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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立足西方法治精神的内涵展开论述，对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平等、正义、人权和自由等即普世价值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矛盾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即“法治”的文化心理做了梳理，进而解决西方法治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为中国法治精神的构建设置理论框架。
作者依据16至18世纪儒学西传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人类世界人本文化的终极追求，即为形而上的道，而西方的法治则为形而下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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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法治乃是当今世界国家治理模式之大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确立的理想目标。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而治”，而“法治精神”是支撑法治必要性、正当性的道义基础，也是赋予法治深刻内涵并指引现实法治进程的价值准则。法治精神作为决定法治属性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标准，其终极渊源在于文化。
本书围绕法治的相关概念、法治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当代法治文化的启示等展开论述，指出法治精神事关法治根本，如何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如何对其义理进行阐释、如何对其文化渊源进行追溯、在现代中国如何确立其文化根基，对中国现代法治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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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鄢晓实，男，1978年生，辽宁鞍山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研究员。
本硕皆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学习侦查学。硕士毕业后曾在高校执教法学主干课程，而后进入检察机关工作，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近十年，有着较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热爱学术研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法治理论尤为偏爱。志于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弘扬与中国现代法治进程之推进的一体化研究作为终生的学术目标，并执着地认为这是自己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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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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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缘起
一、选题依据与原因 002
二、相关研究之成果 004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008
四、本研究的主要原则 010
五、本研究的主要方法 013
六、本研究的创新思考 015
七、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019
第一章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考量
第一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研究次第 024
一、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而治 024
二、法治精神是法治的价值标准 026
三、文化是法治精神的终极根源 028
四、法治精神关乎法治话语权力 031
第二节 法治相关概念的语义分析 034
一、中西之法的语义分析 034
二、法治的定义及其层级 049
三、法治的四重属性分析 053
四、法治概念的中西对应 061
第三节 现代法治精神的概念及概念体系 065
一、法治精神及研究逻辑 065
二、现代法治精神概略解读 067
三、主要法治精神的概念体系与困惑 077
第四节 文化内涵的厘定及“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必要性 080
一、文化内涵的厘定 080
二、“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必要性 087
第五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研究范畴 089
一、确立研究范畴的基本原则 089
二、法治精神研究贯穿西方法哲学 097
三、法治精神研究贯穿传统文化学 101
第二章 西方法治精神之文化解析
第一节 神本文化时代之西方古典法治精神 108
一、重新审视西方法治传统话题 108
二、古希腊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11
三、古罗马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24
四、基督教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30
第二节 人本文化启蒙后的西方近现代法治精神 142
一、启蒙运动以及三种主义的形成 142
二、激进主义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46
三、保守主义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56
四、自由主义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62
第三节 西方法治精神及其总体文化述评 179
一、西方法治精神总体脉络总结 179
二、西方法治精神总体文化述评 181
第三章 中国传统法治精神之文化解析
第一节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真谛 194
一、传统“道德”的语义复原 194
二、以德求道的“三学” 200
三、“道德”文化的至上与永恒 207
四、“道德”即终极之“法” 215
第二节 中国传统主流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218
一、中国有无法治传统问题解析 219
二、以德政为代表的主流法治精神 226
第三节 中国传统分支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249
一、法家文化中的末流法治精神 249
二、墨家文化中的独特法治精神 255
第四节 中国传统法治精神及其总体文化述评 260
一、中国传统法治精神的归纳总结 260
二、中国传统法治精神总体文化述评 262
第四章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之文化渊源的正本清源
第一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文化渊源的误读 272
一、中国现代视野中的西方法治精神 273
二、中国现代视野中的传统法治精神 287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现代法治精神的影响 293
一、儒学西传的历史脉络 293
二、西方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中国基因 304
第三节 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影响 308
一、影响之原因与表现 308
二、影响结果及其评析 314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影响 319
一、中国传统文化属性的再认识 319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影响 337
第五章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根基厘定
第一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所处的文化格局与选择——中西比较的视角 344
一、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本位确立 345
二、人本文化与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弘扬 353
三、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人性根基确立 356
四、人文精神引领之中国现代法治精神 369
第二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与传统文化 ——古今传承的视角 379
一、文化的中国传统内涵再确立 379
二、中国文化命脉之良知论的再确立 383
三、传统文化根基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393
第三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执政党视角 397
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理解及界定 397
二、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与狭义马克思主义之关系 422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法治精神 430
第六章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真谛与中国现代法治文化自信
第一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真谛——人文化育 天下归仁 440
一、法治精神的目标是天下归仁 440
二、法治精神的灵魂是人文化育 444
三、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内核确立 446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文化真谛 44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地位 44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成为时代主题 45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真谛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459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论说 ——现代中国之主体性视角 464
一、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法治文化自信 46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属性思辨 469
第二节 法治相关概念的语义分析 034
一、中西之法的语义分析 034
二、法治的定义及其层级 049
三、法治的四重属性分析 053
四、法治概念的中西对应 061
第三节 现代法治精神的概念及概念体系 065
一、法治精神及研究逻辑 065
二、现代法治精神概略解读 067
三、主要法治精神的概念体系与困惑 077
第四节 文化内涵的厘定及“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必要性 080
一、文化内涵的厘定 080
二、“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必要性 087
第五节 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追问之研究范畴 089
一、确立研究范畴的基本原则 089
二、法治精神研究贯穿西方法哲学 097
三、法治精神研究贯穿传统文化学 101
第二章 西方法治精神之文化解析
第一节 神本文化时代之西方古典法治精神 108
一、重新审视西方法治传统话题 108
二、古希腊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11
三、古罗马法治精神的文化解析 12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之观念纠偏 476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之意义 482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之现实路径 490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之底力 498
结? 语? 中国文化自信时代中的法治文化自信 509
参考文献 513
致谢与声明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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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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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法治乃是当今世界国家治理模式之大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确立的理想目标。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而治”，而“法治精神”是支撑法治必要性、正当性的道义基础，也是赋予法治深刻内涵并指引现实法治进程的价值准则。法治精神作为决定法治属性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标准，其终极渊源在于文化。纵观古今中外诸多从文化高度解读法治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平等、人权、民主、契约、秩序、自由、正义等当今世界学术通论中所认同的主要法治精神之认知，还存在诸多因为不同文化类型的本质差异所导致的重大理论争议，必须予以厘清。法治精神事关法治根本，如何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如何对其义理进行阐释、如何对其文化渊源进行追溯，以及中国现代社会如何确立其文化根基，对中国现代法
治建设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这就是对中国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文化追问之主旨。
源于对“法律”一词内涵的混淆理解，“法治”一词可以指代具有本质性差异的不同内涵。“法律”是“法”与“律”的合成词汇，“法”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指代宇宙的终极法则和永恒法则，人居于宇宙之中并作为宇宙这一整体时空的一部分存在，“律”则是人类在追求和实现“法”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因此通常所言之“法治”实际上可以指代“人定法律主治”和“永恒法则主治”，即古今中外国家治理中几乎从未缺席的“律治”，以及在统摄范畴和所处层面远远高于“律治”的“法治”。而“律治”应该作为今日笼统所称“法治”的基本内涵，即律治就是依法而治。今日学界流行抛开“依法而治”这一法治的基本含义，而直接以“法律至上”和“法律主治”作为法治与否的判断标准，使高维的
“法治”演变为单一的“律治”。同时，目前所流行的以西方之“法则主治”意义上的“法治”作为研究对象，而理论研究的现实落脚点却又指向了中国现代社会
的“律治”，则出现了要么西方的“法则主治”与中国现代社会无法产生文化契合而无实践意义；要么通过推崇西方的“法则主治”而将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推向西方文化寻找归依而导致文化自卑等结果。此类问题的终极根源与解决方式在于要明确：“永恒法则”是一个文化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范畴内予以解决，不应该对西方文化中的“永恒法则”采取“拿来主义”，更不应该在并不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遵从的“永恒法则”是什么的情况下就错将律治等同于法治，也不应该不去分析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探求的“永恒法则”之文化来源或者组成部分到底是什么。
学界目前多以西方式“法则主治”或者西方式“律治主治”为标准而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在事实上存在的法治与律治；或者依据“法治、德治”二分法这一二元对立思维中的理论构建方式，将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定论为“德治”。同时，学界惯于将中国数千年对于主宰宇宙的永恒法则的追求和研究成果，即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成果，几乎完全排斥在了法治的研究范畴之外，因而定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有“律治”，更有“法治”；仅因中国传统社会将宇宙永恒法则命名为“道”，而非汉字“法”，西文“rule of law”“law”翻译为汉字“法治”“法”，就定论西方有“法治传统”而中国没有“法治传统”，甚为不妥。顺承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这一错误观念，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就被定论为少有法治精神的存在。特别是当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近代以来西方传入中国的词汇作为法治精神的通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采用同样的词汇表达相应文化精神的情况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且没有法治精神的观念就流行起来了。同时，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是近代以来流行全世界的一种通行观念。在此种大背景之下，西方中心主义法治文化观的盛行也就再正
常不过了，认为法治和法治精神在历史上是西方的发明和专属也就颇具市场。在此种观念颇为流行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学界往往倾向于将“法治”的发明权、所有权、解释权、话语权归于西方文化，而对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种种曲解和误读更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加剧。
实际上，在西方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转变的这一个大的历史过程中，
各种类型的西方“法治”不仅不能构成一幅西方具有悠久“法治传统”之一脉相承的历史图景，反而昭示的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不断演进、严重撕裂以及现实对立。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历经欧洲中世纪、西方近代直至现代的2000余年的各类“法治”文化，是其各自历史阶段信仰的表现形式，同时以各阶段的国家政治运行作为现实载体。大体来说，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法治是“由神本以求人文”的法治；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法治是“由上帝本位以求人文”的法治；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开启的法治是“由人本以求人文”和“空谈人本，但乏人文”的法治；发展到现代西方形成保守主义法治和自由主义法治的两极对立。而与西方“法治文化”对等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即中国“道统”文化下的“德政”，则是一以贯之的法治的展现，其中以人文精神和人本文化作为历史主线。“道”与“德”在今人之现代道德概念中已经失真，或者退化为现代的道德观念。而真正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超越了西方哲学、宗教、科学的，是对宇宙本真和人生至理的终极认知、至高圣境、超级智慧。通常认为发端于西方古典、兴起于西方近代、彰显于现代的“现代法治精神”，实际上其真正的文化根源恰恰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以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再认识以及对中西法治文化进行对等性比较研究为前提。同时，如果对16—18 世纪儒学西传促成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予以考察，我们就会更加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法治精神的真正文化渊源。
今日中国所言“法治信仰”问题，如不从文化层面考察西方法治精神真正的信仰根源，则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之确立实际上可能就会演化为追随西方法治精神背后的文化信仰作为方向。这里势必涉及信仰有别而法治必然有别的问题，这是造成西方法治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真正原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深入发掘并重新认知“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则为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本土资源的视角。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是最为彻底的人本文化。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法治代表的儒家德政是“求人 文，立人本”的法治。而诸如中国法家法治是“权力本位，抛弃人文”的法治， 是中国传统法治的末流和旁支。而深入研究并重塑人文精神和人本文化，才是中
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方向所在。中国现代法治可以划分为“法治”与“律治”两个层面，而人文的本体，即人人与生俱来之良知便是“道”，就是让中国现代法治与律治实现完美同一的最高的“人心法则”，因为“法”发端于人心、止乎于至善。
总而言之，本书要义有四：一是破除西方式法治的乌托邦幻想，回归到人文、人本来研究法治精神；二是破除西方法治中心主义幻象，阐明西方法治精神内在的无解矛盾，明确西方法治精神之文化信仰根基与中国不相适应；三是研究儒学西传欧洲引发启蒙运动等历史脉络，找到西方法治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四是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中国现代法治精神，进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重塑中国现代的人文精神，并且将中国现代法治精神之确立纳入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弘扬体系之中。法治是治国安邦之良策，文化是治国安邦之灵魂，依据文化之“法”制定安邦之“律”，确立“文化主治”和文化本位下的法治理论研究路径。本书最终结论是：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理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和承继，即人文法治精神，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人文法治精神的弘扬。我们应该以人文精神来解读中国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义理，以人本法治来确定中国现代法治进程的现实路径，以中国现代法治的人文特征和人本路径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属性和人民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人文回归来树立法治领域的中国法治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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