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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破除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找到人性的规律。
鸿门宴中，项羽还有其他选择吗？
圯上纳履，黄石公教给张良什么？
吴伯让国，让得心甘情愿吗？
……
原来所有的历史都是“不得已”和“不得不”。
我们读《史记》读的是故事的高潮迭起，阮芝生先生讲《史记》讲的是人性委婉幽微的曲折变化。
2.跟阮芝生先生读《史记》，用新视角看历史。
这段历史，司马迁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写而不是用别的方式写？
《史记》中竟然藏着这么高明的政治原理与准则！
《史记》原来是写给君子看的，不是写给我看的！
——阮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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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史记》不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但却是最著名的一部史书。
《史记》的价值——
正史鼻祖，史学之正宗；
散文大宗，无韵之离骚；
一家之言，诸子之风范；
百王大法，经学之血统。
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二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以至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最高的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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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阮芝生，1943年生。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哲学科特聘教授，著有《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司马迁的史学与历史思想》及其他有关中国上古史与《史记》《春秋》的论文。
历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史记》、孔子等历史人物及其他专题讨论、研究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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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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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史记》的特质 1
一、前言 1
二、论治的传统 2
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6
四、百王大法 9
五、结论 12
司马迁的心 16
一、前言 16
二、司马谈之死 17
三、李陵与司马迁 21
四、《报任安书》里的苦衷 29
《报任安书》析论 43
一、前言 43
二、《报任安书》读本 44
三、“推贤进士”可以有求援之意 49
四、《报任安书》的写作年月 56
五、《报任安书》的作意与司马迁的隐衷 66
六、“太史公牛马走”的解读 76
七、司马迁之心 92
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 100
一、探究的线索 100
二、治乱吉凶在人 102
三、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110
四、究天人之际 118
五、思想渊源 128
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137
一、历史思考的出发点 138
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140
三、古今之大变 144
四、利与争 154
五、以礼义防于利 162
六、归本《春秋》 167
附说：《礼》《乐》二书疑仍出于太史公论 169
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179
一、本纪 181
二、表 187
三、书 194
四、世家 198
五、列传 204
六、太史公曰 212
七、结语 216
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224
一、编次的先后（一） 224
二、编次的先后（二） 232
三、五体的关联 240
四、合传、附传与类传 250
附：《史记》篇目 260
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 272
一、基本前提 272
二、史料的搜集 275
三、史料的考订 289
四、史料的整理与运用 298
五、结语 309
千秋太史公 313
《史记·河渠书》析论 322
一、“书”体作法与作“书”目的 323
二、篇章结构 327
三、河渠与利害 329
四、“悲”《瓠子之诗》 332
五、余论 339
三司马与汉武帝封禅 344
问题点——“故”发愤且卒 344
一、封禅及其实行条件与目的 345
二、汉武帝封禅及其与始皇封禅之比较 350
三、《论六家要旨》的真正用意 361
四、司马相如的尸谏——《封禅书》 365
五、《封禅书》与《五帝本纪》中的黄帝 371
六、结语 376
论吴太伯与季札让国 381
一、前言 381
二、论吴太伯让国与开吴 382
三、论季札让国与“让以阶祸” 392
四、论季札的志节与“以让化争” 405
五、从《春秋》经义看季札让国 413
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 431
一、前言 431
二、《史记》中的孔子 433
三、太史公所认知的《春秋》 442
四、“继《春秋》”与《公羊春秋》 454
五、“失其真”与《左氏春秋》 464
六、结语 473
论留侯 492
一、太史公怎样写《留侯世家》 493
二、与萧、韩、范增之比较 498
三、圯上纳履故事之分析 511
四、学术本源 523
五、余下的几个问题 533
《伯夷列传》析论 548
《伯夷列传》发微 558
一、篇章结构 558
二、怨报真情 561
三、传首微义 564
四、画龙点睛 568
五、诗文余响 570
滑稽与六艺 580
一、前言 580
二、篇章结构 581
三、“滑稽”四要件 582
四、讽谏与“谈言微中” 586
五、滑稽与六艺 590
六、评《褚续》所记滑稽六章 596
七、评苏辙《古史·滑稽列传》 607
八、结论 613
货殖与礼义 621
一、前言 621
二、解析篇章结构 622
三、货殖与情性 627
四、一之于礼义 634
五、传末篇终微旨 642
六、结语 653
附论一：评《货殖列传》引“《老子》曰”为赞同说 655
附论二：再论《礼》《乐》二书之真伪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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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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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特质
一、前 言
《史记》不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却是最著名的一部史书。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①的史书，不但在中国，“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②，而且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逐渐流传到东西甚至世界，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史记》一书之所以受到如此长久而普遍的喜爱，主要是因为书中记载的故事极其动人，而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的文章又极其优美；二者相加，遂产生极大的魅力。然而，太史公倾其一生之力所成就的《史记》，其目的并非只要为后人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提供令人击节称赏的文章。历史中充满了故事，动人的故事所在多有；江山代有才人，美妙的文章何代无之。这位“自请宫刑”③的史家的椎心泣血之作，实更有其庄严而深远的用意。
一般讲《史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总不外以下两点：第一，正史鼻祖。《史记》是“纪传体”，乃中国第一部有组织、有方法、有宗旨的历史著作，以后历朝的“正史”写作基本上都沿袭它。第二，散文大宗。中国的文学分韵文与散文两大系统，《史记》的散文“雄深雅健”④，对唐宋以迄清末之文学产生极大之影响。史学名作通常也是文学名作，中外皆然，《史记》更是范例。故中国大学中的历史系与中文系，一般都同时开设《史记》的课程。然而，《史记》的价值不仅在于“正史鼻祖”与“散文大宗”，它的最大价值同时也是它的特殊性质乃在于它是——百王大法。
史书上记载的人事，多少都具有一些鉴戒作用，史家写史，多少也都会有些个人的批评意见。但那并不等于“百王大法”。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两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现在以至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最高的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史记》不仅是“一代良史”，实为“百王大法”，这话清朝的包世臣曾经说过⑤，但只是一句话，从未引起注意，以致现今讲《史记》者似乎皆未提及，大约不是不知便是不信了。这实是《史记》的不幸。以下谨就个人知见所及，针对此点试加论述，并就教于高明。
二、论治的传统
《史记》是“百王大法”不应只是一句空话。它的思想应有来历，并且在《史记》书中应有具体的呈现，无论其为显见或是含蓄委婉。首先考察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中国古代学术演变的大势为由王官学至百家言。王者“设官分职”，由世官、世业而形成世学，此学在官府，具有政治性，固不待言；即百家言，亦复如是。诸子百家虽众，最要者有六家，此由司马谈首先提出。他有《论六家要旨》一文，开头即引《易·大传》（即《系辞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语，并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⑥司马谈于百家中选出六家，六家名目不同，是其异处；而异中有同者，此即六家皆从事于治道与治术的讲求，希望把国家社会治理得和平安稳。只不过各家所讲的理路不同，各有善有不善而已。⑦就其“从言异路”而言，是“殊涂”“百虑”；但从其“务为治者”而言，则是“一致”“同归”了。可见先秦主要六家学术的共同点，是要论治、求治。此非司马谈一人之私言，《淮南子》亦云：“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⑧见解正同，范围更广。
司马谈之后，《汉书·艺文志》举十家，并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去小说家）。此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⑨。此言九家道术不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即“从言异路”；“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亦即“皆务于治”。“九家”比“六家”多出纵横、杂、农三家。司马谈“但举六家者，纵横起于六国，杂家出于秦汉，农则无甚当于治道，故皆存而不论”⑩。简言之，其重要性都不能与司马谈所举的六家相提并论。六家之中，又以儒、道二家为主。司马谈论六家学术各有长短，唯独道家有长无短，且着墨独多，并取与儒家相较，最为推崇道家。太史公幼承庭训，自是深晓道家之学，《史记》中亦可看出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处。但司马迁父子异学，太史公最推尊的是孔子，而非老子，因此将孔子独列世家，称“至圣”；而老子与申、韩同传，称“隐君子”而已。
儒家最重要的典籍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史记》中有两段文字特别讲到六艺：
（1）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2）（余闻董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太史公自序》）
合此两段文字可知：其一，六艺的形式与功能有不同。礼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与行为。（礼主分别，故讲亲疏等差，等级制度之根据亦在此。）乐是用来增进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乐主和合，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书是用来传达历史上重要的人事经验以为后人的鉴戒。诗是用来表达人们心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民意。易是用来说明推测宇宙以及人间事物的变化。春秋是用来辨别是非，建立人间的义理。此义理甚多，“其旨数千”，故王船山称《春秋》为“义海”?。其二，六艺于治一也。六艺的形式与功能虽有不同，但有大同处，即六艺都具备政治的功能，六艺的义理皆有关于治道，一致而不可分割。其三，六艺固然都与治道有关，但以《书》与《春秋》为甚。尤其是《春秋》，因为《春秋》“长于治人”，可以“拨乱反正”。
司马迁受父命而作《史记》，他自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易》《春秋》合《诗》《书》《礼》《乐》，正是六艺。可见他所当仁不让的，乃在欲据六艺的思想以从事著述，尤其明言要“继《春秋》”，即那部“长于治人”的《春秋》。由此观之，《史记》一书亦欲论治，岂非不言而喻。
《春秋》是怎样的一部书？《春秋》是孔子六十九岁返鲁之后所作，也就是孔子不能行道于天下之后，为了让后世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理想与抱负并继起奋斗而作的书。所以，《春秋》不只是单纯的史书，而是孔子政治思想寄托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主要是笔削《鲁春秋》而赋予微言大义。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时曾说：“吾乃今知周之所以王也。”?可见《鲁春秋》已是有义，可以看出一些周人王天下的道理。孔子修《春秋》更重“义”，“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不是重点，“王心”才是重点。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最重要的是“义”。《春秋》言“况”（比喻），孔子作《春秋》，主要是借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来讲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群进化的治道与治法。简言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立一王之法”。“一王之法”是本，“拨乱反正”是用，有本才有用。“立一王之法”是公羊家最简捷的讲法。孟子谓之“天子之事”，《史记》说是“当一王之法”?，都是一个意思。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故“春秋之道”虽是通三世人群进化之治道。而“春秋之法”则为继周新王之法以待后王继起师法之法。“立一王之法”者，实欲以为万王之法鉴也。?
六家皆务为治，六艺于治为一，六艺中的《春秋》又“当一王之法”，可为万王之法鉴。那么，本此先秦学术旧统（论治的传统）并欲继此“一王之法”之《春秋》而作的《史记》，它之成为“百王大法”，从学术渊源来看应是不难理解的事。
司马迁的心
一、前 言
欲读其书，先究其人；既读其书，须知其人。读书贵知人，而知人在贵知心；不知其心，则不能真知其人，也就无从真知其人的终身事业。司马迁乃非常之人，《史记》是他的终身事业，以一非常之人而终其身从事于一种事业，则其间必有一番苦心孤诣，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这苦心必有其深处，这孤诣也必有其高处。欲量其高，先测其深。我们要想深刻了解司马迁的著述和学问，就不能不尝试一探司马迁之心。
或谓：知人不易，知心尤难，居今之世而欲测古人之心，更是难上加难。此说固然有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就个别例子探讨，否则只是从理论上观看问题，而非从实际上认识问题。就司马迁而论，其心并非全不可测度。《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①如何忖度呢？有两个要点：第一，言为心声，行为心迹，言行并考，听其言而观其行，庶几乎不失其异。第二，人物皆有遭逢际遇，必须从人物的遭逢变故、颠沛流离处去看他的苦思深虑和进退取舍，才能不失其心。若能把握这两大要点来考察现存有关司马迁的资料，我们虽不敢说能够窥见全貌，但相信也可思过半矣。
二、司马谈之死
本文不是要为司马迁立传，而是要探究与司马迁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最有关系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人经事纬的探讨，来窥测司马迁的人格和心灵。以司马迁的出生和经历，他识人自多，但对他一生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则不过二三人。第一位影响司马迁最大的人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而司马谈影响司马迁最深的事则是司马谈之死。
首先，我们要问：司马谈是怎么死的？
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记述十分简短，他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②“是岁”是指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也就是汉武帝初行封禅的那一年。司马谈当然是病死的，但他是“留滞周南”以后才生病，并不是先生病而后“留滞周南”。在“不得与从事”与“发愤且卒”的上下文间，有一个“故”字；换言之，是不得参加封禅才“发愤且卒”，而不是先有病而不得参加封禅才死去的。因此在“不得与从事”上只说“留滞周南”，并未说“病滞”。可见司马谈的病死，另有隐情。
封禅是武帝时代的大事，也是汉朝开国以来期待已久的大典。司马谈对此一代大典的准备工作，曾有贡献。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司马谈曾与祠官宽舒及有司议立嗣后土的典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司马谈又与祠官宽舒等议立太（泰）畤坛的典礼。③这两件事都仅在封禅之前两三年实行，乃是正式封禅的序幕。因此，当元封元年实行封禅的时候，以司马谈前此议立之功而言，应该随从前往，始终其事。以太史令的职务而言，司马谈也应该随从前往，以便“奏良日及时节禁忌”。以封禅为有汉一代大典而言，司马谈既然躬逢其时，也必定想随从前往，所以等到“不得从行”的时候，才自叹：“是命也夫！命也夫！”④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司马谈都是要去和想去的，而终于不能去，这是什么缘故？这和他的观念与现实的冲突有关。
封禅是旷代大典，它有它的实行条件。《封禅书》的开头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可见帝王须受命、功至、德洽、暇给才得封禅，四者缺一不可。衡诸汉代，高祖受命、成功而德未洽，文帝德洽而有不暇给，到武帝元封时，汉家开国已近百年，受命、功至、德洽而且有暇给了，正好符合封禅的实行条件。那么，封禅的实行意义又是什么呢？综合对各项材料的理解看来，封禅的意义有三：一者告代，易姓而王者必先受命，受命而王者必须报命告代。二者报功，帝王荷天命，理群生，到了德洽、暇给的地步，必须告太平于天。⑤三者追本，太平功业之成，固由人力，亦本天功，所以除了报天地之功，还要报群神之功。因此，帝王要“追本诸神名山大川”，要“万灵罔不禋祀”⑥。而告代、报功、追本三者归根结底，其意义不过是“登封告成，为民报德”⑦。所以，光武帝建元三十二年欲行封禅时，梁松上疏，“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⑧。若从这个观点考察，则武帝的封禅，虽然合乎封禅的实行条件，却不合乎封禅的实行意义。
武帝把封禅当作求仙人不死之术，他心中羡想的对象是黄帝。方士说黄帝由封禅而“仙登天”，于是武帝就叹息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⑨为达此目的，武帝一方面先后宠信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一方面借用儒生议封禅仪礼。但是，封禅用希，“其仪阙然湮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⑩。群儒只有“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武帝乃命诸儒习射牛。诸儒草封禅仪数年不成，武帝又问诸儒封禅事，诸儒对者有五十余人，不能有所定，武帝最后采用兒宽的建议，“乃自制仪，釆儒术以文焉”?。武帝又把根据方士所说而作的封禅祀器拿给群儒看，群儒或说不与古同，徐偃又说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武帝绌徐偃、周霸，而“尽罢诸儒不用”?。最后，武帝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封禅巡狩去了。由此可见，群儒和方士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而最后武帝所采行的都是方士的意见，无论是封禅的目的、仪式和祠器，都是按照方士的规划进行；可以说武帝和方士是站在一边的。
在此情况下，司马谈的态度和立场是什么呢？我们并无直接的材料可以作依据，但可以间接推测出来。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他的思想见于《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是以论治的观点来论学的，其中最为尊崇的是道家，批驳最烈的是儒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无为而无不为”，大道主要在“去健羡，绌聪明”；又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最后说“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这根本就是针对武帝改黄老行儒术而发的。不能确定《论六家要旨》是否作于行封禅之时，但可以相信武帝行封禅之时司马谈仍保有这种思想。依此思想以观武帝，则武帝推行儒术的动机与做法，分明是多“健羡”“形神骚动”而精神不专一，其封禅正是他“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一种表现。司马谈既掌天官，又以不能参加封禅为恨，当不是反对告代、报功、追本以为万民的封禅。但对武帝以致怪物与神通来比德于九皇，名为敬鬼神之祀、实则求登天之阶的这种封禅，必不会赞同。群儒的被绌，只是由于他们在封禅的仪式与祠器上和武帝的意见不一样，并未闻他们之中有人在封禅的意义上向武帝进言。?司马谈在仪式与祠器上的意见，是否和群儒相同，不得而知；但从司马谈的思想来看，他必定反对这种变质了的神仙化、世俗化的封禅。?也许就是因为他曾把自己的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表露，遂使他和群儒一样，同以不合需要、阻碍事情而被绌不用，只落得“留滞周南”“发愤且卒”了。
其次，我们要问：司马谈的死，对于司马迁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当司马谈“发愤且卒”的时候，司马迁正好以郎中的身份奉使西南报命归来，他在河洛之间的洛阳见到了垂危的父亲。这时，司马谈执着司马迁的手泣道：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分析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具有三层意思。第一，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复为太史，赓续祖业，以免使太史世家、天官世业，就此中断。第二，为太史后不要忘记自己生前所欲论著的事业，这是司马谈自觉对历史文化所负的责任，现在自己既不能完成，只有付记儿子，所以说“余甚惧焉”，并引《孝经》“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话来勉励他。第三，当此五百大期，此一论著应该继承并效法孔子的《春秋》，所以说“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间，史记放绝”，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见司马谈是以孔子与《春秋》自期并期司马迁的。这就是司马谈的遗命。
对于父亲的愤死，司马迁当是悲愤难言；对于父亲的遗命，司马迁则是铭刻在心。试想，司马迁奉使归来，父亲临危授命、殷殷嘱咐，这该是何等感人的场面！当夫执妇手，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是情意绵绵、无限憧憬；可是当父执子手，交代后事的时候，则是生离死别、哀痛欲绝了。司马迁在这个当口受命，其内心自然受到深巨的震动，所以他俯首流涕地一则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再则说：“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是死了，但他却在司马迁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种子后来日益成长茁壮，成为司马迁生命的核心与生命力的动源。这股力量日后推动着他，使他不计一切、坚忍不拔地直向那目标奔去。
三、李陵与司马迁
第二位和司马迁最有关系的人物是李陵，但从司马谈死到李陵案发生，中间还经过了十一年（元封元年至天汉二年，公元前110—前99年），在这十一年间，司马迁参加了封禅大典，那是在与司马谈诀别后，因赴泰山武帝行在报命而参加的。元封三年四月，武帝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司马迁也“从负薪塞宣房”?。元封三年，司马迁果如司马谈所料，继任为太史令，并遵照遗命“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准备著史，这年司马迁是三十八岁。以后几年，司马迁以太史令的身份，应当都随从武帝巡行天下，礼祠名山大川，借机纵览山川形势、考察风俗物产、探访故老遗迹、采集民间传说，以为作史的凭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壶遂、公孙卿、唐都等数十人定律历，从此汉朝改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夏历的基础。从太初元年起又经五年，才有李陵事件；此事几乎断送了司马迁的生命和事业，必须从头说起。
关于李陵案的前后原委，《史记》的记载颇为简略，必须参照《汉书》的记载才能明白。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归来，威震四夷，武帝想借此余威再定匈奴，遂下诏引《春秋》之义欲挞伐匈奴。?这时，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畏惧汉军来袭，假装与汉和好，送回被扣留的汉使，并卑辞遣使来献。武帝信以为真，遂于天汉元年派遣中郎将苏武等人持节送回被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并厚赂单于，答其善意。苏武等人到了匈奴之后，单于骄慢，非如汉之所想。而苏武又牵涉匈奴内部的一次变乱，自杀未成，反被救活并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去牧羊。消息传来，武帝遂于天汉二年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并召骑都尉李陵前来替贰师将军负责辎重。
李陵是李广之孙、李当户的遗腹子，曾经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两千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返。这时他在酒泉张掖教射丹阳楚人五千人以屯卫胡，正图有所表现，自然不愿为贰师牛后、管理辎重。于是李陵就在武帝召见的时候，叩请率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自当一队，前往兰干山南以分散单于的兵力，减轻贰师的压力。武帝说发兵已多，再也分不出骑兵给李陵，李陵答说不用骑兵，愿以寡敌众，以步兵五千人直捣单于庭。武帝壮而许之，并且诏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路上接应李陵。但路博德从前是伏波将军，曾经伐破越南，也羞于做李陵的牛后，就上书奏言：现在是匈奴秋高马肥的时候，不如等到来春和李陵各率酒泉张掖骑五千人，到东西浚稽山去夹击匈奴，这样一定可以大有斩获。武帝读此奏书大怒，怀疑李陵后悔不欲出兵，请托路博德如此上书，于是下令路博德即刻出兵西河，又命李陵于九月出遮虏障到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观测敌情，如无所见，即回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狼山山口西北）休养士卒，并立即以驿骑报告；前此和路博德作何言语，也要具以书对。李陵于是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抵达浚稽山下安营，沿途画下所经过的山川地形，派麾下骑陈步乐返报武帝。武帝听陈步乐说李陵能得士死力，很是高兴，就拜步乐为郎。可是陈步乐走后不久，李陵即和单于遭遇，并发生惨烈的战斗，《汉书·李陵传》对此战斗的始末，有非常动人的记载：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
虏不利，欲去，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米，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败降处，去边塞仅百余里，军士有四百余人逃归，边塞即刻报闻。武帝原欲李陵死战，李陵未败前，曾招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来，让相士给她们相面，并无死丧的气色。后来边塞报知李陵败阵，武帝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畏罪自杀。武帝又问群臣，群臣忧惧，不知所出，都怪罪李陵，没有一人为他说好话。这时，武帝“食不甘味，听朝不怡”?，遂又问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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