美留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孙裕光已经出狱，但属于“有前科”的政治犯，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下，有“政治犯”背景的孙康宜一家是被“打入另册”的，她几乎不可能在当时台湾的体制内获得任何上升空间（除了在受教育问题上还未受到歧视之外），甚至离台赴美留学，都几乎未能成行。在这样的处境下，定居海外几乎成为孙康宜唯一的出路。
在台大外文所读书期间，成绩优异的孙康宜就被得克萨斯州的 A & M 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英文系录取并获奖学金。但后来由于个人情况的考虑，她决定进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图书馆学系的硕士班。历史地看，这是一个与孙康宜先前治学（英美文学）与其之后学术生涯（中国古典文学）并无任何直接联系的学科；但客观地说，这却是孙康宜在美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因为她想先学会如何在美国查考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料，并对书籍的分类有更深入的掌握。1971年，孙康宜获得该校图书馆学系的硕士学位之后，旋即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大学（The 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英文硕士班学习，这是孙康宜获得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她又重新进入了英美文学研究领域。
嗣后，孙康宜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The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班，开始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副修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师从于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高友工（Yu-kung Kao，1929—2016）等知名学者。此时孙康宜真正开启了她未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之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978年，34岁的孙康宜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即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 1925— ）的《中国文学文体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的书评，刊发于《亚洲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她用英文进行学术写作的起点，也是她进入美国学界的里程碑。
1979年，是孙康宜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她的第一份教职就是在人文研究颇有声誉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担任助理教授，这为初出茅庐的孙康宜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同年，孙康宜回到中国大陆，并在南京大学进行了学术讲演，其间与唐圭璋、沈从文、赵瑞蕻等前辈学者和作家有过会面。作为新时期最早回到中国大陆的旅美学者之一，孙康宜显然比同时代的其他同行更有经历上的优势。
次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创系主任牟复礼教授的推荐下，孙康宜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这是一份相当有荣誉感的职位，比孙康宜年长53岁的中国学者兼诗人胡适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当然，这与孙康宜先前曾获得过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密不可分。在任职期间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英文专著（《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这本书被认为是北美学界第一部完整地研究晚唐至北宋诗词的系统性著述，它奠定了孙康宜在北美学术界的地位。1982年，孙康宜开始执教耶鲁大学东亚系，并在两年后担任东亚语文研究所主任，1986年，她获得终身教职。
在《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一书中，孙康宜以温庭筠与韦庄两人为重要对象，以文体学为研究方法论，探索了花间词独特的结构原理。20世纪60至80年代，是文体学研究在北美突飞猛进的年代，孙康宜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文体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声势正隆的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可以说，文体学代表了当时美国文学理论界最为前沿的研究方法。当时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曾认为：“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从孙康宜第一本学术专著便可看出其对于欧美前沿文论的关注并努力将其借鉴于中国文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花间词”得名于五代后蜀诗人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该词集中收了18位词家的500首词，共同主题便是描述女性以及异性之间的相思。在孙康宜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里，她就选择用欧美文论界前沿的文体学理论来解读花间词，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在总体上奠定了孙康宜今后的学术风格。
如果将孙康宜的学术生涯形容为一张唱片的话，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段经历，视为这张唱片的A面，而其后数十年的“耶鲁时光”是这张唱片的B面。因此，《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既是A面的终曲，也是B面的序曲。此后孙康宜开始将目光聚集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上，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六朝诗研究》）。
从严谨的学科设置来看，唐宋文学与六朝文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孙康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考据研究学者，她更注重于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凝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性变革，即作家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下对政治、历史乃至自身的内心进行书写的流变过程。这与以“朴学”为传统的中国大陆主流古典文学研究不尽相同，而是更接近西方学界主流研究范式—将话语分析、心理分析、性别研究与文体研究理论引入古典文学研究范畴。
这就不难理解孙康宜的第三本英文专著（《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下文简称《情与忠》）缘何会成为该领域的代表作之缘由。陈子龙是一位被后世誉为“明诗殿军”的卓越诗人，而且他官至“兵科给事中”，属于位高权重之人。明亡后，他被清军所俘并坚决不肯剃发，最终投水自尽。孙康宜将这样一个诗人作为研究对象，细致地考察了他的文学活动、政治活动与个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认为其“忠”（家国大爱）与“情”（儿女私情）存在着情感相通的一面。
不言自明，《情与忠》的研究方式明显与先前两本专著不同，前两者属于概论研究，而后者则属于个案研究。但这三者之间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以比较文学为核心，用一系列现代研究范式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这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经典诠释研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孙康宜别出心裁地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孙康宜的一系列著述与单篇论文中，“现代”与“古典”合奏而鸣的交响旋律可谓比比皆是。如《〈乐府补题〉中的象征与托喻》着重研究了“咏物词”中的象征与托喻；而《隐情与“面具”—吴梅村诗试说》独辟蹊径，将“面具（Mask）说”与“抒情主体”（lyric self）理论引入对吴梅村（即吴伟业）的诗歌研究当中，论述吴梅村如何以诗歌为工具，来阐释个人内心所想与家国寄托；《明清诗媛与女子才德观》则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论述女性诗人的创作动机与群体心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二
从东海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完整的学术训练，让孙康宜具备了“现代”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式，使其可以在北美汉学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但公正地说，用“现代”的欧美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绝非孙康宜一人之专利，在海外汉学领域内，可谓比比皆是。如艾朗诺（Ronald Egan， 1948— ）对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探索，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 ）的《红楼梦》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 ）对唐诗文本的精妙解读，余国藩（Anthony C. Yu， 1938—2015）的《西游记》再解读以及卜松山（Karl-Heinz Pohl， 1945— ）在儒家美学理论中的新发现，等等，无一不是将新方法、新理论、新观点乃至新视角与传统的“老文本”相结合。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不同新方法的博弈，因为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明确的。
无疑，这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路数。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现当代作家（特别是在世的作家）不难，但要以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找到一个从未研究过的个案，之于海外学者而言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谈到这个问题，势必要谈到孙康宜学术思想的特殊之处。“传统”与“现代”的相结合当然是大多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共性”，但孙康宜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却有着自身的特色，我认为，其特殊之处有二。
首先是从性别研究出发的视角。这是许多海外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并不具备的。在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如孙康宜这样的女性学者本身不多见，孙康宜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性与个人经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独特的研究与诠释，这是其特性而非共性。因此，“女性”这个角色（或身份）构成了孙康宜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譬如她在研究陈子龙时，会考虑到对柳如是进行平行考察，而对于明代“才女”们的审理，则构成了孙康宜极具个性化的研究特色。
当然，很多人会同时想到另外两位华裔女性学者：田晓菲（Xiaofei Tian，1971—）与叶嘉莹（Chia-ying Yeh， 1924—）。前者出生于1971年，曾为《剑桥中国文学史》（，该书的主编为孙康宜和宇文所安）撰写从东晋至初唐的内容，并在六朝文学研究中颇有建树，而出生于1924年的叶嘉莹则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女性学者，尤其在唐宋词研究领域，成就不凡。
虽都是女性学者，但她们两者与孙康宜的研究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性。从年龄上讲，田晓菲应是孙康宜的下一代人，而叶嘉莹则是孙康宜的上一代人。孙康宜恰好在两代学人之间。因此，相对于叶嘉莹而言，孙康宜有着完整的西学教育，其研究更有“现代”的一面，即对于问题的认识与把握乃至个案研究，都更具备新理论与新方法。但之于田晓菲，孙康宜则显得更有文学批评性。毕竟田晓菲是从中国现代史转型而来，其研究风格仍带有历史研究的特征，而孙康宜则是相对更为纯粹的文学研究，其“现代”意识下从性别研究出发的视角，更有承上启下、革故鼎新的学术史价值。
广义地说，孙康宜将性别研究与中国古典文学糅合到了一起，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扇大门，提升了女性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地位，为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主导，哪怕在面对女性作家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男权中心主义这一既成的意识形态。
譬如《情与忠》就很容易让人想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该著对于陈（子龙）柳之传奇故事也颇多叙述，但仍然难以超越男权中心主义的立场，即将柳如是作为“附属”的女性进行阐释。但是在《情与忠》中，柳如是却一度构成了陈子龙文学活动与个人立场变化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孙康宜不但提供了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女性作家的理论工具，而且还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当珍贵的新视野。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曾评价该著的创见：“以生动的史料，深入考察了在17世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人们有关爱情和政治的观念，并给予了深刻的阐述。”
其次是将现代欧美文论引入研究方法。之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引入欧美文论是有一定争议的，与之相比，乾嘉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即“朴学”）中对古籍进行整理、校勘、注疏、辑佚，加上适度的点校、译释等研究方式相对更受认可，也在古典文学研究体系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随着“世界文学”的逐步形成，作为重要组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对其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其自身内部的循环阐释，而是应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研究的体系、范畴与框架下。之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尤其应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同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绝非是在“一国一族”之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的体制、内容与形态是在“变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必须要将当代欧美文论所涉及的新方法论纳入研究体系当中。在孙康宜的研究中，欧美文论已然被活学活用。譬如她对明清女性诗人的研究如《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等篇什，所着眼的即是比较研究，即不同时代、政权、语境下不同的女性诗人如何进行写作这一问题；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文本、作家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孙康宜所关注的对象，譬如她对“典范作家”王士祯的研究，她敏锐地发掘了宋朝诗人苏轼对王士祯的影响，并提出“焦虑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了。此外，孙康宜还对陶潜（陶渊明）经典化的流变、影响过程进行了文学史的审理，并再度以“面具理论”（她曾用此来解读过吴梅村）进行研究。这些都反映出欧美文论研究法已构成了孙康宜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核。
孙康宜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所创造出的人文理论具有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性，欧美文论同样可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譬如前文提到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一书（北大版将该书名改为《词与文类研究》），则明显受到克劳迪欧吉伦（Claudio Guillen，1924—2007）的《作为系统的文学：文学理论史札记》（）、程抱一（Fran?ois Cheng， 1929—）的《中国诗歌写作》（）与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等西方知名著述的影响，除了文体学研究方法之外，还将话语分析与心理分析引入对柳永、韦庄等词人的作品研究，通读全书，宛然中西合璧。
性别研究的视角与欧美文论的研究方法，共同构成了孙康宜学术思想中的“新”，这也是她对丰富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孙康宜的“新”，是她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所决定的，在孙康宜求学、治学的半个多世纪里，台湾从封闭走向民主，而大陆也从贫穷走向了复兴，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作为世界目光所聚集的焦点而被再度写入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在大时代下，中国文化也重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孙康宜虽然面对的是古代经典，但从广义上来讲，她书写的却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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