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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权威——曹汛，中国建筑园林学界具有国际声誉的代表性人物
高清资料、手稿复现——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独家提供高清历史图片、设计图
设计考究——用设计细节来与林徽音的人生同频
装帧工艺复杂——“用指尖就可以感受到的编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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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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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音（又名林徽因，1904—1955），一生横跨建筑与文学两界，“挑起两担云彩”，有“一代才女”之称，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声誉。建筑史学家曹汛先生积数年之力，搜集整理关于林徽音的一手材料，并做了大量考证。年谱以事系年，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翔实考证林徽音生平的著作，全面梳理了林徽音对中国建筑学所做的贡献，谱写了她坎坷而辉煌的一生。林徽音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回国的建筑学家，与其丈夫梁思成先生一起，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和有限的科研条件下，为建立中国建筑体系、挖掘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卓绝努力。将林徽音的建筑成就梳理清楚，也就打开了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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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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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汛（1935—2021），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中国造园艺术》《现代建筑画选》等专著，是学术界公认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和文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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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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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音先生年谱
骄傲的辉煌
——林徽音先生和她的建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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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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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年初，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多产无聊写家林微音名字相混，甘冒不孝的罪名，忍痛改名徽因。《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1934年12月）的社员名单仍署林徽音，第五卷第三期（1935年3月）列名已改为林徽因。1931年4月，《诗刊》第二期上发表《“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署名排字误作薇音，目录上误作林薇音，随即在第三期的《诗刊·叙言》上作了郑重的订正。1933年7月林微音发表《微音顿首》之二《名字的纠葛》，专门挑起两人名字的话题，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地说了一堆不三不四的话。林微音的文笔格调不高，据说徽音读到他一篇什么文章，叫道：“哦，我的妈！”这个林微音曾化名陈代与鲁迅论战，还曾作过广州新月社的经理。徽音担心名字的误混辱没自己的清名和优雅，不愿招来更多的纠葛，更讨厌那个人的无理纠缠，才不得不改名。徽音的名字是父亲所赐，她非常喜欢。
2月，思成到曲阜勘察孔庙作修葺计划，这时徽音肺病又犯了。大夫要她卧床休息三年，她坚持要求休息六个月，请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搬到她家来住，她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并且不停止一些工作。
3月，《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署名林徽因、梁思成。3月23日，《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在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发表，署名林徽因、梁思成。文章占整版篇幅，附照片十帧。徽因一再强调“精确断代”，文中对于一位画家武断大意地称天宁寺塔作“隋朝古塔”，作了严正坦率的批评。
5月1日，徽因与思成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奠基开工，同年建成。女生宿舍灰楼采用现代建筑形式，是我国早期的一个现代主义建筑的成功之作，现列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设计采用不对称的布局，造型简洁，比例匀称。徽因心细，考虑女生手小，楼梯扶手比一般细小，体贴入微，备受称赞。此外北大物理楼、图书馆亦同年开工，是否思成、徽因同一批设计，更待进一步考证。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为梁、林的旧友，颇敬重二人的才华。
年轻有为的诗人方玮德病逝，6月1日南京出版的《文艺月刊》第七卷第六期刊出纪念专号，徽因发表动情的长诗《吊玮德》。
6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刊载林徽因、梁思成的《平郊建筑杂录》续篇，是为《大公报》上所发的《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的转载。
6月16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模影零篇》之一《钟绿》，8月11日发表《模影零篇》之二《吉公》。金岳霖称赞《吉公》有节奏地展开一个接一个的美丽情节，直到高潮到来并沉入某种遥远和崇高的境界之中。这篇小说也是六个月隐居休养即将结束的暗示。
是年春，梁思成和刘敦桢等曾在天坛考察维修工程。有一张徽因与思成在天坛祈年殿屋顶上的照片，可能为本年夏天所摄，好像病后刚恢复。
7月，萧乾去天津《大公报》。7月31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开始采用徽因与思成设计的刊头图案。虽然是一幅不大的刊头图案，设计却极为用心，花了三天时间。萧乾非常高兴，专门写了《关于图案》的按语，予以赞扬。此前《大公报·小公园》刊头用的是画家司徒乔的北海白塔，徽因、思成的图案是代表“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的汉代雕饰样式。这一图案自7月29日至8月4日连用七天，再用司徒乔图案。8月11日至17日又连用七天，8月25日至31日再连用七天，到9月1日改刊，共用了二十一天。
1937年
1月，《新诗》第四期刊出《红叶里的信念》。1月29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诗《山中》。31日，发表诗《静坐》。
3月，诗《十月独行》《时间》分别刊出于3月7日、14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新诗》第四期起预告将出版林徽因诗集，题未定。第五期、第六期再作预告，称林徽因诗集在编辑中。后来因为“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林徽因诗集被打断。
4月，《古城春景》发表在《新诗》第七期。《模影零篇》之四《绣绣》刊出于4 月18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5月1日，《文学杂志》创刊号出版。请徽因设计杂志封面，封面简洁优雅，大方爽朗，正中的双鱼抱笔图案又非常活泼。仔细寻绎，双鱼图案还是用的《庄子·秋水》的典。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辩论，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双鱼抱笔图案用这个典故借喻文学创作表达真实的感受，不但自己知道创作的感受，还要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能感受。这个封面没有鲜艳刺目的花纹，几根大方雅致的线条，与典雅的仿宋体字，代表一种清新、踏实、认真的特色。《文学杂志》刊行后深受文艺界和读者的好评，商务印书馆甚至想用《文学杂志》代替《小说月报》。
自《文学杂志》创刊号起，陆续刊出徽因四幕剧《梅真同他们》，第一卷第一期刊出第一幕。6月1日，第一卷第二期连载《梅真同他们》第二幕。7月1日，第一卷第三期连载《梅真同他们》第三幕。
5月16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诗《前后》。
5月，思成应顾祝同之邀到西安作小雁塔维修计划，同时设计西安碑林工程，徽因偕行。他们一同调查西安建筑，还到附近长安、临潼、户县调查，又到北部耀县、澄城、韩城、朝邑四县考察，徽因协同测绘药王庙石窟。徽因、思成一直向往敦煌，思成说一步一个头也要叩到敦煌去。这次原本计划自西安西行，经兰州赴敦煌，因时局紧张，陕西、甘肃设卡，必须有军部的通行证，致使预计的敦煌考察未能实现，引为终生憾事，徽因怅望敦煌方向，无限感慨。
6月，徽因与思成从朝邑取道潼关返回北平，立即带上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奔赴五台山寻找佛光寺。日本人断言，中国不可能存在唐代木构建筑，中国人要看唐代木构，只能到奈良去，思成则始终相信国内肯定还有唐代木构建筑。他最初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时，注意到第61窟的宋代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又在《清凉山志》中读到了佛光寺的记载，经过思考分析，判定佛光寺不在五台山台怀中心地区，而是远在台外，可能因为交通不便，香客不多，寺僧贫苦，无力重修，反而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遂决定前去作艰难的寻找。
去五台山寻找佛光寺，先要经过太原。前往太原的途中，乘火车过榆次，徽因在车厢里无意之中看到榆次东南源涡镇雨花宫大殿，以历年考察的经验，虽一掠而过，也能断定是宋代建筑，有不可放过的价值。到达太原，在等待办理手续的时间，两次又回程专门到榆次，测绘拍照考察雨花宫，认定是北宋早期建筑，而且结构最为单纯简练，干净利落，极为难得。因为修筑铁路，不知保护文物，毁去山门，只剩下这一座殿堂，全无掩蔽地面对着正太铁路。榆次雨花宫是一个重大发现，后来徽因、思成指导莫宗江写成《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一文。
思成、徽因自太原北趋南台外围，骑骡子进山，山路崎岖危险，不易通行之处，只好卸下装备，牵牲口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二天黄昏才到了豆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发现了国内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佛光寺大殿。不仅是木构本身，大殿中还保存着唐代塑像、唐代壁画和唐人墨书题记，大殿外还有唐幢两座，都是重要的国宝。梁上的唐人墨书题记是徽因发现迹象，一点一点擦洗，费了三天时间才辨识出来。佛光寺工作完毕从到台怀诸寺，又到繁山寺、代县调查，这才从报纸上得知卢沟桥事变，战争爆发已经五天了。
7月中，到家以后随即给在北戴河度假的九岁（虚岁）女儿写信，告诉她五台山之行的经过，并进行爱国教育，说父母愿意抗战打仗，“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叫她“不怕打仗，不怕日本”。
8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诗《去春》。这一期的《编者后记》云：“林徽因女士去山西旅行，《梅真同他们》的第四幕稿未能按时寄到，只好暂停一期，待下期补登。”由于日军大举入侵，占领北平，《文学杂志》出到第一卷第四期被迫停刊。徽因全家也在是年8月，逃出被占领的北平。剧作《梅真同他们》被日本侵略打断，梅真出走以后，也成了一个永久的悬念。思成写成的《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伽木塔》和《太原晋祠古建筑调查报告》已送印刷厂，也因战争爆发，印刷厂被迫停业而迷失。
1936年《大公报》举办小说评奖，原定每年都要评选。编辑《〈文艺丛刊〉小说选》既然称作“文艺丛刊”，一本“小说选”何谈丛刊？显然下一步还要接续编辑《〈文艺丛刊〉诗选》《〈文艺丛刊〉散文选》之类，也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的战争而给打断了。
8月，营造学社被迫解散，徽因、思成一家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与清华、北大的教授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向后方转移。临走时不忍心抛下端升太太、公超太太，还要冒险去北城看望沈从文太太张兆和。徽因说她恨不得把留下的太太孩子“挤在一块走出到天津再说”。他们带着行李、孩子，牵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就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10月1日，到达长沙，不久，住所被日寇飞机炸毁，全家仅以身免，不得不分散借住到朋友家，等待政府对营造学社做出安置。滞留一个月后，决定让他们随西南联大一起转移到昆明，12月8日才挤上开往昆明的汽车。12月9日，经官庄到达沈从文的家乡沅陵，下车看望了从文受伤的三弟。到达湘黔边界的晃县，汽车被征军用，旅客停下等车，雨雪交加，徽因又染上肺炎，高烧四十摄氏度，旅途中这次重病对她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样困难的旅行，历经三十九天，才到了昆明。
这段时间，由于日寇侵入，他们成了难民，徽因感慨万千，她埋怨政府无能，未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共赴国难。她自己则时时挂虑着前线战士的寒冷和死活，担心华北前线的防御，甚至“真想在山西随军”。陇海前线的激战，更使她兴奋，“整个心都像在那上面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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