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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丹对话：丹麦的中国研究

書城自編碼： 377153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对外文化交流
作者： ［丹］约恩·德尔曼，［丹］魏安娜 主编， 谷 健 等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36831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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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主要收录丹麦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视角与中国学者不同，但可以开阔视野，也可以作学术交流，了解两方观点，以便更全面地借鉴有益的文化成果。
內容簡介：
本书梳理丹麦近20年来的中国研究成果，让中国学界了解丹麦研究环境、研究传统和研究重点。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开展有效的学术对话。研究不仅仅是中国的丹麦研究，更要关注丹麦的中国研究，了解丹麦中国研究的态度、范式、内容等，以促进中丹之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互识互信。本书讨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教育，以他者的眼光给出全新的认识与观点。本书让读者在批判性阅读的过程中，借助他者的眼光，辩证地看待跨文化交流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便更好地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
關於作者：
约恩·德尔曼（Jorgen Delman）是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教授、中国研究专家。他多年来与中国高校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曾多次受邀出席北京、上海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讨论会和讲座。
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奥胡斯大学中国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发表多篇著作，研究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文化与思想论争、中国当代艺术、中欧文化与文学交流、卡夫卡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等.
目錄：
导言 从远处看中国 约恩·德尔曼（Jrgen Delman） 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 张喜华

扬州评话《西汉》传统留存下来的说书艺人的脚本 易德波（Vibeke Brdahl）/著 杨静林/译

孔子2.0版，还是儒学某某主义？——文化调解者建构初探 本特·尼尔森（Bent Nielsen）/著 于春华/译

“音乐的势力” ——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的中国崛起 史通文（Andreas Steen）/著 王莎/译

当代中国文学身份空间中的多重时间性 ——论余华小说《兄弟》及其接受研究
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著 于春华/译

亚健康 ——当代中国身体素质之问 武博格（Mikkel Bunkenborg）/著 余沁/译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多孔渗透性人格 ——与跨文化心理学的对话 孙博（Bo renlund Srensen）/著 曹洪瑞/译

中国政治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柏思德（Kjeld Erik Brdsgaard）/著 孙宁/译
中国城市气候变化政治 ——碎片化整合机制与杭州的治理创新 约恩·德尔曼（Jrgen Delman）/著 孙宁/译

重塑中国城乡边界 ——例外是获得发展的标准 叶思博（Jesper Willaing Zeuthen）/著 余沁/译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 ——陈衡哲与早期的全球化计划 丹尼斯·金普尔（Denise Gimpel）/著 曹洪瑞/译

我要用我自己的小方式来改变中国学前教育 ——中国留学生、“西方”价值与学前教育改革 曹诗弟（Stig Bjarka Thgersen）/著 蒋芳芳/译

中国留学生问题研究 ——一场基于软实力的公共外交？毕安娜（Ane Bislev）/著 蒋芳芳/译

重温中国和拉美经济发展 ——不同工业化战略的非预期结果李形/著 倪晓文/译
內容試閱：
导言 从远处看中国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对北欧国家进行考古挖掘的过程中发现的有力证据表明，北欧维京人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拥有价值不菲的中国产品，比如丝绸。尽管从逻辑上来看，维京人很可能会在远征途中遇到中国人，但文献首次记载中国人与丹麦人之间的往来是在1733年，当时丹麦货轮“克里斯蒂安皇家号”（Cron Printz Christian）于1731年在广东的码头靠岸，随行牧师发表了一篇游记，他描述中国： 人民富庶，治理有序。“中国是福地，尽管人口众多，但都极为富裕，连外邦人都能尽享恩惠。金银珠宝，名贵器物，无论是天然而成的还是手工雕制的，应有尽有，还有许多其他包括食物在内的佳品，让人赏心悦目”（Huusaman 1733）。

“克里斯蒂安皇家号”隶属于当时新成立的名为“中国会”（Chinesisk Societet）的贸易公司（Asmussen 2019），这艘货轮在当时顺利抵达中国，为中丹两国日趋密切的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自那时起，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改变和深入，虽有动荡，但丹麦商人从未怀疑中国对于他们乃至丹麦经济的重要性。丹麦是1950年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之一，即使在“文革”期间，宝隆洋行（the Danish East Asiatic Company）也作为为数不多的西方公司之一在中国保留了代表权。（Thgersen et al. 2017； Brdsgaard & Kirkebk 2001）

几个世纪以来，丹麦的企业和商人在中国几经盛衰，但破产的公司再多也无法阻挡新公司前赴后继到中国发展商业贸易的脚步。他们寄望于前人的成就，以寻求商业上的灵感。自1870年起，丹麦在上海建造了最早的现代全球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丹麦大北电报公司（Thgersen et al. 2017）。1854年，多名外国驻上海领事率先成立了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表面上看来，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由清政府管辖，但实质上它是一个半殖民性质的机构，其高级官员大多都是外国人。1860年，海关总税务司雇用了第一位丹麦人，到1949年，大约有250名丹麦人在此就职，其中许多人工作了几十年并担任要职。

中丹的经贸合作也带动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19—20世纪，约有150名丹麦传教士来到中国（Thgersen et al. 2017），并对当地的宗教、文化和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民、外交和旅游业不断发展，中丹两国人员在商业、教育和文化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自下而上的交流活动使两国关系历久弥坚。丹麦与中国的外交最早始于1820年，当时丹麦政府任命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担任首任驻华领事，此人在广州还设立过公司，首位丹麦籍驻华领事于1851年在上海就职，首任丹麦驻华大使于1912年驻华工作（Thgersen et al. 2017）。

2008年，中丹两国建立双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双方希望通过政府间更密切的互动与合作来寻求新型的公共外交，包括环境、气候变化、能源、教育、人权以及政府责任制和透明度等方面（Srensen and Delman 2018）。

中国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中国现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大国。到21世纪初，丹麦人总体对中国呈积极态度，但也有一些杂音。中丹两国政体不同，文化各异，信仰和价值观不同。丹麦民众对中国和美国等大国都心存戒备，因为丹麦是个小国家，担心被卷入大国对垒中。中丹关系会有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丹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因为两国的友好是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为了了解中国，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丹麦需要精通汉语和了解中国的人才，如译员、文化交流者、分析师、商业精英、导游、记者、外交官、学者等。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在丹麦高校从事中国研究。起初，这些人被称为“汉学家”，是一个相对较小而又边缘化的群体，他们专事中国研究。然而，近几十年来，该群体人数数量大增，中国研究在丹麦大学的多个学科中日益重要，成效显著。

本书的出版缘由
哥本哈根大学的约恩·德尔曼（Jrgen Delman）教授和奥胡斯大学的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教授两位丹麦的中国研究专家精选了本书的内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丹麦研究中心主任兼哥本哈根大学荣誉博士张喜华教授常年致力于中丹文化交流，她了解丹麦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学者众多，著述颇丰，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外交人士和公众了解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她对丹麦传播中国文化，也希望中国读者了解丹麦的中国研究，从而知己知彼，促进更有效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在张喜华教授的动议下，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共同目标的驱动下，三位学者通力合作，进行选材、审校和翻译。本书是丹麦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丹麦研究的交汇点。

本书汇集了诸多丹麦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他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当代和历史问题。甄选了2000年后发表的人文社科领域内的代表性文章。文章入选有几个标准。首先，文章的作者均是丹麦高校的中国研究专家学者，国籍不限；其次，他们的研究必须基于中国一手文献资料，文章应该是这些丹麦学者的代表性作品，体现其研究旨趣、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语境；最后，入选的文章必须符合中国实际。

丹麦的中国研究专家希望能把他们扎实的理论和创新的方法应用到各自的中国研究中。我们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了解中国研究在丹麦的重要意义，也能审视来自异域的别样思考。丹麦的中国研究是基于丹麦语境的中国研究，不能以中国视角去解读异域的阐释和认知。马克思曾经说过，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中国研究对于部分丹麦学者来说，同样是谋生之道。中国读者在批判性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借助于他者眼光，辩证地看待跨文化交流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甄别学术立场和研究语境，以便更好地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
欧洲及丹麦的中国研究历程
描述并分析中国的一切是欧洲对中国800多年来的研究传统，《马可·波罗中国游记》开启了欧洲研究中国的先河，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了其在元朝时期造访大汗帝国的经历。自那时起，关于中国的游记以及相关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继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布道。有些传教士把心思都花在了研究异域中国，而忘记了布道初衷。他们将所见所闻记录成册，送回自己的国家，随后再由人基于当时的语境撰写出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思想和科学的著作。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为重要代表的大批天主教传教士因熟稔中国语言和文化，对中国的研究独具影响，他们中有些人还在清代朝廷任职。

17世纪60年代末，佛兰德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奉命给观象台安装新的天文仪器，于是他决定重建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设计的天文仪，这也是中丹两国科学交流的首个已知案例。目前，这些天文仪器依然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博物馆里。

耶稣会士还将多部儒家经典翻译成当时欧洲通用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这在欧洲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法国。中国思想和政府的概念在欧洲启蒙运动的论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建议彼得大帝修建一条横跨西伯利亚到中国的公路，连接中国和欧洲。继拉丁语译本后，欧洲接连出版了中国文学的法译本、德译本和英译本（Mungello， 2013）。18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对中国充满赞誉，到了19世纪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中欧之间贸易频繁，中国的文化产品、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在当时的欧洲深受欢迎，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也成为欧洲富裕阶层的家居用品。

首个汉学教授职位于1814年在巴黎设立，旨在训练一批具有语言技能和文化能力的人员，让他们能够在中国担任口译员并代表法兰西帝国与中国对话。此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多所大学相继设立了类似汉学教授的职位。

从传统意义上讲，汉学一直被认为是以语言学为基础、主要通过研究中国哲学、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来研究中国。丹麦科学家龙伯格（Knud Lundbk， 1912—1995）记录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及其为科学所做的努力以及早期汉学家的历史（Lundbk 1986；1995）。尽管龙伯格是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医学教授，但他自学汉学，热忱于收集16世纪以来罕见的汉学原著，后来也成为汉学家。

20世纪初，哥本哈根大学开设了汉语教学，由库尔特·伍尔夫（Kurt Wulff， 1881—1939）教授汉语。自1928年起到他1939年去世的11年间，库尔特·伍尔夫担任东亚语言的汉语教学，同时，他还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印度学家，也是丹麦皇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Karttunen 2018； Arendrup 1995）1958年，哥本哈根大学设立了首个全职汉学教授职位，易家乐（Sren Egerod， 1923—1995）教授曾担任该职，直至1993年退休。“二战”后，易家乐在前往法国求学前，曾自学中文。1945年，他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教育项目资助，该项目资助每个北欧国家一名汉学专业学生。1946年，易家乐作为斯堪的纳维亚汉学大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学生前往斯德哥尔摩学习，就读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后来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的顾迩素（Else Glahn）、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和现代语言学及文学的瑞典国际知名教授兼瑞典科学院委员格伦·马尔姆奎斯特（Gran Malmqvist）以及奥斯陆大学从事中文研究的亨利·亨恩（Henry Henne）教授都得到过该资助。正如大多数其他早期的汉学家一样，易家乐专门研究古代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了开创性的辩证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隆都方言： 华南成语的描述性及历史研究》，并取得哥本哈根大学的博士学位。2016年，易家乐先生所著的《隆都方言》在中山翻译出版，成为“中山文史”系列的一部分。易家乐于1960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所，自那时起，哥本哈根大学设置了完整的汉学研究项目，现更名为中国学。1968年，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成立，（后更名为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其目的是促进和支持北欧国家的亚洲研究，易家乐作为创始人之一，任首任所长。

几乎同时期，丹麦第二大学府奥胡斯大学设立了汉语教学项目，顾迩素副教授是该项目的创始人（Chiu 2011）。她最初是一名木匠，后来成为建筑师，她对中国建筑和木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成为前文所提的著名瑞典汉学家大师高本汉的学生。顾迩素受过扎实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在奥尔胡斯大学开设中国学之际，便展现出对当代中国的浓厚兴趣，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建筑和建筑传统，尤其关注12世纪中国的建筑方法《营造法式》（Glahn 1981；1975）。

150多年来，尽管欧洲汉学家们主要研究传统语言、语言学、文化、历史、哲学等有限领域，但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才是中国这一庞大国家和民族的唯一诠释者。身为中国通，他们努力维护自己在学术界内外的特殊地位。他们当中许多人，包括易家乐和顾迩素，在丹麦大学里对中国了解甚微时，就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遗憾的是，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当时在大学内部依然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有关当代中国的知识需求激增，社会对于汉语人才的需求也有所增长，传统的汉学面临挑战，汉学家们自身及其研究方法都需要革新。
中国研究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区域研究
以语言为基础的区域研究，例如当代的“中国研究”，发祥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尤其是“二战”后迅速发展，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且具备足够汉语能力的专家，以便帮助美国从世界各地搜集情报，为国家、军队和情报部门服务。冷战时期，由于获取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重要情报的渠道有限，美国对这类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虽然一直以来学术界认为汉学是中国研究的根，但当代中国学的学者主要还是借鉴人文社科既定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把重点放在现当代中国和现代汉语上。中国研究打破了传统汉学只关注历史上的中国和文言文研究的学术孤立困境，使其更加贴近当代中国。除了要精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外，中国学专业的研究生还必须能熟练地阅读、解读和分析中国的政策文件、相关文献、媒体资讯和其他来自中国的一手资料。如此培养这些研究生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专事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丹麦的中国研究
中国研究作为以语言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现已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研究中国的标准，丹麦也不例外。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研究本身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被视为在学校层面的、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研究”教育项目（丹麦语称为“Kinastudier”）。目前这类项目由多名一专多能的专家进行管理，他们大多都具备用汉语工作、教学和研究的能力。

多所丹麦高校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设了中国研究，其中奥胡斯大学于1969年设立了首个中国研究项目（那时称之为汉语研究，即“Chinese Studies”）。易家乐教授退休后，哥本哈根大学于20世纪90年代将传统的汉学项目改为区域研究项目。哥本哈根商学院于1993年设立亚洲研究项目，并于2003年起增设汉语选修课程。奥尔堡大学2007年起设立中国区域研究项目，但中文学习没有纳入必备要求中。南丹麦大学于2007—2015年也设立了中国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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