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历克?卡拉卡特萨尼斯（Alec Karakatsanis）：200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位；200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公民权利合作组织（Civil Rights Corps）的创始人之一，是阿拉巴马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公益律师。曾被授予2016年度优秀出庭律师的称号，并获得2016年的斯蒂芬?B.布莱特奖（the 2016 Stephen B. Bright Award）。
亚历克以及他的公民权利合作组织在加州挑战保释金制度的工作近期被全美刑事辩护律师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授予了2018年的公益辩护冠军奖（2018 Champion of Public Defense Award）。
大概是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律师新人），我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个监狱里会见我的当事人，为次日早上的庭审作准备。在我们讨论他的案子可能会遇到的情形时，我们中的一个人开了一个玩笑。我们都大笑了一会。然后，他低沉了声音叹道：“我在想，接下来，将会有好几个星期没人对我露笑脸了。”最近这段时间，我就他讲的关于我们社会的这些话想了很多。
在我的组织针对田纳西州哈里斯县保释金制度提起宪法公民权利诉讼之前的六年里，仅仅是因为过于贫穷以至于无法在审判之前“买”到人身自由，已经造成了55个人瘐毙在休士顿市区监狱里。美国惩戒制度每天都在产生不可言说的残酷现实，不仅通过报纸和病毒式视频这些途径，还有仅在深夜牢房里悄悄流传的这种方式。
本书收录的文章呈现的就是这些日常的残酷。我是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写的这三篇文章。在编排中，我将最新完成的一篇放在第一篇。我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和在法律系统里工作了几个月后，写下了《富有人性的律师》（“The Human Lawyer”）一文。那个时候，我对法律教育制度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好奇，精英法学院校的文化是如何培养出能够忍受极度不公正法律制度的专业人才。在阿拉巴马州和华盛顿特区担任公益律师，为无力承担律师费用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几年之后，我转向了人权工作。期间，我写下《治安维护、大规模监禁和美国律师们的失败》（“Policing， Mass Imprisonment，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Lawyers”）一文。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年都能看到当事人及其家庭毫无意义的毁灭。我关注于道德和智识层面的失败。这些失败导致了美国法律系统在世界有记录的现代历史中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关押了它的国民。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会有一点儿的好处。
紧接着，我审视了在构建主体身份转换相关理论过程中律师的作用，同时揭示了律师每天如何通过为他们的当事人作出选择来推动这一制度发展。在本书出版的几个月前，我写下了最新的一篇论文《实施惩戒的官僚体系》（“The Punishment Bureaucracy”）。此时，我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用了五年的时间不断提起公民权利诉讼以挑战法律惩戒体系中广泛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适逢法律职业领域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内正兴起一个新的时代思潮。 这一思潮试图去“改革”刑罚制度。但是，“刑事司法改革”运动中的多数仅仅是浮于表面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它被用来消弭人们要求真正改变的呼声，同时保留大规模囚禁人们的制度架构。因而，它是非常危险的。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相关问题的本质和范围。这是因为理解惩戒实施过程中的官僚制为什么存在和谁将会因此获益对消灭它是至关重要的。
这三篇论文其实是沿着同样的逻辑主线编排在一起的。首先，我一直对纸面上的法和现实运行中的法之间的差异很感兴趣。我短暂地直接代理受影响人士的工作经历促使我产生了一个持久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即我们如何一方面在公共纪念碑上赋予法律以美好的愿景或者在法学院的课堂上将崇高的词汇都用在法律观点的表达上，然而，另外一方面，又能用同样的法律在我们的大街上、监所里以及法庭上来碾压穷人和有色人种的身心。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参观了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个地方法庭。一个黑人穿着一件橙色的连衣服。庭审时候，他被金属枷锁限制得死死的。他站在八九个人中间——八九个同样穿着橙色连衣裤上着枷锁的黑人。我想起了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写给身陷囹圄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1944-，女性黑人政治活动家）的一封信。“亲爱的姐妹，”他写道，“有人可能希望，在这个时候，看到黑色躯体上的枷锁，或者就是枷锁本身，将会是美国人民无法容忍的一幕，和无法忍受的回忆。美国人们因此会自发地起来打碎这些镣铐。但是，没有！他们似乎在自己的枷锁里感到无比荣耀。现在，他们甚至似乎满足于在枷锁和尸体间度量着他们的安全。”
当天下午呈现在这位新奥尔良法官面前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否应当在案件审理之前保释回家。由于这个人非常穷，如果法庭要求他支付保释金，那么他很可能在法院正式结案前一直呆在监所里面。如果法庭不要求财务方面的保证就释放了他，那么这个人就会回到他的孩子、配偶、朋友、医护——所有一切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事物身边。由于案件的审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保释决定就显得非常重要。最近，我在另外一个州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因为被指控非法持有毒品在监所里面已经待了3年了。关了这么久的直接原因就是他无法支付500美金的保释金。他只好在监所里等待州里面出具导致他被捕的那份小剂量“毒品”的实验室报告。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几乎近一半美国人在紧急状况下掏不出400美元现金来应急。
经过了仅仅数秒的审讯之后，这个新奥尔良的法官便判定要求当事人支付2万美元保释金以换取从监所里释放。由于这个人不可能拿得出这笔保释金，那么他将会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新奥尔良监狱（这个监狱有联邦许可令，因多年来针对在此煎熬的人们作出令人憎恶的事情而享有“声誉”）。紧接着，法庭进入了下一个案件的审理。这个人坐下来，紧挨着的那个人站起来接受讯问。
从法律技术的视角来看，这个法官彻头彻尾的错了。他在作出关押这个人裁决之前没有去考量他是否有能力支付保释金，同时也没有从任何政府强制性利益的维度上去考虑在法院审理前关着这个可能无辜的人是不是有必要的。因而，他侵犯了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大约30年前，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Salerno一案中解释道：“在我们社会，自由是一个常态。审前羁押或者未经审判的拘禁都是需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例外。”在现实中，我的组织刚刚在新奥尔良赢了一个诉讼。这个案件的裁判中宣示根据美国宪法，法官并不允许采取类似于前面那个法官的做法。这个案件中的法官作出羁押裁判仅仅因为她无法支付保释金，而且也没有官方的声明证明审前羁押是必要的。 其已经侵犯了一个人的权利。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看到的这个法官只不过是重复着新奥尔良和其他三千多个市县地方法院日常所做的事情：忽略了审前释放的相关法律。我看到的这个人仅仅是美国每天晚上50万名关押在监所里的等待审理结果人群中的一员。这其中的大多人都仅仅是因为没法支付保释金（而被关押）。
我离开实木镶嵌的法庭，走入装饰着巨大窗户的非常华丽的大厅。我在想为什么在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中我们社会在干着一些最坏的事情。
我想过让法院按着法律要求来做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新奥尔良这个地方。毕竟，在路易斯安那州，法官要求尽可能多的人去交钱换取释放并不奇怪。如果当事人愿意为释放付钱，代理这个人的公共辩护人、作为控方的检察官、拘捕这个人的治安官和审理案件的法官都能从这笔钱中拿到一份。如果这个人的家庭能够为2万美元的保释金向一个营利性保释金公司支付2600的费用，当地的官员们可以拿到600美元，而这个公司可以拿到2000美元。每年单单是在新奥尔良，这项收入就能为公共辩护人、地区检察官、警官们提供25万美元的预算资金，为当地法官控制的法庭提供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我们刚刚赢两个诉讼中，联邦法院就判定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官因收取保释金以及其他不合乎宪法要求的罚金和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有利害冲突的。当地法官正在上诉这两个案子。
几分钟后，我走出法院，下了台阶，穿过马路，回望了一下法院。在这个大楼顶部的大理石里面上镌刻着约一百英尺长的一句话：“公正无私的司法机关是自由的基础。”（“The im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s the foundation of liberty.”）
第二个连接着这三篇文章的一个主题是，工作在这个体制中的我们所有人已经在自己给当事人施加痛苦时变得无动于衷了。当我去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的时候，也就是刚好在2014年迈克尔?布朗谋杀案发生之后，我在弗格森的当事人告诉我他们是如何人挨人睡在满是粪便和霉菌的牢房地板上，接触不到自然的光线或者新鲜的空气，而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法支付这个城市过去开具的罚单。一个有严重残疾的当事人解释他在监所里面既没有律师，也没有药，因为他无法支付他收到的罚单。他被捕的起因是，警察在没有搜查令也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搜查了他的房子。警察发现了女人的内衣，随后便逮捕了他，指控他在没有居住许可的前提下（弗格森市法律要求朋友、亲戚或者浪漫的情侣借宿必须要提供相关许可证明）允许一个女人在他家过夜。另一个当事人告诉我，她在监所里面已经48天没有洗过澡、没有刷过牙，甚至没有办法清理经血，仅仅因为她交不起交通罚单。当时，我们起诉了弗格森市及其邻居詹宁斯市，圣安城和维尔达城。圣路易斯县本身拥有81个不同的市政法院，但几乎所有法院似乎都采取了类似的作法。此外，我几乎在我所能够观察到的每一个地方法庭和监所中，都能发现上述的这种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在这个国家中上演。
我的客户克里斯汀?道恩?瓦尔登（Christy Dawn Varden）2015年在阿拉巴马州克兰顿市被逮捕。当意识到她会因为不能以现金的形式支付保释金以换取回家陪伴子女时，她变得焦虑和恍惚不安。她被带到监所的一角，以避开走廊里那些监控器的视角。克里斯汀被捆在椅子上用电流反复击打直到停止哭喊、大叫为止。电击设备的叉子造成了开放式的伤口。我第二天将这些伤口都拍了照片。
美国刑罚制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它施加暴力如此酷烈以至于让人麻木、感受不到残酷性了。我在华盛顿特区做了三年的公益律师。在离华盛顿国家广场几个街区远的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的地下室中，特区政府指控一群孩子是少年犯。这些案件的审理是以不对公众和记者开放的秘密方式进行。在我（任职）的第一天，我看到在密闭法庭内的这些孩子手上、脚上、腰上都被金属锁链限制了行动。我看到有些小孩子可能就只有八周岁左右大，有些小孩有一点智力障碍，有些小孩有精神创伤、受虐待、被遗弃和有精神疾病的历史。孩子们经常感到困惑和迷失方向，因为他们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有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就这样被困在法庭里面整整一天。然而，联邦政府宣称会与儿科专家们的共识保持一致：即使在儿童监所中，没有医护照料的情况下，给儿童带上超过三十分钟的镣铐，是一种特殊的儿童虐待行为。此外，在三年里，我在这些地方没看到过一个白人小孩。
但直到2011年，公益律师办公室才开始反对无差别地对儿童使用镣铐。之前，我都是被告知数十年之内都没有人会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我们反对在当事人身上使用这些措施，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三年后，我们最终成功地使得一个11岁孩子的案件在特区上诉法院得到审理。本案中，几百页的情况说明和口头辩论记录揭示了特区政府甚至没有尝试去评估对儿童无差别使用镣铐的行为是否适当。但即使如此，法院仍然判定给孩子上镣铐的行为在特区法院不能提出抗议。对它拒绝判断这些行为是否合宪的决定，法院解释到，当几个月后案件庭审的时候，这个孩子在法庭上不会戴着镣铐的。在法律官僚主义的话语中，这类案件是“毫无意义”的。回到我们的案子中，无差别地给孩子们上几个小时的镣铐对法院而言，没有重要到要让法院用裁判权去创造特区法院关于“无意义”案件认定的一个例外。
在《华盛顿邮报》曝光了这些在法庭地下室里每天发生的残酷真相之后，我们不久之后便能够改变了一些实践中的做法（与过去所有的小孩上镣铐不同，现在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但，这些法官、公诉人、公益律师和政府雇员常年接受在秘密法庭里面采取压制易受伤害黑人小孩的做法。我怀疑当晚饭回家后发现自己小孩无论过错大小都会被保姆用金属锁链栓住的时候，他们肯定至少会要求保姆对他们孩子采取这种措施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
类似于此类的残酷行径对于实施惩戒的官僚机器和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于普通到，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大规模实施。这种麻木不仁导致了在我们官方惩戒机器的每个角落里一种显著的智识缺乏。这些执法者完全不在乎执法行为是否会产生有益的后果。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把人关在监所里面是否能够减少他们口中所说的犯罪率。反而，有证据表明这种肆意抓捕的行为会让社会更加缺乏安全感。在他们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关押在令人惊悚的监所和拆散数百万个家庭之前，没有人能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取大多数的基本数据、证据或者理性解释。本书里的这些文章将探寻惩戒系统中的这些官老爷是怎么能够允许他们自己忍受足以大为震惊他们良知的事情发生。
最后一个主题是更为前沿性的。首先，我一直对我们能够为在惩戒系统中默默无声的受难者做些什么很感兴趣。每篇文章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讲人们如何看待造成美国大规模人员监禁的官僚制度所产生的道德义务。我讨论了个人的决定为什么很重要。这关系到了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我们选择做的工作，我们站在谁身边，我们握着谁的手，我们在大地上度过珍贵时光的方式以及我们决定如何用知识和能量让我们的身体每天变得富有活力。
但是这些也是集体性的问题。我写到了如何聚到一起与他人一起组织起来去构建必要的力量以要求实现一个不同的行事路径，以及社会用来讨论惩戒制度的话语体系。毕竟对于律师来说，废除这种大规模囚禁人民的制度并不仅仅是一场法律的较量，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它事关权力。因而，我们需要去审视为什么这个惩戒系统得以存在，以及在它的历史中它是如何被赋予实现白人至上主义、经济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控制这些功能。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构建足够的力量——即是否有足够的人能够有急迫感和清醒的认识组织起来——去挑战那些构成现行惩戒系统并从中获益的那些势力。我们每人每晚会回去考虑如何能够将那些身体、思想和所爱陷入危险之中的人们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嘛？
取缔这类大规模监禁行为是人类非常艰巨的一项工程。这需要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层面的描述，包括惩戒系统是什么、它的运作方式为什么会是看起来的这样、它伤害了谁以及如何伤害的。因为这个惩戒系统的成功是基于消灭当事人和他们故事的这一行为。那么，作为一个运动要取消这个系统就得依赖于一个大规模的有意识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社会讨论和思考的方式。这不会是件轻松的事。因为它需要每一个人——特别是没有被直接影响到的——去重新审视自己在推动这个不公正刑事司法制度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寻找让他们以及彼此之间产生共情的方式。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开放而不是保守的思路去形成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我们要用生活的语言对抗官样文章——用歌声代替囚锁，用诗歌代替警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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