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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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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时代之后，发现在处理央地关系时，仍要解决集权与分权的一对矛盾。央地关系包括政府间行政关系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前者以人事权为主，后者包括政府间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三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须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才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分权过度又会导致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妨碍统一大市场形成、中央政府权威削弱等一系列问题。因而集权与分权各有利弊，其利弊分析引发了学界的大量研究。本书接续明末思想家顾炎武《郡县论》的思考，试图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穿透历史的迷雾，回答如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央地关系构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第二，自改革开放以来，央地关系的演变逻辑是什么？第三，为什么说央地关系“寓分权于集权”是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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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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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 2017 年青年“长江学者”，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税务学会理事和学术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治理框架下中国财税体制研究”首席专家。围绕中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央地关系改革等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大量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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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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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郡县治，天下安
一、 千年难题:集权还是分权?
二、 本书的研究逻辑
第二章 郡县制下央地关系治理的千年矛盾:
事上与安下
一、 郡县制:回避不了的历史传统
二、 郡县制下官员的行为观察
三、 郡县制传统对央地关系的影响
四、 郡县制后集权与分权的循环
五、 总结
第三章 国家能力视角下的央地关系理论:
活力与秩序的平衡
一、 秩序目标与郡县制的形成逻辑
二、 政府间分权内容
三、 国家能力理论及对政府间关系的影响
四、 秩序目标下的分权命题
五、 活力目标下的分权命题
六、 总结
第四章 1980—1993年的“分灶吃饭”:
活力激发下的失序
一、 计划经济时代的央地关系
二、 改革前的财政压力与改革目标
三、 分灶吃饭体制变迁的过程
四、 分灶吃饭体制的积极影响:地方活力激发
五、 分灶吃饭体制的消极影响:央地失衡、竞争失序
六、 总结
第五章 1994年后的分税制:活力与秩序的相对统一
一、 分税制改革的主要意图
二、 年分税制的改革内容
三、 分税制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四、 分税制后政府间行政关系改革
五、 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活力与秩序的相对统一
六、 总结
附录 1997—2012年中国税收高速增长之谜的解释
第六章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解释之一:财政激励制
一、 分税制为什么会推动经济增长:张五常之问
二、 各级政府税收分成测算:蛋糕怎么分
三、 分税制的契约性质:税收弹性分成
四、 分税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五、 总结
第七章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解释之二:目标动员制
一、 目标动员的层次:战略、规划与计划
二、 政府目标动员的规律
三、 干部考核制度对目标实现的保障作用
四、 目标动员制: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第二种解释
五、 关于官员晋升锦标赛假说的迷思
六、 总结
附录 河南省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工作办法
第八章 国家组织动员能力与中国特色转移支付:
人财齐用
一、 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中的激励
二、 专项转移支付:偏好错位下的积极均衡策略
三、 以人为主的中国特色转移支付:干部派遣
四、 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
五、 总结
附录 干部派遣的实践例证:干部援藏
第九章 分税制的消极影响:为政杂利杂害
一、 跛脚的分税制改革
二、 地方政府职能行使与分税制角色
三、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分税制角色
四、 总结
第十章 顾炎武方案与政府间行政关系改革:
寓分权于集权
一、 顾炎武对央地关系构建的思考
二、 央地关系改革的原则
三、 政府间行政关系改革思路
四、 “寓分权于集权”框架下的政府权力约束
五、 总结
附录 顾炎武所著的《郡县论》
第十一章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有效激励
一、 政府间事权分配改革
二、 政府间税收分配改革
三、 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
四、 总结
第十二章 地方税系建设方案:受益性原则
一、 地方税建设的方向
二、 税种性质与对应政府层级分析
三、 县级政府主体税:零售税或增值税分成
四、 省级政府主体税种:个人所得税
五、 各级政府分税设计
六、 总结
第十三章 结论:发挥两个积极性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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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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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地关系的制度构建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探索了很多种处理央地关系的办法，总体来讲，古代央地关系治理分为两大时期，秦之前以分封制为主，秦之后以郡县制为主。
分封制始自商朝后期，在周朝得以发扬光大。分封制的基本内容是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内政由诸侯自理，诸侯按规定履行天子纳贡、朝觐、出兵等义务。诸侯依次可分封土地给子孙和属臣，形成诸侯、卿、大夫等各级相对独立的封国或封邑。分封制的特点是将血缘关系融入到政治关系中，地方具有比较强的独立地位。
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分封制，不可避免地出现秦丞相李斯所说的“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问题，即随着时间推移，血缘关系越来越淡化，利害较量会超越血缘纽带。典型例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间激烈的兼并战争，以及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因此，分封制在秦之后为郡县制所取代。
在郡县制下，中央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的行政决策权，各级地方政府拥有部分行政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中间辅以监察和考核机制来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郡县制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之后历朝历代的央地关系架构虽然也采取少量的分封制，但是一般对分封诸侯的权力予以严格限制，从全国总体上看以郡县制为主。对此，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即使是中国现在的央地关系制度架构，我们也不难看出它有浓厚的传统郡县制影子。
在秦时和西汉中前期的地方行政区划设计中，地方分为郡和县两级。以后各代根据情况进行增减：有郡县或州县两级制的；有州、郡、县或路、府（州）、县，道、府（州）、县三级制的；有省、路、府（州）、县或省、道、府（州）、县（州）四级制的（韦庆远、王德宝，1992）。几千年来，中国地方层级有很多变化，省、道、路、府、州、郡、县等区划名称都曾先后在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史中出现过。但是县级单位自秦以后一直是基本的行政单位，总数和管辖范围变化不大。
比较分封制和郡县制，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分封制强调地方分权，郡县制强调中央集权。不过，虽然郡县制强调集权，在现实的政治运行中，由于信息传递链条太长，中央政府无法对县级实行完全控制，不得不委托次高级政府来实施间接管理。次高级政府长官或为刺史、或为节度史、或为总督，俗称“封疆大吏”，他们位高权重，往往具有统辖数州或数省的权力，当中央政府权威下降时，他们就可能形成挑战中央权威的重要力量，甚至导致王朝覆灭，西汉初期的七国之乱、东汉后期的军阀混战、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后期的藩镇之祸、清朝后期的东南五省互保，均说明即使是在高度集权的郡县制下，仍可能出现地方权力过大导致的弱干强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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