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图”在海外的收藏与研究
为了便于读者对此次出版的德国与捷克藏本的历史背景有清晰的认识，本节将大致回顾“苗图”在海外的收藏与研究情况。主要工作在于添补前人未提及的材料及新近研究成果，并根据已有的研究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反映海外“苗图”的综合收藏情况，分析“苗图”收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特征。
1.海外“苗图”收藏情况
到19世纪下半叶，“苗图”已成为市场青睐的艺术品。生活在道光年间的诗人毛贵铭在贵阳时曾写道：“明日别汝去，城中看画图”，注曰:“黔城多张卖诸苗图状者”。此时“苗图”在贵州本土市场上的热度可见一斑。除了国人之外，该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传教士、商人等也都对“苗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使得“苗图”的市场从贵州一直延伸到其他中国大城市乃至日本。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都曾记载北京、上海等多地的市场上有很多“苗图”流通，此次出版的哥达本便是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1883年从上海一旧书商处购得，而柏林本同样是1883年通过购买获得。德国汉学家颜复礼（Fritz J?ger，1886—1957）记载了日本东京售卖中国民族图册的情况。在这样的风潮下，书画商看准了其中的商机，制造了专人专地批量复制“苗图”的流水线。英国法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4—1894）在1894年出版的著作中说：“作为一项生意，复制这些图册的地点在北京一条特别的马路上。最常复制的是含82个部落（的苗图）。依据售价，复制品在制作上有精有粗，差别体现在设计和说文的长短上。我见过大概15本这样的复制品。”通过这条非常重要的关于“苗图”晚期抄本由来的记录可知，清末在北京有批量生产、销售“苗图”的特定地点，这里的商家手上有不同规格和形式的母本，他们聘请职业画手就地进行临摹然后卖出，还设置不同档次的价位以满足各类买家的需求。此次出版的布拉格本和日本京都大学《进贡苗蛮图》的情况恰好与拉克伯里的叙述吻合。布拉格本中个别族群的绘画出现了两至三次，但是每幅绘画都不完全相同，而大部分与旁边配的说文和族群名都不吻合。可能绘者抄临了两个以上的母本，再将这些来自不同母本的绘画错误地装进同一个图册中，并且胡乱配以其他条目的说文。《进贡苗蛮图》中也是多个族群出现过两次，虽然图和文是吻合的，但关于同一个族群的每张图文都不完全相同，有些绘画甚至没有任何相关性。封面后还有名画家陈枚的署名，很显然这只是为了提高价格冒充名人手迹。虽然这是两本质量不高的抄本，但它们是晚期抄本的实证，反映了成为艺术品市场的商品之后“苗图”的传抄情况。与上文讨论的彩色套印本“苗图”的流传情况结合在一起看，如今海内外存在如此众多规格不同、篇幅各异且质量上差别很大的晚期抄本，甚至伪托为名家真迹的仿冒本，应与当时“苗图”制作商业化、批量化、异地化有密切关系。
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是海外“苗图”的主要藏地。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刘咸（1901—1987）、赫伯特·布劳提加姆（Herbert Br?utigam，1927—2020）、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李世佳（Vladimír Li??ák）、何罗娜、胡起望，还有祁庆富和史晖等都对海外“苗图”的收藏情况先后做过考察。尤其是何罗娜20世纪90年代曾根据实地调查走访，首次基本摸清了“苗图”在世界各国的收藏情况。她对中外65种贵州“苗图”的版本信息做了详细说明，其中有39种为海外藏本。之后祁庆富、史晖等将何罗娜的调查结果翻译成中文，并增补了一些何罗娜没有调查到的版本。何罗娜、祁庆富、史晖统计的海外“苗图”共计49种。近几年，得益于更多“苗图”研究成果的问世和馆藏机构的数字化建设，又有不少藏本的相关信息得以公之于世。据笔者统计，尚有至少23种海外官藏“苗图”不在何罗娜、祁庆富、史晖等的统计表中，这23种是：①②③日本早稻田大学《贵州全省苗图》《蛮苗图说》《黔省诸苗全图》，④⑤⑥⑦日本京都大学《进贡苗蛮图》《黔省苗图》《苗图》《苗族画谱》，⑧东京大学《苗族风俗图》，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苗蛮图说》，⑩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Illustrated Album of the Kemeng Guyang Miao People（《克孟牯羊苗图册》）， 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贵州百苗图》， 何罗娜本，即出版在其The Art of Ethnography: A Chinese “Miao Album”（《民族志的艺术：一种中国“苗图”》）中的图册，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四川（贵州）罗罗与苗子部落民族志》，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图书馆无名“苗图”， 加拿大大维多利亚区美术馆（Art Gallery of Greater Victoria）无名“苗图”，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画册》， 法国波尔多教区图书馆（Bibliothèque diocésaine de Bordeaux）无名“苗图”， 此次出版的捷克布拉格本， 意大利地理学会无名“苗图”（编号：Inv：116），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图书馆《全黔苗图》、无名“苗图”（编号：Xyl. F-25-a）， 德国汉堡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lkerkunde Hamburg，现更名为Museum am Rothenbaum）无名“苗图”， 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莱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的《贵州全省捌拾贰种苗图》。也就是说，现存海外“苗图”官藏本应至少有72种之多。
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海外官方机构收藏的“苗图”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其次是日本和意大利（见图3）。意大利和英国的藏本特别集中，尤其是意大利，其藏本都来自意大利地理学会（12种），英国藏本大部分都来自大英图书馆（8种）。藏有多种版本的机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5种）。这72种中目前有36种的入藏时间可考（见图4），通过这36种藏本的入藏时间笔者发现，海外“苗图”的入藏高峰期在1881至1940年之间，绝大部分藏本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入馆。鸦片战争以后，大量外国人士涌入中国，中外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逐渐深化，而动荡的时局也导致大量文物流向海外。与此同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边疆研究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选题，博物馆对派到中国搜集文物的汉学家强调，他们“特别渴望获得的是原住民区域的民族学研究（藏品）”。而绘画较文字来说更直观生动，对西方人特别具有吸引力，此时期风靡一时的“外销画”就是一个例子。“苗图”等民族图册既充满异域风情又有艺术收藏价值，还是研究边疆民族的珍贵史料，因而有大量“苗图”在这一时期被收入外国各机构或私人手中。在这36种官藏本中，入藏时间最早的是大英图书馆1847年从苏富比拍卖行购入的《罗甸遗风，农桑雅化》，最晚的是加拿大大维多利亚区美术馆2017年获捐赠的无名“苗图”。法国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苗图六十四页》1891年被登记在册，但图册背后的圆形标贴上写有“1828年”，可能实际入藏时间比《罗甸遗风，农桑雅化》更早。另外，不同国家的藏本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如日本东洋文库《苗册》与英国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苗疆图说》上都有“王钧”一名，很可能出自同一画家或同一收藏家。意大利藏本据白佐良研究可能来自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1883—1948）的私藏，而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等也都有罗斯捐赠的“苗图”，它们可能是由罗斯通过同样的途径搜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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