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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海外中国研究·义和团运动前夕华北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冲突

書城自編碼： 377122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德]狄德满 著，崔华杰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214271501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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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作者利用了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所藏官私档案，特别系统梳理了国内学界较少援用的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的各类报告与往来函札，从新的角度探讨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实际上起源于华北数省交界的“飞地”区域，与该地乡村地区长期存在的派系摩擦、盗匪活动、教门暴力和反教斗争等地方动乱与社会冲突有着内在的演进关系，强调应从内外两重因素重新探究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其是内外压力同时爆发的复合型结果。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1941—2019）：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职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美国旧金山大学，2011至2019年被山东大学聘为一级教授。著有《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主编有《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指南》（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Two：1800-Present，Brill，2010）、《西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历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60余篇。
译者简介
崔华杰：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义和团运动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jy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民俗研究》《宗教学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文章20余篇，数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目錄：
序言（路遥）1
前言及致谢1
导论
第一章背景因素
一、 地理环境
二、 人文面貌
三、 非暴力生存策略
四、 分裂的力量
五、 小结
第二章派系纷争
一、 词讼
二、 乡村社会的军事化
三、 水利冲突
四、 土地冲突
第三章盗匪
一、 盗匪环境
二、 盗匪类型
三、 盗匪组织
四、 盗匪活动
五、 盗匪与地方关系
六、 盗匪与镇压力量
七、 19世纪9０年代的“盗匪化”
八、 小结
第四章教门暴力
一、 民间秘密教门类型
二、 山东区的“教门”叛乱
三、 1868—190０年民间教门本质
四、 1882年茌平县的教门事件
五、 小结
第五章传教士与反教暴力
一、　传教事业的发展
二、　传教工作的方式和成效
三、　皈依背后的动机
四、　常态性的反教冲突
五、　反教暴力的根本原因
六、　小结
第六章帝国主义进入山东
一、　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下的山东
二、　快速发展的传教年
三、　传教士与帝国主义
四、　胶州湾事件与“百日维新”
五、　九月政变与排外主义的爆发
第七章大刀会
一、　大刀会的早期活动
二、　大刀会的早期反教活动
三、　1896年夏的反教运动
四、　能方济和韩理之死
第八章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的起源
一、 梨园屯的地理位置
二、 十八村区域的基督宗教
三、 梨园屯庙产争端
四、 梨园屯的十八魁
五、 梅花拳的介入
六、 梅花拳的起源
七、 小结
第九章“百日维新”失败与鲁东排外暴力的兴起
一、 薛田资教案：沂州府的反教暴力
二、 冲突的本质第十章拳民的联合
一、 1898年秋：义和拳的动乱
二、 大刀会在苏北的扩展
三、 鲁南大刀会反教运动的再起
四、 1899年：毓贤与鲁南事端
五、 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结语
附录
一、 引用外人名录
二、 主要参考文献
三、 狄德满先生学术论著目录
四、 追忆狄德满教授（刘家峰）
译者后记
內容試閱：
序言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狄德满教授专著《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一书终于译成中文本，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这是西方学者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又一重要成果。本书原为英文稿，1991年就已撰成，但当时并未立即出版。翌年他来山东大学访问，送一份打印稿给我，计分11章。他曾将其中一两章浓缩为论文出席两届义和团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收入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和《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二书中。他的学术功底深厚，其研究以分析缜密见称，行文谨严，言之有据，每一论点均蕴含有极大容量，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均期望其书稿能早日付梓以飨读者。2001年6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同刘天路教授共赴英伦参加由布里斯托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曾再次促他将大著出版，他表示将再增补一些文献资料。由于他有繁重的教研任务，这一迟延转瞬又历经了10年时光。现在所译的这本书稿，除前言、结语外，基本上是20年前的成品。其所征引史料之丰富，如天主教圣言会、耶稣会藏档，传教士传记、著述和通讯，有关各代牧区修会、教士与教廷及其同所在国政府间之往来信函、汇编等等，是他著所难与之比拟的。译者对此已有专文《材料：狄德满义和团研究的亮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7日第2版）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作者在本书副标题中，已指明所述主要史事均属“义和团运动前夕”。这是有其自己见解的，认为1899年夏秋神拳（义和拳）经平原战斗后才是义和团运动形成的标志。其实，义和团运动之酝酿、爆发，无论从其时空还是组织等各方面，因难以划一，所以均可视为起源无疑。循此轨迹，我认为本书之显著特色有如下几点。
（一） 对起源区域之选择与考察
研究义和团运动首要在于弄清其起源，而对起源之探讨又重在对其区域之选择与考察。义和团运动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事件，自其酝酿或爆发之日起，就以极其神秘特征出现，令人无法窥其真相，这曾极大地困扰了研究者，成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最大难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山东大学历史系就秉承中国史学会指示要攻克这个难关，组织了大规模田野调查队伍，分赴直、鲁、苏、皖等地展开地毯式普查，终于取得了成果。由我执笔撰成《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年第2期）长文，论定义和团运动乃酝酿、爆发于甲午战后的山东、直隶下属几个主要地区：（1） 以曹（县）单（县）为中心的鲁西南和鲁苏皖交界的一大片地带；（2） 以冠县梨园屯为核心的鲁西北和直隶东南、南部的边缘地区；（3） 以东昌府茌平为中心的鲁西地区；（4） 以直隶景州为中心的直隶东南地区。这一调查研究成果为史学界普遍接受。1978年美国周锡瑞教授为研究义和团访问山东大学，后于1987年撰成《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专著，该书也接受了这一区域结构的框架（见该书中译本作者“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著将我前述的山东三个地区综合为：鲁西南的大刀会提供了组织和仪式典型，鲁西北冠县出现了义和拳名号，以与茌平、平原之鲁西神拳仪式相结合，“标志着义和拳运动之构成至此已臻完备”。这一说法几乎成为定见，但在其后出版的日本佐藤公彦教授专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就表示过，若仅以前述三个地区立论，衡之于历史实际似还不够全面。
狄著对此重要问题也表示了己见，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源于山东及其邻省边缘地区，应包括：（1） 从鲁西北临清往东发展至直隶沧州；（2） 鲁南郯城、兰山及与之毗连的苏北邳州、宿迁；（3） 鲁西南及其相邻的皖北、苏北、豫东地带；还有（4） 鲁东的日照、诸城、莒州与沂水等。这是结合圣言会山东代牧区与法国耶稣会江南代牧区徐州教区之民教矛盾斗争而得出的。我认为这一说法比我和周氏所论的要更全面些。他指出前三个区域之矛盾斗争，主要表现为刀会、拳会之反教骚动；而后者鲁东地区则表现为既有“反教”又有“排外”，这是由地方士绅、团练发动的。对其“排外”，作者引用传教士的报告提到有一个叫“黑会”的组织起着重要作用，并根据中外文献资料论证该“黑会”当属于团练或联庄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该地区之“排外”斗争，实与本籍在职京官煽诱有关；分析了因德国强索采矿权而使当地士绅失去这一资源，遂导致地方反教会斗争同反矿权侵占之客观结合；还揭示了这一斗争是如何在莒州籍京官管廷鹗、廷献和诸城县赫绅臧济臣、俞臣等影响下而展开。他们或通过上奏，或发布反教揭帖，或致函唆使本籍亲戚等传媒手段予以策动。我认为这些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我从狄著中还特别关注到：当时像《万国公报》《山东时报》《华北汇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不仅迅速流传于全国发达的通讯网中，而且也能在穷乡僻壤的鲁中、鲁西北乡间看到。2009年德国埃尔福特大学曾举行一次“义和团战争及其传媒——1900年至今对一个跨民族历史事件的塑造”国际学术讨论会，择传媒为视角推进义和团研究。我认为这是极有意义的探索。
（二） 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本书以微观见长，首在它对各类“社群”之分析。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爆发起来，乃是有其内源性的，即表现在它有历史性暴力的社会基础，而传教所引起的矛盾斗争则是其外在因素，进而结合此内外因素剖析乡村社会结构在基督宗教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在“导论”中，更指明本书是要以教士传教、农民反抗、义和团运动起源和华北帝国主义侵凌等作为考察重点贯串于全书中。对圣言会、耶稣会之传教及在其支持下的“教民”社群，都有所详析而分见于诸章目。对于农民反抗，则是联系其活动区域之地理环境、组织类型、地方社会关系等，对诸多复杂而又无序的暴力进行辨析。对于“盗匪”更有详细论述，区别了鲁西南与苏北盗匪之不同形态，说明这一特殊社群是如何成为区域社会之有机组成，又是怎样制约了大刀会之对外扩展，同时论证了大刀会之反教骚动何以只能处于地方性竞争和反应性暴力的主要原因。
“秘密教门”是另一极具影响的社群，本书亦有专章论述。作者的视角不是分析它同义和团的关系，而是转向它对基督宗教之皈依。作者征引了西班牙方济各会教士报告，揭示对社会有威胁性的白莲教，实可分有文武场的组织；还依据耶稣会传教士在《传信年鉴》上的描述，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直隶东南部吴桥、东光、宁津等县约80万总人口中有一半多信奉了白莲教，在直鲁豫三省也有１／３人口与教门有联系，而在神拳活动的中心地——茌平更有９０％是白莲教信徒。据我的研究，这些所谓的白莲教实都是民间秘密教门之代称。若把它扩大到同义和团、基督教三者之间关系去考察，将会有创新性分析，并可说明处在变动中的社会结构，其不同社群之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基本是既分离又可融合。当然从基督教会这一方说，它对中国社会结构只能是起破坏、瓦解的作用，本书对此亦有倾向性的论述。
（三） 传教士及其与帝国主义关系的辨析
全书对这一方面论述最详尽亦最具有意义，分为两章述析。从多角度探索在义和团运动前夕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是如何在华北这个充满暴力的地区展开其传教事业的。作者尤其重点考察传教事业同占有地方资源之间的关系，这是本书之很重要创新处，如皖北砀山湍地和苏北沛县湖田之争，是驱使鲁西南大刀会入境进行反教斗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一地区的水利资源之争，实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之黄河改道，造成原黄河所经之砀山、丰、沛等县都留有许多未有明确归属的湍地。砀山的刘堤头就因一块滩地归属而导致了庞、刘两个族姓的纷争，刘姓因皈依天主教受到教会保护而获胜。本书还特别引述了在该地区传教的艾赉沃神父的自述，指出艾赉沃原不拟介入这一纠纷，终因考虑教民利益而陷入族姓之资源争夺中。后来刘姓又趁庞姓族长死亡之机袭击了庞家林，由此导致了地方官从知县、知府、道台以至总督都转变了态度，共同谴责教会并要教士交出刘姓凶手。这是在中方《教务教案档》中未有的记载，这一揭示极有助于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滥觞于鲁西南大刀会这一支反教斗争之性质有正确认识。不仅如此，本书对这一地带因争夺资源所激起的暴力对抗，作出简明的归结，认为在这一边缘地带看起来无处不在的派系斗争中，“只因传教士的介入和教案发生，才使我们能对这场械斗作一管窥”，“基督宗教就是在这样与竞争性暴力抗争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在山东地区得到发展”。
传教扩张与帝国主义暴力是否有所关联，这是义和团研究著述都要论及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周著中已有很明确的论述，指出天主教会及其西方传教士乃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帝国主义者。狄著对这一说法有所保留，认为圣言会在山东传教，其初乃是超越国度而服从于罗马教廷的，只是到了德国政府有谋占胶州湾意图后，才与之有密切联系。但狄氏也充分利用教会相关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传教扩张是怎样与军事侵略相结合；不仅如此，还多元化描述帝国主义及其侵华方式，区分为宗教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世俗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帝国主义，指的是德国对鲁东矿路权之攫取；“世俗帝国主义”，则是指德国政府之对华政治侵略；而宗教帝国主义，则是通过基督宗教之精神征服以与帝国政权之武装占领配合。作者进而归结为正是世俗帝国主义同宗教帝国主义之相互纠集，才促使了1898—1899年“排外”主义的兴起。这也就说明了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具有反帝性质的根本所在。
（四） 对赵天吉及其大刀会活动的钩探
本书虽将鲁苏皖地区大刀会的反教斗争视为基本未超越地区传统的竞争性暴力活动，但也不完全如此，这从作者对另一有影响的游方大刀会及其领袖赵天吉活动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本书对此亦穷尽资料搜寻，认定大刀会之在砀山的反教斗争及其后在巨野磨盘张庄所发生的教案，都同赵天吉活动有关。作者把山东省从黄河以北之寿张、阳谷、观城、朝城，南下经汶上、嘉祥、巨野，再转而与江苏沛县湖田、苏皖北边缘相连，都视为赵天吉的活动区域，认为这个赵天吉就是曹单大刀会首刘士端的师傅赵金环。其论证虽还不能尽如人意，但其对史迹之钩探无疑可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不仅如此，对活跃于鲁苏皖三省边缘地带更具悠久历史的“红拳会”，也予以相当篇幅的论述，指出这支组织也曾一度取代大刀会而居于反教斗争的主导地位；又引艾赉沃神父记载，认定在1898—1899年苏西北、皖北大刀会已改名为红拳会，当时活跃于鲁西南济宁、嘉祥地区的拳会就是由从苏皖北越境而来的这一支红拳会所领导。
以上仅是简略述及狄著的几个亮点，作为“序言”我不宜有过多评述。总之，我认为本书的最主要贡献在于：它对活动于鲁苏皖豫交界地区的大刀会（金钟罩）反教斗争钩沉出许多史事，有助于研究者对它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于义和团运动起源或酝酿的探索，我还想多说几句话：在我所撰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还只是对直东交界地区的义和拳（梅花拳）斗争活动有较为完整的考察；前引的周锡瑞、佐藤公彦所著二书中，除义和拳外对鲁西南大刀会反教也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评析；而狄著对这一区域的探索，我认为无疑是最详尽而又有重要发展，足以称为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的又一重要代表作。
当然，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索，我们也不能认为至此已臻完备。据我历经长期的田野调查，深感沿着直隶白沟河水域地带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区域。它一方面东延并经大清河发展至天津成为这一地区的义和团之来源，而另一方面则北延从新城经定兴、涞水、涿州、黄村汇聚成北京义和团之主力，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当有待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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