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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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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述怀》为著名学者钟少华先生的回忆录。钟少华先生是我国民俗泰斗钟敬文先生的长子，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口述历史、中国近代文化、词语、工具书等方面的研究。因为机缘，作者陆续结识茅以昇、姜椿芳、启功、陈平原等学术大家，得遂心愿，学习求知和认知，逐渐看清自己的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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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钟少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口述历史、中国近代文化、词语、工具书等方面的研究。已有《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学术启功》等作品出版。曾于1987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93年应竹内实教授邀请，到日本立命馆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2000年被聘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客座研究员。
近年有赴日本京都日文研、关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捷克布拉格大学、韩国首尔外国语大学等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研究方向:中文概念史、中国近代辞书史、中文语义学、中文言语文化学、口述史、认知科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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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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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缘 起 / 001
第二章 茅以升—口述史、近代科技史—寻觅文献 / 005
一、被塞进社科院 / 005
二、茅老一席话 / 008
三、口述史的探索 / 011
四、探索中国工程师学会 / 021
五、中山实业计划研究 / 025
六、近代科普 / 029
七、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 / 030
八、整理与研究1607—1911 年间中文科技书籍 / 033
九、沉睡的三部曲 / 036
十、文献学的学习认知 / 037
第三章 姜椿芳—百科辞书研究—百科思想和百科方法 / 044
一、研究清末百科辞书 / 044
二、“东方的百科全书”条目问题 / 051
三、百科思想与百科方法 / 052
第四章 汪向荣与谭汝谦—中日关系史研究—时代关系 / 058
一、研究中日关系 / 059
二、《早年留日者谈日本》 / 065
第五章 贺麟—哲学—思辨与实证的学习运用 / 073
一、贺老的叮嘱 / 073
二、认知思想变了 / 077
三、认知“知识”定位 / 079
四、认知“知识”分类问题 / 082
五、认知社会科学 / 085
六、认知文化和文化学 / 087
七、梁启超的知识体系研究 / 096
第六章 竹内实—学习认知人类的知识的表述 / 101
一、一本书：《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 / 103
二、帮助我研究百科全书 / 106
三、引导我体验日本文化 / 110
四、开始写散文 / 112
五、口述史书 / 116
六、两篇论文 / 118
七、第一部专著 / 121
第七章 启功—“猪跑学”—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 126
一、从“猪跑学”的词义说起 / 133
二、启功—学术思想—研究 / 136
第八章 何九盈—自立与进取—著书立说 / 154
一、中文新词语研究及《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 / 154
二、《中文之变革（ 1815—1949）》 / 167
三、《中文概念史论》 / 172
四、《中国近代人文科学研究 1815—1949》 / 186
五、《中国近代辞书指要》 / 193
六、《中国言语文化简史》 / 200
七、《中国近代认知科学研究》 / 205
第九章 述 怀 / 213
附录
“我是胡人，我讲猪跑学” / 219
在魔圈中进取 / 224
计算机与考据学与《水经注》 / 232
朗润园荷花正红艳 / 238
竹内实教授——我的导师 / 241
图书，你活着 / 249
钟少华著作一览 /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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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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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塞进社科院
1980 年，我的老同学柳树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一份新杂志《潜科学》的主编。杂志社需要一个编辑，他来找我。我当时在一所中学任高中物理教师，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好了，你根本不是专业出身，教什么书？出来给我编杂志吧。”我点了点头，就被调出来了。“潜科学”，顾名思义，就是潜在的可能是科学的东西，需要人们去思辨、探索、认知和不断地碰钉子。我开始学习如何做文字编辑和组稿，当时鼓噪于新闻界的“耳朵听字”的文章，最早就是我去约来的。
一年后，我被调到《中国科技史料》杂志，主编是严昭阿姨。她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我们在紫竹院公园内一间平房办公，我的工作是向北京一些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中老学者约稿。记得我曾去北大访问过中国科学社的老前辈唐钺老，也去找过茅以升等人。不到一年，大概是上面有人不准杂志社用我，我离开了杂志社。严昭在通知我时，顺手似的将一捆纸塞到我手里。我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档案原件。里面有一张我考大学时的审查书，判词是：“父母右派，不准录取。”我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我多年不解之谜是这么一个“政策”。第二天，我回到紫竹院，将全部档案还给严昭。她若无其事地接过去了，给我写了一张工作证明，说我能够胜任编辑工作。
1982 年，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突然来函调我去，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历史研究室的成员。来到四号楼上班，我发现同事们岁数差不多，也多是从中学调来，并非成名人士；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北大历史系或人大历史系毕业的。这可真叫我害怕了。60 年代，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旁听过，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过，也说“文史不分家”，但与历史学的研究，差距是很大的。这怎么办？退路是没有了，从头再学已经来不及了，混饭吃更不是我所愿。所长赵庚奇待我相当宽容，同事姜伟堂、尚燕生、周雷经常关照我，正如燕生说我的：“你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呀。”我暗自承认，比起受过高校专业训练的人，我是不学无术。但我不甘低人一头，我认为：学了就有术，那么我的后半生就需要不断地求知、认知，才能够学有所成。
我必须尽快找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出路，找到自己能够研究的社会科学课题，找到能够用的文献。要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科学是一个多么大的魔圈呀。社科院一大好处是不用坐班，一周只用去半天，更没有任务布置，我可以冷冷清清、寻寻觅觅，也可以自称用的是“笨鸟先飞”的办法。
我这个笨鸟，首先想到要补点历史学知识。当时的历史学著作，我读不进去，感觉太空，仿佛是从一顶带色的帽子再飞到另一顶变色的帽子。我就改为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有历史实物的地方参观，有空就去，反复多看多问，让脑子里留下一些实物形象，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实物的区别，先秦的、唐朝的、宋朝的、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民国的，一一辨别区分。这样学习的结果，我至少可以在认知上少犯错误。总之，蜻蜓点水而已，不够用，但可以听懂别人的见解，不至出洋相。
1965 年，我在国家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工作，我对中国图书的知识很好奇，请教过馆长范新三、副馆长顾家杰关于图书文献分类的问题。承他们指教，几句话就更让我想学习图书馆学。后来没有机会学了，但现在需要了，我只有补课。我的课堂是在旧书店。80年代中国的书店，那可真是宝藏，清朝至民国时期出版的各门各科的图书堆积如山。北京旧书店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老师傅们，不但具有丰富的图书鉴别知识和能力，而且按照老北京琉璃厂的传统，对读者的服务是从学术的需求角度做到体贴入微。我把当时北京的几个旧书店反复逛遍了，那几位老师傅也就对我青眼相加，经常在我进到书店里，已经捧上一大叠你可能要的书刊，静等你选
择。碰上灯市西口的关师傅、刘师傅，甚至还可以商量定价，选择双方接受的价格。可怜的是，我那时的工资仅有几十元，只有挤下吃饭钱才可能买一点书，因此错过了不少好书。我今天的藏书，很大部分是他们推荐提供的。其中，就包含有近代出版的关于文献学、图书馆学的书刊。这些旧专业书，读起来反倒容易懂，同类书尽管作者观点不同，但我却因此而收获多多，可以从不同视角来看待。
我这个笨鸟，想到在《潜科学》杂志、在《中国科技史料》杂志所学习到的跑腿编辑的经验，应该还是实用的。显然，我接触到的多为科学家和他们的文献，凭着我那一点点物理学知识，凑合可以看懂。我想能不能尝试做科技史的研究工作。我认识几位研究科技史的朋友，但是我现在该向谁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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