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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之夜》被看作是一部“语文体小说”（小说中不仅涉及语文学，还涉及二人之间有关语言科学的观点与争论）。故事情节通过维尼阿明?卡维林与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之间的争斗而展开，在由众多文学家及语言学家名字构成的文学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听到文中人物很多精妙的言论，其中有着丰富的格言、三段论及箴言。如小说章中有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有家室的人活得像一条狗，死时却像个人样；单身汉活得像个人样，死时却像条狗”，以及成为小说中一个篇章题目的句子：“她曾经讨人喜欢，他曾经爱过她。但他不曾讨人喜欢，她也不曾爱过他”。本书在俄罗斯被誉为“史诗般的作品”，在作者生前及逝世后均有大量发行，数量达到20万以上。这是一部关于艺术家的小说，属于非传统小说之列，抑或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带钥匙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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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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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尼阿明·卡维林在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中，以文学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为原型，塑造了维克多·涅克雷洛夫这个角色。小说以列宁格勒老一代学院派教授洛日金返回列宁格勒，莫斯科年轻一代形式学派代表涅克雷洛夫前往列宁格勒参加文艺晚会并受到冷遇为主线，描写了新老两代语文学者的明争暗斗，勾勒出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语文学者或作家们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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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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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维林（1902-1989），20世纪苏联*名作家、批评家，也是苏联文学史上一个别具天赋而又信念坚定的作家。1920年以处女作《第十一公理》在彼得格勒的写作竞赛中取得名次，引起了高尔基的关注，从此高尔基成为他写作道路上的引导者。著名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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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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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吵架的人
目录
Contents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001
“谢拉皮翁兄弟”中译本总序/007
译序/017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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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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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序文作者：伊孔尼科夫娃·叶莲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萨哈林国立大学俄语语言文学教研室教授、语文学博士；译者：赵晓彬。）
《维尼阿明·卡维林：一部并非名著中的名著》
关于卡维林著名的小说《船长与大尉》
卡维林(1902—1989)的创作闻名于俄罗斯内外，主要表现为小说《船长与大尉》及其在苏联时代的两次电影改编：1955年由导演弗拉基米尔·温格洛夫执导的电影首次被搬上大银幕，导演叶甫盖尼·卡列洛夫的六集电视连续剧于1976年同观众见面。人们对维尼阿明·卡维林这部小说的兴趣在后期一直未消失：2001年电影音乐片《东北》于莫斯科上映，该音乐片的题材即为《船长与大尉》的艺术—音乐文本。然而，一些灾难性事件，如发生于莫斯科杜布罗夫卡的恐怖活动(2002年10月23—26日)使该音乐片后续的舞台活动被迫取消。
卡维林这部著名的小说中有一些独立的、极具号召力的诗行：“奋斗、寻觅、发现、永不屈服”。在俄罗斯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格言来源于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卡维林在创作小说《船长与大尉》之际提到了丁尼生的这一文学遗产。
《船长与大尉》见证了20世纪几代俄罗斯读者的成长。但如今卡维林的小说并未被列入中学的文学大纲中：仅有少数教师关注这部小说。在一些中学里，《船长与大尉》被列入选修(附加)阅读大纲，以及暑假期间(俄罗斯暑假较长，孩子们在夏天的休息时长可达三个月)由教师推荐阅读的俄罗斯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清单中。而在高校文学大纲中，卡维林的文学遗产通常不会得到完整的呈现，只是在介绍“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中已有名望的成员(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和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及通过严格程序加入该团体的成员(米哈伊尔·左琴科、马克·斯洛尼姆斯基、康斯坦丁·费定、弗谢·伊万诺夫)的文学活动时才被概括性地评论。
当然，卡维林的小说《船长与大尉》并非作家的创作，卡维林在当时已因《如愿以偿》《一本打开的书》《双重肖像》及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等史诗般作品而闻名。
谁是爱吵架的人？“爱吵架的人”一词是否适用于这位创作了有关萨恩·格里戈利耶夫浪漫故事的《船长与大尉》，并在其中鼓励人们建立功勋的作家呢？而在电影院及剧院里，维尼阿明·卡维林的著名作品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争吵的情节：揭露导致北极探险队队长塔塔里诺夫牺牲的中学校长的可怕行为。
卡维林传记《爱吵架的人》
以维尼阿明·卡维林为名步入文坛的作家的真实姓氏并非如此，且其真实姓氏源自英语。若是用“西尔贝格”这一姓氏，或许不见得能够在俄罗斯获得声望。将姓氏卡维林作为笔名，容易使人联想起因决斗和放荡而闻名的骠骑兵彼得·卡维林(1794—1855)。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一些诗歌(《请忘记吧，我亲爱的卡维林》《他充满着战斗和美酒的烈焰……》)便是为其而作。同时，普希金在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也对这一姓氏有所提及。与彼得·卡维林交好的不仅有普希金，还有其他文学家，如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和彼得·维亚泽姆斯基。
在俄语中，“Каверин”这一姓氏的发音同单词“каверза”(诡计、把戏)及“каверна”(因枯竭而造成某个器官上的空洞)相似。这样一个较为“有声”的姓氏(从历史及词源的角度来看)出现在印刷品中便已是一种潜在的挑战(自由的放肆，其用意基于对文学语言的熟悉)。
维尼阿明·卡维林和他的朋友、作家、文学家及翻译家尤里·特尼扬诺夫
尤里·特尼扬诺夫著有与亚历山大·普希金时代相关的作品：《丘赫利亚》(1925)、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普希金》(1936)等。(1894—1943)都是爱吵架的人，尤里·特尼扬诺夫迎娶了维尼阿明·卡维林的姐姐叶莲娜·西尔贝格，而尤里·特尼扬诺夫的姐姐利季娅·特尼扬诺娃则嫁给了维尼阿明·卡维林。与此同时，利季娅的母亲和哥哥对于维尼阿明·卡维林进入家族表示不满。但婚礼仍然如期举行。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这样一种能够转变成紧密亲属关系的友谊。顺便说一下，维尼阿明·卡维林的妻子也是一位女作家：儿童历史小说作者。除此之外，根据维尼阿明·卡维林创作的研究人员的观点，其作品中一些人物形象即是以其妻子为原型，如卡佳·塔塔里诺娃(《船长与大尉》)和塔季雅娜·弗拉先科娃(《一本打开的书》)
关于这一点，娜塔莉亚·斯塔罗谢利斯卡娅在系列图书《名人生活》之《卡维林》(2017)一书中有所提及。。
在娜塔莉娅·斯塔罗谢利斯卡娅的《卡维林》(2017)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作家的一些不尽常规的观点及行为。该书的作者提到维尼阿明·卡维林对国际政治工作感兴趣：俄罗斯作家及外交官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悲剧性的死亡并未吓到他，而法国作家及外交官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的生活却令他神往。维尼阿明·卡维林同时也发自内心地热爱这座在不同时代曾先后被命名为彼得堡、彼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城市。也正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妻子。而坐落于现代圣彼得堡边缘的瓦西里耶夫岛被用作小说第二部分的题名。众所周知，维尼阿明·卡维林学习过阿拉伯语，但却被德国浪漫主义所吸引(首先吸引他的便是恩斯特·霍夫曼的创作)。
有一次，在愤怒地批评了初出茅庐的诗人根纳季·菲施(1903—1971)后，维尼阿明·卡维林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写有“浑蛋”的小纸片。或许还有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1922年1月，即大学入学考试的前夕，作家要求与米哈伊尔·左琴科决斗。维尼阿明·卡维林整整四天在家里阅读《决斗守则》及罗马文学课本，未踏出家门一步。在“谢拉皮翁兄弟”之中，作家的绰号是“炼金术士”(该名字由康斯坦丁·费定给出)。
上了年纪后，卡维林来到《苏联作家》出版社同主编瓦莲京娜·卡尔波娃见面，但并未在其办公室与之交谈，而是在秘书办公桌旁的接待室。也就是说，不是他去找苏联著名出版社的主编，而是瓦莲京娜·卡尔波娃亲自找的他。否则谈话便不会进行。
维尼阿明·卡维林的学术选题在当时是颇具争议的。他学位论文《布兰波斯男爵奥西普·先科夫斯基的故事》(1929)后来则以专著形式被进一步深化。维尼阿明·卡维林选择奥西普·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批评遗产作为其研究对象，后者是以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布兰波斯男爵为笔名而闻名的。这些在维尼阿明·卡维林生平中体现的事件表明其对深入研究普希金时代的渴望，作家的文学笔名也正是出现于这一时期。
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尼阿明·卡维林仅仅生活在过去。作家在自己的时代尽力做到真诚与坦率。这里可列举一些20世纪50—60年代间作家的生平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在那个艰难岁月中苏联知识分子及创作团体的勇气。
1958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遭受迫害，而维尼阿明·卡维林则是为数不多的未参与该行动的人之一。而在1968年，在完成了《一本打开的书》之后，维尼阿明·卡维林又公开与阻止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癌病房》(1963—1966)出版的康斯坦丁·费定决裂。
“争吵”一词的词源
在俄语中，“争吵”一词存在已久，其命运是华丽而多义的。在古希腊语(σκ
νδαλον)中该词意为陷进、引诱或障碍。在拉丁语中，该词沿袭了古希腊语中的含义，通常可联想到障碍、绊脚石等词。该词正是经由古罗马语而传入欧洲语言，随后从德语及法语中借用而成为俄罗斯文学语言，与耻辱、羞耻、可耻、侮辱、诱惑、引诱、辱骂或一些更为不体面的词汇为同类词。“争吵”一词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一系列同根分支：скандалист или скандалистка(名词，分别指代爱吵架的男性与女性)，скандалить，поскандалить и оскандалиться(动词两种体的形式，意指多次行为或单次行为)，скандальный(形容词)，скандально(副词)。在这一系列同根词中，可以发现名词“скандальчик”的指小表爱形式，意为规模不大的吵架或简洁但耸人听闻的事件。而书面语“скандализировать”则与用某种方式而使周围人陷入难堪境地的能力有关。
在英语中，存在着与单词“скандал”发音相近的词汇，即“scandal”，该词可译为可耻、丑行及诽谤。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1751—1816)的戏剧《造谣学校》(上演于1877年，出版于1780年)在俄语中被译为《Школа злословия》，并成为一种固定表达方式。在戏剧《造谣学校》的影响之下，观众获悉了闲话及故意使人震惊的行为或对周围人不友好态度的方式。
自2002年至2014年，俄罗斯电视频道、文化电视频道及独立广播电视台以俄语观众为受众目标播出了一系列电视栏目，而这些栏目的名称均与谢里丹喜剧《造谣学校》相呼应。节目主持人——女作家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生于1951年)与阿夫多季娅·斯米尔诺娃(生于1969年)在节目中邀请了许多人(除文学家外，还邀请了演员、社会活动家，以及文化、科学及政治领域的著名人士)，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有着爱惹事的性格。主持人本身及做客嘉宾的行为中均带着这种有意的挑衅，并常伴随争吵。出于争吵的原因，观众们无法观看记者列昂尼德·帕尔菲奥诺夫及艺术家亚历山大·希洛夫所参与录制的电视节目。
如此一来，英语单词“scandal”便可被译为诽谤，而爱吵架的人则可被看作是挖苦他人的人、说他人坏话的人、诽谤者、爱造谣中伤他人之人。
对“争吵”一词的详细整理，可用于解释小说题目《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的前半部分，也可用于解释小说中所产生的争吵氛围，但有时这种争吵氛围并非在小说中引发(比如小说第九章开篇的引文：这个房间对于争吵是太客气了)。
小说《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的故事
维尼阿明·卡维林的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1928)在当代俄罗斯主要为文学领域专家所熟知。但小说在维尼阿明·卡维林生前及逝世后均有大量发行。如1929年该小说于《激浪》杂志发行了六千册，1991年该小说同《如愿以偿》(印有尤里·伊格纳季耶夫［生于1930年］的插图)于《真理报》共同发行二十万册。
在苏联读者阅读该小说完整版之前，其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便在报纸及杂志(《星星》《红星》《列宁格勒真理报》《红色大学生》)上分别以不同篇名被部分刊登：《大学里的夜晚》《学院圈》《文学晚会》。而在该小说完整出版之前，也已出现了与之有关的不同传闻及言说。维尼阿明·卡维林本人在自己的《工作纪事》(1954)中如此谈及自己小说的出版：1928年的冬天，我在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特尼扬诺夫的家中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虽才能初露，却深信自己熟知文学的一切奥秘。我们谈论了长篇小说的体裁，这位文学家指出，这种体裁是连契诃夫都力所不及的，因此其无法在现代文学中立足便也不足为奇了。我对此持反对意见，而他带着那种异常强烈的讽刺意味表达了对于我处理这一复杂问题能力的怀疑。我大怒，说道：明天我就坐下来写长篇小说，而且是关于他的小说。他尽情地嘲笑了我，但不过是徒劳。第二天我便开始着手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晚会》的创作。
多年后，为了不引起争吵，维尼阿明·卡维林将作家、文学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称为“一位文学家”，并在小说中为其起名为维克多·涅克雷洛夫。当然，作家的同时代人都已猜到小说《爱吵架的人》中主人公的原型，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对此也有所知晓。
小说《爱吵架的人》的故事情节通过维尼阿明·卡维林与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之间的争斗而展开，而长篇小说本身也被看作是“语文体小说”(小说中不仅涉及语文学，还涉及二人之间有关语言科学的观点与争论)。长篇小说中有许多会说话的细节，它们都有利于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藏于维克多·涅克雷洛夫——“一个作家、爱吵架的人、语文学家”的面具下。在维尼阿明·卡维林小说题目前半部分就是一个直接的参照。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没有加入“谢拉皮翁兄弟”，但却拥有两个绰号：一个是爱吵架的人，另一个是大发脾气的人(引发阴谋的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文学的尖锐批评及主张常被维尼阿明·卡维林记录于自己的笔记中。
总体来说，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中有着丰富的格言、三段论及箴言。如小说章中有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有家室的人活得像一条狗，死时却像个人样；单身汉活得像个人样，死时却像条狗。”以及成为小说中一个篇章题目的句子：“她曾经讨人喜欢，他曾经爱过她。但他不曾讨人喜欢，她也不曾爱过他。”
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的语文学结构是由众多文学家及语言学家名字的文学背景而得到补充的，而他们的名字通常都是在不同场景中被提及的。从历史层面看，被提及的不仅有俄罗斯姓名(尼古拉·卡拉姆辛、亚历山大·拉吉舍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尼古拉·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亚历山大·波捷布尼亚等)，还有欧洲姓名(威廉·莎士比亚、达尼埃尔·笛福、乔治·拜伦)。在维尼阿明·卡维林同时代的老一辈人中有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沙赫马托夫、伊凡·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等。
《爱吵架的人》中的中国元素
在维尼阿明·卡维林20世纪20年代末的多篇小说中均对中国有不同形式的提及。小说《爱吵架的人》中也存在着中国元素，尽管并不明显，且主要与鲍里斯·德拉戈马诺夫有关。这个有些古怪的、起居在宿舍并学习言语理论的33岁大学教授的原型便是叶甫盖尼·波利瓦诺夫(1891—1938)。在叶甫盖尼·波利瓦诺夫的生活中有着很多的中国色彩。众所周知，他写过有关中文语音特点的文章。他的朋友称其有个中国仆人。由于叶甫盖尼·波利瓦诺夫是一个通晓十余种欧洲及东方语言的人，因此他在创作诗歌时使用有着中文发音的笔名——鲍齐申。
维尼阿明·卡维林在其长篇小说中提到某个“没落”的英雄与中国女人(在社会上，人们悄声谈论这位无人知晓的女士，以防女士们听见这些诱人的细节)生活在一起。
小说以涅克雷洛夫前往莫斯科而告终，以成为广场和大街的瓦西里耶夫岛渐入沉睡为结局。只有德拉戈马诺夫清醒着：他为“五个中国流亡者”讲授俄语，“而他们身后的故土就寓于由俄语字母发出的象形文字里”。在这些话语的背后暗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隐喻，这一隐喻直至维尼阿明·卡维林去世后才在其新书中被揭示。
附言
与《船长与大尉》不同的是，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未曾被搬上银幕，但该小说的读者们可以通过小说人物走过的街道来改编他们自己的电影。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所展示的不仅有瓦西里耶夫岛，还有城市的不同角落。《爱吵架的人》中的主人公可以相遇在涅瓦河畔、10月25日大街(如今该街道已改回其旧称——著名的涅瓦大街)、果戈理大道(现称——小海洋街，俄文为Малая Морская улица)，以及彼得格勒一侧的街道。
维尼阿明·卡维林也描写过1924年发生在涅瓦河的洪水。在九月份的那段日子里，局部区域的水量已达四米之高：瓦西里耶夫岛的狭长沙滩及海军部码头(当时还称作罗沙利码头)被淹没，共和国桥(如今是宫廷桥)也受到严重损失。湍急的水流迅速抵达了涅瓦大街(当时被称作10月25日大街)及宫廷广场(在那个年代被称为乌里茨基广场)。上述一些区域成为维尼阿明·卡维林长篇小说《爱吵架的人》中有趣的文学路线。
当然，如果读者们想要去圣彼得堡旅行，则一定要参观那个被作家称为摩天大楼的地方。在这座房子里，如今坐落着名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博物馆。在这座房子里，曾经生活着维尼阿明·卡维林及其他许多俄罗斯名人。《爱吵架的人》及其他书籍的作者曾居住的房间号码为100号，如今在她的门后居住着的人，说不定，是会阅读和喜爱维尼阿明·卡维林作品的人。
2020年7-11月
文学家们的命运沉浮是这部独具一格、由作家本人定义为“性格喜剧”作品的基础。对于他们而言，生活的意义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Скандалист，или вечера на Васильевском острове
《爱吵架的人，或瓦西里耶夫岛之夜》
我生来不是为了三次
不同方式地看别人的眼色。
——鲍·帕斯捷尔纳克
预警
那些企图从这个故事中揭露被隐瞒个人动机的人们将受到司法追究；那些企图从这里吸取任何教训的人们将会被流放；那些企图在这里发现秘密、阴险蓄谋的人们将会被他的炮兵队长凭借作者命运给枪毙……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章
副教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在这里讲过课
妻子躺在他身旁，硕大而威严，这样的体格就是为了躺在他身旁。
这正是那个他曾笑脸相迎的女人。是的，就是微笑着，也应该微笑。他惊恐地用手掌触碰了一下她裸露的后背。这就是自己的命，让人盲从又沮丧，就连被子也有着同样的命，滑落下来。
他面带忧郁地转向墙壁，想着让自己快速入睡的老办法，眼皮紧闭，眼珠往上翻滚，尽量让一切在脑子里成一团糨糊，模仿着入睡前的后一刻。可是，这次却没能睡着。远处的有轨电车在转弯处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天花板上倒映出的窗格，很像洛日金教授拥有过的一个个夜晚中的任何一个。它们与今晚几无差异，只是时间有所不同。但月亮、有轨电车的轰隆声和疲倦一如往昔。
那些在公共图书馆办公室和大学教室度过的日子不值得逐一回顾。简直够了，可今天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吗？也许就是在昨天，或一年、两年、十年前，他沿着干枯的木制楼梯下到手稿部，一个肩膀凸起的老人向他打着招呼：“Soyez le bienvenu，monsieur!”
此处为拉丁语，意思是：欢迎光临，先生！(原注)此起彼伏的手稿在他的眼前翻来覆去。十年，不对，十五年前，他在黄褐色脆弱的纸张上寻找因无声的百年岁月而腐烂的水印，挑拣和校对着这些因为某个时刻被破坏、在篝火中被点燃过、在墓穴里腐烂过的文本。他整整一生都在研究十五、十六世纪的具有异教和宗派色彩的古代文献。
而让他难堪的是，热情的驼背老人总是不管不顾地自言自语——他在一四年七月
1914年7月，次世界大战爆发。(译者注，以下脚注如非说明，均为译者注)如此打过招呼，一七年二月和十月
1917年的2月和10月分别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也是如此。
但是，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什么奇特之处呢？他只是客气而已，这个老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文献室的看管人，直到他这一辈，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或者凡尔赛合约？而他被提起，仅仅是因为今天和洛日金教授度过的昨天、前天，以及任何一天都很相似。
只有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这一天就是，当他次像在剧院里那样沿着楼梯轻巧地下来又坐到桌前，凭着年轻却已近视的眼睛，站在木质格子窗的方形阴影下擦拭着夹鼻眼镜……
他从被子里把手伸出来，摸了一下脸颊，又摸了一下鼻梁上由夹鼻眼镜印下的痕迹。
“教授——”他自嘲道，“别找了，我的老朋友，特别的意义在于……在于什么呢？”他玩了一会儿被子上的褶皱，又将手抬起放到眼前。这个温室般的、迷失了方向的手，已失去分内的作用。
而他久已收集的一切，年复一年，科学在他周围，每天、每刻，就像干巴巴的纸张被火烧得沙沙作响……
“哎，我该拿它怎么办呢？”——他差一点就脱口问出，又立刻岔开话题，因为他本人几天前想出的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委屈的侮辱性比喻。
凭良心讲，他本人甚至也不知道该拿自己的科学工作怎么办，他坚守着它，就像士兵三十年如一日地遵照保罗大帝之命守卫道路那样……还不止，比那更槽糕的是，他守着它就像狗守着干草垛一样……
有轨电车在转弯处呜咽着，窗格在他面前一动也不动——所有一切一如往昔，毫无变化，且还将继续。
丝毫没有担心的理由。学术——这就是学术，他了解科学，他知道怎么和它打交道，他到头来不过是太老了，不能再换个职业了。空空如也，一无所有，也许一切问题就出在今晚的葬礼上，他久久地注视了那位逝者瘦骨嶙峋的脸部——当时大家都在为死于疯人院的老朋友叶尔绍夫教授举行安魂弥撒。
檀香的气味使他回想起神甫说过的蠢话——他厌恶地张开嘴，吸一口气又抓着床背将身子往枕头上方靠了靠。应当说，叶尔绍夫是因为孤独发疯的。或许，他不结婚是为了成为伟大的学者。显然，他要是结婚就好了。
“有家室的人活得像一条狗，死时却像个人样；单身汉活得像个人样，死时却像条狗——”洛日金陷入沉思并回想着。这就是他，洛日金——一个有家室的人，他希望死得体面、有尊严，好是在自家卧室里，而不是在疯人院。
关于这一点，会由他的妻子——即决定他命运的、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睡在在一张床上、在一张桌上吃饭并要求他微笑的人——操心的。
“不过，要是我不再微笑，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自问道，随即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开始想别的事情，竭力使自己相信另一件事就是那件他从晚上一直到现在都在思考的事情……他看了一下表，快到夜里三点半了。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种介于学术论争和房租之间的焦虑……而且，顺便说一句，他究竟把上个月那该死的收据放哪儿了呢？
直到此刻，那早已熟悉的睡梦前的后一瞬间才向他袭来，他像往常一样意识到它并开心地感觉到终于要睡着了。在他半睡半醒、眼半睁半闭，已经感觉不到早就停止了的烦人的工作意识的时候，他翻身趴着，伸着两条腿。遥远的有轨电车依旧轰鸣着，像是雄蜂在拐弯处嗡嗡作响，他没想到这并不是有轨电车(而是院门的铰链在嘎嘎作响)，有人开着玩笑小声地向下朝着街道喊了一声，一切都结束了，他睡着了。
他睡着了，然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在瓦西里耶夫岛偏僻的角落里，在鬼晓得的某条街上，在很久很久以前房客们就由于担心崩塌而搬了出去的虫蛀漏水的房子里，在被洒满墨水的厨桌旁，坐着一个淡褐色头发、胡子邋遢的小老头，用手托着脸颊望着发黑的窗户。窗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映衬出的双手托着的模糊不清的脸颊、额头和玻璃上闪着的胡子的斑影。但是，他却看得那样执着、专注，好像从这里看到了三个街区以外的第四个十字路口，那儿瓦西里耶夫岛正自己摇摇晃晃地走着，戴着方格鸭舌帽，穿着宽大的航海裤，干枯的嘴上叼着烟卷。
他终站起身来，脱下从下班回来一直没脱的紧身厚呢子大衣，嘟囔着、叨咕着什么，开始收拾东西。他往背包里放了几件衬衫、浆洗过的内衣，以及装着小活领、铅笔和一些旧信件的烟箱。他从墙上取下磨光的相片——一副神气十足的女性面孔认真顽皮地注视着他——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它包进报纸里。
当他终和衣躺到空床上、盖上厚呢子大衣和棉被时，窗外的天色已渐变。他不再叨咕、嘟囔。窗外的天色变了，接近凌晨，他睡着了。
此时，涅克雷洛夫正睡在莫斯科的一列快车上，他是一名作家、语文学家，也是爱闹事的人。他睡着，用手托着从肩膀上滑落的大衣，头底下垫着自己带给朋友的书籍，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在大学里获得学位。城市在睡梦中向他迎面而来。梦，宛若岗哨一样，耸立在城市上空，从奥赫坚斯基的渔夫一直到戈洛达伊岛。
没有入睡的只有执勤的警察，看守桥梁的守卫，还有那些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的人们。
同警察、夜晚工作者、守卫们一样，没睡的还有东方语言学院的大学生诺金。他正把信撕成碎片，信里只言片语，根本没提到他连续三周都在码头上扛铁块、隔天才吃一顿午饭、蜗居在破烂储藏室的事情。他写道：“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在有轨电车、剧院里不会被碰到的人们，那些孤独地活着的、在某时某地不会被挂念的人们。他们孤身一人却互相敌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一点儿也不觉得对邻居、情人和兄弟应负有责任。他们是在战争和革命中长大的，但靠自己过活，并且对父母冷漠——因为恰好这一点符合养成不尊敬父辈的时代精神。他们不是努力摆脱那种思想，即世界是破碎的，斗争难以消除，但他们并不将这种思想写在记事本上，随身装在两侧的口袋里，却与房租的收据、挂号信的收条放在一起。他们生于一个时代，受着另一个时代养育，并极力活在第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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