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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审问，深思明辨----当代名家周勋初教授的学术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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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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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作为《周勋初文集》之一种，收录周勋初先生学术生涯早期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学术论文《<文赋>写作年代新探》等二十余篇，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心雕龙》《文赋》《文选》等重要文献，三世立贱、登高能赋、折衷说等重要文学观念，以及阮籍、王粲、郭璞、谢灵运、左思等重要作家，体现了周勋初先生治学广博精深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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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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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男，1929年4月11日生，上海市南汇县人。无党派。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 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有《周勋 初文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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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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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
王粲患麻风病说
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
《文赋》写作年代新探
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
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
《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
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
张骘《文士传》辑本
《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
“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
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
刘勰的两个梦
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
唐钞《文选集注》导言
《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
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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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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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
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
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
《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裴松之注引孙盛曰：“魏自武王（曹操），暨于烈祖（曹睿），三后之升，起自幽贱。”这在古代帝王的婚配问题上确属罕见的现象，可以就此作些分析。
曹操的妻妾
大家都称曹操是英雄。按照我国的传统观念，才子始爱佳人，而英雄是不好女色的，但曹操却是例外，他非常喜好美色。《三国志》卷二十《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记武皇帝二十五男，生有子嗣的后妃姬妾就有十四人之多。曹幹本陈妾子，母死，曹操令王夫人养之，见裴松之注引《魏略》。这种情况当然不足用以证明上述论点，因为它只能算作古代多妻制度下的一般情况，是为腐朽的封建制度所认可了的，不能苛求于一人。地位显赫如曹操，必然拥有众多姬妾，通例如此，也不必多所责怪。只是从这些女子的出身来看，却是颇有其特点。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
杜、尹二氏，在曹操的姬妾中是记叙得较为明白的二人，她们都以有色而被掠入宫，这就反映出了曹操喜好女色的特点。
杜、尹二氏都是有夫之妇。两汉之时，对于女人的贞操观念虽然不像宋学大兴之后那么趋于极端，但自元、成之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定于一尊，这方面的伦理观念却也逐渐严格起来了。曹操对此无所拘忌，并且以此作为侠气的表现，《世说新语》卷六《假谲》：“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等到他拥有很大的权势之后，仍然乐此不疲，为此还曾闹出过很大的乱子。《三国志》卷八《魏书·张绣传》：“太祖南征，军淯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张］济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这是因为剽悍的张绣非秦宜禄之流可比，而曹操常是掠夺已经婚配之妇，从不计及后果，确能予人很深的印象。杜牧《赤壁》诗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中谈到诸葛亮游说东吴时，曾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来激怒孙权与周瑜，虽然出之于诗人的想象与小说家的编造，但却是抓住了曹操的性格特征，故而后人常是信以为真。
曹操的礼法观念很淡薄，大约他把男女好合只是看作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因此并不追求什么“妇德”。同样，他也并不要求人家为他守节。就是为了强求张济之妻，激起张绣的叛变，长子曹昂在兵乱中被杀。《三国志》卷五《魏书·武宣卞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脩。子脩亡于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不顾……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这就不免使人想起齐桓公的事情来了。蔡人嫁了他所出之妇，则又愤而兴兵讨伐。时隔几百年后，曹操能够不以出妻忤旨为嫌，并且希望对方嫁出去，确是难能可贵的“豁达大度”。《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还曾提到他常语众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更是不同寻常的思想境界。在这个问题上，曹丕也秉有父风，《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言其疾笃时，“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大约他们能够审己度人，尊重对方正常的生活之欲，故而有此措施的吧。
曹操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其视假子如己出，何晏因此遭到忌恨。尽管曹丕等人对此不满，曹操本人却是胸无芥蒂，没有什么世俗之见。《世说新语》卷四《夙惠》：“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说明何晏的得宠，不下于秦朗，亦不下于己出诸子。
曹丕、曹植的生母卞氏，出身也很“微贱”。《三国志》卷五《魏书·武宣卞皇后传》曰：“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二十四年，拜为王后。”这时的所谓倡家，当然不能理解为后世那种操皮肉生涯的贱业者，但就在当时来说，也不能算是出身清白。倡乃俳优之俦，专以歌舞美色娱人，曹操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类享受的人。《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看来卞后就是因为具有这方面的特长，所以得到曹操赏识的吧。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引曹氏《遗令》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日，辄向帐作妓。”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爱好真是生死不渝。卞后的得宠，也就不足为怪了。
曹氏兄弟与甄氏
作为魏文帝的曹丕，在男女问题上也有不少轶事流传下来。《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魏文帝《答繁钦书》曰：“守土当依严可均《全三国文》改作“守宫士”。孙世有女曰琐。……于今十五。近者督将具以状闻。是日博延众贤，遂奏名倡，曲极数弹，欢情未逞，乃令从官引内世女，须臾而至。厥状甚美，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提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激，逸足横集。然后循容饰妆，改曲变度，斯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吾练色知声，雅应此选。谨卜良日，纳之闲房。”说明他的爱好声色，酷似乃父。但他后宫中最为著称者，则是始乱终弃后被明帝曹睿追谥为文昭皇后的甄氏。
《三国志》卷五《魏书·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袁］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这位甄氏，尽管是仇敌的妻孥，但却以其美色吸引了曹氏父子，从而激发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纷争。曹操曾经垂涎于她，传说曹植也曾倾倒于她。
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赍植。植还，度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文选》卷十九）
这也就是李商隐《无题》诗中所说的“宓妃留枕魏王才”了。《东阿王》诗中还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看来唐人以为此事是实有的，所以文人学士以此为口实。《太平广记》卷三百十一引《传奇》记萧旷于洛水遇甄后事，又把这件事情神乎其神地发挥了一番，足见这件轶事流传之久且广。
但是李善的这个注释却引起了后人的尖锐抨击。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于《陈思王集》的题辞中说：“黄初二令，省愆悔过，诗文拂郁，音成于心。当此时，而犹泣金枕，赋《感甄》，必非人情。”丁晏编《曹集诠评》引何义门说，以为“甄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安有子建求为妻之事?”又引方伯海说，以为“甄逸女，袁谭当作“袁熙”。妻，操以赐丕，生睿，即魏明帝也。以名份论，亲则叔嫂，义则君臣，岂敢以‘感甄’二字显形笔札?且篇中赠以明珰，期以潜渊，将置丕于何地乎?”丁晏引用各家之说大加挞伐之后又说：“注引‘记曰’云云，盖当时记事媒蘖之词。……小说短书，善本书簏，无识而妄引之耳。”
上述诸家的言论，虽然振振有词，实则未中肯綮，未必切合当时的实际。他们大都用名教中人的眼光来分析事理，无奈曹氏父子对此观念甚为淡薄，并不像论者所想象的那样，一切按照封建礼教行事。《世说新语》卷五《贤媛》曰：“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值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馀，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说明曹氏门中男女关系杂乱放纵，曹丕还干出了逆伦的丑事。那位“性简易”的曹植，在这些问题上也不会比乃兄更懂规矩，他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感甄赋》，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何况这赋只是宣泄自己的感情，并不是存心写就呈献给曹丕或曹睿过目的。卢弼《三国志集解》从甄后与曹植年岁的差距上来否定此事，但曹氏兄弟都早熟，因而根据这点也还不能断言二人必无发生恋情的可能。
按常理说，曹丕似乎也不应把亡妻遗物转送给兄弟，但这也是后代人的意识，曹丕的情况不一定这样。他爱好美色，还喜欢以此炫耀，《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吴质传》裴松之注引《［吴］质别传》：“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说明他作风放诞，没有设置什么男女大防的界线。甄氏生前，曹丕也不把她深藏内庭，而是让她在众人面前亮相，让大家共餐美色。《世说新语》卷一《言语》刘孝标注引《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刘］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曹丕本人并不以此为忤，可见他在这些问题上态度是很随便的。
据上可知，“记”中所载的轶事，曹氏门中完全有可能出现，曹植有感而赋《感甄》，也就有其可能。
这里还可参考另一起事件。《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也，［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后人大都以为孔融是在讽刺曹操、曹丕之间争夺美女。《世说新语》卷六《惑溺》曰：“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于此可见他的愤懑之情了。这次他本想重演故伎，霸占甄氏，却被曹丕抢先一步，造成既成事实，于是曹操只能把她让出。孔融编造妲己的故事来挖苦一番，确是刺痛了曹操的心，但按孔融的这个故事本身来看，却并非针对《世说新语》上所记的这件事情而发，很难把曹操本人联系进去。因为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这里只能说是兄弟二人在争夺妖姬，而与父子问题无关。看来孔融这里说的是反话：这个妖姬（甄氏）本该赐给周公（曹植），然而却被武王（曹丕）占去了。这样说来，曹植与甄氏之间确是早有恋情的了。
李善引此事曰“记”，“记”乃古史，非小说之谓，古人以为这类事情是实有的。吕思勉《燕石札记》内有《传说记》一篇，释之曰：“记之本义，盖谓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谏曰：‘记曰：唇亡而齿寒。’《解诂》：‘记，史记也。’史记二字，为汉时史籍之通称，犹今言历史也。”《燕石札记》列入“光华大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善引此感甄之事而曰出于“记”，说明这件轶闻原出古史。从这些地方来看，后人对于李善的这条注释，是与其信其无，毋宁信其有的。
魏晋之间有关曹氏父子的故事很多，《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及其注释中就引用了不少材料，如同李善注中引用的古“记”一样，有些传说也不能说是绝对可靠，但它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曹氏父子的特有风貌，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作为一种史料来看，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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