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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人与经典·中庸

書城自編碼: 376491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古籍古籍整理
作者: 爱新觉罗·毓鋆
國際書號(ISBN): 9787551160254
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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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大学》《中庸》(合称《学庸》)与《论语》,均为孔学入门之书,也是中国学问入门之书。《学庸》可谓儒学众经之胆,比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好。长辈说《大学》即佛经的《心经》,《中庸》即佛经的《金刚经》。
《中庸》开首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乃是《中庸》全书之主旨,讲体用之道,将天人思想包括无遗。有处世经验了,再融会贯通,方知为处世之不二法门。
內容簡介:
本书由皇家名儒爱新觉罗·毓鋆口授心传,学生整理而成。本书以毓老师1999年于奉元书院讲述《中庸》内容为底本,参以相关授课内容为补充。另补加《中庸》原文及编者白话翻译,以方便阅读,掌握要点出处。堪称毓老师历年讲述《中庸》之大者。
關於作者:
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裔孙,号安仁居士。
六岁始,为末代皇帝溥仪伴读,师从陈宝琛、罗振玉、叶玉麟等大儒,十三岁读毕十三经并可以背诵四书五经,一生多次研读《四库全书》,通达古代经史子集之学。他虽出身皇族,却猛烈批评帝制;壮年曾经叱咤风云,晚年安居斗室讲学直至仙逝。
其讲学注重因时举譬,倡导经世致用,使古代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问焕发了新时代的活力。毓老先生世寿一百零六岁,教学六十四年,及门学生与授业弟子数万人,遍及海内外与各行业,被誉为两千五百多年孔子儒学的当代集大成者。
目錄
目录:
导?读 / 1
第一章 / 5
第二章 / 26
第三章 / 30
第四章 / 31
第五章 / 34
第六章 / 35
第七章 / 41
第八章 / 42
第九章 / 43
第十章 / 44
第十一章 / 48
第十二章 / 50
第十三章 / 53
第十四章 / 62
第十五章 / 69
第十六章 / 71
第十七章 / 75
第十八章 / 79
第十九章 / 85
第二十章 / 91
第二十一章 / 123
第二十二章 / 125
第二十三章 / 128
第二十四章 / 131
第二十五章 / 134
第二十六章 / 137
第二十七章 / 146
第二十八章 / 150
第二十九章 / 158
第三十章 / 164
第三十一章 / 169
第三十二章 / 176
第三十三章 / 179
附录一 《中庸》原文 / 214
附录二 《中庸》译文 / 225
內容試閱
导读

《大学》《中庸》(合称《学庸》)与《论语》,均为孔学入门之书,也是中国学问入门之书。《学庸》可谓儒学众经之胆,比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好。我母亲说《大学》即佛经的《心经》,《中庸》即佛经的《金刚经》。我母亲每日拜《法华经》,父亲则看《金刚经》。
《史记·孔子世家》以《中庸》为子思所作。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弟子。《中庸》本是《礼记》中之一篇,《礼记》成于汉儒。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引程颐(1033—1107,北宋理学家)说《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在《中庸章句》开头引程颐的话,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其作《四书章句集注》,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中庸》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礼记目录》)以用中为常道。朱熹引程子“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中称“子程子”,即“我们的夫子程子”,是程子学派。其后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成程朱学派。马一浮(1883—1967,理学大师。抗战时,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著有《复性书院讲录》等)直接程朱学派,照着前人讲。熊十力(1885—1968)则接着前人讲,没有师承,不讲学派。各家注解,有各家的主张。今天不应再有门户之见,皆人之为道,不可为至道。我讲“公羊学”,是按道理讲,不讲学派。
中国最了不起的智慧,就是法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要学尧则天,亦即学大,故要读《大学》。“大学”者,学大也,即学天。则天,如四时之序、日月之运,最后与天地参矣,故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经·乾卦·文言》)。舜执两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故要读《中庸》,才懂得用中之道。
学尧舜,就是“学大”“用中”,故人人皆得读《学庸》,才可以为尧舜。《学庸》即学大、用中,尧舜之道即学大、用中,故人人读《学庸》,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中道,最难以把握,以“中庸”作为标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未发尚藏之于内,即性,“率性之谓道”。过与不及都不行,必恰到好处,即中。还得“时中”,“君子而时中”,不可以执中而固守,“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劝你们:做事不要违时,君子而时中。违背人性的事不可以做,做人千万不要色庄,要去伪存真。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中道之国,“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有多大?“中国”即天下,“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员)”,天下是一个大家庭,中国是其中的一成员。
《大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天下平。平天下而天下平。怎样才能天下平?《孟子》怎么说天下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圣人之大宝曰位”(《易经·系辞下传》),人人皆有位,“君子素其位而行”,没有位就乱了。“守位曰仁”(《易经·系辞下传》)。哪一个守位、素其位而行了?“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没有对父母好,对别人好,不过是势利之交,焉能天下平?都一个“伪”字,无一发自至诚。正心诚意,意诚而后心正。一部《大学》自“人心”讲到“天下平”。好好悟一部书就有用。
《中庸》怎么说天下平?“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何以君子笃恭能天下平?君子,并不是特权,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笃恭”,敬己之位,敬事能信,在其位必谋其政,绝不马虎。
《学庸》自率性入手,皆人与生俱来的,是不假外求的,因为性生万法,性为智海。想真达到“大一统”、性同,必要发掘人性,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不用喊天下平,天下亦平了!每人都居(守)正,所以“大一统”。
中华文化是启发人的良知,讨厌战争,应好好发掘中国思想。想救世,必发掘人的良知、人性,“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春秋繁露·盟会要》),天下太平了,则其乐融融,然后性可善。所以要“通志除患,胜残去杀”,用“聪明睿智,神武不杀”(《易经·系辞上传》称“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好好“学大”“用中”,细读《大学》《中庸》,此二书乃儒家思想精华之所在。《大学》讲《春秋》之道,《大学》与《春秋》相表里。《中庸》讲《易经》之道,《中庸》与《大易》相表里。
以《学庸》建设自信心,也知道该做什么,人必有主宰才能站得住。《学庸》谈内圣、外王之道,对建设和平社会很有帮助。
对谁都不必迷信,连孔子在内,都不必亦步亦趋。要练习用脑想:如果经书都有用,那何以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仍潦倒一辈子?回到鲁国后,晚年作《春秋》,两年后卒。《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到孟子时“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也没能发挥作用。只不过死后有人利用,享食两千多年,子孙代代被封为“衍圣公”。
读书是在用智慧,要自根上了解,如内里添把火就有力量,磨了五十年,就是不亮也光。人有才,就可以随机应变,脑子得灵活。

第一章
《中庸》第一章为经,与《大学》经的部分合观,可以有更深的体会。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首三句,乃是《中庸》全书之主旨,讲体用之道,将天人思想包括无遗。有处世经验了,再融会贯通,方知为处世之不二法门。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在”,与《中庸》的“之谓”,均为肯定词,知道就要行,能知能行。
“天命之谓性”,“之谓”,就是,是肯定的,天命就是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何以说知天、知命,而不说“知性”?“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传》),性,是体;善,是用。“诚者,天之道”,善,是天之道的用。“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不明天之道,就不懂人之道。
中国人最会用性之善。善,是性的用,“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命之谓性”,知自己性之所在才能成德,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率性之谓道”,“率”,顺也,即前面有一东西存在,顺着;顺性就是道,尽此之谓,性外无别道。性,是大本;良知良能,是性之用。天命就是性,“顺性命之理”(《易经·说卦传》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行性之道,即本良知良能去做。人人皆有性,人人皆可率性,“性相近”,本性相同;“习相远”,习性,情也,因环境而异。能知就能行,知行合一谓之学。
“率性之谓道”,人人皆有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修道之谓教”,修“率性”就是教,教育在引发人性,唤醒良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善性之本。
头脑必要清楚,对任何事才能分析清楚。以孔子之智,犹“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到五十岁了才知天命,那他是经过什么步骤以后才知天命?经过“不惑”,“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即不惑不欲。净惑于欲,还能知天命?嗜欲深者,天机浅。“惑”与“欲”如打不破,根本无法达天命。“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懂得天命了,就懂顺着人性做事。
顺治(1638—1661)作有修道偈: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
朕本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成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
金乌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管他万代与千秋。
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能看破荣华富贵,可能有慧根,境界特别高!我和他是两种人,我认为人生是有责任的。
人要是没有人性,能对人类有贡献?读书人要明理,一个明理的人能不爱国?读书要改变器质,器质是慢慢修的。私情是一件事,正义更是一件事。懂得义了,见义必为,勇也。
要启发智慧,好好努力,“时乘六龙以御天”(《易经·乾卦》)。必学实学,现在“救死唯恐不暇”(《孟子·梁惠王上》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还扯闲?
人的斗争——与欲斗争,太难了!四十岁到五十岁是与欲斗争,“男人要坏,四十开外”。什么人可以真正知天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人心都如镜了,则“不将不迎”(《庄子·应帝王》)。必练习做到此一程度。
英国占领香港有什么法?收回却说要法。必得有智慧与浑蛋划清界限。政客并不代表民,使他动而有悔,成为孤家寡人,即釜底抽薪。
证严能号召四百万人,是以德。领导社会的是德,能言行一致。证严的智慧,完全是她清修的功夫得来的,生活过得清苦。必得求真。
圣严的文笔好,但是口才不行,我对她说:“你不讲,大家都还懂。你一讲,大家都糊涂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
必要有群德,不能不为子孙谋,不能完全任人宰割。因为“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易经·乾卦·文言》),没有希望,正是因为没有智慧。不知结果即是祸。百姓不懂,无聊话会影响百姓。现在大学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脑,台湾教育弄至此。
我训练小孙子何以难?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又一套……有那个环境?台湾文化何以低?来台最好的人为大兵,最坏的……军眷天天搓麻将,这种环境怎能造就出人才?真想望子成龙,必有那个环境,至少也得是蛇窝,是长的,而非扁的。之所以失败起不来,因为没有那个智慧。
凡事皆操之在己。有了智慧,为了生存不能不投一点“机”,现在可不能等闲视之。一民族的力量,不是数字所能表现的。今后中国绝对是“寸土不失”,任何一块土都不丢,此时也。
人必要有识时之智,要真正能不惑于欲。必要尽己之本能,绝不能借助外力,我总说“自求多福”在此。
“率性之谓道”,是先觉者,顺着人性做事;“修道之谓教”,是后觉者,跟着学。人性就是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大人、圣人。人的赤子之心特别短,“伪”太可怕了!如好面子,也是欲。人就是人,“还没死,怎能不想?”想是一回事,可以不做。“想”与“做”,两回事。想,意淫;做了,洗不清。出家不容易,人要学真,直人就是真,“人之生也直”。
我离家时已经有儿子,有人的经验。释迦生子,半路出家易修成,是过来人。不结婚,违背上帝的意思,是人就得想人的事。
人到了社会,在环境下,有时为了职业,得做缺德事。修行,是为别人做好事。没有想,不容易;没有做,就可以了。
天下最难的就是克己,“克己复礼”是功夫。我画千张观音,千佛刊经,修庙,替父母求冥福、冥寿。一个人必要能够管理自己,最难以克制的就是自己的欲。惑于欲,好名、好利、好色都是贪,只是方式不一而已。“克己复礼”就是行仁,根基深,可经由“克己”的功夫回到圣贤路子。我四十岁,“满洲国”垮台了,我才懂得“克己复礼”,自此“长白又一村”。
程朱理学、宋明理学,并不是“孔学”,每人都自以为是“真孔”。历代讲学者代表一个时代,皆非真孔。只要有思想,都可以发挥。
我用“夏学”一词,因为“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只要是中国人的学问全都收。大陆有“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中国要“现代化”,不是“西化”,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要因而不失其新。
做学问要客观,必须有根据,绝不可以臆说,所以要“依经解经”,以还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看谁能发挥。看别人好,心里不舒服,即是嫉妒。
何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礼者,天理之节文也”(朱熹《论语集注·颜渊》)。要把思想变成行为,才是实学,才有作用。
一个张良使刘邦得了江山。张良之志,在消灭暴秦;成功了,从赤松子游。有智,功成身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经·乾卦·文言》)我在清亡的边缘长大,知足还能往前奋斗。
不懂得感恩就是畜生,以德养智,什么都可以缺,绝不可以缺德,台湾人就是欺软怕硬。
练习思想,思想没有固定,故称“圣之时者”。儒家赞美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知者乐水”(《论语·雍也》),即喻随“时”变。
如将尧、舜当历史讲,那与今天无关;当思想,就不同。尧、舜是圣王,但何以他们的儿子都不好?此乃立说之伏笔。尧为圣君,犹有四凶。鲧是四凶之一,儿子禹能“干父之蛊”(《易经·蛊卦》);尧那么了不起,其子丹朱却不贤;舜是大智者,儿子商均不肖。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用得上?自此玩味中国的思想是什么,以之为况,就能深入。
经书是思想,即“况”。《春秋》为况,借事明义,不是历史,是思想,距真事远得很。《尚书》首尧、舜,《春秋》隐为桓立,皆明“让”之义。书有古今,但思想无新旧。后学乃是“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所以必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要做活学问,而不是死背书。
孔子之学是一个“时”字,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中国的道统则是“仁”,“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经·乾卦·文言》)。
人必有格,即人格。何以要挑选?因为人都想要够格的。连物都有格,何况是人?要用许多事来培养一个人的智慧。
儒家等各家均言政,但是方法不同。儒,人需,人之需也,即如日光、水、空气,是供人生活之所需。“儒,柔也,术士之称”(《说文》),“儒,柔也”(《广韵》),专以柔克刚,如水是最软的,水中之石,日久可被水磨成圆的。智者不惑,必知行合一。求知易,但行知难!做与成功与否,又是两回事。
人品茶得雅,化妆也应淡抹,必注意如何把自己的环境造得雅,昔人风雅,处处有文化。领悟了,方知道境界。真有心“求学”,必好好求。
都是饺子,但是滋味绝对不同。不知,就要求知,怎么可以装知?要知自己之不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有学问必给外行人看才行。有机会要求知,自己知否自己知,不要作伪,“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作伪又有何益?
道也者,不可须臾(片刻之间)离也,可离非道也。
“率性之谓道”,顺着性就是道,人人皆有道。道不可须臾离,乃是人日用之所需。为什么道远离人了?因为“人之为道”而远离人了,所以不可以为道。
“性相近,习相远”,习性乃是环境造成的。“修道之谓教”,教怎么修人之性。能尽己之性,就能尽人之性,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自己不明白,就要“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能亲仁;不能亲仁,又如何明道、得道?一般人是后觉者,就要修道,跟先圣学即是教。开智慧之源,均受前人的启发。
人性的作用是什么?性能生万法。成佛、成科学家,均是性的作用。学的是智慧的大本营,即性。谁能守住智慧的大本营,就能成为哲学家、发明家、科学家。要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则“虽愚必明”,明道。
在校修学分要修些什么?台大外面的环境糟,老师尽教些花样,于今天没有用。你们学完,不会用脑,没有用,只是点缀品而已。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性相近,习相远,”本性,相同;习性,因环境而异。性,大本,体;习性,情也。“习”,羽白,鸟在幼时羽毛尚白,就要开始习飞,等羽毛长丰、翅膀长硬了,就能振翅高飞,乃至鹏程万里。
既是“性相近”,那何以要“戒慎乎己所不睹,恐惧乎己所不闻”?要慎独。因为“习相远”(《论语·阳货》),所以要慎习。
因为个人习性与环境的不同,而使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习性,是环境造成的;习惯,则是环境养成的。人因为“习”的不同,乃愈走愈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己独所“不睹、不闻”,如父母往往不知道自己子女的恶,外人却没有不知的,所以人要“戒慎恐惧”。
“戒”,《说文》云:“警也。”警戒,戒备。“慎”,古字慎,心真,用己真心。
“恐”,《说文》云:“惧也。”诚惶诚恐,惶恐不安。“惧”,“勇者不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恐,有惊惶意;惧,畏怕之实。恐在惧前也。《易经·震卦》“君子以恐惧修省”,以戒慎恐惧修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由“隐”之“显”,显盛至极。由“微”之“著”,微,小,至小无内,“贵微重始”(《春秋繁露·二端》),“诚则形,形则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大善是由积小善而致,大恶是由积小恶而成,微小处最应谨慎。若是以为微小之恶无伤大体,久而久之则入于恶而不自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故曰“莫显乎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坤卦·文言》)。
“故君子慎其独也”,慎己独。什么是“独”?此“独”,绝非独居。“慎独”,是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一步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什么都未形,是“独之立”(《春秋繁露·二端》“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在身曰心,在己曰独”,“唯我独尊”,是独一无二的。慎独,因为“唯我独尊”。
“独”与“性”的区别在哪里?一个东西,两个作用。“人之生也直”,不说慎性,而说慎独。慎独,是慎其未形,不睹不闻、隐与微。不说慎性,因为独已经有作用了,有独就可以用性,故君子慎己独也。
那何以“独”的结果都不好,往往成为“独夫”(《尚书·泰誓下》)、“一夫”(《孟子·梁惠王下》)?因为“习”得不好,而成为独好、独占、独乐、独尝、独霸、独裁。《孟子》中讲“独”的地方特别多,而独的结果即“独夫,一人也”。如能够慎独,那就不是“独夫”“一人”了。
“慎”,真心。“慎独”,真心己独。一个人孤高自赏,天天装圣人,其实最是可怜!要天天受创伤才会生智慧。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是问自己所不知、问自己所疑,考察左近人的言论,因为唯恐自己有独不见、独不知的事。慎己独,即审慎自己所独不见、独不知的事。
懂就发挥一点儿作用,是读书人就必为人类谋和平,为和平而奋斗。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做谁的“帮凶”?要做“良知”的“帮凶”。
人有智慧不能走入正道,乃“习相远也”。戒慎恐惧,人莫知自己儿子吸毒等的恶行,而外人却是无一不知,故君子必慎己独也。“独”字要深入探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要用什么对付这些“危、微”?用“诚”与“真”,诚其意,直人即真,直心即道场。《中庸》最重要的一个字即“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谓之”,即“叫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是与生俱来的,即性,“成之者,性也”;喜怒哀乐一点也不发,无过与不及,叫作“中”,性之用,大本。
但喜怒哀乐必得发,发了就是情,要发得“中节”,如竹子有节,一节一节,绝不超过,高风亮节。喜怒哀乐必发,情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发得中节叫作“和”,是情之用,达道,人人必行之道。
恋爱是神圣的事,何以要变得有罪孽感?大大方方恋爱,就是中节。就是蚂蚁亦得发情,自小玩意儿,可体会天道之无穷。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西汉纬书《孝经援神契》曰:“性者人之质,人所禀于天。情者阴之数,由感而起,通于五脏。故性为本,情为末。”
中,性之未发,为大本,达德;和,情发得中节,达道。中,为性,体;和,为情。
中为大本,“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何休注),中国,性之国,人性之国。
和为达道,人人必行之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连动物都会发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而不流”,“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致(动词)中和,天地位(得其位)焉,万物育(皆生育)焉。
但最重要的是“致中和”,下“致”的功夫,使“中”与“和”两者不起对立,“中”与“和”得合而为一,性情合一了,此时“性即情,情即性”,性情一体,体用不二,此实学也。懂得性情不二了,行为就不会出轨。
何以“万物育焉”?因为“天地位焉”。天地也得各位其位,万物才能育焉。天地要是失其位,那万物就不能育了,就看“位”的重要,“圣人之大宝曰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易经·艮卦》),素其位而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在天之位,地在地之位,各正其位了,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天地位于吾心,万物育于吾行,“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其乐也融融,何等充实!
水本身无味,可以和五味、调众色;性柔,却能穿石。脑子应灵活得像水,上善若水,智者乐水,其智能随时变化,“不舍昼夜”。智慧没有固定的,故曰“圣之时者”。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人间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至味无味,“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人物志·九征》),“平淡无偏,群材必御”(《人物志·九征》刘昺注),否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又如何领导团体?
求风调雨顺,即“天地位焉”。人得学天地,要素其位而行,不务乎其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儒的修为超过一切。天、地、人,三才之道,乃是平行的,人“与天地参矣”。天生之,人役之,天人同矣。天生物,人役物,故天下无废物。《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皆由礼而行。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民胞物与”,唯有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思想。元胞,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蚂蚁不是物,蚂蚁和我们是一样的。“胞与”,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然后才可“与天地参矣”,平视,与天齐。
物,有性了,“各正性命”(《易经·乾卦》),万物各正其性命,“民胞物与”。人能尽己、尽人、尽物之性。发明家就是尽物之性,把破铜烂铁凑到一起了,就成电灯了。他不但尽人之性,还尽物之性,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想不到的玩意儿。现在你们手里拿那个东西那么方便,那就是尽物之性的人发明的。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境界,天人合德。宇宙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学庸》加上《论语》,乃是应世的动力。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在己曰独。人人皆有独,人每天都在“独”中生活,各有怪癖。性同,独,乃同中求异,“同而异”(《易经·睽卦》);情不同,和,则是异中求同,“异而同”。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名厨在于知味,懂得调和之道。知味功夫,即在一个“和”字。中国饮食,调和五味,以达温和。
“和”是“独”的敌人。情中节,即和,若合符节,能够相合就不独了。“和”,如调和鼎鼐、和五味,用水调和。“独”,独一不二,独就不能和,独味乃是有所偏也。独好,不同于众好。众乐,即是和的功夫。
入门处好好把持,下面就容易了!求真明白在体悟。公式明白了,中间往里装即成功。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记·乐记》)。“不学礼,无以立”,约之以礼;乐以和性,听音乐以养性。“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以让化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礼记·乐记》),真情流露,出于至诚。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经·系辞上传》)。“易”与“简”,两个相对的。易简是什么?“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之道,易简而已矣。易简如不明白,理就没法得。如明白,绝对成功,圣人不会欺我们。成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简、中和,层次问题。《易》与《中庸》相表里。
知识分子的责任:“爱敬尽于事亲,德教加于百姓”(《孝经·天子》)。教书的应教些什么?文字有很多早已过去,什么是永远合乎时?孔子何以称“圣之时者”?现在教六朝文做什么?生乎今之世,又何必返古?
我本打算与师母出合集,但是经过“文革”,什么都没了。但我现在还会背几首,倒背如流,因为师母有号召力!
韩国国旗用八卦,箕氏朝鲜在清朝时犹到中国考进士,姓仍用中国字,如同日本,因为不用不行。
要用古人的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细加研究,中国人的智慧真是高到极点,如行辈(排行和辈分)极为清楚,有固定的称呼。说康德与先儒程度差不多,那是腐儒之见!
华夏社会成功了,即是“大一统”,乃因“一”而统。华夏,是自一个根,即“元”来的。三夏:夏、诸夏、华夏。到华夏,即“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一家”。一,是达到元的一个境界,自元来,止于一。元,为体;一,为用。
什么叫作元?始生之机、万有之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经·乾卦·文言》)以天作为界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智慧,今人望尘莫及!
乾元统天,先于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乾卦》),因为是从根上来,所以能够统天。中国的最高神是元始天尊,是造物祖,是上帝。这就是夏教。“蛮夷猾夏”,“夏”就是“中国”,中国的教叫“夏教”,夏教之祖就叫元始天尊,出自“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元,“先天而天弗违”,先时;性,“后天而奉天时”,因时。有生,才有性,“成之者,性也”。人性,虽是看不见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出。元,为智海,“元者,善之长也”,至善;“继之者,善也”,前有至善,接着的为善。应学怎么培元,要教怎么培元。培元,才能元培;奉元,然后奉元行事。要懂得自己要学什么,从哪儿学?
读书,要正面、反面翻来覆去地读。几个要点打通了,将来有人一点,你就明白了。以此训练自己,日久必有思想系统。
多参考别的思想家,看人家是怎么想的。要用前人的思想来引导自己,才能后来者居上。因时制宜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贤者罢了。
教育如一开始就走错路,还想成才?如“泛爱众”三字,为了稿费,多加两个字——成“博爱之谓仁”。
许多学者为了入圣庙,乃故意曲解,如朱子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指儒以外的不必研究。朱子解:“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即合乎帝王“统一思想”之需要,但是与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精神实相悖。
孔子的伟大,即在于“有教无类”,不仅是人无类,连书也无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我称“夏学”,什么都研究,不“攻乎异端”,因为“斯害也已”。
战国百家思想争鸣,不入于杨则入于墨,证明那时并无入于儒。孟子不如人,就骂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应该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探究其思想之所在。思想必得发挥,宗教则叫人不能疑惑。咒,不讲才神秘。宗教是时代的安非他命。台湾佛教热闹,病态,贪欲特别重。
说我讲错,正中下怀,因为前人根本没有读懂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已经讲过了,但是后人并没有真懂,“正统”还说讲错了。所以,注解只能当参考,必要打破几关,才能知其所以然。
如日中天了,接着就昃(《易经·丰卦》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太阳不会立正,“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乾卦》),最伟大的是“圣之时者”。发明家与时竞争,但能超时者少,先时太难了,多半是因时者,连治时者都少。活着的目的:圣之时者,君子能时中。
自何处入手?元。元,不得而知,故又称玄。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给人多少启示,众妙都从此门出。生生化化,最妙的东西!妙啊!妙不可言!无法解答,难以形容,皆非人力所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从万物看,必承认有造物者,即玄、元,体万物而不可遗也。惟妙惟肖,“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经·说卦传》)。用“妙”字,将你们的思想引入圣界。看小虫子之美,真是造物之妙!蚂蚁虽小,犹知储,其思维妙不妙?
求、学、教些什么?超时的东西,乃是自无尽藏来的。是无尽藏,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学生的生活程度之高,一切都是最高消费,但何以无人求无尽藏?有形的东西,再贵都有人吃。因为人都有欲,所以街上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
培元,如同培土,需要浇水,功夫不是空的。把许多观念修正,因为“时”已经不同了。圣时,没能“圣之时者”,皆非实学。
以前的丝织品、漆器、青铜器,其工艺之能,现在均没法超越,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有如此高深的头脑。脑子得如海水,翻来覆去有波澜,才不会一条道走到黑。但是不可以索隐行怪。与前人不同处,一定要引经书。依经解经,不能臆说。
有思想了,开思想的文学,如冰心(1900—1999)《寄小读者》,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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