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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庆，传记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化，尤其是左权乡土文化的推广和研究，先后出版了《梦见启功》《名人孤影》《沈从文家事》《边地遗珍古村落》《辽州望族沉浮录》《太行抗日英烈碑》等著作，颇受读者及业内专家学者的肯定。《刘红庆纪念文集》以著书立说、书写音乐、盲人眼睛、奔走乡间、左权骄子等五章，从不同视角呈现刘红庆在文学创作、治学及文化推广等方面轨迹的同时，讲述了他为左权发声、为弘扬左权文化拼命的经历，展现出独具刘红庆特质的一种无比充沛的文化自信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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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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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庆纪念文集》收录了五十余位来自文学界、音乐界、文化传播等业界友人撰写的纪念文章，涉及刘红庆著述、音乐推广、音乐理论研究、左权乡土文化推广及助残公益事业等方面，讲述了刘红庆文学创作、音乐著述及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轨迹和成绩，展现出一个有文化担当、有社会责任，敢想敢干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与此同时，他所践行的立足传统文化研究、推广乡土文化的理念，更展现出他对于中国文化及乡村振兴的思考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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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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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左权之子刘红庆
田 青
中国有个山西省，山西省有个左权县。
知道左权，是因为左权将军；认识左权，是因为刘红庆。
左权将军抗战时在此牺牲，他用鲜血与生命，让古老的辽县有了新名；刘红庆在此出生，他用毕生的真情与努力，让太行山深处这个普通的小县成为国人瞩目的文化圣地和中国民间音乐的高光舞台。
从我认识刘红庆到他突然去世，整整二十年。
2002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就是刘红庆。他在自我介绍之后跟我讲，他的家乡左权县精心组织了一台打着“民间音乐”旗号的节目来北京演出，但完全是模仿电视综艺晚会所谓“创新”的节目，不伦不类。他因为对家乡的文化“爱之深”，故也“恨之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呸！哪里来的民间》公开发表在首都的报纸上，引起家乡人们的不解和愤怒，视他为左权的“叛徒”。他希望我能像在央视青歌赛做评委时那样，为民族民间音乐发声，批判以“创新”为名阉割和歪曲传统文化。我当然支持他的立场，但也为他捏一把汗：你以如此激烈的态度批判家乡的父母官，你还想不想回老家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来电话告诉我，他的文章在左权县引起激烈争论，县领导准备在左权召开一个有关左权民歌和“小花戏”的研讨会，县文化局时任局长石湘涛请他在北京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与会，希望当面听听学者们的意见。我既被刘红庆的正义感、勇气和对家乡真正的“忠诚”感动，又被左权县领导们难能可贵的胸怀所感动，遂有当年9月的初访左权。
在这个仍然以“创新与发展”为名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以“民间艺术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土壤和母亲”“仿效西方、科学主义与时代需求是造成唱法单一的深层原因”“传统民间艺术：是抢救、保护，还是‘发展’？”三个题目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我对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观点和思考。这些观点，构成了我在其后十多年里具体参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学术基础；同时，让刘红庆得到了他急需的理论支持，也让左权县的文化部门端正了思路，看到了家乡“土”的文化，不是应该抛弃的“落后”文化，而是自己独有的宝贝，是继续发展的基础和值得自豪的、真正可以让左权“翻身”的宝贵资源。
这次研讨会还有一个具体的收获，就是在这次县里的演出中，我听到了石占明的歌声。他那未经“污染”与“改造”的自然演唱，让在座的专家、学者耳目一新，更是“深得吾心”。当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正在筹办“首届南北民歌擂台赛”，已经完成初赛，即将在浙江仙居举行决赛。我当即给大赛的负责人李松主任打电话，说在左权发现了一个优秀的“原生态”歌手，是个难得的人才，希望能网开一面、特事特办，让他直接参加决赛。李松和我是多年的朋友，志同道合。出于对我的信任，他立刻答应了我，于是便有了一个月后石占明“羊鞭一甩惊天下”的新闻，“羊倌歌王”石占明走出了太行山，为左权露了脸、争了光。当时和我一起在仙居搭档主持比赛的浙江卫视著名主持人亚妮，也因此与左权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夏天，我二访左权。也是在刘红庆的执意推荐下，我跟他来到“盲宣队”暂住的破旧的老戏台，听到了让我“热泪滂沱”的声音。假如说石占明是因为他“天籁之声”的歌喉让我惊艳和享受的话，刘红权和他的弟兄们，却让我的灵魂震颤。前者入耳，百听不厌；后者入心，终生难忘。我回京后写下的那篇《阿炳还活着》，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艺术评论》，多次被转载，并被译成了盲文。写文章的同时，我为当时感动之余握着红权的手“我一定把你们请到北京演出”的许诺开始奔走。我相信，红权他们当时一定以为我的“邀请”只是“客气话”，回京后就会忘掉。而我，也低估了“晋京演出”的难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当我找到北京音乐厅的朋友接洽时才知道，“演出”是需要有文化部门颁发的“演出证”的，而他们，只是一群在偏远乡村游走四方、连“业余”二字都谈不上的残疾人队伍。这时候，也是刘红庆提醒我：田老师，能不能去大专院校，就像您当年把佛教音乐带到国际舞台一样，走“学术巡演”之路，您做讲座，他们唱。
其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年10月，在时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的支持下，“左权盲人宣传队”在北京大专院校巡演的首场在首师大音乐厅登台亮相。当他们身穿左权文化局为他们统一制作的蓝裤褂、黑布鞋端坐台上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台下汇集的文化界、音乐界的“大腕”们有多少：歌唱家王昆，作曲家王西麟，指挥家刘森、滕矢初，著名歌手成方圆、刘欢、崔健，演奏家宋飞，知名学者李陀、陈铭道……都是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请来的。电话里，我向他们“保证”：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音乐会，你如果错过了，会遗憾终生！
音乐会的精彩不用多说了，当久违了的祖先的声音通过他们的“向天而歌”唱响在首都舞台时，台下这些文艺界的“大腕”们全都像我第一次听他们歌唱时一样感动、激动。令人难忘的是，当我宣布“音乐会到此结束”之后，一向高傲的著名作曲家王西麟跳上舞台、抢过话筒，激动无比地发表讲话。随后，“大腕”们纷纷上台，抢着发言，向民间致敬，向左权致敬，向这群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盲艺人致敬。那天的场景和众人的发言，我至今历历在目、声犹在耳。但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的始作俑者刘红庆在哪里。我知道，就像他所做的一切活动一样，他一定是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注视着他深深爱着的亲人，听着他们温暖的乡音，捧着自己无声的微笑。功成而退，不居功，不要名，是他一贯的坚持和作风。
我和左权的缘分越来越深，每次的再访左权，一定都有刘红庆的陪同；每次在左权举办的活动，也都有刘红庆的参与，其中许多活动，他都是倡议者和重要的组织者。二十年里，刘红庆陪着多少文人、艺术家、记者、非遗保护工作者来过左权，已经无法统计了。他组织过多少次民歌演唱会，做过多少次有关左权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讲座也无法统计了。从在左权举办的文化部“第二届南北民歌擂台赛”，到最后“永久落户”左权的世界级赛事“左权民歌汇”；“羊倌歌王”与“左权盲宣队”声誉日隆，举世皆知。“左权”这个太行山深处过去的“贫困县”，逐渐成为全国民歌爱好者和非遗保护志愿者的“打卡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刘红庆的贡献和默默的长久付出。
他曾跟我说过，年轻时他逃离家乡时，对这片土地不但没有眷恋，甚至还有一种“这辈子再也不回来了”的念头。但是，当他“北漂”多年之后再次回到故乡，才发现自己血液里流淌着的鲜血滴滴都深含着太行山和祖先的基因。尤其是他看到我们这些和左权毫无因缘的“外人”对左权民间音乐的痴迷和推崇之后，他自己都曾经遗忘了的家乡情被激活了！他从年轻时对家乡的厌弃、逃离，到重新认识家乡文化，再度皈依，认祖归宗，接续了他作为个体的生命与祖先、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父老的生命链。而当他完成了他生命中这个重大的改变之后，他就以一种无比充沛的文化自信和自豪，为左权发声，为左权文化的弘扬拼命。
说他“拼命”，几乎是他所有朋友的看法。十几年的时间里，仅仅为家乡，他就写作出版了“故乡三部曲”：《向天而歌——太行盲艺人的故事》《亲圪蛋——唱开花调的人们》《左权——一团奔突的火》。他还撰写了《长征走来老红军》《跳花戏的圪蛋亲》《边地遗珍古村落》《辽州望族沉浮录》《洋楼往事说从头》《太行抗战英烈碑》《侯恺掌门荣宝斋》共七本“星河乡土文库”读本，每本印刷五千册，免费发放给左权县高一年级学生阅读。他对家乡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都会写成新闻通稿，发给各家媒体单位推广宣传，还发表了五百九十余篇报道家乡的文章。本书最后附录里有一个“刘红庆发表作品及媒体关注一览表”，是他夫人在他去世后仓促编成的，我相信会有遗漏，但只要你大致翻翻看，就会和我一样为他作品数量感到惊讶！
在音乐学领域，他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他硬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作、出版了多本当代音乐家传记，其中光是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师就出了五本书：《咬定青山——董维松传统音乐研究之旅》《歌行天下——耿生廉民间音乐研究与传播之旅》《耀世孤火——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俯首鼎和——李凌中国新音乐事业开创之旅》《惊日响鞭——施万春音乐民族化探索之旅》。此外，还有在此之前为我写的《佛心学侠——田青和他所可以改变的》以及《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他没有系统学过音乐，在一些音乐“专家”的眼里，他可能不懂音乐，但是，他懂音乐家，懂音乐家的心。正如音乐学家张振涛所言：“刘红庆不但让人读到了另一种观察音乐的方式，而且读到了另一种表达音乐的方式：洋溢着激情和冲动的叙述，完全不见陈腐语态。”
他的多产和成功，当然也不仅仅是因为“拼命”和努力。一个堪称“网红”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讨论“公平”与“正义”时认为，在当今社会，“努力”绝不是“成功”主要的条件。我认为有道理。刘红庆的好学、多思，以及他对人、对文化的尊重，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和那些“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们有着绝大的不同。他对山西文化前辈比如皇甫束玉、刘改鱼、李明珍等人不遗余力的推崇，不但饱含着他对家乡文化的感情，也有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榜样、先行者和同路人的那份情感的认同。至于他跑到苏州拜倒在顾笃璜门下，为“苏州昆曲传习所”鼓与呼，则彰显他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文人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他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向社会介绍、推广“左权盲宣队”和宣传队主唱、他的亲弟弟刘红权，应该是他最看重的工作和难以割舍的心事。这里既有他对弘扬家乡传统文化的责任，也有他对早年厌弃和背离亲人与家乡的深深的忏悔。我给他写的挽联，是我对他的了解和总结：
少年离乡盛年返乡一心牵挂家乡事
先荐山歌再荐瞽歌百姓难忘作歌人
也许是因为我对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比他早，也许是我所做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给了他启发，也因为我比他年长接近二十岁，他出于对我的尊重，人前人后总称我为“教父”。我每次都不许他这么叫，一是真受不了，二是我真诚地认为他对我的帮助比我对他的帮助还大。没有他，我不可能到左权，也不可能认识石占明、刘红权；不可能和左权的乡亲们结下深厚的、终身难忘的亲情，不可能得到我一生最珍惜的称号：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荣誉村民。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感谢他，感谢他为我和左权连上的累世因缘。盲宣队的盲哥们把我称作“恩人”，更让我愧不敢当。我真诚地说：你们才是我的“恩人”，是我的亲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2008年住院做开胸手术的时候，盲哥们托刘红庆给我捎来了五千元钱。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我这辈子不管挣多少钱，也没有这笔钱多，因为这是这些盲哥们拄杖牵裳、游走山间、一元钱一元钱“卖唱”挣来的血汗钱啊！
他的突然去世，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能接受。他的徒弟弓宇杰在以“孝子”的身份为他张罗后事之后，问我如何从佛教的角度看待他的离世。我说：佛教告诉我们“有生皆苦”，其中最苦的是“生老病死”。但是，“生”苦更多是母苦，每个人都没有“生”的记忆；“老”和“病”，却是几乎每个人都躲不过去的大苦！你到医院看看身上插满管子的病人，看看心力交瘁的病人家属，就知道什么是“苦”。但是，刘红庆没有老，也没有病，吃好早餐，感叹着“今天天气真好”，要和夫人去看场电影，然后不留一字，飘然而去。多潇洒，多幸福，多仗义！自己没受罪，更没让家属受罪，人会生不如会死，刘红庆的这个走法，让人羡慕，也是他的因果，也是他的福报。
刘红庆常常自嘲，他偶尔说出一句不合适的话时，会孩子一样吐一下舌头，摸摸自己的秃头，还会缩一下脖子。他谦和、朴素、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他的“民间”身份，让认识他的许多朋友甚至他家乡的官方和群众都低估了他的贡献和成就。他在北京奋斗半生，不但没有什么博士头衔和高级职称，甚至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北京的户口，直到今天他离我们而去，仍然只是一个拿着“山西省左权县桐峪镇桐滩村民小组”集体户口的“北漂”。但是，他不但靠“码字”养活了全家，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留下了这么多有真情实感、文采斐然、影响深远、横跨多个领域的优秀作品，而且通过他的牵线搭桥和大声疾呼，改变了家乡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生态，让这个以英雄命名的县增添了光彩和声誉。在他去世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说：刘红庆当之无愧于“左权之子”的称号，他应该和左权将军一样被左权人民记住。
我相信，有情有义的左权人会记住同样有情有义的刘红庆。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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